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ユダヤ教の分派の一つとして誕生した原始キリスト教団は、霊・天使概念等に見られる聖書解釈、敬虔さの追及と内面化の傾向、文学的技法等の点で、初期ユダヤ教の特徴を継承していることが窺われる。その一方で、パウロとルカが行なった聖書の受容は、双方が結果的に「異邦人も神の言葉を受ける対象に含まれる」との解釈に至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おり、この点がキリスト教がユダヤ教から分岐するに至る「転換点」であったことが考えられる。 /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early Christianity, which began as a sect of early Judaism, inherited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Judaism, such as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concepts such as spirits and angels, the pursuit of piety, a tendency towards internalization, and literary techniques. However, receptions of Scripture by Paul and Luke shows that each concluded that Gentiles were included in those who can receive God’s word, and that this belief was the “turning point” at which Christianity began to diverge from Judaism. / 博士(神学) / Doctor of Theolog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緣起說是佛教特有的思想之一，也是邁向解脫重要的法門之一，歷來各宗派無不致力於對緣起思想的再詮解。然而，緣起說並非獨立存在的學說，與緣起思想相關的重要概念至少有五陰、六入處、七善處、無常、非我等，而從緣起思想繼續發展出來的至少有四聖諦。本研究依循這樣的脈絡，以個人心理實修為視角，深入代表早期佛教的經典—漢譯《雜阿含經》，系統地梳理出緣起思想的當代詮解，特別是十二支緣起思想的詮解。 五陰，一向被認為是說明身與心的組成要素，並以此證成非我之說。但本研究發現從「刺激—波動」的歷程來理解五陰，會更貼近經文的原意，也更能呈現五陰活潑生動的內涵。感受，在一般認知的解脫修行之途彷彿無足輕重，卻與四聖諦並列為緣起法的相應之一，同時亦為五受陰的修行核心。 六入處，在佛學中出現的次數似乎比五陰更少，但對六入處的律儀修行卻足以用來判斷出家人是否值得被尊敬與供養。 無常，並不是對世間變化難測的感嘆詞，而是精進修為的開端。非我，透過明白「我」的概念如何成形、「我」的概念與五受陰的交互作用，方得以以清晰正確地把握非我觀修的重點。如實知，表現出佛教高度理性的態度，是貫穿七處善的核心概念。 透過深入此等重要相關概念，緣起思想全然積極主動的特質得以浮現，這樣的特質使得修行成為可能、涅槃成為可能，這與兩重三世觀的詮解呈現出極大的差異。 緣起思想的濃縮與超越是四聖諦，四聖諦是修行的具體內容，若以「苦」之外的內容為修行對境，四聖諦就成為簡易實用的修行參考架構。 本研究謹慎地架構出《雜阿含經》中與緣起思想高度相關的修行概念，並由淺而深、由狹而廣、由簡而繁地闡釋緣起法的多元面向，冀呈現出緣起法本自俱足豐富、活潑、實用的內涵。

本論文寫作之問題意識，乃基於對儒學在現代社會角色定位與未來走向之反思。在當代，儒學雖逐漸建立作為學術理論的地位，同時也與一般民眾思想、生活漸行漸遠，這種與傳統儒學化成理想有落差的情況，對在現代仍認同儒學或以儒家自許者，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真實問題。從逆覺體證到理一分殊新釋之理論演變，正在尋求其因應之道。此現代新儒學之內部理論發展，內容是走向日用常行化與廣義道德實踐之建立，理一分殊作為方法架構，亦具有應用在種種不同觀點的普遍意義。 首先，就理一分殊新釋而言，一切文化創造活動都屬分殊，只能「通於」、而不能「同於」理一。良知坎陷的範圍也應擴及逆覺體證的行為實踐領域。包括道德行為在內的一切人類活動，都已是理一在某個時空之具體落實，具有侷限而不再等同於無限，但雖不可等同於無限，卻又通於無限。一切人文活動都可通於理一，但因「通」的型態不同，故定位也各異。逆覺體證是「逆」或「返」於理一之「通」，重點在契接、體悟理一；其他人文活動是「順」或「發」自理一之「通」，重點在承繼或順應理一之動用，成就現實生活中的各種價值創造。既然都是「通」於而非「同」於理一，就不必強分高下而可同時並重。儒家作為成德之學的道德實踐概念內涵，就不僅限於由逆覺所體證而發之於道德行為之狹義的道德實踐，而可涵蓋一切正面價值創造活動，成為一種廣義的道德實踐。 這種廣義的道德實踐，是具有基本道德操守而同時以仁心與生生之精神為終極託付的人生態度，凡認同此態度而不斷從事正面價值創造者，不論是學者、藝術家、科學家等任何職業與身分，都是現代意義下的儒者。從事儒家思想研究工作而又同時具有以上生活態度的現代新儒學，即取得在儒學架構下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儒家的理想仍然嚮往與追求聖賢境界，卻不再是作為儒者的唯一條件，這是使逆覺體證由聖賢工夫走向日用常行化的轉向。 就廣義道德實踐的立場，內聖是指以仁心與生生精神為終極託付，外王雖主要指涉政治領域，亦可延伸至以仁心與生生為前提，而從事商業、學術、藝術等活動。這種廣義道德實踐的另一個理論效應，則是基於良知與見聞的辯證關係，以及朱子對人之有限性的警覺，將朱子與象山的先後天修養工夫同時並重，而統合於陽明的良知教之下。廣義的道德實踐是以生生之仁為出發點，有關此普遍人性之內涵，牟宗三先生指出是一種心性情合一之普遍道德主體，並以由本心自定自發律則而具現於行為之動態過程，亦即「實踐上的印證」，說明此道德主體之具體化問題。至於道德意識普遍性之證成的落實問題，則需要劉述先先生參與全球倫理運動的「共識上的印證」作補充。這是藉由存異求同的理一分殊方法，與世界各大宗教文化進行平等的對話，從中所得到的共通於各大傳統之極小式的底限共識，亦即人道與金律，可作為說明落實問題之一種可能途徑。 逆覺體證本質上是從工夫論導出哲學理論之系統。可使儒學在指引效力之外逐漸展現出解釋效力，成為一種可以在學術上掌握與論析的理論系統。理一分殊的方法論為這種走向之延續。理一作為人文學科中的規約原則，有別於經驗科學的歸納（induction），因為歸納的方式是取同略異，理一分殊秉持的是存異求同之精神。筆者即嘗試就如何順成朱子所謂「去兩短，合兩長」，以及內聖外王雙向互動之兩行，作為這種方法論應用的實例。這兩個觀點雖非理一分殊新釋之內容，卻可藉由其方法予以證成，正可說明理一分殊方法的普遍意義。 / Nowadays, the situation of Confucianism is rather dubious. It used to be the guidelines of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Confucianism is now not as influential as it was before. Its practical role has given way to theoretical one. This phenomenon, for many, means the loss of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In my opinion, the prospect of turnaround l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i-chüeh-t'i-cheng to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i-fen-shu. The content of this progr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he secularization of moral practice, the wide-ranging creation of values and a formation of methodology. At first, ni-chüeh-t'i-cheng emphasizes the request of being sages while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i-fen-shu focuses on the obedience to rules of law and decorum. As a result, the moral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is easy for normal people to abide by. Secondly,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li-i-fen-shu advocates not so much moral practice as the creation of values. Accordingly, people belonging to every walk of life are regarded as a Neo-Confucian on condition that he or she has faith in jen(humanity) and sheng-sheng(creative creativity). Taken together, these theses indicate that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tends to lives of modern people. Finally, ni-chüeh-t'i-cheng is a kind of kung-fu-lun which doubles as a academic theory. Nevertheless, li-i-fen-shu has a facet of methodology. I manage to apply this methodology to two issues in Confucianism: the necessity of ch’u-liang-tuan, ho-liang-ch’ang by Chu-Hsi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i-shen and wai-wang. The significance of li-i-fen-shu will be highlighted if my analysis is justified.

四個男作家指王統照, 許地山, 葉聖陶及鄭振鐸 / 論文(哲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硏究院中國語言及文學學部,1994. / 參考文獻: leaves 322-342 / 陳亞鳳. / 提要 / Chapter 第一章 --- 緒諭 --- p.1 ´ؤ16 / Chapter 第二章 --- 研究的範圍與方法 --- p.17 ´ؤ20 / Chapter 第三章 --- 由“人的文學´ح到“婦女解放´ح題材 --- p.21 ´ؤ31 / Chapter 第四章 --- 王統照小說中的女性 --- p.32 ´ؤ74 / 小引 --- p.32 / Chapter 第一節 --- 王統照的“愛´ح和“美´ح的美學觀 / Chapter 第二節 --- 王統照對婦女的期望 --- p.37 / Chapter 第三節 --- 王統照的文學觀 --- p.39 / Chapter 第四節 --- 王統照小說中的女性 / Chapter 一 --- “美´ح和“愛´ح的化身 --- p.45 / Chapter 二 --- 為愛情而自我犧牲的女性 --- p.56 / Chapter 三 --- 王統照理想中的妻子 --- p.65 / Chapter 四 --- 無夢可紀的霍君素 --- p.69 / Chapter 第五節 --- 小结 --- p.73 / Chapter 第五章 --- 許地山小說中的女性 --- p.75´ؤ145 / 小引 --- p.75 / Chapter 第一節 --- 許地山的創作三寶 --- p.76 / Chapter 第二節 --- 許地山的宗教精神 --- p.79 / Chapter 第三節 --- 許地山對愛情的執著 --- p.85 / Chapter 第四節 --- 許地山的婦女觀 --- p.89 / Chapter 第五節 --- 許地山小說中的女性 / Chapter 一 --- 愛情理想的追求者 --- p.96 / Chapter 二 --- 理想人生哲學的追隨者 --- p.108 / Chapter 三 --- 對男性忠心耿耿的女性 --- p.123 / Chapter 四 --- 被“愛父母的民族´ح犧牲的女性 --- p.133 / Chapter 五 --- 走上絶路的母親 --- p.139 / Chapter 第六節 --- 小結 --- p.142 / Chapter 第六章 --- 葉聖陶小說中的女性 --- p.146´ؤ196 / 小引 --- p.146 / Chapter 第一節 --- “真實´ح與“真誠´ح的文學觀 / Chapter 一 --- “不能超越認識與理解´ح的創作 --- p.149 / Chapter 二 --- 講求創作獨特的作品 --- p.150 / Chapter 三 --- 本著真情實感創作 --- p.154 / Chapter 第二節 --- 葉聖陶對女子人格的重視 --- p.156 / Chapter 第三節 --- 葉聖陶小說中的女性 / Chapter 一 --- 體現母愛的女性 --- p.160 / Chapter 二 --- 願為男人奴僕的女性 --- p.169 / Chapter 三 --- 處在家庭矛盾中的母親 --- p.181 / Chapter 四 --- 保持人格獨立的萬女士 --- p.192 / Chapter 第四節 --- 小結 --- p.194 / Chapter 第七章 --- 鄭振鐸小說中的女性 --- p.197 ´ؤ236 / 小引 --- p.197 / Chapter 第一節 --- 鄭振鐸的“文學為人生´ح的思想體糸 / Chapter 一 --- 文學是感情的產物 --- p.200 / Chapter 二 --- 表現個性的文學 --- p.203 / Chapter 三 --- 血和淚的文學 --- p.205 / Chapter 四 --- 推崇悲劇文學 --- p.207 / Chapter 第二節 --- 《新社會》旬刊與改革社會的熱忱 / Chapter 一 --- 熱忱之火燃於五四運動 --- p.208 / Chapter 二 --- 言論涉及婦女解放的《新社會》 --- p.212 / Chapter 第三節 --- 鄭振鐸小說中的女性 / Chapter 一 --- 追逐理想愛情的女性 --- p.215 / Chapter 二 --- 以婚姻為唯一出路的女性 --- p.224 / Chapter 三 --- 自願為丈夫犧牲的紫涵 --- p.231 / Chapter 第四節 --- 小结 --- p.234 / Chapter 第八章 --- 總結 --- p.237 ´ؤ243 / 〔附錄1〕-〔附錄6〕 --- p.244´ؤ263 / 第一章注釋-第八章注釋 --- p.264 ´ؤ321 / 參考書籍 --- p.322 ´ؤ331 / 參考論文 --- p.332 ´ؤ341 / 後記 --- p.342

從一九九０年以站在天際線的巫女自居，到二００八年持續以《巫言》上達天聽的朱天文，整整二十年的時間，朱天文的中心信念始終沒變。這樣的信念來自於一九七六年胡蘭成為朱天文寫的一篇文章〈來寫朱天文〉，他以神姬（巫女）之舞盛讚朱天文的文學之美，不僅讓朱天文從此埋下風吹花開的成巫種子，也讓她捨棄過去的張學，朝向與胡蘭成志同道合的文學志業邁進。 這樣的文學志業，從一九七五年《今生今世》的石破天驚，到一九七六年曇花暑夜的永恆講學，再到一九七七年以三三集刊向遠在日本的蘭師致敬，朱天文渴望透過文學穿越時空、表達相親之情的成巫旅程就已展開。然而這樣的成巫旅程，卻在一九八一年胡蘭成過世後產生巨大變化。朱天文一改過去的青春旑旎、向陽生發，反而以張愛玲的「沈鬱頓挫」，表達自己馱負老靈魂的繾綣滄桑；進一步在這樣的文學裡，將三三的黃金歲月，以更為深刻、善感的方式記錄下來。此舉不僅具象化胡蘭成的〈女人論〉，也讓朱天文在不知不覺間，以美好的感情、豐富的心境，以及大量的格物，叛逃張愛玲的獨自起舞。 朱天文曾表示，自己是以〈女人論〉的三部曲《世紀末的華麗》、《荒人手記》與《巫言》，紀念與胡蘭成相處過的那段歲月。本文即透過朱天文的啟蒙前身，挖掘〈柴師父〉蘊含的成巫動機；〈肉身菩薩〉蘊含的成巫途徑；〈世紀末的華麗〉蘊含的成巫內涵，進一步以《荒人手記》充滿詩情的四字箴言，總結朱天文跨越時空、超越生死、滿溢熱情的成巫旅程。 志同道合的深情高歌，到《巫言》成為平靜直捷的上達天聽。其方式即為削去敘事情節，以離題格物進行鋪排書寫，此方式早在〈世紀末的華麗〉就已展開，也揭露朱天文叛逃張愛玲的決心。而其內容則為大量的知識、家事、政事等細節，透過這些與胡相親的「起誓／士」內容，也讓朱天文得以向星空版圖上的君父們悠悠對話。本文即藉由朱天文的自白回憶，以及胡、張的文本互文，耙梳朱天文完整的成巫歷程；同時對照三部曲的精神內涵，不僅一窺君父們的真實身份，也揭露三部曲的文字祭典，就是讓朱天文邁入神聖空間的永恆關鍵。

本文將以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競標軍售中國「現代級」驅逐艦訂單之個案為例，透過國家安全研究途徑、國際戰略研究途徑以及決策研究途徑 ，檢視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之形成，從而探討俄羅斯軍售政策在普欽鞏固政權過程中之角色，並研析該項發展對台海安全之意涵，研究1991年至2006年期間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並且探討其對亞太暨台海安全之衝擊，本文將闡釋從政治、經濟以及戰略層面，探討1991年至2006年期間俄羅斯對中國軍售的內外在驅動因素，及其對亞太和台海安全之衝擊。 本文認為，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乃是普欽鞏固權力過程之重要一環，2000年普欽上台後，俄羅斯葉里欽幫與聖彼得堡幫互相角力，競逐政經資源，以本案為例，波羅的海造船廠之最後勝出，乃是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從葉里欽幫 (經濟優先派/葉里欽人馬/莫斯科幫：卡西亞諾夫˙佛洛申派) 轉移到聖彼得堡幫 (國安優先派/普欽人馬/聖彼得堡幫) 手中之必然結果，因此，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顯然有其政經與安全之考量，而其政商互動關係則為政策形成之關鍵，至於該項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利益之重大弊端；而該項政策之執行結果，勢將影響亞太地區之區域安全；從而，勢將影響台海安全之均衡情勢，因此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乃是由於克里姆林宮政治勢力在內外在環境環節關聯下互動形塑而成的。 上述假設命題衍生出來下列邏輯相關的子命題： (一) 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利益之重大弊端。在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過程 (Decision-Making Process) 中，波羅的海造船廠(Baltiisky Zavod shipyard;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之最後勝出，乃是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從葉里欽幫轉移到聖彼得堡幫手中之必然結果。 (二) 軍售弊案中的派系與兩個造船廠之間政商互動關係則為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形成之關鍵。 (三) 俄國軍售中國訂單的俄國決策階層在決策考量上及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顯然有其政經與安全之考量，2000至2004年期間，俄羅斯對中國軍售的政策，主要是受到俄羅斯國內政治互動，經濟發展考量，以及戰略三角互動等內外在因素的驅動，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乃是普欽鞏固權力過程 (Consolidating Power Process) 之重要一環。 (四) 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執行結果，勢將影響亞太地區之區域安全；從而，勢將影響台海安全之均衡情勢。 / 本文將以北方造船廠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Severnaya Verf) 與波羅的海造船廠(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競標軍售中國「現代級」驅逐艦訂單之個案為例，透過國家安全研究途徑 (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國際戰略研究途徑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pproach) 以及決策研究途徑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檢視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之形成，從而探討俄羅斯軍售政策在普欽鞏固政權過程中之角色，並研析該項發展對台海安全之意涵，研究1991年至2006年期間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並且探討其對亞太暨台海安全之衝擊，本文將闡釋從政治、經濟以及戰略層面，探討1991年至2006年期間俄羅斯對中國軍售的內外在驅動因素，及其對亞太和台海安全之衝擊。 本文認為，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乃是普欽鞏固權力過程之重要一環。2000年普欽上台後，俄羅斯葉里欽幫與聖彼得堡幫互相角力，競逐政經資源。以本案為例，波羅的海造船廠之最後勝出，乃是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從葉里欽幫 (經濟優先派/葉里欽人馬/莫斯科幫：卡西亞諾夫˙沃洛申派) 轉移到聖彼得堡幫 (國安優先派/普欽人馬/聖彼得堡幫) 手中之必然結果。因此，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顯然有其政經與安全之考量，而其政商互動關係則為政策形成之關鍵，至於該項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利益之重大弊端；而該項政策之執行結果，勢將影響亞太地區之區域安全；從而，勢將影響台海安全之均衡情勢。 / 因此，本文認為： (一) 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利益之重大弊端，在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過程中，波羅的海造船廠之最後勝出，乃是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從葉里欽幫轉移到聖彼得堡幫手中之必然結果： 2001年4月，北廠把公司的控股賣給了俄羅斯國際工業銀行(Межотрасл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банк; Mezhprombank) ，進而使俄國造船局 (Россий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судостроению; Russian Shipbuilding Agency) 在北方造船廠的事先運作下而受到影響，因此俄國造船局屬意由北廠得標，由於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力，並且克里姆林宮在2001年底前就已宣布有關軍售中國訂單的醜聞的計劃，根據最早的計劃，俄克里姆林宮掌握了中國造艦案訂單的最早決議是由俄國造船局與北方造船廠之間所共同做出的決定，在2002年1月3日契約簽訂之前是由俄國造船局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但在2002年1月3日契約簽訂之後，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就變成俄國武器出口公司擔任訂單招標的決定機構，於是波羅的海造船廠的主張與策略是透過團結黨在國家杜馬議員別赫金 (Владимир Пехтин; Vladimir Pekhtin) 審查北廠漏繳國庫案，打擊北廠，並且透過對克列巴諾夫副總理的遊說，而使克列巴諾夫重新重啟招標，因此聖彼得堡幫與波廠獲取這次爭食訂單的勝利。 2000年普欽上台後，俄羅斯葉里欽幫與聖彼得堡幫互相角力，競逐政經資源。 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則往往產生聖彼得堡幫及葉里欽派(Yeltin bloc)之間爭奪資源交換利益之重大弊端，在波羅的海造船廠對聖彼得堡幫的遊說下且北方造船廠在葉里欽派的支持下，雙方相互爭奪俄國軍售中國武器的訂單，對兩大派系而言是爭取軍售及軍售決策政府單位的決策主導權，因此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產生北方造船廠與波羅的海造船廠爭食訂單之重大弊端，葉里欽親信在葉里欽總統下台後頓失舞台，葉里欽親信為了保其殘存勢力的延續而與新寡頭結合，葉里欽親信與新舊寡頭結合後與普欽的親信派爭權奪利導致了俄中軍售弊案的發生。 / (二) 軍售弊案中的派系與兩個造船廠之間政商互動關係則為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形成之關鍵： 俄國造船廠與克里姆林宮政治派系利益掛勾，在對中國軍售上為了贏得訂單而運用其政商關係，在軍售弊案中，沃洛申 (Волошину Александру; Alexander Voloshin) 集團與北方造船廠 (Северная верфь; Severnaya Verf) 之間的政商互動關係以及聖彼得堡幫 (St. peterburg bloc) 與波羅的海造船廠 (Балтийский завод;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之間的政商互動關係則為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形成之關鍵，沃洛申集團 (Voloshin clan;Yeltin clan; Economic Advice bloc (經濟優先派/葉里欽人馬/莫斯科幫：卡西亞諾夫(Касьянов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Mihail Mihaylovich Kasyanov)與沃洛申派) 的形成與成員是以葉里欽時期金融寡頭及軍企寡頭等的親中勢力為主，聖彼得堡幫是普欽總統的人馬與派系，聖彼得堡幫的成員遍及軍企、媒體、俄國武器出口部門、國會及政府內閣與總統辦公廳內部，經濟顧問派的龍頭則為總理卡西亞諾夫：安全顧問派的龍頭則是克列巴諾夫 (Клебанова Ильи; Ilya Klebanova) ，在這兩大派系的背後，又都各擁有一個龐大的財團支持。與卡西亞諾夫聯盟的財團與公司則是波塔寧 (Пота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Олегович; Vladmir O.Potanin) 與謝爾蓋‧普加契夫 (Sergey Pugachev) 支持的北方造船廠；與克列巴諾夫聯盟的財團與公司是波羅的海造船廠。 / (三) 俄國軍售中國訂單的俄國決策階層在決策考量上及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顯然有其政經與安全之考量，2000至2004年期間，俄羅斯對中國軍售的政策，主要是受到俄羅斯國內政治互動，經濟發展考量，以及戰略三角互動等內外在因素的驅動，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乃是普欽鞏固權力過程之重要一環： 1.經濟因素影響了俄國對中國軍售政策的形成： 在普欽的認知與觀點上,俄中戰略夥伴關係是用來賺錢的工具且是在俄中戰略夥伴關係架構下軍火貿易的平台上而有賺錢的機會，俄羅斯在經濟領域的國家利益是最主要的國家利益，只有在穩定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才能解決與俄羅斯國家利益有關的問題， 俄羅斯軍售中國賺取外匯挹注經濟發展，才有可能達成軍事現代化且使俄羅斯賺取外匯以準備發展新一代核武器和高精尖武器裝備。 為了國防工業轉產、國內經濟大幅衰退、賺取外匯挹注經濟發展：軍售中國是為了因應俄羅斯國內政治生態與經濟發展互動的需求。普欽希望能爭取到軍事工業集團的支援，特別是軍工企業旗下的大批工人；因為軍售中國可以創造相當數量的就業機會。 因為俄國總統普欽希望能夠爭取到軍火利益團體的支持，在俄國國內政治勢力與俄國軍工企業向俄國政府的要求下，所以普欽政府大量的軍售中國，普欽的目的是要換取俄國軍工企業的支持， 扶持軍事工業以收攬軍工複合體(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勢力是普欽經濟發展的策略之一，事實上，軍售中國是為了因應俄羅斯國內政治生態與經濟發展互動的需求，普欽希望能爭取到軍事工業集團的支援，特別是軍工企業旗下的大批工人；因為軍售中國可以創造相當數量的就業機會。 在政治因素上，俄羅斯國內的軍火工業從業人口佔有相當大的比例，普欽為了贏得下一屆總統選舉，勢必要為軍火工業製造利多消息，藉以換取軍火工業人口的選票，因此普欽企圖以軍售中國爭取軍工集團的支持，以爭取軍工企業工人選票，普欽企圖以軍售中國賺取外匯挹注經濟發展，才有可能達成軍事現代化的目標，以此訴求爭取軍方支持，軍售中國是俄國國內政治的要求，因為俄國總統普欽希望能夠爭取到軍火利益團體的支持，特別是軍火業雇用大批工人，對俄國經濟來說非常重要，此外，它也能資助俄國軍力的現代化，而這正是普欽的另一重要意圖， 普欽認為軍售中國能資助俄國軍力的現代化，因此普欽及其親信為了要擴大權勢以及要控制軍工領域而使普欽可以徹底而確實的推動一系列的的國防工業體制改革與軍事改革而須掌控軍工企業，俄羅斯希望經由對中國的武器出口交易及軍事科技轉移，來吸取中國在軍轉民用政策上的經驗，以有效掌握其技術和資金，積極推動俄國龐大的軍企在民用化方面的成效，從而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俄軍財源，以補充其軍費， 緩解軍工企業困難，為其進一步發展積累啟動資金，增加外匯收入，緩解國內經濟危機。 2. 國家安全因素是俄國軍售中國訂單的俄國決策階層在決策時的考量： 普欽軍售中國的國家安全考量乃是為了挽救俄羅斯衆多的軍工企業與科研機構不致於陷入舉步維艱的境地且減少對於俄羅斯國防實力和國家安全上的直接威脅，普欽為了減低軍方在國家安全方面的疑慮，承諾軍售中國將會有所限制，中國在採購大量的俄制軍備後，有可能反噬俄羅斯，再加上中國威脅論的推波助瀾，俄羅斯未來在對中國的軍售上勢必會多加考慮。 3. 國際戰略因素是俄國軍售中國訂單的俄國決策階層在決策時的考量： 就戰略觀點來看，俄國決定銷售精密複雜的武器 (sophisticated weaponry)給中國，乃是基於俄國的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s) ，及俄國的整體國家經濟 (overall economic) 和地緣政治 (Geopolitics) 等因素制約驅使所致。 俄中軍火貿易是俄中戰略協作的一環，俄羅斯當前的外交策略是東西並重，而非過去的一面倒向西方，藉由對中國的軍售來拉攏中國，以增加俄羅斯對西方世界談判的籌碼，提高國際地位，增加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俄希望在國際軍事衝突中，交戰雙方都使用俄製武器，這樣在解決國際事務過程中手中就多了一張可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有利於俄對國際事務施加影響。俄羅斯對於印度與中國兩國的軍火交易有相當大的差異，相較於印度並未與俄羅斯直接相鄰，中國與俄羅斯有相當長的國界相鄰，俄羅斯再出售武器給予中國的同時必須顧及到將來若與中國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俄羅斯出售軍備給予中國，但不可避免的，必須去面臨日益強大的中國在俄羅斯東部所形成的威脅，因此俄羅斯在出售武器給予中國的同時也出售軍火給予印度，俄羅斯提供武器給與印度具有很大的戰略考量，俄羅斯提供給印度的武器較中國先進，對於俄羅斯來說，這樣的差異，是基於考慮到提供印度較為先進的武器可以牽制中國的勢力，俄羅斯聯合中國互為奧援，對於俄羅斯提昇國際地位的努力，不失為是一項最佳的選擇，此外，近年來俄羅斯求在經濟上有所作為，把中國視為主要的軍火銷售對象，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The Russia-China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Treaty) 的簽訂，無疑將有助於增進雙方的軍火交易， 同時由於俄國政府採取親美以削弱親中勢力的政策，2002年簽訂俄美削減攻擊性戰略武器條約 (Strategic. Offensive Reductions Treaty, STORT) ，並建立了美俄戰略夥伴關係，俄國此舉乃是為了要擺脫中國之戰略羈絆。 4.克里姆林宮政治 (Kremlin politics) 影響了俄國軍售中國訂單的俄國決策階層的決策： 俄羅斯聖彼得堡幫及葉里欽幫互相競逐俄羅斯軍售中國政策形成之主導權，雙方為了要削弱對方的勢力，普欽時期的軍企寡頭 (Arms sale oligarchy) 嚴重影響了軍售中國訂單的決策，安全體系官僚 (National Security bloc) 與經濟體系官僚 (Economic Advice bloc) 兩個派系與軍企寡頭在軍售弊案中的政商關係及利益交換影響了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普欽整肅葉里欽遺留下來的軍企寡頭勢力，建立以國家安全團隊為主幹的軍售中國的決策執政團隊，以鞏固其政權基礎，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為了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 (Рособоронэкспортом; Rosoboronexport) 與國防部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РФ; Ministerstvo oborony, RF) 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力，在普欽於西元2000年當選俄國總統後，克里姆林宮政治勢力與新興的財團勢力相結合，成為主導莫斯科決策動向的新寡頭，普欽作為一個成功的權力平衡者，必須隨時掌握派系政治的動向，以合縱連橫的政治藝術，來鞏固其政權，普欽上任後有計劃得為了擴大鞏固權勢而整頓國防體制與整肅寡頭，因此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在俄國武器出口公司與國防部內且加強國防部在對外軍售與武器輸出管制上的權力：普欽的親信人馬正在積極搶奪葉里欽派系人馬所控制的政經資源，雙方鬥爭激烈，與中國的驅逐艦合約也變成了這場鬥爭中的一個籌碼。 普欽在2000年高票當選俄國總統，普欽高票當選，地位鞏固；普欽手腕靈活，讓國家杜馬 (Gosudarstvennaya Duma;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形成親政府的穩定多數派，並使其人馬進駐國家安全強力部門；從而普欽可以順利推動對外政策方針與對中國軍售決策，兩家造船廠後面的財閥集團和官方幫助兩家造船廠積極對承辦軍售案的相關人員進行關說活動，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形成與執行過程，則往往產生派系之間爭奪資源交換利益之重大弊端。 俄國出售先進武器給中國似是違反俄國國家安全，但是普欽的主要目的是藉此取得國內軍火利益團體的政治支持，因為軍火業可製造較多的就業機會，有助於強化俄國的經濟以及軍事現代化， 對外軍售對於普欽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Vladimir Putin) 而言，也是振興經濟的選項之一，出售軍火具有經濟以及政治上的利益，在經濟上可以藉由出售軍火快速獲得大量的外匯，以此便可以暫時舒緩經濟上的困境，而在政治上，普欽以軍售挽救俄羅斯軍火工業將可以贏得軍火工廠員工的支持，而支持也將會在選舉中化為選票，同樣的，提振了經濟也有助於普欽及團結黨 (Unity) 在大選時的支持度，但是出售軍火給予中國首先必須面對軍方的強烈反彈，為此，普欽進行一連串的軍事改革及經改與軍企改革，進而普欽可以用軍售中國賺取外匯挹注經濟發展，才有可能達成軍事現代化的目標，來爭取以此訴求爭取軍方支持，普欽藉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以鞏固政權 （Consolidating Power） 。 / (四) 俄羅斯對中國軍售政策之執行結果，勢將影響亞太地區之區域安全；從而，勢將影響台海安全之均衡情勢： 由於俄國決定軍售給中國高科技武器的決策，並且在普欽政府的控制下，包括該訂單在內的所有高科技武器將引起亞太各國的不安與影響台海安全，從而使兩岸關係進入軍備競賽且使俄國得以藉由軍售中國制衡美中關係，從而牽制中美兩國。我國的因應必須是加強我國在國防軍購上加強對美國及他國的武器購買，同時要求各國對俄國大量軍售中國一事的重視。 / The main first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rough National Securit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pproach and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explore Russian arms sales scandal. The main level of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study scandal on sino-Russia arms sales b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ystem level of analysis, National system level of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level of analysis.The method of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study scandal on sino-Russia arms sales with a case study which Northern shipyard and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struggle for order of tender for arms sales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toward P.R.C in 2002 and the main second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pro-China clan and pro-USA clan of Russia struggle for leading right of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in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and explore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in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the main third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inner-extra cause and Context of Vladimir Putin’s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and explore what role and funcation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in Consolidating Power process of Russia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he main fourth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n Taiwan Strait security by Russia–Chain’s military exchange. It is hypothesized in this study that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a part of Consolidating Power process of Russia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pro-China clan and pro-USA clan of Russia struggle for leading right and resource of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of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each public policy,in the case study that Northern shipyard and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struggle for order of tender for arms sales Sovremenny Class destroyers--Project 956 toward P.R.C in 2002, That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final get the tender is leading right of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in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transfer to pro-USA clan (National Security bloc/ Putin Bloc/ St. Petersburg Bloc) from pro-China clan (Economic Advice bloc/ Yeltin bloc/ Moscow bloc: Kasyanov and Voloshin Bloc),therefore, Considerations on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including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trategic and relations between business, oligarchy and politican in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the key-point,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nd process of activity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gives rise to abuses which struggle for money and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y interests and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self-interest, the final ending of the decision- activity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ought to effects regional security in Asia Pacific area and effects Cross- Straits Security ,therefore , cause of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that interaction of clans of Kremlin politic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under Vladimir Putin. This hypothesis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into the following logically consequential sub-propositions: 1.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nd process of activity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gives rise to abuses which struggle for money and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y interests and exchange and collective self-interest,in decision-making of tender in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Baltiisky Zavod shipyard final get the tender is leading right of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in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transfer to pro-USA clan (National Security bloc/ Putin Bloc/ St. Petersburg Bloc) from pro-China clan (Economic Advice bloc/ Yeltin bloc/ Moscow bloc: Kasyanov and Voloshin Bloc). 2. Clans of arms sales scandal and relations between business, oligarchy and politican of two Shipbuilding plant is the key-point of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3. Considerations on formation of decision-making of decision-making level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including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strategic, During 2000-2004,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has been driven by Russi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action of strategic triangle politics; Kremlin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is a part of Consolidating Power process of Russia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4. the final ending of the decision- activity of Russian arms sales policy toward P.R.C. ought to effects regional security in Asia Pacific area and effects Cross- Straits Security.

「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之研究」主要以歷史分析法(History Analysis Method)為主軸，針對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Ⅰ）從出生(24 Dec 1777)一直到逝世(26 Dec 1825)的一生事蹟，包括了少年成長時期、執政時期(1801-1825年)的社會情況、內政外交、軍事行為等加以研究分析，以提出對此段歷史的分析解釋以及對其後歷史的影響。 由於凱薩琳大帝精心設計的教育歷程，使得亞歷山大一世成為俄國皇室中有史以來第一位具有啟蒙思想的沙皇並且懷有著改革俄國的夢想。然而亞歷山大一世經常在言行上出現不一致的狀況。舉例來說，少年時代的他曾不只一次地表明本身並不適於擔任沙皇，然而日後他卻在一場弒父的流血政變中登基﹔他宣稱自己熱愛憲政，但卻未能實踐他對憲政主義的理想；他一再地表示對農奴制度極端地憎惡，但卻沒有對這項制度有較為激烈的改革﹔他在外交上表示別無所求只願歐洲和平的想法，卻一再地與法國以及瑞典、顎圖曼土耳其帝國等發生戰爭。因此，為了解釋這種矛盾性，大部分的史家經常將亞歷山大一世描寫為一個謎題一般神秘而且矛盾的人物，或者將他描繪成詭計多端、不真誠的乃至於白癡與精神分裂，以提出對於亞歷山大一世如此矛盾不協調的統治的解釋。除了以這種方式來解釋亞歷山大一世的統治歷程外，本篇文章旨在更進一步地深入瞭解沙皇的性格與人格特質，以及將外在條件的制約納入分析思考的範圍中，以對此段歷史提出更為全面而廣泛地解釋。 終亞歷山大一生，他耗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在國內改革與外交事務的參與上。1801年即位之始，他便汲汲營營地進行各項改革，然而由於國內改革事務存在的艱困阻礙加上拿破崙的壓力，逐漸促使他遠離內政改革而將心思轉向外交事務上。在提爾斯特條約暫時地解脫亞歷山大一世在外交與軍事上的壓力之後，亞歷山大一世又回到內政改革上，他任命了麥克海爾•史普蘭斯基為國務卿，並且命他進行憲政計劃的草擬。由於許多的原因，史普蘭斯基所提出的計劃沒能夠全盤被執行，而憲政改革又再次陷入了停擺。1812年，俄國面臨了拿破崙侵略的威脅，最終又捲入與法國的戰爭中。在拿破崙經歷了征俄戰爭以及最終受到聯軍的圍剿而徹底失敗之後，亞歷山大一世成為歐洲最有勢力的統治者，他的功績在此時達到最高峰，並且要將歐洲改造成新的局面，最終藉由神聖同盟的設立而完成他的志願。在回到國內之後，亞歷山大一世似乎已經準備好再次面對內政的改革。然而沙皇對於革命的畏懼更勝於他對改革的熱情，1820年代俄國國內的不安以及國外的革命騷亂終究使得他的改革劃下了句點。雖然亞歷山大一世未能完成他的改革理想，但無可置疑地，他仍是19世紀裡俄國與歐洲歷史上的重要角色。 本文第一章緒論針對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架構、文獻分析與研究限制與問題提出說明。第二章係對亞歷山大一世之成長背景，主要探討十八世紀末俄國現況，凱薩琳二世及保羅一世對亞歷山大一世成長的影響。第三章則對亞歷山大一世的內政改革，包括農奴政策、憲政改革、以及其他經濟文教的改革加以研究論述。第四章論述亞歷山大一世的外交與軍事作為，包括俄法戰爭、維也納會議、歐洲協調、四國同盟與神聖同盟等問題。第五章針對亞歷山大一世晚期的作為提出綜合檢討與回顧。第六章為結論。 / The Study of Tsar Alexander I mainly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the whole life of the Russian Tsar Alexander I (1801-1825). This article basically use the historical analysis method to describe and analysis the history from Alexander I's birth (24 Dec 1777) until his death (26 Dec 1825), which covers his childhood, youth, and his behaviors after his ascended to the throne. And finally provides the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about this period of time, and it’s influence for later history. Due to Catherine II’s delicated education, Alexander I was the first tsar who had the enlightened thoughts and had dreams to reform Russia. But his behaviors were usually contradictory to his words. More than once he professed he was unsuitable for the exercise of power, yet he ascended to the throne in a bloody coup which involved the murder of Paul I; He claimed to love constitutions, yet he failed to realize his ideal to implement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He frequently expressed his abhorrence of serfdom, yet he did little to challenge this institution; He asserted that his only ambition is to promote the peace of the Europe, yet he fought not only with France, but also with Sweden and the Ottoman Empire. Historians usually explained the incongruities of his highly paradoxical reign by portraying Alexander as everything from scheming and insincere to idiotic to schizophrenic. In addition to this kind of explanation for his reign,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the tsar’s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more deeply and taking the outside constraints on his reign into consideration in order to analysis and explain the history of his lifetime more broadly. Through his lifetime, Alexander I spent most of his time in domestic reforms and diplomatic affairs. After his coronation, he eagerly engaged in domestic reform.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he faced in domestic reforms and the oppressions from Napoleon gradually pushed him to turn away to diplomatic affairs. Until the temporary relief of Tilsit treaty, he proceeded to domestic reforms again. He appointed Mikhail Speransky as the state secretary, and ordered him to draft the plan of constitution. Due to a lot of reasons Speransky’s plan was canceled and the constitution reform was delayed again. In 1812, Russia faced the aggression oeagerly engaged in domestic reform.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he faced in domestic reforms and the oppressions from Napoleon gradually pushed him to turn away to diplomatic affairs. Until the temporary relief of Tilsit treaty, he proceeded to domestic reforms again. He appointed Mikhail Speransky as the state secretary, and ordered him to draft the plan of constitution. Due to a lot of reasons Speransky’s plan was canceled and eagerly engaged in domestic reform. However, the difficulties he faced in domestic reforms and the oppressions from Napoleon gradually pusArakachev to start oppressive and cruel rule until his death. Despite of his failure to fufill all the reforms, generally speaking, he still is a dominant figure in both Russian and European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article is as follows：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the tropics about motives and intentions of this study, study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the article analysis and the study limits. The second chapter explores the background of Alexander I’s growth, which about the tropics of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end of 18 century, and the influence of Catherine II and Paul I on the growth of Alexander I. The third chapter explores the tropics about the domestic reforms which include the serfs question,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other reforms about economy and education. The fourth chapter explores the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behaviors of Alexander I, which includes the tropics of Napoleon’s invasion of Russia, the Vienna conference,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the Quadruple Alliance and the Holly Alliance. The fifth chapter explores the last years of AlexanderⅠ’s rule, and provide the full analysis and overview. The sixth chapter is conclusion.

Considéré généralement comme objet de l’art, sujet de la littérature et catégorie de l’esthétique chinoise, shanshui, les « montagnes-eaux », est censé relever d’un sentiment et d’une conception de la nature relativement différente de celle de l’Occident. Or la construction moderne de shanshui au prisme de la nature n’intègre la multiple pratique paysagère historiquement fondée dans la tradition lettrée, inextricablement liée à l’invention des montagnes-eaux : l’érémitisme, la recherche d’immortalité, l’excursion, la réunion littéraire lettrée, la création poétique, picturale et du jardin. Centrée sur l’histoire tri-séculaire après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Han, en exposant les conjonctures particulières, analysant la notion ‘ziran’ dans l’étude du Mystère, rassemblant et traduisant les écrits et poèmes thématiques qui témoignent des mouvements et tendances extra-mondains dans les milieux lettrés sous les Wei-Jin (220-420), cette thèse vise à montrer que shanshui, plutôt que d’être constitué par la dualité nature/art, est inventé comme un paradigme confrontant, dans une bipolarisation de la réalité lettrée à cette époque, l’espace confucéen et l’espace taoïste, le service et la retraite, les affaires mondaines et la recherche de l’idéal par-delà la société. Autour de shanshui se cristallisent les idées-valeurs comme l’authenticité, la dévotion, la vertu, la liberté, le naturalisme, le mysticisme, la créativité et la transcendance immanente, en cela, nous supposons la co-naissance des montagnes-eaux et d’un idéal-type de l’humanisme classique chinois. /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object of art,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esthetic category, Shanshui (mountains-waters) is believed to be relevant to aesthetical feelings as well as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nature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 However,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Shanshui through the prism of nature does not integrate the multiple landscape practices historically founded in the gentry's tradition, which had contributed to the invention of mountains-waters: eremitism, immortality seeking, excursion, gathering of literary circles, and the creation of poetry, paintings and gardens.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Wei-Jin (220-420) after the fall of the Han dynasty, exposing the particular contexts, analyzing the notion of 'Ziran' in the Xuanxue school, gathering and translating the writings and thematic poems showing the extra-mundane movements and tendencies in literate milieus under this time, this thesis aims to show that Shanshui, rather than being constituted by the duality of nature and art, has been invented as a cultural paradigm to confront, in a bipolarization of the reality of ruling gentry class, the Confucian space and the Taoist space, service and disengagement, mundane concerns and pursuit of the Ideal beyond society. Around Shanshui the ideas and values such as authenticity, deep affection, virtue, liberty, naturalism, mysticism, creativity and immanent transcendence are crystallized, in this way, we may assume the co-birth of mountains-waters and an ideal type of Chinese classical humanism. / 山水研究以往側重于詩歌，繪畫與哲學分析，并普遍將山水視為自然再現，自然情感與某種不同於西方自然觀的審美表達。然而，“相對不同”的判定卻是建立在自然／文化兩分的現代二元范式的“普世應用”上的。因為僅僅強調山水源於“發現自然”並不能整合與山水緊密相關且貫穿於士傳統中的文化實踐：如隱逸，遊仙，遊覽，雅集，以及對世外理想之境的不懈書寫，描畫與營造。本論文考察了魏晉時期(220-420)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背景：名教自然的對立，隱逸遊仙的結合，魏晉風度，衣冠南渡，僑立，宗教興起，道釋義理在文化士族內部經由玄學促生的思想轉向等；通過分析魏晉玄學中的自然概念，整理翻譯相關的歷史文本與詩歌，試圖說明，與其說山水是自然／藝術的二元構建，毋寧說山水是士階層在仕與隱，經世與玄遠，世表與塵外的現實兩極化中所創建的一種文化範式。圍繞山水，凝聚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文化特徵的理念与價值——保真，養身，自足，逍遙，自然主義，暢神玄覽，內在超越與審美理想。這意味著與山水共生的是一種中國古典人文主義的理想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