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一冊，約四萬字，分為六章，十六節。 本論文主要在探討兩大主題： 一經營者特質與企業績效之關係：經營者特質包括年齡、教育程度、工作經驗、獲得 經營權的方式、內外控取向、冒險性、成就動機、權力慾望、經營理念和管理能力等 ；企業績效則包括成長和獲利能力兩項，前者以近三年的平均營業額成長率表示，後 者以近三年的平均稅前淨利率表示。 二經營者特質和經營策略之搭配與企業績效之關係：經營者特質包括內外控取向、冒 險性、成就動機和權力慾望等；經營策略包括穩定、成長和競爭三項，成長又分為市 場滲透、國內市場開發、國外市場開發、產品開發、向前整合、向後整合、合併和多 角化等、競爭則分為成本優勢、差異化和專精等；企業績效的表示方式同前。

網頁資料發掘為從全球資訊網所發現或分析而得的有用資訊。若能在訪客所留下的紀錄中，分析出這些資訊，對於經營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決策依據。入口網站幾乎僅以廣告為主要收入，如何借重網頁資料發掘技術來了解網路使用者的行為，作為加強網站內容設計與經營方向的參考，當為目前經營者所關心的重要課題。本研究將導入知識的觀點，利用商業智慧中的資料發掘技術，實際分析網站的紀錄資料，研究網頁資料發掘技術對於網站經營者的幫助，進而為企業組織帶來競爭優勢。 網站的日誌檔看似平凡無奇，然而如何從中獲取企業的求勝關鍵，相信是所有希望仰賴資訊科技的網站經營者所關切的。本研究歸納整理網站營運相關的流量指標分析、資源使用分析，與使用者活動分析，並經由實際分析網站經營者一個月內的日誌資料，歸納出流量之變化週期、流量指標之替代性、不同類別的熱門程度、網頁與停留時間的關係、分類索引服務使用者之特性等發現，進而提出對網站經營者的建議，提供企業及後續學術研究的參考。

本論文係運用非計量多元尺度法的技術來探討國內六份商業性雜誌（天下雜誌、管理 雜誌、行銷╱推銷、現代管理月刊、環球經濟及實業世界）的產品空間，並藉由對產 品空間的檢討，以作為六份雜誌進行重定位以及行銷策略制定的參考。本論文進行研 究的對象除了雜誌本身的經營階層以外，在消費者方面，則以企管系所學生（潛在消 費者）及企業經理人員（主要目標顧客）為探討對象。 本論文計分八章。第一章：導論；第二章：研究設計；第三章：消費者聯合空間圖分 析及集群分析；第四章：消費者與雜誌經營者簡單空間圖比較與分析；第五章：屬性 重要性判斷之差異分析；第六章：雜誌╱屬性空間圖分析；第七章：雜誌偏好與實際 偏好一致性分析；第八章：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受到美國法學界以及全球經濟形勢巨變的影響下，國內學者也逐漸開始注意關於公司經營者報酬之相關議題，並陸續開始就此議題發表相關著作，而本文則試圖從代理成本的觀點切入，並以我國在此議題方面最借重之美國經驗來分析、檢討此議題在我國的發展現況。 以美國近二十年的發展經驗來看，報酬議題是否受社會大眾、媒體甚至政府相關單位之重視，並進而採取相關改革措施，實際上與經濟景氣的循環以及重大公司弊案之發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大抵上，當經濟景氣下降或重大公司弊案發生，股東、投資人及新聞媒體便開始關注公司經營者是否有超額報酬之現象。而我國關於此議題之改革發展軌跡，雖然未必與美國的發展經驗相符，但由於我國深受美國的影響，在改革方向上幾乎可謂是跟著美國的腳步前進。例如在90年代初期，美國政府受到學說「理想締約說」之影響，大肆推廣股票選擇權等股權性報酬之使用，我國受此潮流影響，便於2001年修正公司法時，將員工認股選擇權、員工股票分紅納入規範；而2000年初期，美國發現股權性報酬的大量使用反而促使經營者報酬的飆高，為解決此問題，美國政府在學說「高階經理人權力說」的影響下，著手改革資訊揭露制度、修正會計認列制度和推動股東建議性投票規範，而在我國方面，政府也在媒體輿論的壓力下，進行了類似的修正；最後，在2008年後半爆發、衝擊全球的金融海嘯，美國國會為平息民怨，將經營者報酬之限制條件納入抒困方案中，而我國的立法院也效法美國，修正公司法，對於成為政府抒困對象之公司限制其經營者報酬額度。 然而綜觀我國這十年來關於經營者報酬規範之發展會發現，雖然我國是跟隨著美國的步伐前進，但我國的公司體制和股權結構畢竟與美國有很大的不同，僅是將美國的改革措施套用在我國並無法解決我國的問題，更何況我國始終未曾透過系統性地檢討經營者報酬在相關理論下之定位，來發覺我國現行制度的缺失並予以對症下藥，是以，改革至今，仍難以看出初步的成效。因此，本文嘗試從美國法近年改革之理論依據，即從代理理論衍生而出的「理想締約說」和「高階經理人權力說」來檢視我國現行的經營者報酬監控制度之缺失，並提出未來的修正建議。 歸納上開兩學說的主要想法，關於經營者報酬之監控，應從三方面即強化報酬與績效之連結、董事會的內部監控、和股東的外部監控著手。而在內部監控方面，因董事會成員易受互惠心理、同儕情誼之影響，是以必須輔以股東的「憤慨」力量才能達成。 則首先，在績效與報酬之連結方面，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我國無論是非股權性報酬、股權性報酬、或報酬整體，皆呈現與績效連結不佳的現象，其原因，或許與我國多數公司係由控制股東所掌控，存在核心代理問題，且董事兼任經理人之現象普遍，董事往往同時領取兩份報酬，產生雙重評價績效之情況有關。 其次在內部監控方面，由於我國公司法將董事報酬之決定權劃歸為股東會所有，是以，我國董事會關於董事報酬之決定，原則僅居於負責提案的輔助性地位，也因此，我國公司法並未另外在董事會內設置董事報酬之監控力量。而此情形縱使在證交法引進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制度後，亦未發生重大改變，因實際設有審計委員會之公司寥寥可數，是以在大多數公司中，關於董事報酬議題實際上不存在內部監控制度。 最後在外部監控方面，股東之外部監控主要是透過表決權之行使，以及代表訴訟之提起組成，但由於各公司的股東會普遍在章程中將董事「報酬」與「酬勞」之決定委託由董事會行使，使得在我國公司實務上，董事會始為董事報酬最終決定者，股東會的表決完全流於形式；且我國的報酬資訊原則上仍採「彙總」揭露制，外部人無法得知公司內部實際的報酬分配狀況，高階經理人權力說主張的「憤慨成本」於我國也很難形成，無法對董事會產生實質的壓力。另外，我國的股東代表訴訟在制度設計上存有很大的缺陷，很少有股東願意透過此機制來糾正董事會的不當決策；加上資訊揭露不健全，股東根本無從知曉內部的報酬分配情況；另外，縱使股東提起代表訴訟，也會被沈重的舉證責任以及證據蒐集之困難所擊倒。因此，從此面向檢視我國現狀會發現，我國關於經營者報酬議題，實際上不存在真正的外部監控。 綜合上述檢討之結論，對於我國現行的經營者報酬監控機制，本文認為應進行下列數項改革：(1) 放寬董事報酬中股權性報酬工具之使用；(2) 報酬決定設計之修正；(3) 強化報酬資訊透明度；(4) 建構有效的司法審查。且由於我國公司存在核心代理問題和少數股東控制結構，是以，本文認為，對於董事報酬監控之改革，必須倚靠強大的外部監控力量始可能達到監控效果，而外部監控力量能否發揮的前提便建立在完整的資訊揭露制度上，因此強化報酬資訊透明度應為當前的改革重點。

近年外資在中國投資日益增多，成為中國政府所重視的經濟政策導向之一，改革開放後，相關法制和制度逐漸健全，藉以吸引更多的外國資金流入，帶動中國經濟蓬勃發展。 中國大陸反壟斷法於2008年8月1日正式生效，對於外資企業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外資企業併購所涉及的經營者集中和濫用知識產權所造成的市場支配地位，在反壟斷法施行後，受到全球欲投資中國的外資矚目。 外資在中國欲從事相關的併購和商業行為，除了中國特殊固有的國情外，加以中國知識產權之保護與反壟斷法之立法，讓外資受到相關的限制。中國國情特殊、市場廣大，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力不可小覷，各國都希望拓展大陸市場，而運用知識產權的排他性為取得市場支配地位最快速的手段，但如何與中國反壟斷法衡平，避免受到有關機關的反壟斷審查以及懲罰，是外資在進入中國市場時需要考慮的要點。 本文企圖從可口可樂收購匯源、中國微軟黑屏事件兩個案例分析中，歸納出中國政府對於外資併購和壟斷所採取之態度，以及中國反壟斷法與知識產權適用上的平衡交錯，並且在結論與建議上提供外資及台商在反壟斷法施行後經營知識產權所應當留意之處。 / In recent years,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have been increasing because of Chinese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y and global economic trends. The gradually improved investment regulations in legal system and environment attract more and more foreign capital inflows, and led China's economy to flourish.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had effect on August 1, 2008, and had great impacts on foreign enterprises, especially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market power to which is contributed by the exercise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eign companies must consider China's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Besides, protections of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nti-trust legislations also exercise restraints on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All countries want to develop the market in China, while the exclusive us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order to achieve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is the most rapid means, but how the Chinese anti-monopoly law equitable to the exclusive IPR would be the key point. Foreign investors who are entering the Chinese market need to consider the main points of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in antitrust law reviewing and punishments. From the acquisition case of Coca-Cola and Huiyuan and Microsoft case in China,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raw a conclusion of what attitudes towards foreign companies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take in the future.In order to summarize how to balance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or foreig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lso, remind Taiwanese investor of business tips from the legal and business points of view.

數位科技雖然是政府與產業所體認的技術發展趨勢，各國政府也都積極以硬式導入或發展數位內容來逐步推廣，這些努力的確在社會大眾間引起很大的注意，但任何科技的推動皆須有賴市場的回饋才得以持續，所以在推展過程中，外在環境的角色，與企業內部策略的擬定都會對整體數位電視的價值鏈發展產生影響。因此當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數位電視發展未來的遠景時，過程（Process）中的衝擊與契機卻是需要及早發掘與因應的。 本研究以「價值系統（產業價值鏈）」與「五力分析」為理論架構，套用於有線電視數位化過程，以發展出本研究研究架構，以此觀點蒐集相關資料、擬定問卷主軸與規劃訪問對象，然後分別從產業價值鏈來進行有線電視產業的內部分析，以五力分析來觀察外部環境態勢。 研究結果發現雖然研究中所觸及的相關組織或單位都對數位化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彼此對數位化的認知卻是存在不同的歧異，因此本研究的分析與建議正可答覆業者這方面的遲疑與卻步。以本研究所聚焦的有線電視頻道經營者與系統業者來看，對頻道業者而言，未來發展與其說是朝向「數位內容產業」，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新興「文化創意產業」的數位化，應該加入更多對社會與文化的認同與規範，如果還是落在「產業」的概念來推動，過多的政經角力最後將又是另一個畸形的電視生態；對系統業者，市場的接受度是科技發展的根本問題，對消費者的重視畢竟才是長遠發展的基礎，就算免費推廣機上盒，裝到每個家戶中，但真正的內容與營利模式才是必須審慎評估的，不然最終消費者與業者還只是執著於前段免費頻道的多少與質量，並沒有感受數位化的好處。 /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industry regards digital technologies as mainstream in the future and in both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digital television have been spread by the promotion of the digital receiver and content, the success of new technologies depends on the adop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market.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strategies related with market both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levision value chain. Then we should not only put emphasis on the vision of DTV, but also dig out the impact and moment to the industry and find the solution during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The analytic concept of this survey is based on Porter’s “industry value chain” and “five force analysis”, with which the framework of the dissertation combines cable digit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researcher searches and collects relevant data, sets up the questions and interviewees of in-depth interview, analyses the changes of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 value chain and obser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petitive atmosphere. In the conclusion, different managers and authorities that have had expectation towards DTV possess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digitalizat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So the suggestion and analysis caused by dissertation responds to the doubt and hesitation of the industries. As the cable channel operators, they need to transform into digitalized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not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th industries is the addition of the culture that imports more identification and features from society. Moreover, the channel operators should redefined as content provider fitting in with all the channels, like MOD, DTTV, DBS and so 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able distributors,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 (CRM)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work. The distributors need to find out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consumer what the benefit of digital television is as soon as possible.

對於我國是否應開放合法賭場？在台灣已爭論十年以上。2009年1月23日修正公布《離島建設條例》增訂第10條之2，正式開啟我國於離島設置合法賭場之可能。 從中國澳門及美國開放合法賭場帶來經濟效益的經驗，加以新加坡2005年4月18日宣布，將開放成立兩處賭場度假村(Integrated Resort)以掌握賭場帶來的巨大觀光收益與稅收，似提供贊成我國引進合法賭場經營的有利論證。然對我國政府或官員而言，甚至學術研究領域，仍屬於相當陌生的新興產業；尚缺乏全盤性理解，尤其是外國法制的規範架構及內容的了解。 本論文以新加坡及澳門賭場管理法制為研究中心，採比較法學的方法，分析此二政府對賭場管理法制架構之異同，以作為我國未來建構賭場管理法制架構及內容之參考。另歸納賭場管理法的法律性質，及引進經濟學分析闡述其與賭場管理法制設計之關聯，是本論文另一重點所在。透過經濟學比較靜態的分析，提供新的法制設計思維。 本論文不辦證「開放合法賭場之利弊得失？」，而直接進入「政策已決定我國將開放合法賭場經營」之假設。就賭場管理法之法律性質，本研究歸納五項：一、是引進新興產業及增加投資的法律；二、是特許經營的法律；三、是具嚴格監控的法律；四、是慎選國家代理人的法律；五、是重視社會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此於第二章有詳細說明，並定位本論文之總論。 本論文第三章以下為各論之法制研究。分別以賭場特許執照之核發與撤銷、賭場營運之治理、賭場內部控制制度、賭場專責機關之設立等4章，作為分析新加坡及澳門賭場管理法制之架構。 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一、開放賭場合法化，應同時考量經濟利益與社會成本的效益；二、應建立嚴格治理的監理法制；三、設計降低社會影響衝擊的機制；四、強化股權控制與關係人之規範；五、賭場內部控制內容應提升至法律位階；六、賦予賭場專責機關較大的監理權限。

從2000年費率主管機關公布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之每月每戶上限為新臺幣600元，並逐年核定其價格上限。本研究透過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及需求函數，探討我國有線電視2004年至2008年間經營概況，實證結果得知： 一、我國實施價格上限管制法，管制有線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之機制是具有效性，且費率主管機關近年來價格管制，是增加消費者剩餘方向前進。 二、在每年所核價格上限下，系統經營者平均每戶約新臺幣107元獲利空間；系統經營者對於將所節省的成本反應至收視費用上，是不積極的。 三、有線電視產業之價格需求彈性為-0.8107，顯示有線電視服務已逐漸成為國人生活上的常用品，符合目前社會經濟現象。 四、有線電視產業之家戶所得需求彈性為0.6951，顯示有線電視服務為正常財。 五、有線電視平均成本隨著訂戶數逐年增加而下降趨勢，顯示有線電視產業具有規模經濟特性，其平均成本下降原因主要來自於固定成本下降。 六、系統經營者之邊際成本隨著年度增加而趨向新臺幣300元至400元間集中或收斂。以組織結構來看，各集團5年平均邊際成本在新臺幣348元至405元間。以整體有線電視來看，5年平均值約為新臺幣367元。 七、以組織結構來看，各集團5年平均成本在新臺幣417元至470元間。以整體有線電視來看，5年平均值約為新臺幣438元。

我國於1988年修正證券交易法時將公開收購納入規範，係預期資本自由化與經濟國際化之發展，我國企業將來可能亦有實行有價證券公開收購之需要，參酌英、美、日法制所引進之前瞻性法律。隨著近來企業併購以公開收購方式為之有日益增多的趨勢，案例迄今已超過十餘件，公開收購法制追尋著實務的腳步成長。日本於1971年將公開收購納入證交法之規範時，也非因為公開收購之實例造成弊害所以加以規範，僅是參照美國之情況，未雨綢繆先行規範。而日本於早年以公開收購方式達成企業併購之案例也多侷限關係企業之間，直至2003年後才多用於敵意併購，例如2003年Steel Partners對於YUSHIRO化學工業以及SOTOH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敵意併購、2005年日本放送事件、夢真控股公司對於日本技術開發進行公開收購以及樂天大量收購東京放送等事件。 我國關於公開收購等企業併購之法制，多參考英美法之規範及案例，檢視我國與日本公開收購法制導入之背景與發展之相似度，適逢日本於2005年發生的重大併購案件以及於2006年修正公開收購之規範，希望藉由介紹日本關於公開收購法制之發展，及分析比較日本及我國公開收購規範之具體內容，檢討我國規範之不當之處，以期將來法制之發展。故本文架構上於第二章介紹日本公開收購規範修正之沿革，第三章介紹其規範之具體內容及實務案例，第四章說明及比較檢討我國公開收購規範之內容。 　　觀察日本公開收購規範之發展及內容，本文認為我國證券交易法關於公開收購之規範有大幅調整之必要。首先，應明確化公開收購規範適用之範圍。應對於公開收購人收購後持股比例有所規範，避免於不變動目標公司控制權之收購上浪費規範成本。並應對「公開收購行為」重新定義，免去對「非特定人」定義之爭議。其次，修正強制公開收購規範，使其符合強制公開收購制度原本之立法目的並避免脫法行為之產生，以利股東權益之維護。第三，大量持有申報制度應有獨立之規範。查大量持有申報制度雖與公開收購制度息息相關，但於規範結構上應有區別，不應混於同一法條中規定，且一項之文字亦道不盡大量持有申報制度應具備之規範內容。第四，於實體規範上，例如公開收購期間之調整、應賣人得隨時撤回應賣之權利、撤回公開收購法律用語之明確等實體規範之補足。

懲罰性賠償金係透過課予加害人超出被害人損害之賠償，達成制裁加害人，並嚇阻加害人以及其他行為人從事相類行為。該制度係源自於英國，並自英國傳遞自美國，並於美國廣泛盛行。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具有懲罰、嚇阻、設立典範之功能、執行法律等功能，惟其係私法下之概念，卻帶有懲罰目的之公法性質，跨越兩種領域使其極具爭議性。 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將英美法之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引進，致使我國民刑分立之法體系產生模糊地帶。關於我國實務對於懲罰性賠償金之態度，得以自其就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要件之解釋觀察。然實務就要件之解釋未盡統一，如此將導致當事人無所適從。 2015年6月17日修正之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明確將「重大過失」納入規定，顯見立法者對於企業經營者採取更為嚴格之態度。如此修正固解決長久以來「過失」是否應限縮於「重大過失」之爭議，惟關於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其他要件之解釋，仍有尚未解決之問題。 觀諸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之要件，「依本法所提之訴訟」於「本法」及「訴訟」即存在寬嚴不同之解釋。另關於該條文之責任主體，企業經營者是否就其受僱人之懲罰性賠償金責任負責，又企業經營者間之責任關係為何，皆有釐清之必要。請求權主體之部分，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規定之「第三人」並未出現於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之規定中，產生消費者以外之「第三人」是否為請求權主體之爭議。另外，被害人死亡時懲罰性賠償金之歸屬，亦為立法者制定該條文規定時，未審慎思考致生之法律漏洞。究竟被害人死亡時，應由間接被害人抑或繼承人請求懲罰性賠償金，無論如何結論之擇採，皆有賴縝密之法律邏輯推演。最後於懲罰性賠償金之計算，2015年6月17日明確懲罰輕過失行為以及提高倍數上限之修正，其妥適性為何；又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規定之計算基礎「損害額」之意義、計算時酌定之因素、與有過失之考量等，皆有待解決。本文以整理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懲罰性賠償金適用上之爭議，並嘗試透過學說及實務見解之分析歸納出合理之結論，並就結論之推演，參考部分日本法學說，期能對於消費者保護法第51條要件之解釋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向。 / Punitive damages are extra monetary burdens which make the offender to pay more than those the injured has lost, in order to deter the offender and other offenders from behaving the same.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s originated from England and swept America. Punitive damages have the functions of punishment, deterrence, setting examples to the society, law enforcement and so on. However, it is controversial that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s the concept under civil law, but with the function of punishment, which makes the doctrine i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is the doctrin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aiwan, which causes a gray area among the separation of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and makes Art. 51 controversial. It is not difficult to know the attitude of the judges toward punitive damages by understanding the explanation of Art. 51. But there is no consistency in the explanation of each element of Art. 51, which makes the Article bewildering. On June 17, 2015, gross negligence has been added to the amended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which shows the strict attitude of the legislators toward the business operators. This amendment solves the problem that whether negligence should be limited to gross negligence or not, but there still are other issues about Art. 51 Which should be solved. Among Art. 51, “this law” and “litigation” in the element of “in a litigation brou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law” are explained in both strict and easing ways. About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Art. 51, whether the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 of their employees, and whether business operators should be jointly and severally liable for punitive damages are issues should be discussed. About the claimers of Art. 51, comparing Art. 7 to Art. 51, we can find that “third party” isn’t showed in Art. 51, which brings up to the issue that whether third party other than consumer can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Also, who can claim for punitive damages when the victim di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e legislators did not think of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hich caused legislation imperfection among Art. 51. Whether the indirect victim or the successor should be the claimer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should be explained carefully and logically. Last but not least, in related to the calcul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the amendment of Art. 51 in June, 17, 2015 specifies that objective negligence and subjective negligence should be punished and the maximum limit on the amount of damages has been raised. Whether the amendment is proper or not, and whether “the amount of damages” should be confined to “property damages” should be clarifie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the considerations of determination of the amount. Whether comparative neglige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while deciding the amount of punitive damages is also controversial, which should be investigated prudently.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and the issues about it.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ose issu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ies and opinions of practice in Taiwan. American theories and Japanese theorie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to provide a different view of Article 51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