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保由敵對轉為合作的一項重要因素，即為美日中三方視蘇聯為共同的敵人；再者，抑制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論，也為中共認可美日安保存續提供了另一項認知基礎；歷經一連串政治運動鬥爭後，以經濟建設為優先、營造穩定外部環境的論調，則成為了中共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在上述內外因素的交錯考量下，中共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段罕見的蜜月期。 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在冷戰告終後的1990年前半期出現了「漂流」現象，而「安保與經濟不可分」的論調，則又為重新檢討美日同盟體制的存續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再定義後的美日同盟，除了因應北韓可能在東北亞爆發軍事衝突之外，台海問題亦為其關注焦點，也因此在戰略上與崛起的中共產生摩擦，將其視為假想敵並形成軟性圍堵。中共在美日同盟再定義的過程中，對「週邊事態」是否涵蓋台灣甚為關切。此外，日本透過一連串的國內立法，重新確認在衝突發生後與美軍的實質合作，此舉在中共眼中具有企圖突破其「專守防衛」及「和平憲法」架構之意，「瓶蓋效用」論之基礎因此受到撼動。此外，中共更是對美日共同研發TMD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以及此一系統是否納入台灣保持高度關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與中共之間的戰略衝突不言而諭。 為突破遭到軟圍堵的不利態勢，中共因而加強與週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除了重視雙邊關係外，中共也開始關注區域多邊安全組織的作用，並公開提出「新安全觀」以積極行動主導並影響其發展方向，除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應外，也對美國所主導的安全同盟體制做出因應，以排除在崛起過程中的種種不例因素，背後具有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高度戰略意涵。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對美國在全球的戰略部署表示肯定，對美日安保則採取消極不反對的態度，「合作不搞對抗」將成為中共尋求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出發點。

本文由所謂「正常國家」相對的「非正常國家」的意義和脈絡，來看為何日本提出要成為「正常國家」，背後必有與其相對的「非正常國家」之意涵，並由了解其意涵後探討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脈絡及發展。 其次，冷戰結束後，包括國際上美蘇對峙的國際格局之驟變、中國力量的崛起、北韓的飛彈挑釁，及國內泡沫經濟的爆發、人民對長期一黨獨大的自民黨的信心崩潰等之內外情勢，屬於全球經濟強權的日本，如何再次摸索其新世紀的戰略。其中日本政治家所喊出的「正常國家」口號，其具體內容究竟為何，包括防衛政策的調整、和平憲法的修正、聯合國外交的經過等轉變。 最後是根據日本這種戰略的背景及實踐，來分析東亞及美國對於日本的轉變的態度及應變。

冷戰結束前的美日安保條約與美國的台海政策，都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而不斷的調整，尤其是美國的台海政策更是圍繞著中共因素，這中間牽連著整個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台海安全戰略變化中的中共因素，主要是為了因應美國在全球戰略上與蘇聯對抗所需；美日安保體系調整主要著眼，在於美國亞太戰略中對蘇聯與中共的防範。1950年2月，中蘇共間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後，美國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並改而積極的思考如何將日本納入其亞太安全戰略體系，以防範國際共產主義在亞洲的彌漫，但在台海安全上所採取的是放任的放手政策。 　　韓戰爆發後，美國感受到共產主義在亞洲擴張的潛在軍事壓力，對其亞太戰略態勢極為不利後，即積極著手建構美日安保體系，並組建日本保安部隊以彌補美軍為因應韓戰在日本所留下來的防衛空缺及確保駐日美軍基地安全等。在台海安全方面，美國認為倘此刻中共攻佔台灣，則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防線，從阿留申－日本至菲律賓一線將面臨瓦解，並嚴重的威脅到美國的亞洲安全支柱－日本，對美國介入中的韓戰及爾後的亞太戰略形勢發展非常不利。故以確保台海安全為第一要務，乃積極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而使其對台政策從原先的放手政策調整為以軍事積極介入台海安全，並與台灣簽訂中美協防條約以確保台海安全。之後，在1950年代的台海第一、二次危機中，美國也從日本基地派遣部隊增援台海等。美國對台政策的這種調整，主要是為了鞏固美國的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安全，以實現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構想。 　　1960年代末期起中蘇共決裂，美國鑑於全球戰略結構的鬆動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圍堵，乃在全球戰略需求上積極拉攏中共，使美國、蘇聯、中共之間，在冷戰時期從自由與共產主義壁壘分明的對抗，發展到美中（共）聯合對抗蘇聯的戰略態勢。在對台政策方面，美國為了在全球戰略上創造美蘇對抗的有利態勢，除了與中共積極交往、拉攏、建交及建立戰略關係外，同時也不惜犧牲中華民國的利益，而於1979年採取斷交、終止官方關係、廢止中美協防條約等。雖然如此，但在亞太安全戰略考量上，美國面對中共的不確定未來，仍需要保持其西太平洋第一島鏈戰略防線的完整與安全，因此美國在台海安全防衛缺口上，乃以微妙的「台灣關係法」來維繫之；對日本則於1978年11月，透過《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二次修訂，來強化了美日安保體系的亞太應戰整備及遠東區域的防衛合作事宜，以涵蓋並彌補美國在亞太第一島鏈所失去的中美協防軍事同盟，以鞏固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基礎。 　　冷戰結束蘇聯瓦解後，亞太安全環境主要的是面對中共的積極向外擴張，尤其是台海安全議題，可能會引爆美中軍事衝突。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除了保持亞太10萬兵力前進部署及強化美日安保軍事聯盟外，更積極的尋求交往中共與亞太安全多邊對話等。美國除了在亞太保持兵力部署外，更積極的與亞太各國建立雙邊關係，其中以美日、美韓、美澳為最主要，餘美菲、美泰、美新亦保持戰略關係。在台海安全上，過去美國對於兩岸關係中的台灣問題主張，一直是強調「和平解決」，從三報一法均強調應該以和平方式解決看，「兩岸問題和平解決」應該是最符合美國的亞太安全與經濟利益。因此，冷戰後美國柯林頓政府一直在尋找可以降低兩岸軍事衝突的外交作為，只是他所採取的是一些以中共為主軸的作為，如較寬鬆的「一國三制」及接受中共的合平統一等，尤其在1996年台海危機後，更進一步提出對台「三不」政策，壓縮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生存與迴旋的空間，削弱台灣在兩岸事務中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能力，而間接的表示出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傾向支持中共的統一方式。但在兩國論危機之後，美國總統柯林頓，即不再提對台「三不」政策，而改以「三大支柱」來延續美國一貫的三公報一法的精神。繼之，小布希在2001年10月的上海亞太經合會上亦表示，美國的中國政策不變；一個中國、兩岸對話及和平解決，同時強調美國在兩岸關係上將遵守「三報一法」，並重視對台軍售等。此外，美國也在亞太地區積極的戰略部署，並尋求與亞太國家的雙邊關係，以建構有利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環境。在戰略部署上除繼續強化美日安保基礎外，亦積極的和菲律賓簽訂部隊到訪協定，以利在台海方面建立較佳的戰略態勢。 　　1996年4月「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發表以來，中共便一直對美日安保適用範圍擴大表示憂慮與抗議，尤其對新指針適用範圍涵蓋台海安全部分。故，冷戰後美日安保「新指針」的修訂，乃應亞太安全戰略環境變遷所產生，尤其是針對中共在冷戰後的一系列向外擴張行動。因此，冷戰後的美國的亞太安全戰略主要是透過美日安保軍事聯盟，來強化亞太地區的威脅平衡，以確保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安全。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長期以來的台海安全政策，就是將美日安保體制適用範圍與《台灣關係法》相結合。故冷戰後之美日安保軍事聯盟，除可確保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外，亦可透過該條款中「日本周邊有事」的事態之說來介入台海安全，美國的此一亞太安全戰略在台海安全作用上，可達到嚇阻中共武力犯台的戰略目標，進而確保台海安全。

冷戰後美國的亞太戰略是藉助盟國力量確保其地區主導地位，並以美日安保體制做為其東亞戰略的核心支柱。美日兩國歷經20世紀90年代同盟重新定義及至21世紀迄今的軍事合作變革與戰力部署調整，將同盟大幅強化，不僅協同戰力更加堅實，同盟關係也逐漸由過去單向依附及依賴轉向合作互補的全面夥伴關係及「世界中的美日同盟」方向演變。 美日強化同盟的主要目標皆指向中共。美國警覺到中共快速崛起下的潛在威脅，開始轉向支持日本擴張軍事，包括突破憲法對「集體自衛權」及海外派兵等限制，使能發揮「代理人」功能。日本評估藉依附安保體制「借船出海」戰略有利國家發展，除配合美國新安全戰略推動展現存在與實力之外，也積極介入亞太乃至全球領域重大安全事務，以朝向正常化國家。 美日同盟雖被認為是維護東亞區域和平安全的最大保障，然而檢視其近年來強化後的情勢發現，其確保和平功能因冷戰後地區原即不具開戰意圖與條件足以對抗美日者而不明顯；所標榜之抑制中共與北韓甚至反恐等功能，也因中共加速崛起、北韓依舊強勢發展出核武、以及反恐戰爭仍陷困局而欠彰。反而有可能激化地區對立意識與軍備競賽，及產生若干對日本擴軍趨勢下走向日中對抗及軍國主義復甦的隱憂。 美日同盟強化的利弊與動向尚難簡單論斷，然美國過於強調優勢軍力的手段已被證明並非和平萬靈丹，而由近期其對中共與北韓態度改變的跡象，似顯示過去「美日對中共」的兩極對立較勁態勢，有可能被更多接觸與合作所取代。未來如何進一步強化外交協商為主而非軍事的方式化解歧見增進合作，維持地區權力平衡與和平發展，實為以美日中為主的地區各國應共同努力的重要課題。 / The US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is secure its regional dominance by drawing support from its allied countries, with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 the core of its strategy is East Asia.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s been greatly strengthened by a redefin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ot only has their allied force become more consolidated,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also transformed form unilateral attachment and dependence to coope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partnership, developing toward the global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The strengthening of U.S.-Japan alliance is aimed to conta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lert about the potential threat posed by a fast rising China and start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Japan’s military expansion, one of which is lifting the constitutional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s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nd sending troops abroad, so that Japan can act as a “deleg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inks that the strategy of “borrowing ships to sail out to the sea” attached to the U.S.-Japan security mechanism is beneficial to its national development. Apart from coordinating with the new U.S. security strategy to highlight its presence and power, Japan has also actively engaged in important Asia-Pacific and global security issues, in order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thought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However, judging from the situations after the strengthening of this alliance, its peace-securing function has been left largely unnoticed since the region does not have countries with the intention and power to wage war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fter the Cold War. Its other function, such as containing China and North Korea as well as countering terrorism, also yielded few results because of China’s phenomenal rising, North Korea’s aggressiv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the lack of progress in counter-terrorist effor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engthened alliance might instead spark confrontational feelings and arms race, not to mention the concern about Sino-Japan conflicts and a revival of militarism due to Japan’s military expansion.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a simple assessment about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rengthened U.S.-Japan alliance. The United States tends to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military superiority, which is proven to be ineffective in maintaining peace in some cases. Its recent attitude change toward China and North Korea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e bipolarized confrontations and power struggle between U.S.-Japan and China in the past will possibly be replaced by increased engagement and coope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regional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is to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pursue balanced regional power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by further conducting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stead of resorting to military force to resolve differences in the future.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進入新舊安全戰略格局轉換之過渡時期，意味著「兩極化」的國際關係局勢崩解，國際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的情況，亞太地區已全然呈現權力真空與開放的競爭格局，並形成美國、中國、日本等強權角力之交匯點。進入21世紀後，中國在經濟上持續成長，並積極建設軍事現代化發展，都將支撐其在國家領土、主權爭議上展現更強硬的態度。近年來，中國積極擴軍之行為已對東亞區域安全造成影響，尤其是與日本在東海區域產生的利益衝突，亦考慮了「美國因素」的變數，並引發區域內之軍備競賽，對東海區域安全造成影響。

一、本文以國家安全為核心，同盟為手段，達成確保台海安全為目標。由ＴＭ Ｄ與美日安保及台美軍方交流頻繁意向觀察，共同確保台海安全立場一致 。以致興起同盟與台海安全關係的研究。本文以傳統派安全研究為途徑， 採取歷史及文獻分析法，從權力平衡的同盟觀點切入台海衝突中，並考量 安全兩難與同盟困境，以謀求台灣安全最大的利益為目的。 二、國際關係變化莫測，如要有系統瞭解其演進，非有理論架構無法克其功。 本文在理論探討方面，先針對權力平衡觀念予以釐清，並試著藉由瓦茲宏 觀的理論及獨特的角度，來探討大國在台海地區權力消長及形勢易位的相 互關係；再瞭解同盟理論的傳統現實主義多從勢力均衡出發，新現實主義 則著重同盟的困境，如拋棄、牽連等觀點，而兩者均提供研究同盟關係時 內外考量因素，藉以依據分析台灣欲行同盟時面臨的風險及可行的方式。三、擬從法律層面與過往歷史觀點綜合探究台海衝突背景與發展，將台海價值 及台灣地略的重要性及區域內有利益與影響力國家及引發軍事衝突威脅來 源，做番背景與發展的論述。從而釐清地緣價值引伸戰略地位是否洽當？ 從利益的觀點又如何看待台灣的戰略價值？國家利益受台海衝突影響之國 家有那些？何者具有絕對或一般利益？等問題，以利後續研究的開展。 四、筆者企圖以瞭解歷史的過往，通過對國際關係歷史事件的回顧，從中總結 一些經驗解釋現實的國際關係。將二次大戰後迄今，美蘇爭霸的過程、美 日安保條約的變遷與台海安全關係，做一番剖析。並針對我最大威脅－中 共，其安全觀與軍力發展，對台海安全的影響，加以說明。從而獲之台灣 地緣上先天就處於權力交鋒的衝突區。然台海安全雖受「美日安保體制」 諸多的助益，但受其牽累者亦有之。因而在台海安全思變上，不可一昧的 親美抗中，認知在國家安全決策制訂過程，應以利益為出發點，不以意識 型態為考量，才是至當的安全決策考量與決定性因素。 五、台海安全所涉及安全範圍絕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而是區域體系內 結構平衡的問題。在這種結構平衡下，體系中的國家是無法任意而為的， 原因是其他國家絕不允許任意破壞均衡結構，造成體系內的不穩定，影響 安全。筆者試著以全面依附美日、全面與中共交往、軍事依附美日餘開放 中共交往等三個選項分析，以尋求符合台灣安全的作法。得知台灣在美國 與中共的權力槓桿中，向任何一方傾斜，均屬不利；最有利的平衡點，即 是「中共不武、台灣不獨，兩岸和平解決 」。台灣的機會在與中共擴大「 交往」尋求和解，並與美日緊密的軍事結盟，以「平衡」中共的威脅。交 往是與美國、中共雙方交往，平衡則是藉助與雙方的交往平衡雙方。 六、筆者以同盟會成立的十一點歸納成三項因素，即是「假想敵」、「權力」、「 思想因素」來檢驗美日台三邊是否存在著盟國關係。事實研判，美日台雖 無條約明訂的實質同盟關係，但確實具有準同盟關係。然而國家安全間有 結盟、聯盟、同盟三種不同層次的合作。而以聯盟來確保台海安全，筆者 分析機會不大；同盟雖是最能保障安全，但也會造成如「拋棄」、「牽連」 和「拴在一起的囚犯」等同盟內的困境；亦有可能造成敵對國家的反感， 產生同盟外的困境，甚至引發戰爭；結盟可使外交決策彈性與靈活，不致 造成中共大的反彈，比較符合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中華民國應以結盟方 式來維繫和平現狀軍事應以防衛為重，借重結合美日軍事力量是為了獲取 安全保單，使能夠安心與大步地推動大陸政策，靜待兩岸爭端和平解決。 七、個人在提供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戰略考量時，即以「安全=防禦+和解」的觀點 ，來策定應走的方向，並提出以謀求國家的安全建議如下：（一）兼顧主要 大國的利益，勿主動挑起危機。（二）擺脫意識型態的包袱，以建立兩岸互 動。（三）穩定美中台三邊關係，以獲取雙重保單。（四）軍事的合作祇做不 說，以避免刺邀中共。（五）全力爭取友邦的支持，勿陷入單打獨鬥。（六） 妥用大國間相互矛盾，以爭取自身利益。

小布希政府的亞太戰略，係在拉攏日本、南韓、澳洲及其他民主盟友，以制衡「中共及北韓」。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架構是透過美國與日本、南韓、澳洲等雙邊同盟關係為支架而建立的。美國是以「美日同盟」處理東北亞，「美韓同盟」穩定朝鮮半島，「美澳同盟」經營南太與北控東南亞，再輔以與部分東南亞國家簽定的雙邊條約或合作關係，而共同維護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大半個20世紀裡，東北亞幾乎是強權於亞洲進行角力的必爭之地，此地區的局勢如下：（一）四大強國（美國、俄羅斯、中共、日本）均在此區域競逐；（二）朝鮮半島南北持續軍事對峙，一旦發生嚴重危機，很可能引爆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戰爭；（三）彈道飛彈設備的部署日趨密集；（四）台海地區危機四伏，軍事方面的敵對狀態很可能正逐漸加溫。 東北亞區域非但未因美蘇冷戰結束，對抗格局而有所緩和，反而是潛在衝突的開始，包括朝鮮半島核武危機，飛彈防禦部署爭議、海洋領土主權爭議、台海兩岸衝突危機等不確定的因子，同時潛藏在區域危機當中尚有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等諸多問題，意味著東北亞區域和平與穩定充滿變數，也因此逐漸形成東北亞區域軍力的競相爭逐的局面。 美國爲了因應這些挑戰，確保美國在亞太的利益，除積極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關係；要求日本及澳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更部署東北亞戰區飛彈防禦系統，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攻擊；而且推動「六方會談」來緩和朝鮮半島之緊張情勢；以「三公報一法律」穩定台海局勢，防止台海地區發生戰爭。 東北亞的戰略重要性正持續提升中，是整個亞太地區能否維持和平、繁榮、安定的必要條件。因此，在錯綜複雜的東北亞情勢發展中，台灣絕對不能置身事外，必須對東北亞地區的情勢發展，保持高度的關心與瞭解，並且與各國為鄰為善，面對中共外交一貫的打壓與軍事恫嚇上，應引導區域國家支持台灣立場與處境，進而拓展台灣未來發展的可能道路。 關鍵詞：亞太戰略、國家戰略、東北亞安全、六方會談、美日安保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1970年代蘇聯的戰略核武數目與美國並駕齊驅後，蘇聯即採用「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政策。蘇聯解體後，其繼承國俄羅斯在1993年公佈的「軍事準則基本章程」當中，放棄了「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政策，甚至在2000年最新版的「軍事準則」當中，進一步宣稱保留核子武器的優先攻擊權。因此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核子戰略政策反而由冷戰時代的消極防禦性逐漸轉變為具有侵略性？更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俄羅斯在宣佈保留核武的優先攻擊權，強調戰略核武的重要性後，卻反而裁併掉其第一大軍種且掌管大多數核武的戰略火箭軍？ 本論文在地緣政治研究途徑這條「線」外，另外加以戰略三角研究途徑以及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這兩條「線」，三條研究途徑交織形成一個三度空間，將所有俄羅斯核子戰略政策轉變的因素納入其中，並分割成外部、內部兩個「面向」去研究探討，以求完整且系統化地解釋俄羅斯核子戰略政策之轉變。 冷戰結束後，戰略三角之一的美國在歐亞大陸的西邊主導北約東擴，逼近到歐亞大國俄羅斯西面的家門口；在歐亞大陸的東邊美國又與日本透過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方針」跟「周邊事態法」，擴大了兩國軍事同盟的範圍，試圖對俄羅斯構成東西鉗制效應。美國一方面試圖對俄羅斯構成東西包圍態勢，另一方面也試圖建立起「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削弱俄羅斯的核武嚇阻能力，以達成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領導世界的目標。另外，戰略三角之一的中國在冷戰結束後崛起，長遠來說不僅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其核武戰略在受到美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的刺激後，也對俄羅斯的核武戰略造成影響。上述這些情況威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導致俄羅斯改變其核武戰略政策。 俄羅斯在傳統勢力範圍逐漸被西方國家入侵的情況下，使得俄羅斯內部保守勢力抬頭，這展現在1993年、1995年跟1999年的三次國會選舉上。這種政治生態反映在俄羅斯政府的對外政策上，便由原本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路線轉變為東西平衡的大國獨立對外政策路線，影響到俄羅斯的核武戰略。另外，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這三股勢力在高加索、中亞地區的活動，以及美國覬覦中亞能源欲將其勢力深入該區，這些情況都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也導致俄羅斯改變其核武戰略政策。況且俄羅斯正在進行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能否成功又牽涉到是否裁併戰略火箭軍的軍事改革路線之爭，但是為減少軍費支出集中資源發展經濟，所以在裁併戰略火箭軍之前，更須加強核子嚇阻的可信度來保障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