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族廣播自1945年以降發展至今，各時期的廣播政策與現象因當時的國內政經、科技等局勢的變遷，而台灣原住民族廣播相關政策與現象發展隨之變化。然而我國以政經之傳播史學觀點探究至今仍乏人問津，政府的原住民族廣播相關政策也未有完詳的連貫性回顧與剖析，並且我國原住民族廣播至今尚未有專屬政策與法規，因此原住民族廣播發展背後的引導因素乃值得深度探索。 本研究以1945後至今各年代的我國政經發展為論述脈絡，乃包括台灣光復初期、解嚴前後、十梯次廣播頻道開放、蘭嶼廣播電台的創立、政府獎勵補助時期等年代，透過產官學之文獻資料蒐集，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第三部門與廣播人士的深度訪談，結合原住民族政經結構與廣播發展雙管齊下的史料分析，希冀達到史料與政經脈絡的對話。本研究核心乃著重在剖析各年代政府在原住民族廣播政策的規劃，並以多方比照的角度觀看解嚴前後國家機器力量透過哪些資源、營運類型與管道對原住民族發聲，以及探討解嚴前後原住民族在廣播營運所有權、語言近用等權利轉變情況。 根據本研究結果指出，1945年至解嚴前是政府國家機器掌控原住民族廣播發聲管道，並以山地平地化政策透過各行政部門對原住民族廣播訊息。解嚴後十梯次廣播頻道開放與廣播節目獎勵補助政策，以及各種跡象可得知政府、漢人與私人資本掌控當今原住民族廣播之營運，原住民族廣播之營運所有權仍掌控在漢人手中。本研究從史學觀點回顧原住民族廣播發展，殷盼不僅從中找尋各年代的廣播發展的歷程，解構原住民族廣播發展困境的背後意涵，並彙整原住民族廣播史料，供相關產官學界反思與借鏡。

因國際局勢各項客觀因素，台灣的外交政策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均是以「美中台三方關係」為主要政策考量，然而歐盟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影響力日漸增加，尤其是歐盟東擴，其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勢必使歐盟成為日後的國際政治強權之一，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學術研究及文獻資料等，探討台灣與歐盟自天安門事件後雙方關係的變化及發展，同時透過資料整理及研析，驗證歐盟對台灣在採取「政經分離」之原則下，雙邊關係之發展及變化，主要研究面向共計三項，第一，雙邊在官方層級之關係發展，第二，台灣與歐盟的經貿交流發展，第三，非官方領域的台灣與歐盟關係，希望藉由這三個研究問題，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其他可行與精進方案，以供未來台灣在研擬與制定對歐盟外交政策時之參考資料，以期雙邊可達更深化與更廣化之全方位外交關係。

台灣這一塊土地基於數百年來獨特的移民與殖民交相混融的歷史，形成多元文化共時性社會意識結構，二戰以後，面臨殖民帝國崩解、移民母國恐怖統治以及民主與共產兩大陣營對壘的冷戰局勢，遲緩了後殖民論述的建立，1960~70年代的紛擾與不確定因素形成庶民族群在工業化現代都會發展與資本主義勃興社會秩序重整夾擊下，巔巍巍地步入殖民想像與後殖民錯縱複雜的意識形態交織轉型網絡中，正如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所提出的社會文化變遷導致的深刻社會危機、文化斷裂、歷史轉折、命運門檻的生存災難，以台語流行歌曲的文化書寫形式，記錄了一段模糊的生活血淚，為戰後台灣歷史定位劃出鮮明的符碼。 本論文嘗試以當前對峙分明的台灣兩極意識型態之最大公約數 ── 移民與殖民的大眾文化書寫文本「1960年代台語流行歌曲」內容，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城市觀看、列斐伏爾(Henri Lefebveur)的日常生活批判、索雅(Edward W. Soja)後現代地理學空間編碼等觀點，參考一般歷史學(historicism)、法國學者傅科(Michel Foucault)提出的考古學(archeology)及系譜學(genealogy)等三個方法論層次，探討戰後二十幾年間這一群經歷殖民與再殖民雙重衝擊下，福佬移民族群生活及集體血脈中奔騰、交織的多元混融深層文化脈息，印證了巴赫汀社會與文化發生劇烈動盪與變遷的時期所呈現的社會言說「眾聲喧嘩」(raznorechie, heteroglossia)現象。 /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suggested by Lefebvre, and “City gazing” by Walter Benjamin, and “Post-modernity geography space-encoding” by Edward W. Soj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ims at explicating the deeper bruise of Taiwanese in their existence, mingled with the state of colonization and re-colonization through the local popular songs in the phase between 1950s and 1970s. Taiwan is an island which has a history of alternate hybridization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colonization since five hundred years unceasingly. People reflect their everyday life through creative art works, such as popular songs. Those days of disorder and disaster will be floating to the present days via the cultural writings of the Taiwanese popular songs. In view of methodology, this study uses three layers of concepts, namely, theory of historicism, and Foucauldian theories of archeology and genealogy. This study also employs Bakhtin’s theory of heteroglossia for further discussing. Study findings would be able to signify a vivid picture of colonial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writing in Taiwanes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rough popular songs after World War II.

自2010年6月我國與中國大陸簽署《ECFA》後，我國銀行業者開始將其在中國大陸的辦事處升格為分行，截至目前(2015年5月底)為止，已有6家台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分行開始營業，此為兩岸金融業交流的重大突破，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銀行業在登陸時程上已落後其他外資銀行許多，要想急起直追，除了透過我國政府在後續《ECFA》談判中替台灣銀行業者爭取到更有利的條件外，台灣銀行業者也要積極尋找在中國大陸市場中業務突破的機會，如何善用我方同文同種、廣大台商客群以及過去金融服務業發展經驗等競爭優勢，以及如何把握住中國大陸政府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都有待深入之探討。 本研究首先說明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現況，並將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2010年5月出版的「外資銀行在中國」之內容作一整理，從中國大陸外資銀行業者的角度觀察目前中國大陸市場所面臨到的挑戰與機會，接著針對2007到2009年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財務數據作績效分析，當作台資銀行業登陸之借鏡，然後彙整出兩岸對台灣銀行業登陸之相關法令，同時整理出目前台灣銀行業的登陸情形，並利用外資銀行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經驗，探討台灣銀行業登陸後的業務發展機會以及未來可能發展，最後做出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政府大力推動海外企業來台上市，成效亮眼。在這股熱潮下，為了解海外企業第一上市新股和第二上市台灣存託憑證於我國資本市場掛牌後的表現，本研究針對2009年四月至2010年十二月間，外國與本國發行人在台灣證券交易所新上市之股票和台灣存託憑證進行實證分析。除檢定其是否存在異常報酬外，並綜合過往文獻、相關法令規範及迴歸分析結果，探討影響其異常報酬的可能原因。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1）國內外企業在台新上市股票及台灣存託憑證均具有顯著的期初異常報酬，其高低依序為－海外企業第一上市新股、國內企業新上市股票、海外企業第二上市台灣存託憑證。 （2）台灣存託憑證期初異常報酬的成因並非來自於承銷價格的低估，而是來自於投資人對於蜜月行情的過度反應。其主要證據為－平均達3%的發行溢價、蜜月期結束後顯著為負的累積異常報酬、及對期初異常報酬最具影響力的示範效果因子。 （3）國內企業在台新上市股票期初異常報酬的成因主要來自於承銷商與發行公司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承銷價格低估。其主要證據為－新股上市後穩定且接近1.5%的累積異常報酬、及對期初異常報酬最具影響力的折價幅度因子。 （4）海外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新股異常報酬的成因可能部分來自於發行公司與投資人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承銷價格低估；部分則可能來自於投資人對蜜月行情的過度反應。其主要證據為－蜜月期結束後為負的累積異常報酬、及海外企業來台第一上市新股與國內新上市股票的合併資料迴歸中，群體效果、中籤率與海外第一上市名目變數等顯著影響因子的間接支持。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patterns of the abnormal returns of Taiwan listings by foreign issuers and IPOs by domestic issuers, for the period from April, 2009 through December, 2010.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abnormal return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the follows: (1)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all Taiwan listing stocks, including IPOs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issuers and TDRs, have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Among them, IPOs by foreign issuers show the highes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while TDRs show the lowest. (2)Evidences like the negative CARs, the average 3% premium of TDR issuance and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suggest that investor overreaction could be a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DRs’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3)Evidences also suggest the under-pricing by the better-informed underwriters may cause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of IPOs by domestic issuers. The IPO discount is discussed as an in-depth demonstration. (4)The study assumes that the significant abnormal initial returns of IPOs by foreign issuers partly result from the under-pricing as a signal to attract investors, and partly result from investor overreaction.

本研究以Clark(1951)所提出的人口分布之負指數模型以及Newling(1969)所提出的人口分布之二次指數模型，結合GIS技術，也就是結合傳統2D概念的都會統計分析以及3D的地理空間系統，使傳統的都會統計迴歸分析模型得以藉由GIS技術進一步瞭解人口空間的分布，準確的掌握空間狀態。並在研究中對臺北都會區採用兩個不同的都會區劃定規則，分別為參照社會經濟面向的都會區劃定規則的定義一臺北都會區；以及參照人口密度劃定的定義二臺北都會區，兩個不同臺北都會區定義，對民國84年至98年臺北都會區做一探討與比較分析，以及對人口分布之負指數模型二次指數模型的估計結果做一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定義一臺北都會區負指數模型估計出的市中心人口密度逐年上升，而定義二臺北都會區則呈現延續研究指出的民國70年後臺北都會區市中心人口密度開始逐年下降的趨勢(陳寬政，1981；陳寬政、林忠正，1984；陳寬政，1991)。人口密度梯度兩定義皆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顯示臺北都會區人口密度大致呈現隨距離都市中心點的距離越遠而遞減的趨勢有逐年越亦。二次指數模型方面，定義二的C值，即二次指數模型用以衡量離市中心點密度斜率變化的指標，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定義二的臺北都會區人口密度分布可能並非是Newling所假設的拋物線型態，而是較接近於Clark所假定的直線衰退型態。而兩定義的二次指數模型b值皆為負值時，顯示估計出的市中心點為人口密度最高點，臺北都會區尚無密度火山口之現象。但由b值這15年之成長趨勢推估，若未來b值成長趨勢沒有停頓或逐漸緩慢的現象發生，臺北都會區在未來可能會出現密度火山口之現象。何金銘(1991)驗證c值絕對值越小，則都市範圍越大，火山口越深陷。研究中兩定義臺北都會區c值絕對值皆非常小，且逐年下降，表示臺北都會區的範圍極廣，且逐年往外擴張，再次驗證人口郊區化現象。

本研究以大陸台商為研究對象，欲了解行銷動態能力、行銷生產力以及地主國市場之潛規則對競爭優勢及績效之影響。本研究以行銷動態能力為出發點，探究企業欲創造競爭優勢及績效所應考量之中介變數，以及當企業在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時，所面臨之環境所帶來之調節效果，來建立本研究整體架構。由於研究對象為大陸台商，為提升問卷回收效率及效果，本研究樣本架構採用便利抽樣及滾雪球之方式， 主要發放對象為大陸台商高階經理人，涵蓋國立政治大學台商班、EMBA班、校友會、研究人員相關人脈，整體回收對象擴及製造業及服務業，總回收份數為67份，扣除填答不完全者，有效問卷共63份。本研究以成對樣本t檢定及迴歸模型驗證假說，研究結果發現行銷生產力在研究架構中具有重要中介意義，行銷動態能力不僅被視為能耐，更能轉化為台商的行銷資產，並且透過行銷資產的投入，愈能有效運用其資產以產出有效果之行銷生產力，愈能提升其競爭優勢與績效，且潛規則的調節效果，更凸顯行銷生產力的重要性，台商應更重視政治利害關係人所帶來的影響並應加以管理，當台商同時能夠愈有效利用潛規則顯性管理工具管理社會-政治利害關係人時，愈能夠強化行銷生產力提升競爭優勢與績效的效果，且政治利害關係人對台商造成經營上的影響程度，顯著高於非政治利害關係人所造成之影響，因此台商應將管理工具資源投入較高比重上放在政治利害關係人之管理上。

企業要從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脫穎而出，除了要有好的競爭策略與執行力外，擁有充足且低廉的資金、知名且廣受信賴的聲譽，以及優秀又肯為公司效力的經營團隊與員工，是企業領先競爭對手的必要條件。成功推動公司股票上市櫃，無疑是創造這些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而如何為企業提供一個有效率而低成本的資本市場，同時提供投資人一個有保障又有成長率的投資平台，不但有利企業的後續發展，亦關係著該地資本市場的資金動能。 過去幾年大陸為避免經濟過熱及產生泡沫化之風險，故實施一連串的宏觀調控措施，使得台商在中國大陸籌資更形困難；另欲回台上市又遭遇政策及相關法令的限制，故部份大陸台商便計劃在大陸或香港上市，甚至為達香港上市要求之市值規模，而規劃台灣下市並以海外控股公司為掛牌主體在香港上市，這種連根拔起的舉動勢必影響台灣的資本市場及經濟發展。而自2008年5月馬政府上台執政以後，積極推動兩岸政策的鬆綁及若干的寬鬆優惠政策，重量級台商如旺旺、康師傅等紛紛回台發行TDR，且發行時投資人皆超額認購股票，供不應求下掛牌後漲幅不少。但鄰近的大陸及香港資本市場也在積極招商，鼓勵海外企業掛牌，而深圳創業板的成立，以吸引不少中小企業掛牌，加上上海國際板亦規劃在2011年成立，勢必也會衝擊鄰近的資本市場。因應大陸及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大陸宏觀調控政策、勞動合同法的實施、缺工及巨幅調薪現象，政府有無推出相關政策及措施來協助台商轉型並提升競爭力呢？冀望經由本研究，探討目前台商回台上市所面臨的問題與障礙，並提出相關建議以求解決之道，期盼能恢復資本市場動能及企業能擴大對台投資，使企業根留台灣，對台灣經濟永續發展。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和中國電視劇產業合作狀況，以及深入理解從解嚴初期至今，兩岸電視劇交流無論是法規或產業的變化對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和創作自主性的影響。本文援引Ryan（1992:108）對文化生產的概念，將台灣影視工作者，據其不同的生產位置分成「創意階段」和「再製階段」工作者，分別探討其勞動條件的變化。最後，再回歸兩岸合拍電視劇之政策，企圖給予台灣合拍電視劇之政策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在兩岸電視劇的合作模式從「中國協拍，台灣主導」轉而變成「中國主導，台灣委製」的情況，而這樣的變化使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勞動處境顯得更為嚴苛。兩岸開放初期，中國電視劇製作業未臻成熟，使無論是創意或再製階段的台灣影視工作者在中國皆有較佳的工作機會與酬勞；然而，隨著中國電視劇產業的成長，投入於電視劇之製作費用明顯高於台灣時，台灣影視工作者的工作機會漸受限於中國市場的需求。在酬勞上，因中國資方會比照台灣電視劇製作費用來衡量，使得台灣影視工作者的酬勞漲幅低於中國影視工作者。 在創作自主上，本研究發現中國電視劇政策上的變化，對兩岸合作電視劇無論在人員選用和劇本安排上皆有很大的影響。同時，因為台灣缺乏鄉土劇和偶像劇以外劇種的生存空間，使得出走到中國的台灣影視工作者選擇服膺於中國電視劇的生產邏輯，傾向不牴觸中國當前的社會文化脈絡，如：台灣電視製作團隊為了通過中國官方的審批制度，製作出分別討好海外與中國市場之不同版本的電視劇。 綜合上述，兩岸電視劇產業呈現「中國大而台灣弱」的景況，台灣影視人才、技術外移中國的結果可能使台灣影視產業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因此，建議政府應有黃金時段限播外片之政策，建立良善的獎勵與輔導機制，例如：影視基金的規劃與落實。如此才有機會吸引台灣影視工作者回流，增加本地影視工作者之工作機會和多元劇種的生存空間。 / Increasingly, seeing as domestic TV market shrank could leave local TV drama workers jobless, Taiwan TV workers chose to develop their career within larger market. Due to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imilarities, Chinese vast market becomes the best choice for Taiwan TV workers who are looking for new opportunities.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V drama 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o review two side’s TV drama co-production policies from 1988 until now, and to figure out the impact of the two side’s TV drama industrial change on Taiwan television workers which involve labor condition and creativity autonomy. According to Ryan （1992:108）’s conception, the essence of the organiz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 corporate production systems is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stages: creation and reproduction. Therefore, the definition of television workers includes creation stage workers and reproduction stage workers. As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the rise of China TV drama industry has changed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 the past, China was represented as the assistance in the process of TV dramas production. Recently, China holds the initiative completely from research and pre-production stage to post-production stage. This situation forces the labor of Taiwan TV drama facing the more stringent labor condition. Compare to the initial Taiwan -China TV drama co-production period, Taiwan television labors’ wages do not grow. Even more, Taiwan reproduction stage workers facing the crisis of jobless in TV drama co-production model. Although the creative stage labors still have the advantage of job opportunities in Taiwan-China TV drama co-production, their creativity autonomies are limited by china’s censorship regime. For example, Taiwan TV production team might produc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drama products catering to overseas markets and Chinese censorship required. In conclusion, to prevent the crisis of Taiwanese TV drama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effect such as the emigration of talent and technology. The study recommends our government mus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henomenon through prime time broadcast restrictions and audio-visual fund.

價值觀與生活型態是消費者從事各項消費行為的基礎，透過價值觀及生活型態可以解釋及預測消費者行為，因此對於研究消費者行為是相當重要的基礎主題之一。Rokeach (1973) 認為價值觀是一種持久的信念，這樣的信念使個人或社會對於某些特定的行為模式或是事情的結果產生偏好。Lazer (1963) 將生活型態定義為一種有特性的生活模式，代表某一個群體或社會有別於其他群體之特徵，這些特徵之差異來自於文化、價值觀及資源等綜合影響的結果。過去學者研究消費者的價值觀及生活型態時，多半以單一國家的消費者為主，雖然也有學者比較跨文化的消費者生活型態，但仍以美歐等地之研究居多。因此，本研究藉由交換至法國的機會，於當地進行消費者調查，取得第一手資料，以瞭解當地消費者生活型態及消費價值觀，並與台灣消費者進行跨文化比較。 本研究採滾雪球法抽樣，深度訪談十三位法國消費者及十九位台灣消費者。訪談內容為消費價值觀及生活型態等主題，包括工作與休閒生活、家庭及朋友關係、消費模式及金錢分配方式，並導出相關命題如：台灣人較法國人之價格敏感度高、台灣人較法國人具有品牌意識、台灣人在消費時較法國人具他人導向、台灣人較法國人具投資理財觀、台灣人較法國人重視工作所帶來的金錢滿足以及台灣人較法國人對婚姻關係有較高的期待等命題。 此外，本研究並探討消費價值觀如何具體影響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及消費模式，透過本研究可發現：價格敏感度高的消費者，會隨著折扣或低價而調整其消費頻率；具他人導向的消費者會傾向購買外顯性的名牌產品，也較易受他人影響而產生衝動性消費行為。 藉由本研究可瞭解兩地消費價值觀及生活型態之差異，廠商進入兩地市場時，可參考本研究結果設計適合當地消費者之行銷策略，以期更貼近消費者需求。 / Values and lifestyles can be the foundation of most kinds of consumptions. Therefore, studying values and lifestyles is of importance for marketers to explain and predict consumers’behavior. According to Rokeach (1973), a value is defined as “an enduring belief that a specific mode of conduct or end-state of existence is personally or socially preferable to an opposite or converse mode of conduct or end-state of existence.”As for lifestyle, it is defined as“a distinctive or characteristic mode of living (Lazer, 1963). Past studies concerning values and lifestyles mostly focused consumers in one country. Even though some studies dealed with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hey usually compared two or more markets in American and Europea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values of consumers in Taiwan and France to do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French consumers. Thirteen French consumers and nineteen Taiwanese consumers were interviewed during this study.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were regarding to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values, such as respondents' work and leisure life, relation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the way to allocate money. Som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are derived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Taiwanese consumers have higher price sensitivity, more brand consciousness, higher other-oriented degree and more saving and investment concept than French consumers. Besides, Taiwanese people place more importance on the salary of work and have higher expectation about marriage than French consumer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how consumption values influence consumers' lifestyles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It reveals that consumers with higher price sensitivity will adjust their consumption patterns according to discount frequencies. Besides, people-oriented consumers tend to choose prestige brands and have more impulsive consump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ch can provide suggestions to marketers in these two markets to develop marketing strategie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values and lifestyles of local consum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