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額捐款對非營利組織而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財源，能使募款迅速達成目標。因此，了解大額捐款者的捐款行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從捐款者的觀點出發，研究大額捐款者之捐款行為。從4,787則純新聞報導中，以單次捐款金額在百萬元以上的大額捐款事件為研究對象，期能找出大額捐款者的特性與大額捐款行為的關聯性，提供非營利組織募款建議及策略參考。 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 個人的大額捐款，其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主，主要用途為「教育」，且有五成會捐給「有業緣關係」的受贈組織，以「校友」比例最高。 二、 組織的大額捐款，主要捐給「有地緣關係」、「有業緣關係」的「政府組織」。 三、 企業的大額捐款金額平均約為新台幣4,148.19萬元，高於非營利組織（NPO）的新台幣845.39萬元。 四、 來源為自有資金的大額捐款金額平均約為新台幣2,549.89萬元，高於來源為募款轉贈者的新台幣984.39萬元。 五、 沒有地緣關係的大額捐款金額平均約為新台幣3,352.90萬元，高於有地緣關係的新台幣1,389.40萬元。 六、 資源愈多的地區享受的捐款愈多，台灣社會資源分佈不均的情況顯而易見。 七、 大額捐款用途都十分明確，顯示大額捐款人對捐款用途的期待是影響捐款行為的重要關鍵因素。 本研究建議如下： 一、 建議非營利組織應採取「捐款人導向」的行銷策略，瞭解大額捐款人的心理需求與行為習慣，並提供目標明確的方案與內容，使捐款人了解捐款的用途、支用方式與辦理績效，以增加募款金額及再度捐款的機率。 二、 建議非營利組應以相同地區者為主要募款對象。尤其以區域性募款標的或內容撰寫計畫書或提供方案內容，應較容易募款成功。 三、 建議非營利組織可以向依法認罪換取緩刑的大額捐款，以及公益彩券得主的大額捐款提出募款方案，將有助於非營利組織定期大額捐款來源。 四、 建議大額捐款人及政府應正視捐款資源過度集中的問題，可透過聯合勸募方式平衡城鄉差距。

本研究透過台灣創投基金的聲譽、國際化和政治連結等信號(Signal)，探討創投基金對於新創公司初次公開發行後的長期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之實證結果發現，創投基金的聲譽越高以及國際化程度越高，對於新創公司的長期表現有正向影響，但是創投基金與國發基金的政治連結卻產生非單一面向的結果，政治連結僅對於新創公司的長期研發投入具有正面顯著影響。政治連結會帶來負向的效果可能由於國發基金所推行的政策影響，或者是其中具有裙帶資本主義的干擾，導致受到國發基金所投資的創投基金對於新創公司的長期表現帶來負面影響。由本研究的結果我們可知若新創公司得到具有高聲譽或國際化的創投投資是對於其未來發展是有所幫助，所以新創公司在尋找創投基金合作時，可以以此作為考量的標準。 / In this research, venture capital reputation, degree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links formed by venture capitals and Taiwa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are hypothesized to influence the long-run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By utilizing a unique dataset of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we could investigate the sources of higher long-run performance of venture capital teams. Besides, we also inquir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olitical links of venture capitals on the performance of stat-up bus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venture capitals with higher reputation or degrees of internalization impacts positively on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However, the political links formed between venture capitals and Taiwa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only affects business innovation measures positively. The policy focused or the crony capitalism long existing between Taiwanese National Development Fund and venture capitals can both be the major reasons to trigger the mixed investment influence. Thus, this research can shed some light on the intrinsic factors driving positive investment results other than the venture capital reputations.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產生了許多的變化，在經濟上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汽車產業也在這樣的趨勢下與國外的跨國汽車企業合作，發展自己的汽車製造工業，至今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汽車製造國。為了發展汽車產業，中國透過國有企業與跨國企業合作成立許多合資公司，本文所取用的東風汽車集團與廣汽集團旗下都存在許多這樣的子公司。國家透過國有企業作為帶動產業發展的火車頭，但國有企業複雜的所有權問題牽涉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運作，影響著汽車產業的發展。運用國有企業作為中介制度的同時，中央與地方關係也同時在運作，在長時間的發展下因國企所有權差異而產生的不同發展模型也逐漸變化，最終中國的汽車發展模式趨於類似。在這過程中，國家的影響實際上分做中央與地方同時進行，短期而言似乎看不到到中央的影響力，但就長期而言中央確實引導了中國汽車產業並助其發展。在理論方面，筆者以為中國汽車產業的成長長久以都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上進行的，而非是發展型國家或管理型國家的模式。因為中國雖然引進市場經濟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是實際上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的手都不曾離開過這個領域，即便是現在中國最主要的汽車生產與銷售仍舊以國有企業為主。 / China had has series transitions since 1980s years, and it had adopted open attitude at economical work. In this trend, state owner enterprises cooperated (SOEs) with foreign cross-national enterprises (CNEs) to develop self’s automotive industry. Now, China had become biggest country of automotive produce. For developing automotive industry, it established many companies by Chinese SOEs and foreign CNEs, for example Dongfeng motor group, Guangzhou automobile group. SOE like locomotive that it brings development, but it has problem of property that affect working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While state utilizes SOE to be intermediary institution, central and local is continually interaction. In long time, ownership led to differently developmental model that was changed that trend to similar model. In fact, national affection is divide two parts: central and local. In short term, we difficultly observe central affection but, in long term, central affection is remake. In theoretically, I argue that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elow to approach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it is not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regulatory state. China had work market economy but government, central and local, still intervenes domestic market, instead of major firm of Chinese produce and selling is SOEs.

本文主張，隱私是公民社會的構成元素，它保障個人在社會建構的形塑之下，保有日常行為實踐的能動性，得在自我自主經驗與社會建構的來回探索之間，生成個人的主體性。這個動態的主體性發展空間，使我們得以開拓環境中的意外發現並建立心智的批判獨立性，具備如此公民特質的社會，才有能力促進自我決定、創新、人際交往互動等實踐可能性，形塑健全的公民社會。 然而，巨量資料在數位環境中，正全面影響我們日常行為實踐的模式。巨量資料以統計相關性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形成不同的洞察與價值，其以資料驅動技術所辨識出的現象模式，建立其宣稱的客觀性優勢。巨量資料脈絡下的數位技術物，不僅是日常生活的輔助工具，而毋寧是我們個人感官的延伸，其精巧的影響我們與周遭世界的關係，積極介入、給予指示、引導行為，甚至定義我們的身分，調整、調控我們的行為。作為一種知識生產與治理模式，巨量資料的監控本質對於個人或群體所加諸的權力作用，將削弱個人主體性的發展空間，進而影響健全的公民社會發展，形成新型態的、難以察覺的隱私權侵害風險。並且，本文認為，商業監控結合監控資本主義邏輯的調控治理，對於公民社會的傷害更鉅。 面臨如此的風險，本文指出作為資訊社會產物的現行個人資料保護機制，無法回應數位環境中巨量資料隱私威脅的三個因素：個人資料性質的改變、告知與同意機制的失敗、資料汙染。並在奠基於隱私權的社會價值理論之上，提出三種原則性建議：巨量資料的應用倫理、巨量資料利用的正當程序原則、社會責任與自律規範。在原則性建議以外，亦將視角拉回我國的個人資料保護機制，參考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的相關立法，建議我國應盡速設置專責之資料保護監管機構，並提供具體的個人資料保護規範修法方向：創設涵蓋資料保護影響評估的資料管理機制、建置組織內部資料利用監督機制、以及創設使用者的資料可攜權。

本論文以「中國大陸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以下簡稱「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其形成背景、演變過程、意涵與挑戰等相關問題。 所謂的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其基本特徵是將網路的政治管控機制與網路產業的發展相互連接。這是從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脈絡與網路科技互動下的觀察，也是從「中國大陸網路訊息如何被生產與傳送？」角度逐步推演而得來的問題意識。本文的思考脈絡，源自於對學術界既有研究的反省，同時也受到網路管制相關理論的指引。 伴隨中國大陸上網人數不斷地增加，中共能否有效地對網路進行政治管控？以及網路科技對中國大陸產生何種政治影響？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但學術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出現兩種限制：第一是研究的化約主義，僅從政治或經濟等單一因素進行分析，切割中共進行網路政治管控所可能涉及的複雜原因與過程，也導致既有研究文獻對於中共如何進行管控以及管控成效的解釋有所欠缺。第二、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取向。許多研究者不自覺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發展網路科技的經驗為基礎，形成以西方為取向而對非西方世界社會的歷史發展展開詮釋，基本上忽略了網路科技在不同政經背景中，產生不同的發展與應用的可能性。基此，本論文將建立於「中國中心論」的基礎上，強調應將中共對網路進行政治控制相關問題置於網路科技與中國大陸政經脈絡之間的互動來思考。 就本文受網路管制相關理論的指引而言。相關理論顯示，有關網路管制基礎與原因，應從網路科技與政治、經濟權力的互動過程來觀察；網路管制的方式，若從網路傳輸的架構管制以及市場壟斷進行管制，兼具事前與低成本。基此，本論文將從「網路科技與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動態的互動如何影響與制約中共網路政治管制」，以及「中國大陸網路訊息如何被生產與傳送？」的角度，來分析中共網路政治管控的相關議題。 具體來說，本論文將藉由探討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的形成、演變及其意涵等相關問題，呈現中國大陸有關網路科技、政治權力、經濟利益三者之間動態的互動關係。並探討其意涵及面臨之挑戰。 本文觀點認為，中國大陸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的形成與演變過程源自中共官方、網路企業與網路科技三者間動態的互動過程。網路科技特性及其產業化發展，對中國大陸既有政治控制與產業結構產生衝擊，形成某一程度的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重分配。中共對網路管制的幅度及其方式及深受此重分配過程的制約與影響。中共考量經濟展與政治穩定，對網路科技採取發展與控制並重策略，並將網路的政治管控機制與網路產業的發展相互連接。 中共藉由建立網路硬體的層級化管制架構，以及網路軟體的內容的源頭管制。也就是從網路訊息的生產與傳送過程中，傳播其設定的安全網路訊息，形塑組織化的網路虛擬空間，兼具事前且低成本的管制效果。 中國大陸國有電信與傳媒企業藉由執行中共網路政治管控的過程，將之轉換成市場競爭的政治優勢，以因應網路科技產業化發展及入世開放壓力。使得中國大陸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的運作與發展過程，隱含以政治權力換取經濟利益的行為。 網路政治管控產業化模式使中國大陸網路虛擬空間出現再組織化現象，利於中共掌握常態性網路運作的政治影響。其主要挑戰有二：一、是網路科技與突發性政治社會衝突的結合；二、是日益擴大數位差距與網路內容商業化。

當經濟體在發展時，會因為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資本分配的失衡，或是資本配置的重心不同而引發不同的經濟危機產生，使得經濟體的運作失去效率。而經濟危機發生的成因很多，本研究針對以戰爭、全球工業化以及資本家投資等為主要的討論方向，造成匯率、利率以及金融體系的問題，造成經濟體物價高漲，投資降低，產出下降，最後會使得經濟體陷入成長的停滯或是衰退。本研究以2008年越南的高通膨為研究的對象，探討此次越南的經濟危機，將會對正在成長的新興市場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並提供提出一個可供參考的準則，讓未來希望投資於成長型的新興市場，一個評估的模式及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