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併購動機主要分為綜效假說、代理假說和傲慢假說。我們以目標公司報酬和總報酬的相關性，以及目標公司報酬和主併公司報酬的相關性來區分此三種假說。併購動機若支持綜效假說，則預期目標公司報酬和總報酬呈正相關，且目標公司報酬也和主併公司報酬呈正相關。併購動機若支持代理假說，則預期目標公司報酬和總報酬呈負相關，且目標公司報酬也和主併公司報酬呈負相關。併購動機若支持傲慢假說，則預期目標公司報酬和總報酬無關，且目標公司報酬和主併公司報酬呈負相關。 　　本研究探討美國88件國內併購案以及79件跨國併購案，樣本期間為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根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做出以下結論： 1、在國內併購案中，併購的動機主要來自綜效假說和傲慢假說。而在跨國併 購案中，併購的動機主要來自代理假說和傲慢假說。 2、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以傲慢假說為併購的動機會減少公司的價值。 3、匯率的變動並不影響企業從事跨國併購的動機。 / This paper develops tests to distinguish among the three major motives for M&A：synergy、agency and hubris. We distinguish three hypotheses by observ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cquirer and total gains. If the motive supports the synergy hypothesis, it expect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nd total gains. The synergy hypothesis also expect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nd acquirer gains. If the motive supports the agency hypothesis, it expect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nd total gains. The agency hypothesis also expect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nd acquirer gains. If the motive supports the hubris hypothesis, it expects zero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nd total gains. The hubris hypothesis also expect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arget and acquirer gains. 　　This paper treats 88 domestic and 79 cross-boarder cases of M&A over the period of 2000 to 2006 in America.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 of the study, the conclusions are stated as follows： 1. In the domestic cases of M&A, the synergy hypothesis and the hubris hypothesis are the primary motive of M&A. In the cross-boarder cases of M&A, the agency hypothesis and the hubris hypothesis are the primary motive of M&A. 2. It has no adequate proof to show the motive of M&A flows from the hubris hypothesis may decrease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3. The variation of the exchange rate has no effect on the motive of cross-boarder M&A.

Xia（2001）運用動態學習方法預測股價，利用Hamilton-Jacobi-Bellman偏微分方程式（PDE）解最適投資組合策略。本文以Cox和Huang（1989）之平賭方法求出債券價格過程以及最適投資策略，並將問題延伸至跨國投資策略，增加兩項國外資產：外國股票以及外國貨幣帳戶，將匯率風險納入最適的投資組合中。 本文引用Xia（2001）的動態學習方法，以股利率（dividend yield）作為預測變數，假設股價成長率和預測變數－股利率－呈動態線性關係，進而依Lipster和Shiryayev（1978）貝氏過濾法預測股價之動態更新過程，並假設投資人財富效用為CRRA（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效用函數，在給定風險趨避係數的情況下，極大化期末期望財富效用，以求得最適投資策略解，並進行數值分析。 本研究經數理推導以及數值分析發現以下具體的結果： 1. 最適投資策略與匯率風險以及學習效果有關：經數理推導發現匯率風險影響國外貨幣帳戶的投資比例，而股價的學習效果反映在市場風險市價上，進而影響股票投資比例。 2. CRRA效用下最適投資策略可分為市場投資組合及固定收益投資組合：給定風險溢酬以及風險趨避係數下，國內外股票投資比例呈現固定常數，而固定收益部分則跟投資期限有關，其投資比例是投資期限的函數。 3. CRRA效用下最適債券比例隨著風險趨避程度增加而降低：數值分析發現投資人在債券上投資的比例與風險偏好相關，越積極的投資人投資比例越高，且較保守的投資人越接近到期期限，債券持有比例上升速度較快。 4. 投資人的效用隨著已知股價波動度的增加而遞減：在1,000次的模擬後，發現在股價學習效果下，投資人的期末期望財富效用會受到股價波動度的影響，波動越大則影響學習效果，進而造成效用降低。 關鍵字：跨國投資、貝氏過濾法、平賭方法、最適投資策略、學習效果

全球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未來對於教育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從產業的觀點來看MBA教育，由於需求的增加，未來產業規模將會不斷地擴張，行政院預估在2008年將達到4000億之多。另外，參考國外的經驗，以美國為例，教育的商業化使美國的教育產業在市場機制中不斷提升品質，使美國的MBA教育執世界之牛耳。另外美國科學局所發表「2002年科學與工程指標」（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2002）中有關知識服務業的統計，教育服務產值名列第五大知識服務業，高達5000億美金。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國管理教育服務的規模也慢慢增加，台灣如果要擴展大學的規模以及國際化程度，跨國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本文特別針對跨國管理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做研究，以服務創新的角度去看這些個案的發展過程，做為台灣未來發展的參考。 一、 對台灣管理教育服務提供者建議 (1)台灣管理教育之國際化發展應先確立明確的目標顧客、自我定位與一致性的品質確認機制 (2)結合國內資源或是尋求各國聯盟以強化面對國際競爭時的競爭力 二、 對政府的建議 (1)應考量國際情勢適度開放法規限制，開放學位學程的遠距教學比例，配合監督教學品質，讓國內之教育機構在服務創新的過程中有更大的彈性。 (2)國內大學的財源、營運方式給予更多自主性，可以運用更多不同的資源提高競爭力。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當天氣（雲量及氣溫）、日照小時數以及會影響人們生理週期（如睡眠型態的改變）的日光節約制等外在環境因素引發投資人情緒變化時，是否會影響各國投資人對公司會計盈餘宣告資訊之解讀與反應，且是否會因為公司盈餘宣告所傳遞的為好消息或壞消息而不同。此外，本文亦進一步檢視在不同國家層級的機制背景所塑造出的不同資訊環境（例如財務透明度高低以及成文法系或不成文法系）下，上述氣候效應是否存在差異性。 / 由於心理學文獻指出，一些外在環境因素會引發投資人的情緒反應，而投資人情緒又會影響其對資訊的處理過程以及風險趨避程度，另一方面，行為財務學文獻則指出投資人情緒會影響其對公司資訊之解讀，因此本文以跨洲及跨緯度共25國於1990年至2006年間共169,177筆的公司季盈餘宣告為樣本分析此現象。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氣候等外在環境因素所引發的投資人情緒確實會影響其對公司盈餘宣告資訊之解讀；且當公司盈餘宣告傳遞的為好消息時，投資人因雲量較少、氣溫較低、日照小時數較長或未受到日光節約制影響而心情比較好時，會促使對未來較為樂觀且對資訊的處理較為隨意，故對於好消息的反應更為正面，但若處於較差的心情時，則對未來比較悲觀且處理資訊相對嚴謹，因此會比較保守地看待好消息而減少原本對好消息應有的正向反應。相對地，上述外在環境因素對公司盈餘宣告壞消息的影響則相反。 / 最後，由於本研究未發現任何外在環境因素所引發的投資人情緒對公司盈餘宣告資訊的反應存在明顯的緯度或地區等地理上的趨勢，因而嘗試由制度環境面加以解釋上述現象，亦即探討資訊環境的完善度是否會影響氣候效應的差異性。本文發現當國家層級的法律制度等機制背景使得其股市發展程度較高且財務資訊較多較可靠時，投資人更能透過公司的資訊揭露取得瞭解公司經營狀況的真實資訊，其所要考量的投資決策之複雜性、風險及未來不確定性確實較低，因此資訊環境較完善（高財務透明度或為不成文法系）的國家，其投資人對公司盈餘資訊宣告的反應受氣候等相關因素影響之程度較小。

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下，企業透過跨國投資活動拓展經營規模，利用企業組織優勢，配合當地生產稟賦，進行跨界生產活動。而台灣在經濟發展逐漸穩定成長，國內市場面臨飽和及投資環境變遷等因素，已有不少廠商向外進行投資活動，尤其是中國大陸地區。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台商早期進去中國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屬於勞力密集高之產業，後期則逐漸以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顯示在不同時期，台商對中國投資特性之改變。 本文從FDI理論作延伸，以經濟地理學、企業管理學角度切入，探討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投資中國區位選擇。以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作為研究標的，其目的在於反映台灣目前企業組織變化及產業動態，而研究區位則依研究目的，分為台灣地區、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實證模型採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實證變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變數，放入集團產業類別、投資時間及投資經驗，第二部分為區位變數，放入薪資、市場規模、工業化程度、專利產出強度及外資投資強度。實證結果顯示集團對於區位條件較重視，且會因本身活動不同，而對市場規模、外資投資強度會有不同表現。依相關研究推論，投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集團以出口導向為主，對於外資投資強度為正向反應，市場規模則為負向；而渤海灣地區則剛好相反為內需型；長三角地區之集團則為兩者兼具。同時從結果亦發現地區之專利產出強度對於內需市場型集團為正向反應，映證地區創新表現越高，則企業將有意願在該地投資，因該地之創新氛圍有助於企業產品或技術創新，滿足當地市場需求。 因此從成本優勢來看，中國三大地區僅管勞工薪資不斷成長，但仍比台灣地區更具優勢，市場規模也是如此。但若以專利產出強度來看，台灣過去累積多年的創新活動，政府支持企業創新研究，並以國家機構帶領民間企業進行創新研發，輔以高度教育之人才，使得台灣地區在創新研發競爭力上比中國較具優勢。而台灣作為跨國企業集團母國地位，除透過開拓海外市場、拓展生產基地外，在母國進行投資活動有利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維持，確保跨國企業總部握有關鍵技術，維持台灣地區競爭力。

經濟全球化的結果，對勞工權益造成諸多不利，也引發了世界上對於經貿與勞動人權的廣泛爭論，近年來高漲的勞動人權意識不斷與國際經貿產生衝突，每每在各種國際貿易會議場所外引發大規模的抗爭。不過，也因為如此，近年來在國際勞動人權與經貿全球化之間似乎也產生了新的發展走向。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貿易活動迅速發展並不令人意外，但在此過程中，要如何調和勞工權益，一直都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所難以定調之處。自從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於一九九四年成立之後，雖對於環境保護議題逐漸取得共識，但對於勞動人權保障之問題，尤其對於應否建構國際勞動基準的連結問題，自一九九六年新加坡部長會議正式浮出檯面之後，至今仍無法進一步取得共識。 世界上對於勞動人權與國際貿易連結的討論，主要以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為中心，一連串的討論在近年來沒有停止過，近十年來歐美已開發國家的消費者，開始關注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他們透過抵制消費來要求企業需承擔社會責任，改善海外工廠的勞工問題，勞工團體及大眾媒體，也透過遊行示威等活動，抵制企業銷售剝削勞工而成的產品，迫使企業制定了各自的社會責任標準，很多行業別、區域性及全球性的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也都分別制定了不同的標準。 然而，這些標準尚欠缺有效的統整而導致了各種標準紛亂之情勢，讓企業不僅要推動公司內的社會責任標準，同時也要遵行各界不同的標準，以因應不同團體的需求，甚至有些企業整天忙於相關檢驗，可說是不堪其擾，甚至投入大量資源在相關檢驗卻沒有得到應得的效果。那些相關的標準可能有不同的定義、不同的流程，這樣的紛亂造成了相關標準公信力大失的後果。不可否認的，不少企業將社會責任視為一種公共關係，甚至是一種廣告效果，並利用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其短期利益獲取之工具。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廣義而言是企業在獲取營利的同時也要兼顧社會各層面的道德責任。然而，從古至今，會自動自發肩負起社會責任的企業少之又少。因此，透過國際組織與國家政府的規範加以監督是無法避免的。在這場遊戲中，國際組織、國家與企業，原則上都可以認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然而各自卻都打著如意算盤，運用各種力量，試圖將企業社會責任帶向對己方有利的局面。 由研究中可得知，從消極的遵守規範到積極的合作模式，這似乎是近十年來企業社會責任的大方向，雖然期間經歷許多問題與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大方向並無改變，至於如何在正確的方向中公平公正地實踐跨國企業社會責任，國際勞工組織在此方面已經做出了良好示範，至於跟進與否，相當值得各界進一步思考。

台灣音樂產業在1990年代進入百家爭鳴的成熟時期，台灣也在這段時間與國際音樂產業接軌。原先80年代初期台商透過授權代理的方式，取得全球音樂集團在台的發售權，到了80年代末期，外商則與代理商合資、購併或是成立全新子公司等方式，入主台灣市場，開啟台灣的音樂產業進行國際化的歷程。 學術研究不乏眾多跨國營運模式的理論，但少有針對台灣音樂產業跨國營運模式的探討，且唱片業面臨數位盜版以及音樂載體的轉變，現行的企業跨國營運模式已逐漸不符合時代需求，加上中國大陸的音樂消費市場崛起，跨國營運模式必須打破舊有的窠臼，尋找新的合作模式。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選擇台灣音樂產業跨國營運模式的案例，探討台商跨國營運採用哪種模式，以及台商在選擇某種模式的動機及所具備的資源為何，採用某種營運模式時，衍生哪些管理的議題，以期發展新的唱片業跨國營運模式，因應未來市場之劇烈變化，供實務界參考。 本研究訪談寶麗金唱片、滾石唱片、福茂唱片個案，從個案研究中發現台商購併的動機大多皆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三家音樂公司擁有的資源與能力，皆是在本土市場經營成功，擁有對市場較為瞭解的核心能耐。在其他合作的考慮因素方面，若雙方有過合作的經驗，會比較容易促成跨國合作的產生。藉由購併或策略聯盟來跨國營運，也衍生出品牌區隔、擔心失去經營權、刪減重複部門的管理議題。 個案分析發現音樂產業的趨勢轉變無法靠購併來解決，唯有以創新的經營模式，跨平台的異業結盟，以及與科技產業的合作，才能持續獲得消費者的青睞。而伴隨中國大陸市場的崛起，台商應抱持把最新的音樂商業模式帶入中國大陸經營之心態，運用台商過去經營音樂的經驗，結合大陸龐大的市場，佈局未來廣大的華語市場。

在世界及地區性貿易組織的努力下, 近來關稅等貿易障礙已經普遍降低。但與此同時, 環境品質向下沉淪的疑慮也隨之而來。儘管相關的討論不在少數, 但大部分著重於外生貿易障礙調降下的策略性環境政策, 以及其對應之福利變動; 或是在合作與非合作環境政策下, 同時決定環境與貿易政策, 然而也相對較少將環境階段的扭曲納入貿易政策制定的考量中。因此, 本文旨在探討若將生態傾銷的誘因納入考量,並改採序列賽局分別決定最適環境稅與關稅時, 貿易政策合作下所制定之最適關稅協定為何? 另一方面, 我們也觀察生產性跨國污染的大小對最適關稅的影響, 並發現當污染不具跨國外溢效果時, 此時不論環境政策合作與否, 最適關稅應對該污染性財貨提供進口補貼。相對地, 若跨國污染超過一定程度時, 除非環境政策能夠合作, 否則此時應對其課徵關稅, 以避免過度生產減損社會福利。 / By constructing a reciprocal-dumping model, we investigate a second-best tariff agreement when considering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Though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about the linkage, most existing literature rarely considers the distortion when setting a trade agreement. We also take the transboundary strength of production pollution into account. Our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absence of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the optimal tariff should be an import subsidy. Thus, whether both countries coordinate on thei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r not, a bilateral reduction in tariffs will enhance the global welfare. (2) On the contrary, if the transboundary pollution is sufficiently strong, then the second-best tariff should be positive, while the first-best level is negative. In this situ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might decrease global welfare.

在當今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條件下，企業在面對多變的競爭環境時，需要及時調整、更新企業能力，以維持企業成長。本文在總結前人的研究結果之上，以中國大連萬達集團的成長路徑為例，對企業動態能力的發展及公司成長的角度進行分析。深入探討大連萬達集團的四次轉型歷程，並選取兩個轉型歷程中經典的購併案例深入分析，分別為美國AMC院線和美國世界鐵人公司。透過轉型路徑的分析加上購併為集團帶來的成果研究，得出萬達集團在變化的競爭環境中不斷把握時機，轉變集團定位，並以購併的方式獲得新的集團競爭力，使集團不斷成長。 / Companies need to renew their competencies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ed growth in the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is thesis, I draw on prior studies on firm growth and examine the growth of the Dalian Wanda Group, a large diversified business group in China. I focus on the Wanda Group's four-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in particular on its two recent acquisitions, AMC cinema and IronMan Compan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Wanda Group has been able to develop and acquire new competencies in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has been able to achieve growth through domestic diversif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自20世紀末期以來，一連串跨國社會運動興起，公民運動團體逐漸成為跨國行為者的重要行為者之一，世界各地處於相同處境之公民運動團體開始進行跨國串連，於此同時，許多原本專注於發展議題的倡議團體，開始將更多目光放於人權議題的倡議上，改以爭取「新人權」作為倡議目標，並試圖影響重要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UNHRC)或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等，試圖改變國際組織在全球性的議題設定，本論文以學界目前對非政府組織對國際環境談判政治的影響為分析架構，並選擇主要由全球性的農民運動團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所倡議的新人權「農民權」為分析個案，以探討跨國倡議團體對影響國際組織政策產出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