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合資對臺灣企業邁向國際化，提升產業競爭力具有策略上的含義，但 完整性地探討合資績效影響因素之文獻付之闕如。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於了 解在臺國際合資事業的特性，並研究合資公司特性、母公司與合資公司的 關係、母公司間的關係及產業環境等因素對在臺國際合資事業績效之影響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截至民國82年11底止，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登記 有案之外商來臺投資，與本國廠商共同出資所成立之合資公司，符合本研 究條件者計有 186家公司。本研究選用之統計方法有描述性統計、因素分 析、集群分析、多變項變異數分析、Fisher的正準檢定、 t檢定及羅吉斯 迴歸。本研究的結論如下：一、在臺中外合資事業的特性樣本公司外資來 源以日本高居首位，成立年數多在十年以內，股權配置以５０－５０最多 ，大多數股權配置未曾變動過，且規模遍及於大、中及小型企業。樣本公 司產品出口比例多在10％以內，母公司個數以二個居多，大多數樣本公司 和母公司間有水平相關，且獨立運作合資最多，來自外國母公司之高階主 管佔全部高階主管的比例多在25％以內。約一半樣本公司之母公司間，在 合資前並無任何關係，且母公司的貢獻幾乎都屬於互補長短型。二、影響 在臺中外合資事業績效之因素經由羅吉斯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臺中外合 資事業高低績效滿意程度之因素，計有母公司數目、母公司規模差異及產 業環境等。當母公司個數為二、母公司規模差異愈大及產業愈具吸引力時 ，合資公司高績效的可能性就愈高。

鑑於我國現行承銷制度下新上市股票上市後的股價行為異於尋常（如蜜月期的問題），故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以理性預期均衡理論及其他相關理論來探討新上市股票股價的問題，進而由理論中對資訊與股價之關係的推論來評議我國目前新上市股票承銷制度及股市的資訊環境。 　　新上市股票最重要的經濟特質在於上市前鮮為人知，其公司原始股東與上市後潛在股東間存在一個嚴重的資訊不對稱問題，證管會特以公開說明書為工具，藉此公開公司原始舊股東所持有之優越資訊，以解決此種資訊不對稱的情況。就理論上而言，一個合理的承銷制度應能令投資者「所付等於所值」，其上市後的第一個均衡價應等於承銷價，且其上市後的股價行為應與相關資訊呈系統化的關係。然而從實證的資料與分析結果顯示，我國新上市股票股價行為（包括承銷價）具異常性，根據理性預期均衡理論，這種異常股價行為歸因於股價與公開說明書上的財務資訊不具系統化的關係，亦即投資者間異質性的預期、投資者的變現性需求、及財務資訊之收集、分析與解釋成本過高（就個別投資人而言）所致的雜訊主導了這種異常的股價行為，故可謂目前的新上市股票承銷制度功能不彰，其合理性仍嫌不足。 　　現行新上市股票承銷制度下係規範公開說明書的財務報表需經會計師簽證，而其他資訊則需由承銷商以盡專業注意的方式來確認資訊之公開與忠實表達，若有不實表達處再課以法律責任。本研究以為這種資訊不對稱的解決設計，其運作之良窳尚有賴資訊環境的配合，故擬發展「資訊環境理論」，以說明強化財務資訊收集、分析與解釋的功能，或降低個別投資人對此類資訊的搜尋成本，可因而降低投資者異質性預期與變現性需求所產生的雜訊。其次本研究以為，為使公開財務資訊具品質保證與齊一性，並促使財務資訊環境更能有效運作，除可賦予法律責任外，藉由自律規範對承銷商之專業注意力與職業道德加以規範已屬必要。據此，更發展了「最低承銷品質理論」，透過此二理論的發展，以強化目前承銷制度的功能。

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說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最重要的經濟主體，同時也是最廣為普及的公司型態，此乃由於股份有限公司為典型的資合公司，容易集合大眾資金之故。 　　隨著企業規模的國際化，資金的自由化，在歐美以及日本，有鑑於新股發行所引起持股比例變動之效果，在公司被購併奪取之際，被奪取的公司以發行新股作為對抗奪取之措施，或是在公司內部派系鬥爭時，以製造股東間的對立為目的而為新股發行等，這些存在於支配關係之爭的情形之下，有意地使支配權發生變動所為的新股發行（以下稱作不公正的新股發行，或簡稱為不公正發行），即為本文探討之主題，我國是否也會像美國、日本公司法上發生因不公正發行所產生的弊害呢？同時，在何種具體的情形下被認為是不公正發行，以及對於不公正的情形下被認為是不公正發行，以及對於不公正的新股發行應以何種方式加以保護呢？此外，在判斷公司是否需要籌措資金以及資本提存等問題，往往涉及公司經營判斷之問題，讓解決這樣的問題，相形之下更顯困難。又，當法院遭遇這樣的問題時，能否判斷及應如何的判斷？亦成為問題。 　　關於以上之問題，本文將參考同樣是採取授權資本制之美國、日本法之規定，以及採取法定新股認購權之德國法的規定，就以上所提之不公正新股發行之問題加以研究，並就我國目前現行公司法上關於新股發行的規定是否完備，一併加以檢討。

本文企圖剖析連接器產業以何種財務策略取得穩健之資金來源，及適量的自由現金流量水準來維持企業之成長機會。實證結果發現，國內上市櫃連接器公司多數以保有營運活動所產生的高現金部位成長機會較高，建議業者應減少舉債降低利息支出，並利用充裕現金進行研發及具生產性的投資計畫，加強公司競爭能力帶動公司未來盈餘成長，進一步提高公司的價值。 /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connector industry to obtain the steady capital by financial plan, and the appropriate of free cash flows to maintain the growth of opportunity in the enterprise. The analysis discovered that the listed connector company most holds the high operational cash flow to keep higher growth, therefore, we suggest they should reduce loans to lower the interest expenses, and carries o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production plan by using the abundant cash. It will strengthen competitive ability of the company to lead the growth of profit and enhance company's value in the further.

股票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對公司管理階層、銀行及債權人、以及廣大的股市投資者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資訊，若能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加以評量及預估，公司管理階層就能提早發現問題，或可藉以訂定未來發展及投資計畫，使公司營運更上層樓；銀行及債權人可依此決定授信的額度及期限；投資大眾也可藉以謀求更多的報酬。 　　公司經營績效的評量方法有很多種，經文獻探討，本研究決採用範例學習法，透過財務比率，對公司自身前後期每股盈餘相較（成長或衰退）及公司與其他公司每股盈餘相較（領先或落後）之結果，建構盈餘轉機與盈餘排序模式，並以此預測公司的經營績效，再結合二模式之預測結果，形成盈餘轉機排序模式，產生領先且成長及落後且衰退的公司類別。為增加預測結果之可信度，本研究針對每個模式，產生由區別能力較強之決策法則所得之強態組測試結果，由此共可將樣本公司區分為十二類。 　　本研究進一步依各模式之預測結果模擬股市投資，並以所得之累積超常報酬驗證資訊價值。最後再以單因子多變量分析法找出各模式預測結果不同類公司間，具顯著性差異的財務比率，並以此財務比率之均值對各類公司做二具體特徵描述，以尋求改善公司經營績效途徑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結論： 　　一、盈餘轉機模式預測結果 　　盈餘轉機模式的區別能力與預測能力均相當穩定，無論是整體組或是強態組的區別率均達八成，預測率達六成，且強態高於整體，但民國七十八年測試組受到結構性變化的影響而產生較不穩定的狀況。賣出強態盈餘衰退公司的股票且持續二個月，可得最高累積超常報酬26.36%。而因無法由買入策略得到正累積超常報酬，故不建議買入預測為次期盈餘成長的公司。 　　盈餘成長公司與盈餘衰退公司之間有十四個財務比率具顯著性差異，此十四個比率大多為獲利性指標，但盈餘成長公司之財務比率均值皆低於盈餘衰退公司，可能是因績效表現差之公司較有盈餘成長空間，較易獲得轉機。 　　二、盈餘排序模式預測結果 　　盈餘排序模式在區別預測能力上的表現盈餘轉機模式類似，但較未受到資料結構性變化的影響。盈餘排序模式的最佳投資決策為同時買入強態盈餘領先賣出強態盈餘落後二類公司的股票，且持續二個月，可獲得累積超常報酬42.30%。若欲從事低風險之長期投資，則可買入盈餘領先公司的股票，所獲之累積超常報酬雖較少，但可延續超過十一個月。 　　盈餘領先與盈餘落後二類公司之間可由七個財務比率觀察差異，且此七個比率多為衡量公司獲利能力之用，此外，因盈餘領先公司之比率均值皆較高，故可知盈餘領先公司在獲利能力方面優於盈餘落後公司。 　　三、盈餘轉機排序模式預測結果 　　由盈餘轉機排序模式－強態組可得的累積超常報酬為六組之中最多者，若採取避險策略，同時買入盈餘領先成長及賣出盈餘落後衰退公司類的股票，並持續五個月，可得最高累積超常報酬57.19%。而由此結果也可知，僅以單一構面預測公司的經營績效確有不足之處，結合多個構面的預測結果，可增加產出之資訊價值。 　　盈餘領先成長公司和盈餘落後公司之間可由五個獲利性指標觀察特徵差異，且盈餘領先成長公司之比率均值較高，此結果與盈餘排序模式類似。 　　綜合上述結論可知，企業之經營績效是可以範例學習法用財務比率資料來預測的，且採用強態法則之預測結果確能增強模式的區別預測能力及增加預測結果之資訊價值。而由範例學習法所區別出之「好」、「壞」二群體在獲利性財務比率上確有差異存在，故管理者若欲公司之經營績效成長且取得領先之地位，則首要需改善公司的獲利能力。同時也可推知，獲利性指標較具預測盈餘未來變動狀況之能力。

本文擬研究台灣2003年解除外資個別投資額度上限限制起至2009年12月底止這段期間，匯率、外資買賣超對台灣股市產生之影響，以及在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所呈現之關係是否會有所不同。 本研究以設置虛擬變數方式區分多頭市場及空頭市場，並納入美國那斯逹克綜合指數變動一併探討對我國股市之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台灣股價指數變動顯著受到當日匯率變動及外資買賣超金額影響，與本國幣升值及外資買超呈正向關係，且與前一日美國那斯逹克綜合指數變動亦呈顯著之正向關係。 此外，不論在多頭市場或空頭市場，實證結果均顯示匯率變動及外資買賣超對股價變動影響顯著，並仍遵循台幣升值、外資買超、股價上漲模式。不同的是，在多頭市場外資買賣超對股價變動影響程度較平時為低，但由於多頭市場有推升股價作用，因此股價上漲力道仍可能較平時強勁；至於在空頭市場外資買賣超對股價變動影響程度則較平時強烈，因此外資若出現大幅賣超現象，股價下跌的狀況會更為明顯。

台股基金淨資產規模在2007年10月底創下5,251億元台幣高水位後，隨即因全球次貸危機而一路挫低至2009年1月的2,283億元台幣，衰退幅度高達56.5%。之後雖逐漸自風暴中走出，但至今仍未再現5,000億元規模時之風華。因此，台股基金市場成長受限之論點四處流竄。為客觀實證台股基金市場未來成長性之可能走向，本研究擬運用複迴歸分析模型探討市場論點--「台股基金市場成長性受限」之可信度。 本研究係以台股基金單位數月變動量為被解釋變數，並擇取外銷訂單月變動量、台銀一年期定存利率月變動量、台灣加權指數月底收盤變動量、外資月買/賣超金額、整體台股基金平均月報酬率相對大盤月報酬率、整體台股基金Sharpe ratio相對大盤Sharpe ratio、台股基金月變動檔數、ETF單位數月變動量、境外基金業務、全權委託業務、1997亞洲金融風暴及2007全球次貸危機等12項數列為解釋變數，進行必要之調整後，以複迴歸模型分析而得具顯著解釋力之模型。 而分析模型中的12個解釋變數，有8個變數p-value在5%顯著水準之下，具顯著解釋力。僅外銷訂單月變動量、ETF單位數月變動量、境外基金業務及2007全球次貸危機對台股基金單位數變動量之解釋力不顯著。 此外，複迴歸分析模型所呈現之樣本外預測值僅於窄幅中波動，顯示2010/11-2011/12台股基金單位數預測值變動幅度不大。而Holt Winters所呈現之預測值更顯露出疲態，呈現一等差下降趨勢。此分析結果正與市場論點--「台股基金市場成長性受限」一說相呼應。 / October 2007, net assets of Taiwan domestic equity funds reached the historical high, NT$ 525.1billion. After that, net assets setback to NT$ 228.3 billion in January 2009 due to global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declining by as much as 56.5%. Although the market has gradually ridden out the crisis, the fund scale has not yet retrieved the plateau of NT$ 500 billion. Therefore, an argument is ubiquitous in the market which implies that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aiwan domestic equity fund has been capped. For verifying the credibility of this argument, the empirical study would apply for multiple regression to research it. This study defines monthly changes in Taiwan domestic equity fund units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8 out of 12 explanatory variables which p-values are below the 5% significance level tend to reject the null hypotheses. That represents these variables are significantly explanatory. Monthly changes in the amount of export orders, monthly changes ETF units, offshore fund business and the 2007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re only 4 variables which are not significantly explanatory for dependent variable. In addi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shows that fund unit forecasts from Nov. 2010 to Dec. 2011 fluctuate in a very narrow range. That reveals the forecasted fund units among Nov. 2010 – Dec. 2011 just have modest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forecasted fund units from Holt Winters expose the weakness, showing a downward trend in arithmetic. Both of results from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Holt Winters seem to identically echo the market argument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Taiwan domestic equity fund market has been capped.’

本研究採用Dhaliwal, Krull, Li, and Moser (2005)之實證模型研究投資相關稅負對企業權益資金成本的影響。Dhaliwal et al. (2005)利用股利所得與資本利得最高級距稅率計算股利稅租稅罰，然而，使用最高級距稅率計算而得知代理變數恐無法完全捕捉稅負對資金成本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參考許崇源、俞洪昭、洪盈斌與戚務君 （2000），假設在個人董監事等大股東之所得稅率較一般散戶為高的前提下，以個人董監事持股比例做為個人股東邊際稅率之替代變數，再計算股利稅租稅罰之代理變數。 本研究利用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簡稱TEJ資料庫）取得台灣上市櫃公司2000年至2009年之財務資料，進行迴歸分析。實證結果顯示，因股利所得稅率與證券交易所得稅率差異造成的股利稅租稅罰，會使得權益資金成本上升；而且因為機構投資人較一般投資人享有較多租稅優惠，造成其適用稅率較低；而公司的邊際投資人又多為機構投資人，因此機構投資人持股可減輕股利稅租稅罰造成權益資金成本上升的情形。 / This study uses the empirical model proposed by Dhaliwal, Krull, Li, and Moser (2005)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ax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Dhaliwal et al. (2005) used the top statutory tax rates on dividends and capital gains to get the variable “penalty”; however, it may not perfectly capture the dividend tax penalty. We follow the assumption that individua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may adopt higher tax rate than other individual stockholders (Hsu, Yu, Hung, and ,Chi 2000), then derive the variable “penalty” by using the rate of shares owned by individua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s the proxy variable of individual stockholder‟s marginal tax rate. This study uses the financi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aiwan via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base (TEJ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09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vidend tax penalty resulting fro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ax rate on dividend and capital gain increase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Furthermor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ways receive more favorable tax treatment than individual investors, making them adopt lower tax rate, and a firm‟s marginal investor is more likely to be an institutional investor, therefore the aggregate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mitigates the increase of cost of equity capital.

本研究採2003年12月至2010年6月上市上櫃公司為研究樣本，檢驗當期投資人情緒、公司治理、及動能投資策略對下期股價獲利的影響，與先前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投資人情緒使用世新大學投資人情緒資料庫所提供之「投資人情緒指數」。實證結果為: 1、當期投資人情緒悲觀會使得當期股價低估，而使下期股價向上修正時有較高的報酬率。 2、公司治理佳的股票報酬率顯著大於公司治理劣的股票報酬率。 3、過去股價報酬率較高者未來也有較高的獲利，反之則較低。 4、投資人情緒相較於公司治理及動能策略而言，為主要的影響股價的因素。 5、金融海嘯時，投資人情緒悲觀仍使下期股價有較高的報酬率，但公司治理劣者報酬率顯著大於公司治理佳者。

本篇論文研究股票市場流動性以及權證到期後在不同的投資人情緒程度時之間的關係。我們使用臺灣期貨交易所的VIX指數作為投資人情緒的指標，研究在深度價內的權證到期後對股票市場造成的交易集中效果。整體而言，當投資人情緒相對較低時，權證到期後對股票市場流動性的增強效果較為明顯。另一方面，當投資人情緒相對較高時，交易集中對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改善效果較不明顯。在價格方面，股票流動性的增加對價格帶來的正面影響，其效果在投資人情緒較低時較為明顯。當投資人情緒愈來愈高時，其效果愈不顯著。此現象可歸因於投資人在套利與避險等操作上的行為有所改變所致。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ck liquidity and warrants expiration in different extent of investor sentiment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VIX in Taiwan. We study the effect of trading consolidation by examining the response of liquidity and stock prices to the exercise of deep in-the-money call warrants. In genera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ock liquidity is improved apparently by market consolidation since warrants expired when investor sentiment is relatively low.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 is insignificant when VIX is relatively high. Further, the price increas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t-exercise improvement in the stock liquidity when VIX is relatively low. While VIX rises, the relation gets feeble gradually. This phenomenon might be due to investors’ buying behavior such as arbitrage or hedge trading varying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market sit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