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討自民國成立以來至一九八八年，西藏民族自決問題的產生原因，發展以 及未來可能的變化。試圖解開中國與西藏雙方面對於西藏問題爭執的焦點，以促進此 一問題的明朗化。 首章為緒論，就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方法，做一個整體的說明，並 對民族自決問題所涉及的相關概念先行界定。 第二章探討西藏民族自決問題產生的背景。以一九○四年英軍入侵拉薩做為中界點。 討論由於英國勢力介入西藏，造成此一地區固有政治形態瓦解的情形，以及中、英、 俄、藏在此一階段中的各項政治措施。 第三章探討民國成立以來以至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徹退來台期間，中國當局在西藏 問題上所做的宣示及努力，並以同時期西藏政治領袖對此一問題的相對性作法和意見 做為對比，以彰顯問題之核心。 第四章則討論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西藏問題的變化，仍然採用中、藏對 比的方式討論之。並且加入國際關係以及國際法的影響，同時亦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態 度亦有所討論。 第五章結論部份，則以文化差異、民族認同，政治互動以及國際關係等四層因素，討 論此一問題的根本衝突以及未來可能解決之道。

台灣主權問題，不但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歷史糾葛，更牽扯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人民對此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因此，有部份人提出，利用公投投票來確定台灣未來之主權。因此「主權公投」的政治問題除了從內部因素，政黨競爭的軸線來檢視外，也無法忽視國際因素，尤其是公投在美中台關係中起的作用和變化。 本研究藉由對國際法自決權理論與公民投票制度的研究，分析國際當前成功以公投而獨立的國家案例，並以此為啟示了解台灣目前現勢，深入研究「主權公投」的動機、價值，並據以評估因主權公投可能引發的爭議。 / Given the uncertainty of Taiwan’s political statu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 has not only been an heated issu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ut also an unceasing disput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hich results in strong sense of insecurity among people of Taiwan. Therefore, it’s been suggested by some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be determined through exercise of plebiscite. Looking at the act of plebiscite on sovereignty, we have to examine inner factor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multilateral factors, especially its impact o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e thesis examines theories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plebiscite and analyses successfully executed plebiscites that result in independent nations. The mo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plebiscite on sovereignty will be thoroughly discussed to evaluate controversies that may be invoked by practice of plebiscite, and finally to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aiwan’s political identity.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旨在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所欲處理的企業內電子郵件監看議題的引爆點及研究方法。 在針對監視與勞動隱私的討論中，福特（Michael Ford）指出，當前的監督與過去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資訊傳播科技的興起化解了從事持續監督的經濟障礙。本論文的第二章，首先即由工作場所監督行為，特別是資訊社會電子化辦公場所帶來的新興科技監視型態--電子監視開展。以最常見的監控方式---電話監聽、錄影監控及電子郵件與網路使用行為的監控作為主要的討論內容。 關於企業內電子郵件監控的問題，不論實務見解或相關論述，長久以來，均落入這樣的迷思：雇主確實擁有電腦所有權，雇主為維護企業秩序，有權規定應遵守的紀律。相較於政府行為的侵害，上開二種聯想於是給了雇主監視的堂皇理由。甚且，即使國際勞動基準的建構已漸漸蔚為風尚，然而，此議題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因此，本文於第二章希望藉由檢驗監看行為所涉基本權利的侵害，作為喚醒所應珍視之憲法價值的引導。接著論證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與提供基本權利衝突的解決之鑰。 我國對此問題的相關論述多聚焦在美國法，實務見解由結論上看來，也因襲美國法的思維。美國法上累積不少案例，於立法史上亦多有爭議與阻礙。然而，美國學者亦不乏批評聲音。本論文第三章，一方面介紹本議題在美國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也是要呈現法規範不足所面臨的窘境。 美國隱私的概念來自個人主義，隱私幾乎被當作財產看待。然而，對此議題，歐洲國家則採異於美國法的個人自主、尊嚴的價值傾向。更值得注意者，相對於美國對於通訊內容本身的討論，歐盟指令提供的是個人資料的保護。本論文於第四章即以歐盟相關立法規範及主要會員國之規範作為美國法的對比。雖然美國法上的評論現況，多以侵權行為的侵入要件及「隱私的合理期待」作為主要的標靶，但許多學者也留意到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的規定。本章中，我們也將探討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的意涵及關於「合理隱私期待」的檢驗。另外，歐洲人權法院在人權及基本自由的保障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該院的重要判決，值得詳細介紹，以收當頭棒喝之效。 論文第五章，主要是針對我國相關法律規範的檢討及實務判決的俯瞰，並提出本文看法及我國法上自省的方向。 最後，本論文第六章整理先前討論的重點，提出若干建議作為結論。

對於俄羅斯與烏克蘭而言，由於兩國之間長久以來極為密切的歷史與文化關係，因此始終難以接受蘇聯瓦解之事實。迄今，許多俄羅斯人依然視基輔為羅斯民族之出生地，且不認為烏克蘭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更確切的說，俄羅斯人認為基輔羅斯乃是導引東正教與俄語進入俄國之發祥地。儘管俄烏之間具有不可割捨的兄弟之情，但當兩個民族或想像共同體對於其彼此疆界、文化等存有歧見時，則仍無法避免各種紛至沓來的紛爭問題。就克里米亞之黑海艦隊為例，顯示俄烏對於塞瓦斯托波爾城之想像共同體的重疊。同時，亦攸關俄烏兩國對於領土與心理疆界，產生必須且窘困的界定過程。 克里米亞半島素有黑海”鑰匙”之稱，不但是烏克蘭通往世界之大門，亦是各國經黑海進入東歐和亞洲的良港。由於其戰略位置之重要性，致使各種不同的政治勢必，紛紛介入克里米亞半島領土歸屬問題。蘇聯崩解後，克里米亞半島動盪不安的情勢，已造成黑海地區俄羅斯與烏克蘭雙邊關係之威脅，並儼然形成如同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或阿布卡齊亞緊張衝突之溫床。克里米亞在蘇聯繼承國家之中，雖然尚不足以列入族裔衝突之範疇。但隨著反對國家之間領土紛爭的自決主張之聲浪，及自蘇聯時期懸而未決的軍事政治問題遺緒之情況下。致使克里米亞問題，成為俄烏兩國與國際緊張關係之焦點。 簡言之，克里米亞問題之根源在於其地區的人口分佈與地緣政治歷史。一九四四年，史達林以串通納粹敵國之罪名，將所有克里米亞韃靼人（約二十萬人）集體驅逐遷往中亞地區。截至一九八Ｏ年代末期，在近五十年漫長歲月中，克里米亞韃靼人不但其基本文化權及族群認同遭到否決，甚至於在蘇聯的人口統計資料中，未曾出現克里米亞韃靼人。蘇聯瓦解後，克里米亞始終受到兩方面重疊勢力的控制：其一、克里米亞共和國當局，與要求承認其歷史及領土權利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其二、尋求獨立並要求回歸俄羅斯的克里米亞共和國親俄領導人士，及反對克里米亞分離主義之烏克蘭當局。這些勢力圍繞著一個相同的基本政治問題：誰擁有克里米亞半島之主權？就目前情勢而論，克里米亞韃靼積極份子要求承認其國家地位；然而，克里米亞境內及外在的敵對勢力，則頗不以為然。無庸置疑，歷史爭論與目前克里米亞的情勢發展，實乃息息相關。 / For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has been particularly difficult due to the extremely clos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any Russians still view Kyiv as the birthplace of their nation（Rus’）and do not conceive of Ukraine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Rather, they think of it as Kievan Rus’, the land that brought the Orthodox Christian religion and the Russian language to Russia. As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reveal, however, problems can arise when two imagined communities, or nations, disagree over the boundaries（cultural or otherwise） that distinguish them. In the case of the Black Sea Fleet dispute,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of Russia and Ukraine overlap at Sevastopol. Throughout Crimea’s complicated history, the peninsula’s strategic location on the Black Sea has made it a desirable military outpost and warm-water port, leading to territorial claims by a great variety of political forces. Since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unstable situation in Crimea has threatened to turn the Black Sea region of Russia and Ukraine into a hotbed of tension similar to Nagorno-Karabakh or Abkhazia. While the Crimea still cannot be listed among the numerous areas of violent ethno-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it has recently become a focu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nsion, with conflicting self-determination claims voiced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interstate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an unsettled legacy of military-political issues from the Soviet period. Simply put, the conflict over Crimea has its roots in the region’s demographic and geopolitical history. In 1944, accused of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zi invaders, the entire Crimean Tatar population（by then some 200,000） was deported, mostly to Central Asia. For over forty years, Crimean Tatars were denied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even an ethic identity; until the 1980s, Crimean Tatars never appeared in Soviet population statistic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rimea has been the object of two overlapping rivalries for control: first between the Crimean Republic authorities and the Crimean Tatars, who demand recognition of their historic and territorial rights to the peninsula; and second between pro-Russian leaders of the Crimean Republic, who want either independence or reunification of the peninsula with Russia, and the Ukrainian authorities, who oppose Crimean separatism and insist that Crimea remain an integral part of Ukraine. These movements revolve around the same basic political question: who has sovereignty over the Crimean peninsula? Presently, Crimean Tatar activists regard the Crimean ASSR as a recognition of Crimean Tatar statehood, while their opponents in the Crimea and beyond are convinced that the autonomous formation was purely administrative. The historical controversy is, of course, highly relevant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Crimea.

近年由於資訊社會快速變遷，相關產業不斷改革，個人資料侵害事件頻傳，個資議題逐漸受到重視。為了修正難以跟上社經發展腳步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民國99年5月26日公布了新修訂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卻引起極大的爭議，至該法公布至今已逾兩年卻尚未施行，造成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闕漏遲遲無法獲得填補。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牽涉者，不僅為個人資訊權的保障，由於個人資料保護意識已在國際間抬頭，若個人資料保護水準未合乎適足標準，我國在蒐集外國個人資料時會受到限制，恐怕會危及我國在國際間資訊傳遞的便利性，如此資訊傳遞將成為我國企業於國際競爭上的劣勢，是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的確立實至關重要。 　　本文嘗試先就「個人資訊自決權」的角度，申論本次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修法內容之利弊，並以歐盟之「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之「隱私保護與個人資料跨國交流指導原則」以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之「隱私保護架構」所揭櫫之個人資料保護原則，探討「告知原則」、「同意原則」、「選擇退出制度」以及「敏感性個人資料之保護」等議題，論其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影響。最後，再針對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窒礙之相關爭議規定，提出修正或配套意見，期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得以完善。

中國大陸在1993年8月31日與2000年2月21日，由大陸國台辦與新聞辦發表了兩篇對台白皮書，台灣的輿論界掀起一陣對於中共對台白皮書的討論與報導，兩岸關係的議題也倍受關注。在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中共發表兩次對台白皮書為研究時間始點，並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三大報社論針對兩岸關係的篇數、標題、立論觀點、統獨偏向及稱呼兩岸用語之差異。 研究發現，對兩岸議題著墨較多的報業，統獨偏向的立場也較為明顯。《自由時報》社論的篇數一直是最多的，甚至是其他兩報的兩倍，《自由時報》的統獨偏向也是最偏獨立。至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的統獨立場相近，社論篇數也相近。 社論標題方面，從1993年到2000年，社論標題主角都回歸以「台灣」優先，只有最偏統一的《中國時報》還以「兩岸」優先。由於2000年新政府執政，因此三大報提及「新政府」的比例大幅增加。標題主題方面，2000年三大報對於兩岸議題較少以國際觀點來談，也較少以兩岸歷史淵源來談，而較關注主權議題、國家安全以及台灣人民自決。 社論立論觀點方面，1993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聯合報》、《中國時報》比較偏統一的報業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自由時報》比較偏獨立的報業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2000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還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統獨偏向是中立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還是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而統獨偏向中立較偏獨立的《聯合報》以及最偏獨立的《自由時報》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比較偏獨立的《聯合報》、《自由時報》都關注「台海安全情勢」的同時，立場最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卻關切「兩岸歷史淵源」。 社論稱呼兩岸用語，2000年，三大報的統獨偏向都往獨立移動，因此，稱呼「中共」的比例減少。《聯合報》、《自由時報》常稱對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時報》則常稱對岸為「中國」。三大報在2000年還是最常稱呼「台灣」，但是其次就是稱呼「中華民國」、「我國」以及「台灣共和國」，可以發現國與國的思維更加明顯，而國共關係的思維較為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發現《聯合報》社論的統獨偏向與《中國時報》相近，《中國時報》不論在1993年或2000年都比《聯合報》偏統一。《聯合報》、《中國時報》與當權者的關係，由於《中國時報》與當權派的關係較《聯合報》良好，雖然《中國時報》的統獨立場比《聯合報》還偏統一，《中國時報》卻不像《聯合報》被貼上「親中共」的標籤。若硬要貼上統派標籤只要《聯合報》被歸類至統派媒體，《中國時報》也應該在列。但是在1992年底大規模的退報運動當中，《聯合報》、《中國時報》都同樣報導大陸官方談話，卻只有《聯合報》遭抨擊是「中共的傳聲筒」。本研究發現《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有相近的兩岸統獨立場、同樣的報導卻有不同的際遇，極重要的關鍵是報社與當權者的關係。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自2004年1月1日開始使用健保IC卡後，醫療資訊電子化的趨勢，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如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渡過盧比孔河（Crossing the Ribucon）時所說：「骰子已經投下（the die is cast）」一般，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了！ 時至今日，電腦、網路連線、憑證簽章已經成為任何一間醫療院所從事醫療行為時的開門七件事之一，民眾用健保IC掛號、醫師用電腦下診斷作病歷、行政人員用健保VPN申報費用等，皆成為醫療實務中的標準模式。而我國衛生署也信心滿滿地希望能於2011年達到全國80%醫院實施電子病歷、60%醫院可為院際交換互動之目標。在此「全民電子病歷」旋將施行之當下，相關隱私權之配套對於病人之保障是否足夠，即成為該政策是否受到國人支持之關鍵所在。 本研究透過整理衛生署自2000年迄今所有與電子病歷相關之專案計畫，以及與電子病歷領域，產、官、學界共9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後發現，我國現行電子病歷政策推廣有架構、標準、法制、補助、動機等五大問題，其中關於法制規範及隱私保障不足所造成的民眾疑慮與醫事人員躊躇，已成為電子病歷發展上的一大阻礙，而其中計畫推行的電子病歷索引交互中心，更可能對於病人資訊隱私權產生重大危害與影響。另一方面，若回頭省視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大法官們其實已對涵蓋電子病歷等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有過相當明確的闡釋。其所強調「個人自主控制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若能配合2010年5月26日修正通過但尚未施行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並非不能為電子病歷提供一個基本、框架式的法律基礎。 在此前提之下，本文提出「電子病歷自主控制機制」之概念，主張在現行憲法資訊隱私權之精神下，應該讓病人在充分瞭解到其權益後，得以選擇「是否將病歷電子化」、「電子病歷儲存場所」、「是否放於交換區」、「是否留存索引紀錄」、「是否允目的外利用」，並能透過管道隨時查詢其「電子病歷使用紀錄」。本文並認為，藉由「推力理論（Nudge）」中「自動加入（Opt-in）」與「主動加入（Opt-out）」等「預設值（Default）」概念之運用，資訊科技中「隱私偏好選項（Privacy Preference）」與「電子病歷使用紀錄明細」等系統之設立與使用，以及國際相關隱私及安全規範之借鏡，與我國健保IC卡推行之在地經驗，或許能夠解決論者對於電子病歷自主控制機制，在參與度、決定能力、行政成本、法規及技術架構、多元價值上的各項疑慮與爭論，並進而證明該構想之初步可行性。 / Af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IC Card on January 1, 2004, the trend of e-health, including enforcing a nation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 system in Taiwan, is reminiscent of Julius Caesar’s words when he crossed the Rubicon, “The die is cast.” The return point has been passed; there is no return. Nowadays in Taiwan it has become routine in hospitals and clinics for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use a digital authentication or signature transmitted via a computer scan of an NHI IC card to register patients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for administrtive staff using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 to file fee claims. Furthermore, the Taiwan Department of Health has announced i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R system and has pledged that, in 2011, 80 percent of hospitals and clinics will start to use a more comprehensive EMR system and 60 percent of hospitals will be able to exchange EMRs. However, while Taiwan’s government is very proud and eager to enforce the EMR system,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doubt that adequate regulations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iolation of patients’ information privacy right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all former DOH projects related to EMRs, and interviews nin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professionals who have EMR experience. It next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aiwan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patients’ privacy right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autonomy. This is a cause for concern for patients and practitioners who are leery of further EMR implementation o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ntrolling mechanism for patients’ autonomy that will empower patients to determine if they want to electronize their medical records, where they will store their EMRs, and if it is in their best interests to set up an index and allow the transmission of additional EMRs. Moreover, patients will have unrestricted access to a log of all users and uses made of their EMRs and be able to set up their own privacy preferences with opt-in and opt-out choic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ntrolling mechanism for patients’ autonomy will solve the current concerns about the implemenation of a national EMR system and improve patients’ ability to enforce their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autonomy rights.

保險契約又稱之為「最大善意契約」或「誠信契約」，歸因於保險契約之制定需仰賴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善意與誠信，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最重要者為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及危險增加通知之義務，此二義務要求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提供大量個人資料，俾使保險制度能順利運作。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關於敏感性個人資料部分之蒐集、處理、利用部分遲遲尚未施行，連帶影響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及危險增加通知義務之履行無所適從。 自外國立法例觀之，個人資料保護隨著資訊發展而逐漸受到各國重視，爰參考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之隱私保護原則、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亦提出隱私保護暨個人資料跨國傳遞指導原則，對於美國、英國及日本保險實務對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分別制定不同措施。美國最早提出告知後同意原則，並由美國保險監理協會制訂保險資訊與隱私保障標準模範法典予以落實；英國則遵照歐盟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特別制定特種個人資料處理原則，將個人資料種類予以不同程度化區分；日本對於個人情報保護法除金融廳制定金融領域下指針外，其生命保險協會及損害保險協會分別制定生命保險業之個人情報處理指針及損害保險公司之個人情報保護指針。基此，以上各國之立法及保險實務運作，亦為我國制定保險法第177條之1之參考依據。 惟保險法第177條之1於主體面、客體面、內容制定、免除告知義務規範及過渡條款之設計等皆有可議之處。本文分析保險法上據實說明義務及危險增加通知義務與個人資料同意權之衝突，並依據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委託研究計畫及行政院草案，以立法沿革及法規面逐一剖析保險法第177條之1之妥適性並給予立法建議。希冀本研究能有助於保險實務上對於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制定，予以明確且完善之配套措施，並為保險法第177條之1開啟新紀元。

本文所謂的臥底偵查，係指為抗制特別危險之重大犯罪或偵查困難度極高之犯罪，刑事偵查機關為達成追訴犯罪並實現國家具體刑罰權之目的，在一定期間內安置具有司法警察身分或不具司法警察身分之人員蟄伏於犯罪組織或犯罪環境中，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蒐集犯罪證據及提供犯罪情報之特殊偵查方法。 臥底偵查目的既在於臥底者以隱匿真實身分之方式，暗中蒐集犯罪證據以及提供犯罪資訊，然運用此種特殊偵查手段的結果卻有可能會侵害到人民受憲法保障之隱私權、秘密通訊權、居住自由權、資訊自決權等基本權利或牴觸不自證己罪、人性尊嚴等憲法原則，故刑事偵查機關如運用臥底偵查而攫取龐大訴追利益的同時，亦逾越基本權利的保護界限，則該臥底偵查行為自宜定性為干預基本權之強制處分，此時，如臥底偵查仍未取得法律授權基礎，其取得之證據自有罹於無證據能力之虞。 鑑於法務部以及立法院均已提出不同版本之臥底偵查法草案，以期將實務上行之有年但卻備受適法性指摘之臥底偵查予以法制化，是以在方法上，本文將就臥底取證規範之現行規定與未來立法動向進行必要之比對，換言之，本文除將論述在現行法制不備的情況下，如何透過學說上法哲學、法解釋學之觀點或歷來實務判例(決)累積之見解，在臥底取證可能面臨之適法性困境及兼顧人權保障的議題上，提供一個兼具「發現真實」與「程序保障」的調和解決方式。此外，針對臥底偵查在取證規範上之立法趨勢，本文亦期能就相關草案中有待商榷或有所疏漏之處提出建言，以達到適時導正立法動向與彌補規範漏洞之研究目的。 本文架構之舖陳，首先，擬先行探討臥底偵查可能違反哪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換言之，亦即先行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法」取證與證據排除之程序關聯問題，而這些「法律」規定之取證規範，有刑事程序法之規定，有刑事實體法之規定，另亦有兼具刑事程序法與實體法性質之規定，本文在上開取證法律中，將先探討具有共通規範性質的取證規定，再依取證手段及取證客體之差異次第論述個別取證規定的違反與證據排除之關聯性。 其次，再上探臥底取證可能違反之「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換言之，亦即探討臥底偵查之「違憲」取證與證據排除之關聯問題，由於作為「應用憲法」之刑事訴訟法與憲法的關係極為直接而密切，故在判斷某一證據有無證據能力時，現行法律有無規定並非唯一依據，蓋如憲法基於維護更高價值的考量，則縱使國家機關取證過程合法，其所取得之證據也未必有證據能力，是以論究臥底取證可能違反哪些「憲法」規定或憲法原則以及與證據排除之關聯爰有必要。

本文從國際條約，內國法及美國法探討原住民之法律地位。第二章以國際條約及我國相關法規為例，說明原住民法律地位在國際上或我國之變遷。第三章援引國際法學者對原住民族之定義，將台灣原住民置於該定義下討論。就國際法言，民族自決是原住民法律地位的主要內涵，因此本文於第四章專述國際法上民族自決之內容與適用對象。原住民法律地位在台灣之發展，尚未能具有自決之權利或地位，相關的法律規範還在起步階段，目前實質之規範僅限對原住民身分之認定，第五章即討論此原住民身分之認定，與現行法律作用所產生之結果。因其影響大者為相關身分法之規定，本章遂以身分法為中心。原住民族於其所在國之法律地位之發展，並無一定公式可循，僅就我國現行規範言，其與原住民族的期待相較之下，仍有極大的落差。許多國家境內皆有其原住民族，其中印第安族法律地位在美國已有較完整的發展，況且其可為台灣原住民族所主張的自治模式，提供參考範例，遂於第六章論述美國印第安族法律地位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