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台灣與巴拿馬員工文化差異對管理影響之研究─以巴拿馬台商為例 /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as provoked the drain of companies venturing into cross borders. It is vitally decisive to consider facts before encountering any major problems. Corporations constructed by talented people dedicate the time to study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taxatio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other investment dimensions. And nowadays, considered more important, the management of cross culture. This thesis measured the cultur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anamanian and Taiwanese in a Taiwanese company established in Panama. The use of academic journals and surveys was important for collecti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Local staff and Taiwanese managers transferred to Panama were interviewed; using a questionnaire structured using 5 (five) cultural dimensions discovered by Professor Geert Hofstede during his study in IBM, and studying the two constructs (communication and management style). Research Findings depicted that Taiwanese and Panamanians are more culturally similar than differ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to face in this scenario. Some of these challenges for Taiwanese managers are to broaden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so local staff can fully enjoyed and receive a coaching style. Also, a challenge for local staff is their low uncertainty avoidance, which denotes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produce efficiently. Despite the challenges that have to be faced by the two parties, findings concluded that in this interac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Also, conclusion provided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Taiwanese managers and other companies planning to establish in Panama. Those recommendations were as mentioned before, adapt their Taiwanese working style into the local staff considering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use rewards for motivating staff. This study could also be used by Taiwanese Corporations planning to invest in Panama, and for any other country used as a reference to consider in advanc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eeking to nurture knowledge regarding to cul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organizations.

台灣於1950 年代即開始發展自行車產業，1970 年代挾帶著製造成本優勢以及不斷提升製造技術下，締造了「自行車王國」之美譽，到了1980 年代許多自行車業者紛紛西進和南進，以追求降低生產成本，然而十幾年後自行車產業終於開始反思如何提升整體產業的價值，降低生產成本的思維模式不再是企業唯一的策略選擇；自行車產業的發展可以作為台灣傳統產業發展與轉型的一個寫照與借鏡。自行車產業運用台灣過去累績的競爭優勢，開始追求微笑曲線兩端更大的價值，這種新策略思考模式與產業合縱連橫之運作模式所帶來的成果，實值得台灣各產業借鏡。 當全球市場由於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新產品不斷快速推出之際，台灣產業的研發策略若持續採取漸進式改良之方式，未來將不足以因應後進者快速的追趕，必須要具有「原創性」的產品，才能確保競爭優勢與獲利空間。台灣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必須朝向前瞻、深度的創新與研發，在研發或市場行銷面提升附加價值，並縝密思考智慧財產佈局策略，才能為企業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台灣企業欲從代工走向自有智慧財產，企業必須能掌握國際技術發展的走向，並訂定涵蓋公司專利佈局和產品組合的策略。換言之，企業應考量全球化營銷策略，規劃一套具全球競爭優勢之技術/產品和智慧財產組合。全球化的智慧財產規劃佈局，與企業的新產品/技術發展策略緊密相扣，如此始能發揮智慧財產之最大效能，提升企業的創新價值並且獲得保護。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資產已成為主要競爭優勢更是競爭的武器，企業如何產生、利用與維護智慧財產權以創造附加價值，將成為致勝的關鍵。 本研究逐一分析產業結構、企業價值鏈、產品結構與技術結構，分析對照企業的全球智慧資源配置、佈局的情況。智慧財產權的經營效率，若能從產業的技術結構和產品組合來提升，才可能擺脫為專利而專利之窘境。清晰的智慧資源規劃地圖，在策略的意涵上，是要讓企業經營者看清楚未來的產業競爭趨勢，據此主導企業未來的資源佈局，篤實的制定經營策略，而不至於迷失淹沒於雜沓紛亂的資訊洪流之中。企業在面臨全球化激烈競爭環境下，新產品開發活動要能與智慧財產佈局策略相配合，才可能技術自主和市場自主，發揮智慧財產權的縱效。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深入瞭解巨大機械如何經營全球自行車市場，從全球價值鏈、產業結構與企業價值鏈的角度，縱向與橫向觀察研究。巨大如何在全球價值鏈取得關鍵戰略位置，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調整與其競爭力的關係為何？橫向再觀察巨大的新產品開發策略、技術研發策略與專利策略，分析巨大如何邁向精品化之路。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 探討跨國企業之全球經營策略。 (二) 新產品開發活動與智慧財產管理。 (三) 探討組織核心能力與智慧財產管理之關係。 (四) 探討跨國企業經營策略、新產品開發活動與組織核心能力之關係。 / Every enterpriser is confronted with severer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nowadays, such as shorter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nd higher competitions. They have to consistently launch new products and shorten lead time against fast followers. Cost-down can hardly be the solution for industry management. This thesis aims to propose a better industrial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Taiwan enterpris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Giant Bicycles. The thesis will begin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industrial chain,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structure of Giant Bicycle, to further examine its management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study will review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restructing and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ase of Giant Bicycle. Moreover, it will as well analyze Giant’s success of industry upgrade, through its innovative R&D policy and IP strategy.

本研究之模型乃採用Hansen於1999年提出之Panel Threshold Model，並針對全球23個不同國家中之23間證交所於1995~2006年間的資料，探討各類影響企業選擇跨國上市之因素，是否會因模型的門檻變數─經濟成長率的變動而對被解釋變數─跨國上市率出現結構改變的影響。實證的結果發現：各變數中唯有市場集中度此一變數具顯著的門檻效果，且在其兩個門檻值的分類中都和跨國上市率呈顯著正相關；這樣的結果除了符合Heiko (2001) 的研究之外，更近一步的我們還發現低於門檻值部分的樣本其對跨國上市率的影響大於高於門檻值部分的樣本。此外，本文的實證結果也指出：對跨國上市率有顯著正相關的因素分別為：本益比、通貨膨脹率及經濟成長率。而對跨國上市率有顯著負相關的因素則為：週轉率、利率和新上市籌資率。 / This paper adopts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suggested by Hansen in 1999 as our main idea to make a study of contributors of cross-listing ratio of stock exchanges. In order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will make cross-listing ratio occur structure change, we use GDP growth rate as our threshold variable and take 23 stock exchanges of 23 different countries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we found that the only one variable that has threshold effect is the degree of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in both regimes it has positive relations to the cross-listing ratio. The result not only supports the research of Heiko (2001), but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higher regime part has more powerful influence to the cross-listing ratio than the lower regime part. Besides, we still found that variables have positive relations to the cross-listing ratio are PE ratio, inflation rate and GDP growth rate. Furthermore, variables like turnover ratio, interest and capital raised by new shares ratio have negative relations to the cross-listing.

跨通貨型的利率衍生性商品提供一個管道，讓投資人能夠投資國外債券或是兩國立利率差而不牽扯任何匯率風險，本文主要利用跨通貨LIBOR市場模型(cross-currency LIBOR market model)及蒙地卡羅模擬法，針對兩種型態的跨國區間浮動利率債券進行評價，一為以國內利率為計息利率而國外利率為指標利率，另一個為以國外利率為計息利率而國內利率為指標利率，分析債券在不同的計息區間下價格之變化，為了協助投資人了解投資利率型連動債所會面臨的報酬與風險，同時針對利率水準以及遠期利率波動度進行敏感度分析，敏感分析的結果顯示遠期利率水準之波動度對債券影響不大，投資人應更加注重利率水準之變化。

在跨國企業的經營過程中，不同的國際化進程、企業策略目標、國際經營環境等企業內部因素都關係著子公司策略地位的角色設定，而這些策略角色會直接形塑當地子公司或分公司的人力資源規劃。就人力資源管理的項目中，由於可幫助企業獲取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招募可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一般來說，招募會根據人力資源規劃的結果來擬定招募策略，其中包含吸引應徵者的方式、招募管道選擇、甄選方式等，依照職缺所需人才條件的不同，招募策略也會有所差異。除了企業的內部的因素外，地主國分公司在當地進行招募活動時，亦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如產業特性、當地人才素質、法規等。 本研究以在台設立分(子)公司的外商跨國企業為研究對象，針對所選之個案公司進行深入訪談，不限定大規模外商公司，主要以產業特性加以區分，以探討不同產業特性之在台跨國子公司的招募甄選策略。研究發現，個案公司的管理、人員任用模式與產業特性有很大的關聯，基層人力上都是以台灣員工為主，差益顯現在重要的管理職位上，若該產業與台灣本土企業的合作越密切，母公司的授權也就越寬鬆；在人員招募上，網路招募、獵人頭公司、員工推薦、校園招募、派遣員工轉正職等都是使用的管道，管道的使用也會因職缺性質而異，但訪談結果一致認為員工推薦為較佳的管道；另外，儘管基層職缺所需的條件較低，但不適應公司文化與工作性質造成流動率高，使其成為招募工作的困難之一；在高階管理人才的招募上，本土國際人才短缺、外在工作環境的限制(如語言、法規)，則形成了跨國企業中國際管理人才流動的阻礙。能否吸引足夠應徵者是招募過程的重要關鍵，其中企業聲望與知名度是主要因素，也成為規模較小的跨國企業子公司招募上的難題。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Law

本文討論長期投資人，考量國外資產之最適動態投資策略。延續Lioui & Pocent(2003)對於跨國最適投資組合問題，本文假設預期匯率為兩國利率差異與非隨機變動之時間函數之和，針對CRRA效用投資人，探討極大化期末預期效用之最適投資策略。假設兩國利率與通貨膨脹率對匯率存在線性關係下，利用學習效果來預測匯率變化；透過動態學習過程，獲得匯率之市場風險價值為非隨機變動之結果。 第一：最適策略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單期市場基金、規避利率風險與通貨膨脹率風險之債券避險基金與兩國貨幣帳戶基金，其中規避本國實質利率風險與通貨膨脹率風險之債券與投資期限長短有關。 第二：考量學習效果下，規避匯率風險之部位納入市場投資組合，透過動態投資組合以規避匯率風險，仔細說明Lioui & Pocent(2003)對於最適投資策略中匯率風險之避險部位。 第三：數值顯示在風險市場價值為常數時，投資人最適組合為握有固定比例之兩國股票部位，一組持有比例變動的本國債券組合與兩國貨幣市場的部位。

近年來國內藉由跨國婚姻形式來台的東南亞籍女性外籍配偶數量不斷增加，相關議題受到各界廣泛討論；另外，台灣在面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所衍生出的老人照顧課題也同樣受到關切。但是關於跨國婚姻家庭中的失能老人照顧問題卻一直被忽略。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法，訪談了十位居住在台南縣的東南亞籍女性外籍配偶照顧者，以及兩位家人，探討她們成為家庭中失能老人的照顧者之原因與對照顧工作的認知、從事的照顧工作內容與扮演的照顧角色、照顧過程中的正式與非正式社會支持網絡以及照顧工作對其生活各層面所帶來的影響，藉此勾勒出女性外籍配偶家庭的照顧圖像。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外籍配偶成為家庭照顧者的原因有文化規範、性別角色分工、情感上的推拉力以及雙重的生產力身份等等。其扮演的照顧角色為「直接協助者」、「叮嚀與監督者」、「情緒的支持者」、「協同照顧者」以及「家務工作者」。另外，在照顧過程中的社會網絡上，主要由夫妻關係、子女關係、娘家關係、親屬關係、鄰居關係及朋友關係構成的非正式支持體系來提供工具性與情感性的支持；因為其婚姻構成的因素與對資源的掌握能力不足，缺少正式支持體系的協助。而照顧工作對女性外籍配偶照顧者的生活各層面，包括生理/心理層面、家庭關係與社交層面、經濟/財務層面以及工作層面等等都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總體而言，女性外籍配偶照顧者不但要面對與本國籍女性照顧者相同的照顧情境與問題，因為其特殊的文化及語言背景，還得學習自我調適與生活適應，所承受的生活壓力與照顧負荷可說是加倍的沈重。

近年來政府積極鼓勵跨國企業來台設立研發中心，希望藉由國外研發資源的注入，能夠為我國帶來包括引進國外人力及技術之資源、培育本土人才、帶動國內廠商與國際接軌等效益，而其中又以跨國企業與國內企業的互動對我國產業的發展最有直接性的影響。本研究即希望藉由個案的研究，去了解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國內廠商的合作關係，包括與國內廠商合作之動機、合作夥伴選擇之因素、合作研發產品之類型、雙方進行合作之方式等。 研究結果指出，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國內廠商合作的最大動機為降低人力成本，其次為人力運用彈性以及取得專門技能。在合作夥伴選擇因素方面，發現人是跨國企業在台研發中心選擇合作夥伴最大的考量，包括過去合作廠商提供人才履歷的數量、從提供的履歷中選到條件符合的人才之數量、人員的技術能力以及人員的穩定性等幾項準則，此外國內廠商與跨國企業的關係也是影響合作夥伴選擇之因素之一。而跨國企業研發中心與國內廠商合作研發產品的類型包括尖端科技原型研發、產品研究與開發、產品測試與偵錯及服務與支援等項目。 關於雙方的合作方式，研究發現跨國企業在台研發中心是由採購部門統籌與國內廠商訂定合作契約，每年與各廠商分別簽訂隔年預計需求之人數，並且統籌讓各專案來使用。而合作廠商人員之人力管理由各廠商自行負責，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只負責專案上的管理。而特別的是，研究發現合作的國內廠商人員是進駐在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內進行專案的，如此對於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可以擁有方便管理、提升雙方人員互動及確保軟體開發及測試的環境符合標準等優點，但是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卻相對要付出更多的空間、設備等成本，且合作廠商的人力主管也無法直接了解其員工的工作狀況，造成他們要負責人力管理上的困難。而因應合作廠商進駐在研發中心進行專案，跨國企業研發中心也必須在行政面、實體面及虛擬面三方面去保護其智慧財產權。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跨國企業應該善用我國成本低且素質高的人力，且在台研發的工作也應該適當將部份的研發內容與國內廠商一起分工，以達到人力運用彈性的優點。由於與合作廠商簽訂合約是由採購部門來進行，因此跨國企業研發中心的專案經理與採購部門需維持良好的溝通管道並且有完善的評估機制，以增進彼此對於合作對象需求之ㄧ致性。而對於合作廠商人員之人力管理，跨國企業研發中心應與國內廠商之人力主管保持適當的溝通管道，以做好人員之管理。¬而合作廠商若進駐在研發中心，則需要藉由各種機制去保護智慧財產權。 針對國內的廠商，本研究建議國內廠商在合作關係上可以更積極些，例如主動了解各研發中心所需的技術，並且進而培養適當的人才，以增加自己的競爭力。此外，國內廠商也應該善盡員工之人力管理責任，不應該將自己定位成單純的人力仲介角色，做好人力管理除了能夠增加員工對自己公司的向心力，也能幫助合作之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專注在專案的管理上。最後，國內廠商既然有機會與各跨國企業研發中心進行合作，應該想辦法將員工在不同公司、不同專案中所學習到的經驗，蓄積成為公司內部的資產，這樣公司才會越來越進步。

自民國76年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邁入新的里程碑，之後雖受李登輝、陳水扁兩任總統不同的大陸政策影響，雙方縱然在軍事、外交層面歷經緊張情勢時期，但在共同打擊跨境犯罪合作議題上，卻不曾停下腳步，民國79年簽訂之「金門協議書」，作為兩岸遣返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民、刑事犯及嫌疑犯之用，開啟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及刑事司法互助之門，接著第三次江陳會正式簽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據此建立雙方在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不致因法律問題致執法過程中產生灰色模糊地帶，而予犯罪者僥倖心理從事不法活動。但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兩岸犯罪者因雙邊打擊跨境犯罪合作機制日趨成熟，犯案的空間受到壓縮，開始轉往第三地發展，此時法制基礎不建全、地廣人稀、政府行政效能不彰、貪瀆情形嚴重及與華人素有歷史淵源之東南亞諸國即成為首選之地。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固守人民幣匯率的政策，某部分穩定了亞洲的金融秩序，對於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安定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幫助，這被視為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轉捩點，東協在該年年底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召開首次「東協加三」會議，正式開啟了其在東南亞區域居於領袖地位的時代。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的交流層面是既深且廣，合作的議題除了傳統軍事外交，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也提供東協國家各項協助。反觀臺灣在東協支持「一中政策」的影響下，始終無法突破與該地區各項交流合作關係。如今兩岸關係趨穩，雙方均認知到除了經濟議題外，在打擊跨國犯罪方面，同樣悠關人民切身利益及社會安定，亦屬可以建立共識相互合作的優先工作，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希望了解兩岸在東南亞地區跨國犯罪現況、雙方偵辦情形、面臨的困難，以及建立兩岸與第三國司法互助合作機制可行方案。 / Since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permit the public to visit relatives in Mainland China in 1987,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entered into a new milestone. Although both sides still confront and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in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aspects, they never stoppe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on the issue of jointly fighting cross-border crime. The execution of the Kinmen Agreement in 1990 and the Agreement on Joint Cross-Strait Crime-Fighting and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executed during the third round of Chiang-Chen Talks has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between both sides in fights against cross-border crimes. Cross-strait criminals began to move their bases to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bilateral cross-border crime fighting has grown mature and the place for crime has been limi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deep and extensive in many facets. On the contra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port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is unable to make any breakthrough in interaction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with that area. As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become stable, both sides acknowledg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economic issues, the fight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is equally of great concern to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and social stability, and could be the priority to establish the consensus between both sides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cross-strait transnational crime in Southeast Asian area, the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both sides and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m, and to establish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cooperative mechanism in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among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a third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