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開放體系下的寡佔理論模型的建立與推導，依據民國78-85年台灣中游石化業資料，以完全訊息最大概似法對對內銷PCM、進口比與內銷市場集中度三條聯立方程式進行估計。本文發現產能利用率對內銷PCM的影響是正面的，進口比對內銷PCM的影響是負的，並且都具有統計顯著性；內銷PCM、關稅與成本差異對進口比的影響是負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內銷市場產業集中度對進口比的影響是正的，亦具有統計顯著性；內銷PCM與運輸成本對內銷市場產業集中度的影響是正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內銷市場規模對內銷市場產業集中度其有顯著負面效果。匯率並非影響中游石化業獲利率的重要因素；最後，內銷PCM、進口比與產業集中度皆存在顯著直接聯立關係。

本研究擬以博奕理論為主要研究架構,藉由個案研究分析,希望達成以下之目的:(1)探對台北市議會在三黨不過半的議會政治生態下,各政黨之間合縱連橫之運作情形及其影響,並試圖尋求影響三黨互動關係的因素。(2)了解政黨在議會立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及所發揮的功能。整個研究範圍則限於第七屆議會第一會期內85年度總預算的審查。全文共分六章,茲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以及研究限制。 第二章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介紹博奕理論基本概念,並對相關研究文獻予以探討。 第三章現行台北市議會內的政黨政治:首先介紹市議會內的政黨組織,再進一步了解議會立法過程中的政黨運作,最後論及影響政黨互動關係的因素。 第四章及第五章部份:藉由「敬老津貼」及「教師節敬師金」兩項個案的分析,窺 探台北市議會內三黨合縱連橫的過程。 第六章結論:敘述研究發現並提出評議。

本論文旨在探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四年間兩岸教育交流的緣起、現況、發展、及所衍生的教育問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方法與基本架構之介紹。第二章教育交流之背景，旨在追溯兩岸關係之演變及探究促成教育交流之因素，比較兩岸發展有別的教育體質與環境。第三章教育交流之政策，探討兩岸交流政策與法規之關係及其真實意涵。第四章教育交流之現況與發展，綜合整理七年來的交流歷史，且依性質分成九種型態，並詳細依發生先後作簡要紀錄，再將各型態內容作一分析，裨助日後交流之參考。第五章教育交流之問題與對策，乃將交流後浮現的五大教育問題，其發生的原因、現況與自身問題、影響及兩岸當局態度一一研析，且提出因應對策。第六章結論，將各章所得呈現，反思教育交流功能與阻礙，並提出建議。

壓力與工作倦怠(stress and burnout)之課題，是1980年代以來，組織學者，管理實務家與大眾傳播媒體關注的焦點。工作倦怠是壓力徵狀的一種獨特型態，常與不妥適的心理及情緒徵狀有關，表現在組織離職、缺席、低士氣及各種有關個人煩惱的自我報告指標上，包括生理枯竭、失眠、酒精與藥物使用量的增加、婚姻與家庭問題等面向上。因此，對工作倦怠現象之瞭解與衡量，是測量組織工作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更是對個人工作經驗及組織診斷的方法；從積極面而言，具有提昇組織整體效能之正面意義，從消極面而言，防止組織成員工作倦怠現象之發生，可達到避免組織衰敗的功能。 　　區政是市政之基礎與延伸，區公所之基層公務人員扮演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重要橋樑，民眾經由他們的服務感知政府的存在，且擔負著政府政策執行成敗之關鍵性角色；值此行政革新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探討基層公務人員工作倦怠程度在組織分佈情形，應為克服行政革新阻力，有效提昇服務品質之最佳途徑。 　　本研究整合分析工作倦怠之文獻探討，採用階段理論模式，針對台北市政府十二行政區區公所的基層公務人員進行間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根據研究結果有以下的主要發現： 　　一、依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個人背景變項與工作變項之不同，其在工作倦怠階段中人數分布情形，有以下的結果： 　　　　1.就性別而言，集中於低工作倦怠群之現象十分明顯，其中男性51.7%女性47.2%；而在高工作倦怠群之分布，女性高於男性，尤其階段VIII特別顯著。 　　　　2.就年齡層而言，年齡26-30歲及31-40歲兩組，在高工作倦怠群階段VIII所佔之比率大於其它各組，是工作倦怠的兩個高峰期。 　　　　3.就服務年資而言，隨著服務年資之進升，低工作倦怠群之比率呈下降趨勢，而服務年資在（一至未滿三年）及（五至未滿十年）兩組在階段VIII之比率最高，係兩個高峰期。 　　　　4.依基層人員業務類型觀之，以秘書室人員在高工作倦怠群之人數比率達50.0%，明顯高於其它類型人員，依次為經建課人員45.6%，社會課人員42.7%，兵役課人員32.1%，而以民政課人員28.4%最低。 　　　　5.工作性質方面，內勤人員之高工作倦怠比率平均大於外群人員，兩者相差10.0%。 　　　　6.職等部份，薦任人員之高工作倦怠比率佔35.1%，高於委任人員之34.6%。 　　　　7.專科程度之基層人員，高工作倦怠程度最嚴重，研究所程度人員則無高工作倦怠現象。 　　　　8.有宗教信仰之基層人員，在高工作倦怠群之比率低於無宗教信仰者。 　　　　9.未婚之基層人員，其高工作倦怠比率佔36.4%，大於已婚人員之34.1%。 　　　　10.以行政區而言，在高工作倦怠群之比率，以文山區49.0%最高，北投區47.5%次之，而以士林區24%最低。 　　二、從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個人背景變項之分析結果，女性基層人員工作倦怠程度高於男性基層人員；26-30歲人員工作倦怠程度最高，51-60歲人員最低；未婚者工作倦怠程度明顯高於已婚者；無宗教信仰者工作倦怠程度高於有宗教信仰者。由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工作變項觀之，以秘書業務人員之工作倦怠程度最高，民政業務人員最低；內勤人員工作倦怠程度大於外勤人員；而服務地區中以文山區之基層人員工作倦怠程度最高，而以士林區人員最低。 　　三、工作倦怠對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之工作緊張、工作無助、工作投入、工作滿足、一般健康等變項之影響程度，依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倦怠與工作緊張、工作無助、一般健康等變項成正相關，而與工作滿足、工作投入二者成負相關。 　　四、工作倦怠對基層公務人員執行公務行為之影響程度，依其工作投入之中位數劃分為積極投入與消極投入者，兩者在工作倦怠八階段中之人數比率發現，積極投入型基層人員由階段1之21.3%，趨降於階段VIII之12.9%；而消極投入型基層人員則由階段I之5.0%趨升至階段VIII之31.9%，顯示工作倦怠導致基層公務人員的工作投入情形普遍不高。 　　本研究之預期價值在於探究並瞭解臺北市區公所組織中基層公務人員工作倦怠感之分佈情形，藉以研提妥善的因應之道，俾能有效的提昇行政效率，達到改善服務品質之目的。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對於臺北市主管機關及區公所管理人員，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一、組織功能面的調適 　　　　1.充份授權並賦予區公所業務上之自主權。 　　　　2.重新設計工作內容。 　　　　3.採取（經歷管制辦法），促進人員之間之交流與互動。 　　二、管理實務面之診斷與防治 　　　　1.建立組織診斷制度。 　　　　2.發展員工諮商與生涯諮商方案。 　　　　3.提供對員工支持性與教育性的協助措施。 　　　　4.增進主管人員對（員工生活壓力）課題之認知。 　　三、採取增進個人工作效能之干預技術 　　　（一）高工作倦怠群之干預技術。 　　　　　--建立基層公務人員的心理輔導制度。 　　　　　--輔導基層公務人員從事生涯與事業之規劃。 　　　　　--貫澈實施定期工作輪調制度。 　　　（二）低工作倦怠群之干預技術。 　　　　　--強化基層公務人員敏感性訓練。 　　　　　--推行組織目標之管理制度。 　　　　　--改變組織結構。

近四、五年來台灣電影環境有一些極為特殊的現象。一方面自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以降，台灣電影工業在生產方面的蕭條，至今已演變到相當嚴重的狀況；另一方面，部份本地電影卻在國際影展上普遍獲得好評，屢獲大獎。凋敝與光鮮之間，有著強烈的對比。不僅如此，國家對電影工業史無前例地高度關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這「兩岸三地」的電影經濟互動頻繁；還有本地電影業者與錄影帶、有線電視等新傳播科技的分合關係……種種這些現象，在當前交織出一幅特殊且紛亂的台灣電影環境圖像。 　　本研究試圖以各類電影工業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來具體描繪出種種存在於當前電影環境的特殊現象，並說明當前電影工業的結構與運作狀況。而後將這整體電影工業狀況置放於更大的政治與經濟脈絡下，探討一九八０年代以來電影工業的發展過程，並主要從國家電影政策與電影市場動態這兩層次的影響，來分析為什麼會演變出目前電影工業的面貌。由此辨明當今台灣電影工業發展的真正問題所在，並藉以提出較為適切的政策制定與產業營運的思考方向。 　　研究指出，台灣電影工業生產量五年來持續迅速下跌，票房收入也極差。市場中充斥美國與香港影片，瓜分掉大筆資源。但少量的本地製片中，又在內容與形式方面有呈現兩極化的現象：一部份為製作粗糙的低俗娛樂電影，一部份為製作較嚴謹的藝術電影。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源自於早期國家設定了電影的商業娛樂取向以及依賴外來影片的電影市場供需狀況，在時間推移之中，美國與香港的通俗娛樂電影逐漸成為市場主流，大部分觀眾的電影品味也受到嚴重影響。於是台灣發行部門將資源轉向外來影片之發行，並集中於少數公司壟斷了發行管道，而台產影片在製片資源上的缺乏在娛樂性技術性上則更無法追上外來影片，產量與票房愈來愈少。除了這一趨勢隨著經濟自由化而愈形嚴重之外，八０年代以後架構於貧富差距拉大之上的文化品味分化，少部份文化資源較豐富的人也形成藝術電影市場。於是低成本的台產藝術電影有了基本生存條件，而低成本的娛樂電影也滿足了市場中最底層的縫隙。而不管是哪一類電影，受國外之電影標準的影響都愈來愈大。 　　因此研究建議，國家政策應從限制外片進口、化解發行管道壟斷，以及積極輔導獨立製片公司三方面齊頭並進，方能解決台灣電影生產日趨沒落的危機。而獨立製片公司、創作者，與評論者則應集結起來以較大的力量來制衡主要公司的壟斷，並監督國家進行改革。

上海租界的開闢，就像一個集各種不平等條款於一身的中國的縮影。在這裡，中國第一次接受西方列強所強加於她的砲艦外交、外國租界、領事裁判權、外國的殖民統治等慘痛的經驗。然而上海租界創設初始，其原意只是一塊專供外人居住的居留地性質，但到後來的發展卻陰錯陽差的，外國人得寸進尺，中國人則步步退讓，使得後來公共租界的性質轉變成為介於居留地與租借地之間，而且更近似於後者。在名義上，公共租界的土地管轄權屬於中國，但實際上，公共租界內的一切事務，中國政府一概無權插手，甚至連租界內的中國人都不歸中國政府管轄。中國的主權淪落至此，租界性質轉變到這般地步，英國人（尤其是英國領事）的勢力是其中的關鍵，因此英國領事在公共租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引發筆者進一步研究的動機。本論文除了希望對領事的角色有較深刻的認識外，還預計從英國駐上海領事與公共租界、英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等三個層面的關係及交往情形，希望能較完整的呈現英國領事角色的多面向：看看他們如何代代努力的在中國領土之上建構起外人自己的天堂；而從英國政府----英國領事----上海當地英籍僑民三者之間權力（利）與利益的互動及衝突關係，來探究夾處在二者之間的英國領事如何自處；透過二國地方層級的外交往來的研究，則希望能凸顯兩國辦理外交人員的迥異心態，以及因而造成的結果。本文研究的斷限自1843年上海開埠為起始，到1928年北京政府結束為止。全文結構共分成六章，除第一章「序論」外，正文分成四章：第二章「英國駐上海領事館之確立」，主要敘述上海開埠的經過、英國駐上海領事館建立的經過情形，然後略述英國領事的主要職權職權及其擴張的情形。第三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公共租界」，主要分析英國領事在公共租界的領導地位，以及英國領事與公共租界的行政機構----工部局的合作關係。第四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英國政府」，首先分析英國在華之利益以及對華政策之演變，然後再探討因為上海英商勢力團體的利益與英國政府對華整體利益發生衝突時，英國領事面臨母國及上海英商勢力的雙重壓力所造成政策執行上的顧慮及難處。第五章「英國駐上海領事與中國朝野之交往」，分析中英兩國地方層級外交人員辦理外交的迥異心態，華人在公共租界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五卅群眾運動的發生，使得外人在租界的統治權發生動搖。第六章「結論」則總結前文，並為英國駐上海領事的角色做一定位。

嚴重的廢棄物處理問題，是現今施政的一大課題，而由於垃圾焚化相較於其他處理方式更能達到減量化、衛生化、安定化及資源化之目標，故成為未來垃圾處理方式之主流，垃圾焚化廠亦將陸續興建完工。但不可避免地，垃圾焚化廠亦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往往被視為嫌惡性設施之一種，而形成設置上之阻力。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藉由居民對焚化廠之認知、評價、接受程度、造成影響之感受，以及居民對焚化廠回饋地方措施之期望及其成效如何等相關課題之探討，以了解焚化廠設置形成阻力之原因所在，此外，並輔以相關文獻、專家意見及相關法規等資訊之整合，嘗試對降低焚化廠嫌惡性之可行方向提出建議，冀能對減輕日後興建焚化廠之阻力的有所助益，並期能確保民眾之生活環境品質。 　　本研究之重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民眾對於國內興建焚化廠之品質及二次污染控制能力仍缺乏信心，且居民預期焚化廠可能造成之影響通常會較焚化廠實際產生之影響大。 　　　（二）在居民願意接受焚化廠設置於其住家附近之條件中，以風險減輕方案最為居民所重視。 　　　（三）民眾對焚化廠回饋措施之認知程度愈高者，其對焚化廠接受程度愈高。 　　二、建議 　　　（一）在焚化廠風險減輕之策略方面，主管單位除了污染防治工作外，還必須了解公眾對風險的感受及反應，縮短政府與民眾在認知上之差距。 　　　（二）回饋措施（經濟誘因）有助於降低焚化廠之嫌惡性，故主管單位應加強焚化廠回饋措施方面之配置與宣導，以爭取民眾之支持。 　　　（三）適當的資訊回饋，可避免民眾對焚化廠之風險太過高估而增添不必要之憂慮，進而減輕其設置之阻力，故主管單位應適時提供民眾所需之環境資訊。 / The serious solid waste disposal problem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Landfilling is not a suitable solid waste disposal alternative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quiring land, At the same time, incinerators can help achieve waste reduction, sanitary disposal, stabilty, and resource recovery. Therefore, incineration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overnment's solid waste disposal plans. 　　Although incineration is one of the better approaches to dealing with solid waste disposal, it still has certain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it has been treated as a NIMBY (Not-In-My-Back-Yard), To some extent, NIMBYs are necessary to the community. The issue to be dealt with, then, becomes"how to find an equitable way to solve this dilemma."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ree incinerators in Neihu, Wenshan, and Shihlin, Taipei. From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surveys, data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cinerator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these NIMBYs and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incinerators.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1.conclusions 　　　(1).Although most people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MSW incinerators, they do not feel confident about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2).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rather than economic incentives. 　　　(3).The degree to which residents accept MSW incinerators will be affected by residents'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Neihu incinerator area. 　　2.Policy implications 　　　(1).From the analyses we can see that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risk reduction solutions rather than economic incentives. Therefore, if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increase the acceptance of MSW incinerators among residents, it should focus more on risk reduction plans. 　　　(2).Because residents are still lack of confidence about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3).If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som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reduce the equity issues, the residents may be more willing to live closer to LULU facilities. From the analysis , we can see that economic incentives do reduce the NIMBY syndrome to some extents (even though not so much as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einforce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本研究從產品( 以產品的特質為研究變數 )、市場( 以外界環境的不確定 性為研究變數 )以及廠商( 以廠商資源及廠商競爭策略優勢考慮 )三大因 素以定性分析台灣自行車運用行銷合作進入市場的可行性與穩定性，其中 使用的理論為交易成本理論、資源依賴理論以及企業競爭策略理論。本研 究並嘗試在了解其中的影響機制之後，能夠為國內廠商往後在進行類似行 銷合作之時有更好的建議。在產品因素方面，由於各零件產品存在強烈互 補性，而且自行車的各種子系統各零件產品表現息息相關，所以在技術上 也存在互相依賴的關係，進而造成交易資產的特質性，依交易成本理論， 此種交易資產特質性造成廠商之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從市場因素來看，由 於環境的不確定性也會造成廠商的交易成本。適中的交易成本則容易形成 聯盟。本研究藉由個案分析以了解交易成本對於行銷合作的可行性與穩定 性之影響。在廠商資源因素方面，若廠商間存在重要資源依賴關係或此種 資源依賴關係呈現對稱性時，則廠商以行銷合作進入市場較具可行性與穩 定性；在廠商策略考慮因素方面，廠商可以從行銷合作獲得的策略愈大或 是合作廠商從行銷合作之中所獲得的策略優勢呈對稱性時，則廠商以行銷 合作進入市場也較具可行性與穩定性。本文最大的貢獻在於嘗試以交易成 本理論解釋自行車業界的行銷合作行為；但也由於偏重於交易成本理論， 致使部分合作現象無法充分獲得解釋。

一九八四年中共官方全面宣佈以"一國兩制"作為解決台灣問題的總政策以 來,"一國兩制"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統一用語,中共黨,政,軍各級領導人及 宣傳媒體,莫不口徑一致地對海內外宣揚"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成為中共 對台政策的代名詞. "一國兩制"既然如此重要,那麼,"一國兩制"究係受何 因素影響形成;其具體內涵為何;在"一國兩制"總政策指導下,中共對台政 治,軍事,經濟,貿易,社會,文化等政策為何;台灣地區對中共政策的反應 ,在中共對台政策制定上的影響程度如何,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企圖進行瞭 解和分析的內容.本論文共計六章十九節,約十一萬餘字.首章為導論,旨在 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和目的,以闡述本文寫作之旨趣;並說明本論文的研 究方法及研究途徑,以陳述本文研究之架構;最後,再提出本文利用系統理 論作為全文寫作架構後,本論文的基本架構.第二章為"一國兩制"--新時期 中共對台總政策,首先將中共對台政策分為兩大時期,對"一國兩制"提出前 之中共對台政策作歷史性的回顧;其次並將自國際,國家及個人等三個層次 來分析"一國兩制"的形成背景;最後將說明"一國兩制"的形成過程,理論根 據,具體內涵及其規劃下的統一架構,期望對這個新時期中共對台總政策, 作一個全盤的分析與全面的瞭解.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為本論文的研究 重點,分別由政治軍事,經濟貿易和社會文化等三方面來探究中共對台政 策,由中共各級領導人講話與官方發表的文件來研析中共對台的政策面;其 次再由實踐面來探究中共對台政治宣傳,外交封鎖,軍事恫嚇,經貿利誘,吸 引台資,社會統戰,文化交流等面向的實際作法;最後並提出台灣地區官方 與民間對中共對台政策與作法之反應,藉以論証台灣地區的反應與中共對 台政策之間的互動影響關係.第六章為結論,首先把中共對台政策的原則不 變與策略靈活運用的情勢作一總結分析;然後據此分析來推論在台灣地區 官方可能反應下,中共對台政策的幾種可能演變,以及在雙方彼此政策推行 下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最後,作者將對中共及台灣地區官方與民間在面對 兩岸未來發展時的對策和作法,提出建議.

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同樣在國家介入引導的經濟發展過程下，是什麼原因使台灣與韓國在1998-2008之間金融改革的政策制定過程出現差異？」。藉由Oliver Williamson的四層次研究法，本文將台灣與韓國的金融改革分為社會鑲嵌、制度環境、治理機制、資源分配四層次，並藉此了解制度環境設計對行為者的能力給與或限制，也通過檢視政策制定過程中行為者的互動來了解金融改革的推動與資源分配。本文分開檢視四個層次的內容，再綜觀探討層次間的相互影響。政策的制定雖然是行為者之間的角力，但是同時也必須看環境賦予行為者的能力與限制，這是在分析任何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時都必須注意到的。在台灣與韓國，因為制度的設計，使得總統可以主導政策的立法與執行。但是因為非正式制度的環境因素影響，使陳水扁與金大中兩位總統在政策的推動上有很大的差異。同時，因為台灣與韓國的政黨體系、財團結構不一樣，加上金融改革推行時的環境也不同，因此最後兩國改革的成果呈現很大的差異。此外，針對金融改革是否解決了原本的問題，本文也藉由國家主權債信評等以及金融機構的逾放比等指標來做出評比。藉由分析比較文獻，本文討論出主要是由於兩國的制度環境給與兩國的行為者不同的能力與限制，致使行為者在政策制定的治理機制層次擁有不同的考量，進而影響了政策執行的結果。 / This thesis ponders ov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 under the same process of state 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at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for financial reforms between Taiwan and Korea in the decade 1998 – 2008? Applying Oliver Williamson’s “four-levels of social analysis,” this thesis divides the financial reforms in Taiwan and Korea into embeddednes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 Through level analysis, we will come to understand how design of the institution setting gives or restricts the capability of political actors. Even though policy making is a competition of force among actors, contextual restrictions and endowments on actor capability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t the same time, as it is a notable factor in policy formation and execution. Due to institution design, the president dominates policy making and execution in both Taiwan and Korea. However, due to influence from informal institutional setting, Chen Shui-Bien and Kim Dae-Jung demonstrated great differences on the movement of policy. Moreover, because of differences in party system, conglomerates and the setting for financial reform, the outcome of reform shows a wide difference in the two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financial reform resolved the basic problem, this thesis grounds its evaluation based on indices such as sovereign rating and percentage of non-performing loans of financial units. Through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existent literature, this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at the difference in institution setting provides actors i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capabilities and restrictions, which generates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in actors on the governing level and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policy exec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