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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電影自一九五○年代成為明確的類型，迄今已達四十年，屢創票房佳績。尤其《星際大戰》(Star War)自1977年上映後，更盤據影史賣座排行榜龍頭地位達二十年。科幻電影也幾乎成為賣座的保證。即使在台灣，亦常在賣座排行榜前十名內。其能受到觀眾的青睞、盛行不衰，必有其特色以引起觀眾認同，可能是故事情節、拍攝技術或因其反映了當代的社會文化思想。 　　然而，國內關於科幻電影的研究，多屬於評論性質的文章，少有以學術角度出發探究者。國外的研究雖較多，卻往往僅是分析單一電影，再加上多以化約論詮釋，無法瞭解科幻電影不同層面的意涵。據此，本研究認為科幻電影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尤其科幻電影常以未來時空為故事背景，但其所呈現的未來世界圖像卻未有研究能較為具體且完整地加以描繪。 　　敘事理論自一九二○年代發展後已漸趨成熟，從故事層面到論述層面，其相關研究及討論已更為細緻、深入。在研究敘事電影上有其優勢，不僅可瞭解表面元素，亦可深入探討深層結構，可找出多元化敘事之下的深層結構。 　　因此，本研究將以敘事理論的角度，選擇八○、九○年代的影片共計五部加以分析，探究「科幻電影所建構的未來世界」，並援用類型研究的概念，深入探討其故事、論述及其深層意涵，尤其著重於價值觀及意識型態層面，並將之與世紀末思想作一對照。並藉此找出科幻電影的敘事慣例，且將八○及九○年代影片的主題、角色、場景等加以比較。 　　研究發現可具體描繪出科幻電影所建構的未來世界景觀。未來世界科技文明發達、自動化設備充斥於社會的各個角落。然而，這樣的社會也潛藏著極大的危機，可以導致人類滅絕。也因此，未來的世界並非是個令人充滿希望的世界，不會比現在更好，尤其人往往因過度重視物質文明、忽略精神文明，不重視人性、生命，此亦是引發危機的重要因素。只有靠對於人性及生命的重視，才能化解危機，拯救人類於危亡之際。 　　此外，亦發現科幻電影與當代文化、思想的符應，科幻電影愈到九○年代，呈現愈多與世紀末思想的關連性，人類生活隱藏著重大危機，世界末日即將到臨，人心惶惶不安。而科幻電影所呈現的高科技社會，也正是後現代社會、資訊社會的寫照，除具體描繪出未來世界電腦、網路等資訊科技的發達程度，也提出其所帶來的隱憂，以達警示之目的。

歷來對唐詩的個別研究無可數，難以估計，舉凡詠史詩，山水詩，戰爭詩，游俠詩，邊塞詩等皆有論文著作探討之。然而，對交往注入唐詩中的歷史意義卻甚少有學者作廣泛與深入的研究。中國士大夫很早就喜歡運用賦詩言志的方式來交流思想。由於唐代即是一個競爭意識比較強的開放時代，又是一個詩的鼎盛時代，所以不僅人際交往極其頻繁，而且交往的過程中留下了的交往詩篇。鄭谷是晚唐後期詩壇領袖。他和同時代詩人許棠，張喬，李昌符，張蠙等稱為<咸通十哲>，與<大歷十才子>先後輝映。本文研究鄭谷的交往詩，尋找以鄭谷為主的唐末詩壇趨尚，以及與五代宋初詩風的聯系。同時也藉此了解鄭谷在晚唐末期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本論文共分為七章。首章論述研究動機及範圍的界定。第二章是<唐代交往詩興盛的背景>。以科舉考試，自學風氣，社會生活的文學化，與僧人的交往分為四個部分來探討。第三章<鄭谷的生平及其著作>，分為二節。先探討鄭谷之家世，生平，經歷，第二節言及鄭谷的著述與版本的情況。第四章<由鄭谷交往詩看鄭谷的文學交遊>，與鄭谷以詩交往的文人看鄭谷的交遊情形，同時以鄭谷為主的詩人集團分早年與晚年兩個時期來探討。第五章<鄭谷交往詩的主要類型>，分為三節。第一節追懷前輩詩人的作品，應用精神上的交流說法，研究繼承詩經，楚辭，魏晉，盛唐，賈島的詩歌思想。第二節鄭谷贈送同時代詩人的作品，分為送別，懷友，酬贈，傷悼等項目，探討鄭谷與當時文士之間的交流關係。第三節同時代詩人贈送或追念他的作品，敘述同時代或後時代文士對鄭谷所發表的詩與鄭谷詩在唐末宋初興盛的關係。第六章<鄭谷交往詩的內容風格>，討論鄭谷交往詩如何建立其自成一家之風貌。第七章結論，重新檢討鄭谷交往詩的特色及影響。

技術創新成果對事業的獲利能力有正面的影響，因此，如何提昇技術創新績效，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重點。以往學者的研究，都希望發掘關鍵性的影響要素，以期經由要素的掌握、管理，提升技術創新績效。本研究亦期望藉著瞭解企業策略與研發策略內涵之間的關係，釐清二類策略之間的配適問題，始能提昇研發績效。 　　根據個案研究與問卷分析的發現，本研究歸納結論如下： 　　1. 在技術發展的重點上，一直以「產品技術」為重點，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2. 在關鍵技術來源方面，「模仿競爭者產品」的情況顯著的減少，「與國內研究機構合作開發」、「與國外廠商技術合作」的情形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3. 在主要技術專案之決策單位方面，隨著時間的演變，「由相關部門會議決定並呈報上級核准」、「由一特定委員會決定」以及「由特定部門決定」有顯著增加的趨勢。 　　4. 在技術專案的管理方式上，「由研發部門統籌管理」有逐漸式微的趨勢；而「成立委員會管理」、「矩陣式的新產品專案管理」等兩種情境，有隨時間演進而顯著增加的趨勢。可見，隨著時間的演進，企業常用的技術專案之管理方式，已漸漸走向整合協調各部門資源的管理模式。 　　5. 個案公司所進行的研究以應用研究為主（除了宏碁與聲寶有從事基礎研究），而研發經費佔營業額的比例約在3%左右，可見電子資訊業研發經費比例有較高的傾向。

以往有關Lee(1973)所提之六種愛情類型的研究，都只探討愛情類型分量表得分與一些變項間的相關（例如，自尊、性態度、關係滿意度、性別等），關於不同愛情類型分量表得分與嫉妒的關係及不同愛情類型的配對與關係滿意度之闗係則從未被論及，因此，這些未被討的部份即為本研究的重點。在嫉妒程度與關係滿意度之關係方面，以往研究結果並不一致，研究者認為嫉妒因應行為可能是影響研究結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嫉妒程度、嫉妒因為行為與關係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也是本研究所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此外，不同嫉妒程度的配對及不同嫉妒因應行為的配對與關係滿意度之關係這個重要但被忽略的議題也在本研究予以探討。本研究的受試者為126對18歲至35歲，交往半年以上的未婚男女，研究工具為愛情態度量表、人際嫉妒量表、嫉妒因應行為量表及關係評估量表。研究發現情慾之愛、友誼之愛及利他之愛得分越高，關係滿意度越高，且越不常探用間接嫉妒因應行為，而遊戲之愛及依附之愛得分越高，關係滿意度越低，且越常採用間接嫉妒因應行為。情慾之愛、遊戲之愛及依附之愛得分越高，嫉妒程度越高，友誼之愛及利他之愛得分越高，嫉妒程度越低。情慾之愛及利他之愛得分越高，越常採用直接嫉妒因應行為，而遊戲之愛得分越高，越常採用直接嫉妒因應行為，而遊戲之愛得分越高，越不常採用直接嫉妒因應行應。在愛情類型配對方面則發現「相似配對組」的關係滿意度顯著高於「相異配對組」。至於嫉妒程度、嫉妒因應行為與關係滿意之間的關係則發現：男生的嫉妒程度越高，關係滿意度越低，此外研究結果亦顯示常採用直接而少用間接嫉妒因應行為、高嫉妒因應行為及低嫉妒因應行為的受試之關係滿意度皆顯著高於常採用間接而少用直接嫉妒因應行為的受試。在嫉妒程度配對方面的結果顯示「男女皆為低嫉妒組」中的男性關係滿意度顯著高於「男女皆為高嫉妒組」中的男性關係滿意度。上述結果的可能原因均在討論部份予以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小學生在數學基本運算的歷程中，所產生的錯誤類型，由文獻中尋找出特定的錯誤類型加以驗證，並利用與受試晤談的方式來了解兒童的思考歷程，試圖找出這些錯誤類型發生的原因，同時探討不同性別在這些錯誤類型上是否有差異存在。 　　本研究以國小二、三及四年級的學生為取樣對象，有效樣本為1782人（男926，女856人）。研究工具為自編之「加法運算能力測驗」、「減法運算能力測驗」、「乘法運算能力測驗」及「除法運算能力測驗」：資料分析則以信度考驗、次數分配、皮爾遜積差相關及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來進行。 　　本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一）在加法的基本運算中，學生最常犯的錯誤為「相加時未加上進位數」，但此類型錯誤多為隨機產生的。在與學生晤談過程中，即可發現是因學生對進位概念不夠深刻而導致不小心犯錯。比較具有系統性規則可循的錯誤類型為「個位數未進位至十位」及「不對稱相加」二種，這二種錯誤的產生與學生誤用對齊相加的概念有關。這四種錯誤類型彼此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 　　（二）在減法的基本運算中，最明顯也具有系統性的錯誤類型為「大數減小數」及「０減任何數為０」，這二種類型錯誤可能原因與兒童自行建構錯誤算則及對０的概念不清楚有關，由學生的晤談中可加以佐證；其他的類型（由左而右運算及未退位相減）的系統性偏低，是屬於隨機性發生的，這四種錯誤類型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存在。 　　（三）在乘法的基本運算中，「進位數直接與十位相乘」、「個位數直接相乘，十位往左乘」及「未乘十位數」等三個錯誤類型具有系統性規則可循，而且這三種錯誤的產生與進位數位置干擾有關；其餘二個類型錯誤（進位數重複相加及未加進位數）則屬於隨機發生的錯誤，此五類型之間亦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四）在除法運算中「商數未補０」及「商數多加０」二種錯誤類型是系統性較強的錯誤，這二種錯誤與學生的位值概念不清楚有關；而「單獨相除」及「倒置商數」二個類型錯誤則多為隨機性產生的，此四種類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根據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供教學輔導之參考。

台灣近年來發現越來越多原住民舊社遺址，這些遺址雖然多半殘破，卻也出土不少相關遺物，配合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研究，嘗試還原幾百年前當地居民的生活與文化是目前的研究趨勢。本篇研究就是希望能利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分析曾居住在台灣北部舊社遺址的原住民文化變遷，來印證歷史文獻與近代研究的空白地帶與疑點。 選擇十三行文化的舊社類型遺址作為研究重點，主要因為十三行文化晚期的生活方式與活動範圍，與當時北部居民，也就是現在北部平埔族的先民凱達格蘭族 中的馬賽人（Basai）有部分重疊，筆者的研究動機就是希望能藉著舊社遺址和遺物，配合歷史文獻甚至是平埔族的神話傳說與產業結構來比對和討論該時期文化的遷徙與轉變過程，進而探討為何考古學中舊社類型這個單一的文化分類在歷史學或民族學的資料中卻包含了兩個族群。

臺灣是1980年代開始出現東南亞籍與中國大陸籍配偶，這樣的跨國婚姻在報章媒體或社會大眾的想像中都充斥著刻板印象，像是婚姻買賣等負面形象，甚至有媒體過度誇大新移民女性的生育況狀，像是用不切實的字眼「多產多育」等文字形容外籍配偶的生育狀況，但這是真實的情形抑或是媒體雜誌的過度詮釋，本研究利用97年內政部「外籍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彙整出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籍配偶的生育狀況，與其配對對象(國人的)基本特性，以年齡別生育率與婚齡別生育率具體呈現新移民女性的生育數量，並以負二項式邏輯回歸歸納出影響外籍配偶生育意願的主要因素，以實際數字解釋外籍配偶生育情形，臺灣外籍配偶是因為早婚故早育。

醫療財團法人在今日台灣社會中的影響力已不容小觀，目前國內的醫療財團法人由於創辦者身分背景及募集籌措資金來源的差異，使其經營管理模式呈現各自的特色，而形成不同類型的醫療財團法人。 本研究欲探討：(1)國內醫療財團法人創辦者類型的差異，是否會影響董事會的組成與結構；(2)國內醫療財團法人創辦者類型的差異，是否會影響其公益活動的走向；(3)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會成員更換率與醫院績效以及董事會結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採用的資料分非財務資料與財務資料兩大類。非財務資料，來源為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名冊與法人登記證書。本研究資料庫中，包含了國內51家醫療財團法人的資料，然因資料取得困難，且有部分醫療財團法人處於停業或正在籌備的狀態中，扣除資訊不完整的醫療財團法人後，本研究最後採用23家醫療財團法人機構的資料做為研究對象。而財務資料來源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表，或稅務查核報告，若兩者兼具者，我們則以財務報表數據為主。最後本文採用敘述統計及線性迴歸之最小平方法為實證分析來探討本文研究主題。 實證結果顯示：(1) 國內醫療財團法人創辦者類型的差異會影響董事會的組成與結構；(2) 國內醫療財團法人創辦者類型的差異會影響其公益活動的走向；(3)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的更換率與財務績效間存有正向關係，而與其公益活動投入間存有負向關係。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對於分類詞、性別詞以及複數標記在語言當中的地域分佈提出解釋．在前人的研究當中，這三項元素被認為是名詞句中平衡資訊的重要工具(Greenberg, 1990; Aikhenvald, 2000)：分類詞語言主要位於東南亞和南美洲部分地區，而具有性別詞或複數標記的語言大多出現在歐洲、非洲和美洲部分地區．我們提出的論證如下：即便這三樣元素外表上具有歧異，它們會呈現當今所見的地域分佈原因在於它們共有的兩項標記功能：可數性質及語意分類．分類詞同時滿足兩者而性別詞及複數標記分別滿足其一；依照此邏輯，我們預測有分類詞的語言不會同時具有性別詞及複數標記而反之亦然．本文中我們透過句法形式和語意功能的比較提出論證並透過類型學、地理及歷史的角度分析來自世界上最大的二十個語系（印歐，漢藏，亞非，尼日爾-剛果，南島，達羅毗荼，阿爾泰，南亞，壯侗，尼羅－撒哈拉，烏拉，高加索，等語系）的155個語言．架構上，第一章簡單對研究題目進行介紹，第二章呈現前人研究的匯整，第三章包含我們的理論論證以及我們對於分類詞、性別詞及複數標記分與合的解釋．隨後的第四章中，我們提出類型學和地理資訊系統(GIS)的證據；最後在第五張和第六章我們分別點出本研究的限制以及結論． / This thesis aims at providing an explanation for the typological and areal distribution between numeral classifiers, genders (noun classes) and grammatical plural markers. Within previous studies, these three components are considered as different devices to balance information in noun phrases (Greenberg, 1990; Aikhenvald, 2000). Numeral classifier languages are mainly present in South-East Asia and parts of South-America, while languages with genders and grammatical plural markers are generally attested in Europe, Africa and parts of the Americas. We propose that despite their apparent divergence, the three elements display this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due to their convergent features of count/mass distinction and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Numeral classifiers carry both functions, while genders and plural markers separately fulfill one of them. Following this logic, we expect that a language with numeral classifier do not have simultaneously the systems of genders plus plural markers and vice-versa. Theoretical evidence via formal syntactic form and semantic function comparison is proposed and further supported by typological,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155 languages that are mainly part of the 20 biggest language groups in the world, e.g. Indo-European, Sino-Tibetan, Afro-Asiatic, Niger-Congo, Austronesian, Dravidian, Japonic, Altaic, Austro-Asiatic, Tai-Kadai, Creole, Nilo-Saharan, Uralic, Quechuan, Hmong-Mien, Mayan, North Caucasian, Language isolates among others. Chapter 1 present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subject while chapter 2 displays the literature review. Chapter 3 includes our theoretical discussion proposing explaining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among numeral classifiers, genders and plural markers, followed by typ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evidence via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Chapter 4. Finally Chapter 5 and 6 contain the limitations of our study and its concl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