大多數國家的中央銀行均以「穩定物價，控制通貨膨脹」視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因此本研究以 Stock and Watson (1999) 為基本架構，運用2000年1月至2015年12月台灣失業率與其他經濟指標之 Phillips 曲線模型，以遞迴迴歸 (recursive regression) 的方式進行模擬樣本外預測1個月與12個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貨膨脹率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通貨膨脹率，及檢驗模型結構穩定性，並利用組合預測方式，進行模型預測績效比較。 其實證結果顯示：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模型的預測績效優於消費者物價指數模型的預測績效，而比較失業率及其他經濟指標之 Phillips 曲線各個單一模型，在模擬樣本外預測1個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之預測績效，為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cci) 表現最好，再者發現預測12個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之 Rel. RMSFE 比預測1個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之 Rel. RMSFE 來的小，另外Diebold-Mariano 檢定對於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x) 和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x) 做為通貨膨脹率之組合預測模型樣本外預測1個月通貨膨脹率之預測績效皆沒有改善效果，反而是部分組合預測模型在樣本外預測12個月通貨膨脹率之預測績效具有改善效果，皆顯示長期預測12個月比短期預測1個月之各個經濟變數的組合預測模型預測績效有明顯的改善，可能係在檢定預測12個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x) 之 Phillips 曲線模型具有結構性改變影響所致。

重要性（Materiality ）是審計過程中一個極重要但又很模糊不清的觀念。一方面審 計人員必須依據重要性來作專業判斷，但是另一方面又沒有任何準則來指導重要性判 斷。因此，審計判斷的品質經常良莠不齊，而投資大眾對查帳報告的信心也大為降低 。就因為這個綠故，所以研究審計重要性判斷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本論文採用Brunswik的透視模型（Lens Model）來研究重要性判斷。研究對象為某大 學會計系四年級的６０位學生，研究內容包括：（１）要求這６０位學生根據３個線 索（Cue ）來判斷一項存貨沖銷事件是否重要（這３個線索分別是該沖銷金額對淨利 百分比、對存貨百分比、以及對總資產百分比）；（２）研究這６０位學生的重要性 判斷策略（Judgment Policy ，使用統計ANOVA 與ω□）以及判斷的品質（Judgment Quality ，使用Stability 、Self-insight、與Consensus 三個指標）；（３）研究 穩定性（Stability ）、自我洞查力（Self-insight）、一致性（Consensus ）三者 之間的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穩定性、自我洞查力、一致性均很低（其總平均分別為：．３９ ９７、．２０５０、．３８６９），而且個別差異很大（其標準差分別為：．４００ ８、．７３６９、．１８４８）。至於三個指標之間的關係也並不明確（穩定性與自 我洞查力、一致性的相關係數分別為：．０１９５、．２７４２，而自我洞查力與一 致性則為．０１０４）。

本研究旨在探討審計人員對薪資內部控制制度的判斷行為，經由透視模型的應用，以 描述審計人員的判斷政策，同時透過審計人員自我洞察力、判斷穩定性及判斷共識性 的測試，以衡量其判斷的品質。期能經此實證研究，增進對國內審計人員從事審計判 斷能力的了解。 另外，本研究並希望能找出可能影響審計判斷品質的因素，以謀可能的增進判斷品質 之道。因此，本研究同時也測試了職級及事務所規模對判斷品質的影響，以及自我洞 察力和判斷穩定性及判斷共識性間的關係。 本研究為人類資訊處理研究在審計方面的應用，因此在文獻探討中，對美國學界在人 類資訊處理方面的研究加以簡介，並對國內、國外相關的審計判斷實證研究作一彙整 。 本研究的受試者，係以隨機抽樣方式產生，包括大型事務所兩家及中型事務所五家之 各職級審計人員，共計６０員。問卷包括四大部份，第一部份為合夥人同意函及研究 簡介，第二部份為個案中虛擬公司的背景資料，第三部份為３２個薪資內部，控制個 案及６個用以測試穩定性的重複個案，請求受試者評估其內部控制制度的強弱，最後 並詢問其在判斷過程中對每個衡量因素倚重的程度，第四部份為個人資料。搜集之實 證資料經由電腦軟體程式處理。 本研究的實證資料顯示：國內審計人員的內部控制制度判斷，和美國一系列相關研究 的結果對照，國內審計人員在這方面的能力不遜於美國的審計人員。另外除共識性外 ，未發現職級或事務所規模對審計判斷品質有重大影響。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模型建立 第三章 固定匯率 第四章 浮動匯率 第五章 最適政策配對 第六章 台灣實證分析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分為兩大部分––理論與實證部分，從第一章至第五章探討理論上的架構，所使 用的工具是比較靜態與動態兩種方法。第六章則是實證部分，使用計量上的一段、二 段、三段式的迥歸估計方法，並加以比較三種方法的結果，選擇最適當的估計值，以 作為第七章評估最政策配對與穩定性的基礎，從而提出最適政策分配。

本文羅爾斯社會整合理論研究旨在探索羅爾斯整合理論之穩定性及其 整合性格的問題,全文分為社會聯結(social union)與社會整合(social unity)二個場域討論,在縱剖面上,以穩定性的問題為中心貫穿二個場域; 在橫剖面上,以對的優先性(the priority of theright)為支架吸納所欲 討論的子題. 就穩定性的問題來說,在社會聯結中羅爾斯訴諸於道德人的 自律與完序社會的正義感來確保正義制度的穩定性;在社會整合中羅爾斯 修正以各種整全性學說所形成的交疊共識(overlapping consensus)來保 障穩定性的達成 .最重要的是,筆者認為包含式公共理性(inclusive public reason)為促使交疊共識與穩定性達成的最主要力量.而就整合性 格來說,社會聯結純粹是為了避免成為私有社會(private society)的設 計;至於社會整合,筆者認為是羅爾斯面對當代多元主義事實下所欲完成的 政治哲學任務.而筆者特別要強調,雖然羅爾斯一再否認其學說為目的論式 的主張,然而筆者認為其社會聯結與社會整合的設計是有著公共善(public good)的概念,筆者認為羅爾斯的公共善就是一個正義社會的達成,此不僅 僅是公民們所分享的終極目標,亦是羅爾斯社會藍圖的終極理想.

北京市為解決嚴重的道路堵塞問題，自2010年12月23日實施汽車限購政策。北京市於2010年10月傳出將要實施汽車限購政策，而本研究使用差中差方法估計消息傳出至開始實施日期間，政策消息對於汽車銷售量之影響。 研究中所使用之汽車銷售資料來源為中國「車輛登記管理所」中的「全中國登錄各月新增車輛」，以及「太平洋汽車網」的汽車詳細特性資料整理而成。以北京市為實驗組，其他非北京城市，與重慶市、天津市等為對照組，在控制了汽車特性以及加入了時間趨勢之後，可從實證結果得知，不論是以哪些城市當作對照組，在這段期間內，北京市的汽車銷售量皆有顯著的增加，與預測的結果相符。 在研究最後進一步使用穩定性檢驗，證明北京市汽車銷售量的突然增加是否真的為政策消息影響。最後結果亦與預期相符，證實北京市的汽車銷售量突然增加是由汽車限購政策消息所影響。 / To solve the serious road congestion problems, Beijing has implemented the restrictions on car ownership. In October, 2010, news started to spread that Beijing would bring the automobile purchase limit policy into practice. This study, using a method nam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ed the policy’s impact on automobile sales volume in the period from when the news was launched to the day the policy was actually implemented. The data in this paper come from “Monthly Increase in Registered Vehicles Across China” of “Vehicle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Bureau of China”, and the detailed characteristic data of vehicles from “Pacific Automobile Network”. We set Beijing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non-Beijing cities such as Chongqing and Tianjin as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control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hicles and adding time trend, 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that no matter which city is used as the control group, during the period, the vehicle sales volumes in Beijing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hich meets our expectation. In the last step of the research, stability test is used to prove whether the sudden increase of Beijing’s automobile sales volume is affected by the spread news. And the final result is also in accord with our expectation: the sudden increase in Beijing’s automobile sales volume is affected by the spread news of the automobile purchase limit policy.

本文研究主題，係以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來建構、實證和比較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連結關係與影響程度。研究範圍設定在第三波民主化後的1986年至2012年。為達成預期研究目標，本文引用及修正Mainwaring建構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種分析面向與Jones設計的附加測量指標，做為研究架構與比較工具，茲以比較兩國政黨體系制度化的高低程度，從而進行優劣排比，最後分析與評估對於兩國民主鞏固的影響程度及發展條件。 修正後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比較面向分別為：「政黨穩定性」、「政黨代表性」、「政黨正當性」及「政黨組織化」。透過四個比較面向進行實證測量和分析後，歸納後，得出以下幾項重要的研究發現：(一)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面向的表現各有優劣、互見利弊，但總體表現優於南韓，因此民主鞏固正面發展條件將比南韓更為有利。(二)台灣雖然政黨體系制度化總體表現略優於南韓，但兩國均未達成健全制度化政黨體系，故要有效提升民主鞏固的品質，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三)經過深入研究後，本文認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存在因果關係，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也是影響民主鞏固發展的因素之一，但並非是影響民主鞏固因果關係的特定必然條件或單一直接因素。 經由上述三點研究發現，總結以下幾項研究建議：(一)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概念內涵分析面向與測量指標，在觀察、分析與比較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因果關係上，雖然有解釋效果與檢證作用，但運用或移植在台灣與南韓的配對比較案例上，受到區域差異化的影響，確定有部份的非相容性及侷限性，因此必須有所修正與調整。(二)要解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不足或缺陷的問題，雖然考驗極大，問題甚多，但現階段建議可由制度面上進行政治改革，包括南韓總統任期可從現行的「五年單任制」修改為「四年兩任制」。台灣與南韓應儘速通過或修改「政黨法」，以健全政黨體系運作的規範。

本篇論文試圖藉由比較一個產業生產技術為固定規模報酬的經濟體系，如何因外部因素的影響而改變其動態調整方式。在此考慮的外部因素有資本移動的開放與否、生產要素的外部性、及政府對要素報酬的課稅。考慮各種因素後，所得出的結論為在生產函數為Cobb-Douglas型式且產業生產技術為固定規模報酬的情況下： 1.多重均衡路徑在資本帳封閉時期唯有效用函數為特例時才能使其出現，但在資本自由移動時期對於所有的效用函數型態皆會成立。 2.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之下，單獨存在生產要素外部性或是對要素所得課稅皆可使體系存在多重均衡路徑。 3.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之下，若生產要素外部性與要素所得稅皆同時存在時，可使體系存在唯一的穩定馬鞍路徑。

過去探討影響員工正向情緒表達之前因的實證研究，已累積相當豐富，但在前因變數間之交互作用，以及情緒表達概念上，仍有以下兩大類議題尚未處理：首先，鮮少研究同時探討個體內層次 (交易層次)與個體間層次 (員工個人層次)之跨層次研究，即檢視單一員工服務多位顧客時之巢狀的影響 (nested effects)，故本研究提出的理論模型包含兩個層次變數之間的關係：個體內層次 (交易忙碌程度、顧客負向情緒表達)與個體間層次 (知覺工具型主管支持、知覺情感型主管支持、情緒穩定性特質)，以試圖彌補此研究缺口。再者，過去有關情緒表達之研究，大多探討員工於每筆交易時所展現之正向情緒表達之強度，因此，本研究另一個研究興趣探討員工個人變數與員工正向情緒表達之平均強度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76位中華郵政第一線儲匯服務人員，及與其互動之434位顧客為研究對象，階層線性模式分析結果發現顧客負向情緒表達與員工正向情緒表達具有顯著負向關係；而在員工個人變數之跨層次干擾效果探討上，本研究結果發現，當員工知覺工具型主管支持較高時，會削弱顧客負向情緒表達與員工正向情緒表達之間的負向關係；且當員工情緒穩定性特質較高時，也會使交易忙碌程度與員工正向情緒表達間之負向關係減弱。最後，階層迴歸分析結果亦指出員工知覺情感型主管支持與員工正向情緒表達之平均具有顯著正向關係。整體而言，本研究所提之研究假說部分符合理論預期，而研究結果可對情緒表達、情緒勞動、與社會支持相關研究提供理論貢獻與實務意涵。 / Although most of previous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antecedents of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the issues of examining the main effects of transaction cu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on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thin-person and between-person analysis remain relatively unexplored so far. Therefore,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transaction defining cues (ex., transaction busyness and client negative affective displays) affected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Besides,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w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action defining cues and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Results from 76 postal clerks of 32 post offices and 434 clients partially supported our hypotheses and showed that client negative affective displays negatively predict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With regard to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 characteristics, when the postal clerks perceived high level of supervisor instructmental suppor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lient negative affective displays on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was minimized. Moreover, employee with high level of emotional satbility would weake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on busyness and employee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indicate that employee perceived high level of supervisor emotional support would increase the employee average performance of positive affective displays. In conculsio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ot only further understanding how to improve employee affective displays, but also guidance for the organizations to select and train appropriate emoploye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