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從1995-2005年間，台灣直轄市補助款之變動原因分析。在1995-2005間台灣發生了許多在預算以及政治上的重大變革，而「計畫型補助款」在學理上是較容易受到政治變動而影響的預算表現，而在台灣是否可從直轄市補助款之變動得其驗證亦或並無關聯，此乃本研究研究之重點。並且在台灣政治變動的1995-2005間，其激烈選戰的總統以及直轄市的選舉年，「計畫型補助款」是否會同樣會表現出政治影響預算的情形？希冀以本研究，得到更加清楚直轄市「計畫型補助款」之變動成因，並且更了解「計畫型補助款」目前所帶來的實質性預算功能以及是否具有特殊政治意義。 而整個研究問題為探討「計畫型補助款」在台北市以及高雄市在十年間其金額、類別項目的變動成因；並且主要以探討「政治因素」是否為計畫型補助款的變動主因，其中的「政治因素」假設有以下：中央與直轄市長在同樣的政黨執政下，同黨籍直轄市會獲得較高的計畫型補助款；在直轄市市長的選舉年，同黨籍的中央政府會撥給同黨籍的直轄市較高的計畫型補助款；而在總統的選舉年，北高兩直轄市的計畫型補助款均有增加的情形。並且在確立完政治因素之後，並藉由訪談去了解10年間計畫型補助款的變動成因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和計畫型補助款所隱含的政治意涵在台灣是否真實存在。

本文探討台灣地區在政黨或選舉競爭體系下，執政者是否有利用補助款進行的選票購買的行為存在，以及選票購買的行為是否有效果。研究期間為民國81年至91年，研究地區為台灣省16個縣。首先檢驗選票購買的行為是否存在，我們分別以無區域效果、控制大區域效果、控制小區域效果的補助款模型加以研究。實證發現補助款與總統大選得票率差距、人口數、低收入戶人口數、可支配所得均呈現顯著相關性。從政黨競爭因素來看，總統選舉得票率差距對補助款之影響為負向而且統計上十分顯著。表示一個地區總統選舉競爭愈激烈，則該地區獲得補助款愈多，符合Lindbeck-Weibull (1993) / Dixit-Londregan (1996) model的結果，對於競爭比較激烈的地區給予較多的補助款，因此我們認為執政者有選票購買的行為存在。亦即前次總統選舉的結果會影響上級政府補助款的分配。其次檢驗執政黨利用補助款進行選票購買行為是否有效果。本文分別亦以無區域效果、控制大區域效果、控制小區域效果的投票模型進行研究。我們發現補助款因素對於執政黨得票率的影響力極小，亦即執政者給予縣市更多的補助款時，在選舉中的得票率並不會提高，表示執政者以補助款進行的選票購買行為是無效的。

基於生存權的保障，國家應提供人民生活扶助與醫療救助等給付。全民健保施行後，大法官釋字四七二號揭示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國家應予適當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遂開啟一連串對經濟弱勢者的保費協助措施，輔以相關醫療補助辦法的補助。惟我國領有醫療補助的人口比例甚低。 以美國醫療救助為例，自一九六五年建立Medicaid制度後，發展自今已有超過百分之十五的人口領有醫療救助，其制度強調實質醫療需求的內涵。在美國採開放式醫療市場的情況下，Medicaid對於貧者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更形重要。 相對於我國縣（市）醫療補助辦法對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過度限縮，是否有違母法，深值檢討。此外，我國亦應放寬對收入戶的認定，並修正醫療補助的資格與內容，以提供更多實質醫療需求者的醫療保障。

社會保險為社會安全體系之重要一環，台閩地區社會保險制度之發展，至今已四十餘年，保險之給付項目與範圍亦不斷擴充，誠為台灣地區目前社會安全體系最重要之一環。觀察我國主要的社會保險項目，如公、勞、農保及全民健康保險等，政府介入負擔的程度因不同職業、身份對象而有差異，另按不同被保險人對象規定有單獨或有二級或三級政府共同負擔，且各級政府間補助比例亦有不同規定。本研究希望能藉由相關統計資料的整理分析，瞭解各級政府對我國目前各主要社會保險保險費補助之財務負擔情況，並從學理面說明政府介入補助負擔程度之適當性及各級政府共同分擔比例之公平、合理性。 本研究除配合學理上之探討，並依據我國目前各社會保險之相關法規規定及統計資料加以分析，檢討發現： 一、 在學理上，政府對社會保險的適當補助比例問題之探討，亦即反映 社會保險在純保險與純福利之間的取捨，也就是從社會保險財源籌措與政府的責任角色去考量取決。 二、 從效率面或所得重分配的角度來看，社會保險事項之規劃、補助之幅度及財源之籌措應為中央政府之職責，應由中央政府來負擔；但地方分權並不是完全獨立於中央的地方主權，地方政府亦有配合中央政策之責任，另就社會保險事項所產生之受益範圍大小來看，可能具有地域性及利益遞減性，故某種程度上除由中央政府來主導規劃並負擔補助財源外，仍可由地方政府負擔補助經費，以落實地方政府經費以受益原則分擔之精神。 三、 依「政府負擔社會保險保費補助比例情況」資料顯示，近年來的變化有明顯成長之趨勢，我國各級政府整體補助比例從八十三年的1.5%，逐年成長至八十六年的5.3%。 四、 由「政府對各項社會保險保費補助比例情況」資料顯示，目前存在各社會保險間之不同補助比例係依職業別來分類且差異性大，似缺乏適當之理論依據，應重新選擇補助比例之標準，理論上而言「所得」應為一較公平而客觀之指標。 五、 依「各級政府對各社會保險負擔保費補助比例」資料顯示，關於「勞工保險」之補助，以往年度中央政府之補助占支出之比例相較於地方(省市 )政府之比例為輕，又省市政府間之補助占支出之比例又有差異性存在。勞工保險之適用範圍對象具有全國性，且政府對其補助有所得重分配之政策目的，中央政府相對補助占支出之比例較省市政府為輕，不盡合理；「公務人員保險」部份基於公教人員屬地方政府之編制人員，故由各級政府負擔保費支出應屬合理；「農民健康保險」方面雖規定中央政府之負擔比例高於地方政府，但由統計資料顯示，地方政府相較於中央政府在補助占支出比例上之負擔仍為較高；而各地方政府間 ( 尤其是縣市政府間 ) 的負擔補助占支出之比例因各地方政府的財源情況而有頗大差異，並造成農業縣市(如雲林縣、嘉義縣、臺南縣、屏東縣等)相對負擔較重；至於「全民健康保險」，因其各類目之保險對象亦以公保、勞保、農保、軍保、低收入者及其他被保險人等為分類標準，故承襲原有保險制度之因素，造成原存在於勞、農保中之各級政府負擔補助比例不合理情況亦存在於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中，又依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省各縣市政府欠繳保費率高達37.14%(民國八十八年五月底止)，尤其是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等縣，在其財源情況相對較其他縣市拮据下，欠費情況嚴重，似有貧者越貧之不合理情形。 六、 由以上的檢討分析得知，對於勞保、農保及全民健保現行規定各級政府負擔補助之情況應加以修正，若考量政策施行具有全國一致性、所得重分配及外部性等因素，則應由中央政府擔負主要之補助責任；但在受益原則下，則可由地方政府負擔部分保費補助。地方政府之負擔在受益原則與普遍原則考量下，可按各地方行政區人口數來決定分擔比例之標準。 根據上述分析，提出建議如下： 一、 在自助互助原則及比照歐美各國近年來已驚覺福利發展之政府財務責任應減輕情況下，目前我國政府社會保險支出佔政府實質支出比例約為 6% ，尚屬合理。惟我國目前仍屬開發中國家，對於即將實施之國民年金保險制度應適當控制社會福利支出之財政負擔，以避免產生對其他支出項目之排擠效果。 二、 針對「政府對各社會保險依被保險人職業別不同而給予不同補助比例」之情形，建議最佳方式為改以所得作為補助分類標準；或可採次佳方式，藉由補助比例之重新規劃來導正，本文建議先將目前繁雜的補助比例予以簡化，且同一保險制度不因被保險人職業不同而有不同補助比例(各社會保險之政府負擔建議比例列示如表5-4)。 三、基於學理上之探討及考量目前省府已精簡，本文針對「各級政府對各項社會保險負擔保費補助比例」情況建議三方案，在方案一下(詳表5-11)，改由中央政府來負擔對各項社會保險補助之責任。但考量中央政府財務負擔衝擊可能過大，及考量地方政府經費以受益原則分擔之精神，進而提出建議方案二及建議方案三( 詳表5-11 )，由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 )共同負擔補助，其補助比例之分配可依據中央與地方政府稅收比例( 7 : 3)來分配或將原中央及省市政府負擔之部分改為全由中央政府負擔而其餘則由地方政府來負擔；又考量各地方政府因產業結構不同及財源懸殊之差異，建議各地方政府間之負擔補助比例按各行政區人口數之比例來分配。依據八十六年數據資料訂定此三建議方案之補助支出比例(詳表 5-12)，可改善各級政府負擔補助比例之不合理情況；而建議方案二使各縣市政府負擔比例提高，但直轄市政府負擔比例則有減輕現象，配套措施應通盤檢討財政收支劃分法中關於統籌分配款之分配，並由中央以統籌分配款或補助款之方式來改善直轄市與各縣市政府間之財政不均情況。 目錄 第一章 續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方法與內容 2 第三節 研究架構 3 第四節 研究限制 5 第二章 社會保險費用政府分擔理論 6 第一節 分擔緣由及其優缺點 6 第二節 政府分擔補助之財政福利理念 13 第三節 政府分擔社會保險費用種類 16 第四節 政府負擔保險費用之歸宿問題 17 第五節 各級政府分擔補助之理論分析 20 第三章 各國社會保險費用政府負擔情況 27 第一節 社會福利型國家 28 第二節 社會保險型國家 31 第三節 總結 37 第四章 我國各級政府社會保險費用負擔之分析 42 第一節 法令規定 42 第二節 數據分析 50 第三節 檢討 69 第五章 我國社會保險政府負擔補助比例之建議 79 第一節 政府負擔社會保險保費補助比例 79 第二節 各社會保險被保險人保費補助比例 83 第三節 各社會保險保費補助各級政府分擔比例 87 第六章 結論 109 參考文獻 116

地方政府財政能力係指各級地方政府（如省、縣市、或鄉鎮）支應公共支出的能力。 租稅努力則為利用財政能力的程度之指標。此兩者之應用範圍頗廣，最常見者乃作為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提供補助款時之參考因素。就我國而言，省府補助款項為各縣市 政府收入之重要來源，為求合理公平分配省府補助款，正確地衡量各縣市政府之財政 能力與租稅努力實為基本的且極其重要的課題。 本文共分五章（約三、四萬字）：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範圍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財政能力與租稅努力之概念。闡明財政能力與租稅努力之意義，並介紹其應用 。 第三章財政能力之估計方法。評析各種估計方法，並就實證上的有關文獻作一回顧。 第四章實證結果之說明與分析。擇取適當估計方法，以瞭解我國各縣市政府財政能力 與租稅努力之現況。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歸納本文研究之結果，提供決策參考之建議。

國民旅遊卡措施係源自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度，本是為鼓勵公務人員適度休閒以提升工作效率，增進行政效能，卻在與振興觀光旅遊產業之政策目的結合之後，使補助制度增加諸多限制－改以持用國民旅遊卡方式辦理，並限制於「異地」、「隔夜」、「非假日旅遊」、「特約商店」消費－鼓勵公務人員於休假時從事國內旅遊。本研究著眼於人事管理角度，探討國民旅遊卡措施能否對公務人員達到激勵效果，亦即探討四項使用限制與人口屬性對於此制度激勵效果之影響。本研究係以問卷為調查工具，研究對象為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共計發出問卷860份，回收問卷738份，有效問卷655份，回收率為76.16%。 研究結果發現： 一、現行強制休假補助制度以「公平感」之認知最為激勵公務人員。 二、國民旅遊卡使用限制中，「非假日旅遊限制」之認同最高，「特約商店限制」認同與此制度之激勵效果則最為相關。 三、不同的人口屬性影響特定的國民旅遊卡使用限制認同，「異地限制」認同受職務別影響，「隔夜限制」認同受婚姻、子女狀況及休假年資影響，「特約商店限制」認同受婚姻狀況、休假年資與服務年資影響。 四、年齡越大、每年休假天數越多、月收入越高或服務年資越長之公務人員，此制度所發揮的「整體」激勵效果越低；越能認同異地限制、隔夜限制、非假日旅遊限制、特約商店限制之公務人員，獲得此補助制度的「整體」激勵效果越高；部分人口屬性與國民旅遊卡各項使用限制認同，亦對不同的激勵效果面向有影響。 五、相較於人口屬性之影響，國民旅遊卡使用限制認同對於強制休假補助制度激勵效果的解釋力較大。 基於以上之研究發現，本研究做成以下之建議：欲有效提高此制度之激勵效果，應放寬特約商店限制，例如，使特約商店更為普及，採負面表列的方式，於少數店家消費才不得核銷國民旅遊卡。相關單位也必須進行宣導，建立公務員有關旅遊休閒消費的正確價值觀。此外，應針對不同年資之公務人員設計不同的強制休假補助制度。若要使強制休假補助制度具備更有力的人事管理意義，則可使其與績效制度結合運作。 / The Civil Travel Card, an idea originates from the vacation regulation subsidy system, was designed to increase work efficiency and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through encouraging public servants to have appropriate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the intention to prosper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aiwan, the Civil Travel Card was designed to link up with many policies thereof. However, this intention generated many restrictions, such as “valid only if used in places other than their working districts”, “valid only if stay overnight”, “valid only if used on non-holidays”, and “valid only if used in certain permitted stores”.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aims at probing into the different motivational effects of these restri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conducts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uses questionnaires as the primary tool. The research subjects are the official public servants i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860 questionnaires were issued and got 655 as valid returns. The response rate is 76.16%.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1. “Sense of fairness” in the current mandatory vacation regulation subsidy system is the most effectual factor of motivation. 2. Among all the restrictions, the restriction of “valid only if used on non-holidays” is the most accepted one by the public servants; the restriction of “valid only if used in certain permitted stores” has the highes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3. Different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influence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The motivational effect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valid only if used in places other than their working districts” is subject to change by people’s positions in the organizations; the motivational effect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valid only if stay overnight” is subject to alter by people’s marital status, children condition and their seni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s;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from the restriction of “valid only if used in certain permitted stores” is subject to differ by people’s marital status and seniority in the organizations. 4. The design of Civil Travel Card only has limited motivational effects for public servants with higher income, more in age, or more seniority. The aggregated motivational effects are higher for those who accept all of the four restrictions. Also, certain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trictions affect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differently. 5. Compared with the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he four restrictions of the Civil Travel Card have more explanatory power for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of the subsidy system.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ed: First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sen the regulations about the permitted stores to enhance the motivational effects.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ssue more permission to more stores or provide a list of the “inappropriate stores” where Civil Travel Cards cannot be used. Secondly, authorities concerned should inculcate the public servants with proper concepts and values about leisure activities and consumption. Finally, the vacation regulation subsidy system should be flexible and adjustable to different public servants to maximize its effectiveness. The vacation regulation subsidy system would be more effectual if it can be operated together with the Merit System.

(内部障害系理学療法18)

摘要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簡稱SBIR)或是一般所謂的科專，是政府為鼓勵國內中小企業可以著重於技術開發及產品研發等營運策略的實施，主要在於提高國內中小企業的永續發展與經營為目的，並且藉由加強創新技術或產品研發的輔導規劃，達到加速提昇中小企業的競爭力。SBIR的計畫是有機會幫助企業或廠商提升技術層次，以及可以達到產業、學術界合作的機會，而企業或廠商可以透過這樣的機會來獲得上、下游原物料和技術(包括技術移轉等)與跨領域know-how的取得，以補足所缺乏之技術與知識的瓶頸。然而，SBIR雖然可以提高企業或廠商競爭力的提升，但這樣的競爭力提高會帶來企業或廠商在產品研發與技術開發等營運策略實施時，其產品製造的成本增加，相對也會造成獲利總額的降低，故本研究考量以SBIR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及產業的適合性等方向進行研究，藉以深入瞭解計畫的影響。 因此，在國內中小企業申請創新補助規劃的同時，如何取捨方能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故本研究透過專家訪談的調查及SWOT分析的導入，探討SBIR的影響，並且將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一、 北部地區的申請現況居全國之冠； 二、 企業經營的年限愈久對於創新的觀念愈強； 三、 創新規劃可以提高企業的競爭力； 四、 競爭者與投資環境的衝擊會造成企業的威脅。

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有地方稅課收入與來自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而近年來，適逢景氣不佳、經濟衰退等原因，致使地方政府稅課收入日益減少，已無法支應地方政府日益膨脹的公共支出。此時，源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即成為各地方政府不可或缺之首要財源。以民國89-98年為例，多數地方政府皆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部分縣市的補助金收入占歲入結構比重甚至已逾50%。 促進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是政府長期以來的重要施政目標之一。補助金制度於立法之初，亦被賦予「平衡地方財政差異」、「縮小城鄉差距及區域發展」等目標。尤當地方財政困難情況加劇之時，補助金收入對於地方政府便愈顯重要，亦凸顯補助金收入扮演著影響地方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角色。緣此，補助金制度與城鄉及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便值得深入探討。 本研究首先透過民國79年至98年的政府統計資料，分析地方財政現況及補助金制度與地方財政自主之關聯性。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因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稅制設計，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致地方財政自主能力十分低落。復再以全台23個縣市為樣本，將城鄉發展與區域發展之空間範圍分析，分為七個生活圈與四大區域進行探討。並透過因子分析法萃取「都市化因子」、「產業經濟因子」及「設施因子」作為城鄉及區域發展之代表性因子，藉此深入探討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現況。研究發現，台灣地區之城鄉及區域發展存有一定程度之差異。 最後，本研究透過關聯分析，探討城鄉及區域發展與補助金收入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補助金收入與都市化因子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產業經濟因子呈現高度正相關，並與設施因子呈現低度相關性。顯示上級政府撥付予地方之補助金收入，對於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效益呈現在產業經濟因子與都市化因子兩方面，此亦與台灣地區長期以來，因上級政府偏重於經濟發展與致力於對都市地區之建設發展，所造成城鄉及區域發展失衡的現象是相呼應的。而未來政府相關權責單位於興革促進城鄉及區域發展相關政策時，應同時考量補助金制度之運用與分配，以使補助金得以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本研究以民國71年度至95年度臺北市財政收入結構的變化為主要探討對象，包括了臺北市自有財源與非自有財源，其自有財源以臺北市稅課收入及財產收入為主，非自有財源則以補助款收入為主，分析瞭解臺北市財政收入之現況、問題所在及其影響因素，並以迴歸分析印證之。 臺北市自有財源占歲入或歲出平均高達98%，其中平均有78%來自稅課收入，表臺北市政府財政豐裕且自主性高，依賴上級的程度低，並有穩定的地方稅課收入，以支應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事項。 稅課收入是臺北市政府歲入主要來源，最重要的稅目來源分別為營業稅、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印花稅、契稅、煙酒稅、娛樂稅等，而田賦、教育捐、屠宰稅對臺北市稅收貢獻趨於式微。其實證估計結果發現，稅課收入受到每人臺北市各類營利事業營業額、每人歲出及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的影響。 財產收入包括了財產孳息收入、財產收回及售價收入等細項。近年來財產收入的重要性雖大幅提高，但其來源收入大不如前。實證估計結果發現，財產收入受到每人每年經常性所得、每人歲出、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及87年度單一因素的影響。 補助款收入71年度至95年度平均占歲出的比重均小於0.56%，及至91年度以來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仍顯示臺北市對補助款的依賴程度低，財政豐裕且自主性高，自有財源比例足以支應支出需要，與其他地方政府亟須上級的補助款以支應財政支出之情況有別。實證估計結果發現，補助款收入受到每人稅課收入及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