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是以紡纖產業離職傾向為主題，希望了解影響紡纖產業員工離職傾向的因素。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問卷法以及深度訪談法，參考有關理論歸納整理後，建構研究架構，而後根據研究架構，運用問卷分析法，回收問卷後再進行資料分析，採用敘述統計、變異數分析以及皮爾森相關性分析法等量化技術分析彼此關聯性，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最後輔以深度訪談，將兩間公司的問卷及結果與該公司主管討論，以獲得更進一步組織資訊。 研究對象為將生產製造公司根留台灣的企業，取同一集團內上、下游產業各一間公司，最為研究標的，了解紡纖產業員工的離職傾向特性，及比較兩公司的差異性。研究結果如下： 1. 外在環境變化劇烈，以及紡纖產業員工大都為年齡大、年資深的員工，此因素影響紡纖產業員工離職傾向低，若跨公司分析，年資深、年齡高比例越高，離職傾向越低。 2. 但若以同一間公司內部來看，員工滿意度與離職傾向呈現負相關，其各因素間相關性如下： A. 組織變數、工作環境因素以及工作內容因素，對員工滿意度部分有正相關。 B. 職涯發展需求與滿意度有正相關，人口變項對員工滿意度有部份正相關。 C. 組織變數、工作環境因素以及工作內容等工作滿意度因素，對離職傾向呈現負相關。 D. 職涯發展需求與離職傾向有負相關，個人因素有部分與離職傾向有負相關，人口變項除年齡外，沒有影響。 E. 外在環境影響對外尋找工作的難易度，對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壹 研究動機與問題提出 隨著近幾年來修法的大風，以及學者們的奮力投身與呼聲吶喊，與昔日相較之下，刑事訴訟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然而實踐國家刑罰權的刑事訴訟法，就其本身而言，即是一部充滿緊張關係的法律。其不僅動輒涉及人民人身自由等各項權利，嚴重者乃甚至掌控人民的生殺大權；在此同時，這部法律又肩負者維持國家法治安定、實踐國家的刑罰權等重責大任。於是調和國家追訴義務與人民權利保障這二者間的緊張關係，便是刑事訴訟上的首要課題。在定位方面，不論是刑事訴訟的研究或是修法、實務動態，也日益跳脫了傳統單一性、同一性、訴訟行為等研究與思維，進一步地將刑事訴訟與人民權利、憲法規範作一連結。因此這對於刑事訴訟的衝擊，除了在調和國家追訴與人民保障時對於人權不再輕易忽略之外，在刑事訴訟本身的法制上，不論是立法或法律解釋方面，也因為憲法對此的影響與衝擊，而有了不少的調整 。德國大儒Roxin之名家名言「刑事訴訟乃憲法的測震儀」，實為此下了一個極佳的註腳 。 強制處分在刑事訴訟法上的重要性，實與證據法則不相上下。強制處分的發動，輕如傳喚，重則為羈押，在在均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有所干預；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觀點看來，強制處分在刑事訴訟領域上應有其獨特之處。而在現實面向上，近幾次的修法，屢屢涉及院、檢雙方間的關係，強制處分的權限分配問題，每每更成了眾所注目的焦點所在，其重要性也就更不在話下 。 二○○一年的刑事訴訟修法，在一片呼喊著「令狀主義」的當時，除了在搜索發動權限上的修改外，新法亦一併規範了無令狀搜索的情形。無令狀搜索有附帶搜索（新法第一三○條）、逕行搜索與緊急搜索（新法第一三一條）與同意搜索（新法第一三一條之一）四種情形。有別於逕行搜索與緊急搜索範圍大小之爭議，在修法過程當中，同意搜索的條文，並無太多爭議，在立法理由上，亦僅謂「經被搜索人同意之搜索，原為各國刑事訴訟法所允許，我國實務亦行之有年。為杜絕有關爭議，有明文規定之必要。又為免受搜索人是否出自願性之同意發生爭執，援明文規定將其同意意旨記明筆錄，以明責任。 同意搜索的新法明文規範，固然為本文研究的一個契機；然而，同意的問題絕非僅出現在搜索部分，除同意搜索外，同意更可能遍布於刑事訴訟上林林總總的強制處分之中。抽象的探討，諸如在無法律授權、無法官令狀的情形下，能不能經同意而對於被告或證人為抽血或相關的身體檢查？無羈押令狀下，能不能經嫌疑人同意而予以羈押？至於具體事例，諸如實務上一般所謂的「帶同起贓」是否能解釋為經同意、其行為是否合法？抑或於警局約談後，將嫌疑人帶至地檢署的過程中，其法律基礎為何？基於法律保留的規範下，有任何授權規範乎？可否解釋為同意？又此是否為自願性的同意？以上總總均是同意問題所欲探討、釐清者，不僅在學理上饒富生趣，亦有助於對實務操作流程的解釋。 且由近次修法對於強制處分發動權限的變動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今發動強制處分所須經的程序與耗費，較諸從前日益顯得困難；於此情形下，無令狀的發動強制處分勢必是未來的另一項可能與趨勢。衡諸各種無令狀強制處分的發動，又以同意發動的類態最為常見與容易，因此，到底在何種範圍內，可經由同意而免除法律授權規範與令狀形式而發動強制處分？以及應如何監控而讓同意不致淪為國家機關規避法律保留、令狀制度的手段？此即具實益。國家追訴機關可能為了免去繁瑣的程序，對於同意的運作勢必採取樂見其成的態度；但相對於擁有高權的國家，市井小民的同意是否真心真意，就是令人擔憂之處了。人民可能會因為避免時間的浪費或是免除自己的犯罪嫌疑而同意國家的某些作為；但是也可能是出於被迫而去忍受本不該忍受的事務。又非具法律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如何期待其有能力拒絕警方所要求的「同意配合」呢？因此，強制處分的同意，到底在何種情形下，國家可以藉由同意省卻繁瑣的程序，而人民卻又是心甘情願而無害的呢？如何發揮同意的優點，在緊張的刑事訴訟關係中，緩和國家與人民的益衝突，締造「雙贏」的局面，這即是本文所關切的。故本文以同意搜索的新法規範作為研究契機，將同意的問題放大到整個強制處分部分，希冀能對何種強制處分是可以僅經由人民的同意發動之、而哪些同意的存在則是與法治程序相悖而行的；經由同意而免除相關程序規範時所應具備要件，以及如何免去國家機關披上合法同意的外衣而濫為違法行為；同意自願性的確保、與同意無效、違法的處理；甚而是幾種特殊同意的介紹等等，作一全貌性的整理與處理。 貳 研究範圍 體系的安排上，基於把問題說清楚的最佳方式無非是從其根本著手，所以本文擬從強制處分的根本性質著手，著眼其為公法上的基本權干預行為，從基本權的干預角度切入。並在基本權干預的體系中，嘗試探尋同意的定位與角色，進而處理同意的界限問題。在性質上釐清定位後，再將同意於現行強制處分的運作，諸如其所應具備的要件與法律效果等等，作一整理與論述。最後復再以幾種特殊之強制處分的同意類型，作為特殊類型的介紹與具體適用個案探討，進而提出結論。 本文既欲從基本權干預方面著手，即免不了須先定義與釐清強制處分的性質，故以下即於緒論中先行概括交代強制處分與同意的用語、定位與性質（本編第三章）。其次再從基本權的捨棄、基本權行使等方面著手，由憲法、公法的角度，嘗試找尋同意的定位；隨即，在保障法治國家的價值秩序下，同意的容許應有其極限，是以即就同意是否應被容許、以及其容許的界限範圍作所整理與論述；最後在於整體的介紹基本權干預的審查過程，並於其中探尋同意的地位（第二編第一章）。其次將同意具體套用在現行的強制處分運作中（第二編第二章），以下則於強制處分的種類中，運用前所提及的同意界限，先行約略區分何種強制處分可將受干預者的同意視為其發動的正當權源，何種強制處分則於排除同意之外（第一節）。復再依次論述同意的要件（第二節），分別由同意能力、同意的自願性等實體要件著手，再予細究受拘禁者有無同意能力、自願性，以及自願性的內涵與解釋；相對於實體要件的程序要件，則係告知義務的踐行，亦即確立於同意行使時，應在程序上課予相對人（國家機關）一定的告知義務，以確保其同意的真意。附帶於此論述的另一重心，則係關於同意行使的時點、範圍，以及其可否隨時撤回；因同意的撤回與同意的範圍，皆涉及同意的合法性與該強制處分發動的範圍與基礎，故併於此處理。當同意涉及多數人時，往往出現共同權限與表見同意的問題；亦即多數人皆為同意權人時，其同意應如何行使？又或同樣涉及多數人時，可能存在具有外觀權限但卻無實權的表見同意，其同意的行使是否有效？是否為合法的同意，則亦為此處所處理者（第三節）。以同意為依據而發動的強制處分，其法律效果為何？是否為合法發動的強制處分？倘若為不具備同意要件而發動的強制處分，其又應該如何評價？法律效果又為何？此則是在同意總論的最後所將處理的（第四節）。 整體概括論述強制處分的同意後，接下來要處理的是同意的特殊問題（第三編）。在議題選擇上，基於涉及多數人的同意問題，本係強制處分同意中的重頭大戲，是以，在各論議題的選擇，本文即將談論皆將涉及多數人權利的共同住居的同意、通訊監察處分的一方同意問題，以及測謊同意等三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選擇的三個同意各論議題，雖可能皆涉及多數人權利，但處理的方法卻未必全然等同；而這樣的差異，也正是本文在各論部分選擇同時處理這三個議題的出發點之一。 首先，在共同住居的同意方面，本文首先關注新法同意搜索的條文通過後，其運作情形為何；又再進一步來看多數人共同住居時，其同意權限的行使問題，諸如其中一人同意即可，抑或需要全體同意始能搜索？再者，該多數人的住居同意與刑法侵入住宅犯罪的關聯為何，是否應與刑法上的侵入住宅同意作相同的判斷？此類問題日後無論在學說或是實務上勢必成為爭議之點，故亦為本文所關切者（第三編第一章）。其次則為通訊監察的同意問題；通訊監察與搜索扣押等有形的強制處分不同，該處分的實行常為相對人所無從得知的，其所干預人民權利的程度，著實不可小覷。然而通訊監察是否有同意問題？得通訊雙方同意的監察，在一般認識上，極少對於偵查效用有其助益；以通訊之一方的同意而發動通 訊監察處分時，這樣的處分行為雖對於偵查進度屢有助益，但是否得以被評價為合乎法治程序、合於刑事程序規範的偵查取證行為？又這樣行為在刑事程序合法與否的討論外，是否另將面臨相關的刑罰問題？以上這些處理與前述的共同住居同意，又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則為本文第三編第二章所處理者。末者，科技與偵查技術日益精進的現代，刑事程序中可否使用測謊儀器？測謊所取得的證據又應如何被評價？犯罪嫌疑人基於自清，主動同意要求的測謊行為能否被容許？若容許同意測謊後，其又應如何運作？這些都是特殊同意議題的最後，本文所將處理的（第三編第三章）。 文末（第四編），則是結論的處理。希冀由從對強制處分與同意於基本干預體系的本質出發，以同意之總論作為介紹、論述的對象，進而提出面對強制處分同意時之相關必備的要件，與判定有效、合法同意的基準；再針對特殊同意的情形，介紹與論述三種特殊同意之強制處分的處理模式，盼能對整個強制處分之同意問題，提出簡扼且清晰的描繪，進而能提供同意實際操作上的參考。

在學習外國語時總會遇到不同方面的困難，一般而言，可分為二方面：第一，在語音、詞法、句法、詞彙學等領域上，母語和外國語之間結構類型的區別；第二，掌握母語外的另一語言時，由於兩個民族的歷史傳統、生態環境、風俗民情、宗教信仰、思維方式等等的不同，造成兩種語言反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傳統，並且以不同的角度來解析外部世界，產生不同的世界圖像。特別是成語，它是語言世界的詞彙平面中最富活力和表現力的單位之一，最能體現民族文化的特點，也就是說在成語中保留了栩栩如生的形象思維。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需要具備歷史、生活風俗、民族文化、藝術、文學等背景知識之基礎，然而，這往往是學習語言者缺乏的。因此，本論文選擇含有動物詞彙的成語作為研究對象。 本文的主要目的包括：研究及對比俄、漢語中含動物詞彙之成語所具有的文化內涵，以及藉由比較其形象與意義上的異同，進而提供適當的翻譯。為了達到此目的，在本文中提出並回答下列學術研究的任務： －探索俄、漢語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 －評定俄、漢語中含動物詞彙的成語之語義； －給予含動物詞彙俄語成語適當的漢語相對應翻譯，並提供四種翻譯策略。 究竟「動物詞彙的文化意涵」為何？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何謂「文化意涵」。根據國情語言學的奠基著作 «語言與文化－作為外語的俄語教學中的語言國情學»（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文化意涵指的就是詞彙的內涵意義（коннотация），藉著「聯想」（ассоциация）來表現出對某種客觀事物自然的情感和評價。阿赫馬諾娃（О.С.Ахманова）曾如此定義：「內涵意義是在詞彙的基本意義之外所添加的內容，修飾不同程度的情緒，用來表達不同的感情、評價…」在國情語言學的領域裡，這些感情與評價被歸入文化的層面，扮演文化大使之角色。所以，內涵意義在國情語言學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的課題，本論文也需要借助它來探討語言與文化的關係。 在各語言中，常常會利用動物本身所固有之形象，來描寫人的性格特徵。這是因為動物有著鮮明的外表與習性，對於詞彙的內涵意義之發展，具有很豐富的可能性。因為人與動物相依共存，接觸頻繁，因此，在人類的語言中必然存在大量反映動物名稱的詞彙，存在著大量以動物為喻體的比喻性短語，並依據動物的外貌、顏色、習性等特徵賦予它們特定的情感和喻義。在言語交談時，這些動物性特質雖隱藏在語言背後，卻始終穩定地存在著，並成為語義之形象表達的主導思想。俄漢民族有著不同的生活地域、風俗習慣、居住環境及心理狀態，縱使，在現實環境裡擁有同一種動物，但進入語言系統後，卻可能產生相同或相異的感情色彩與評價。 於此，必須特別強調地是，對某一個民族文化的語言環境越「本土的」（природный）動物詞彙，總是能夠比「外國的」（экзотический）動物詞彙轉造出更多的成語。如牛、羊、狼、貓、狐狸、熊、豬、狗等這些與俄國民族較親近的動物，出現在俄語成語的比例較高，且其來源多與民族風俗、日常習慣有密切的關係。而蝗蟲、駱駝、多頭蛇、龍、鯨魚、鱷魚、扁角鹿、孔雀、烏龜（акрида, верблюд, гидра, дракон, кит, крокодил, лань, пава, павли, черепаха…）等這類較少見的、異國的、甚至不存在於世上的動物，則在俄語成語中出現的比例較低，僅見於文獻中。 一個詞的語義包括詞的詞彙概念（лексичечкое понятие）和詞彙背景（лексичечкий фон）兩方面。詞彙概念指某一事物特徵的總合，藉助此特徵，人們確定是否可用某一詞彙來指稱該事物。詞彙背景指與詞有關的背景知識（фоновые знания）之總合。一般字典對詞彙的解釋通常只就其詞彙概念進行描述，所以，在另一種語言中，常可找到等值的詞彙概念，但卻不容易找到完全等值的詞彙背景。據估計，約有一半俄語詞與其他語言中的詞彙背景不完全相同。綜上所述得出一個結論，相當多數的常用對應詞所表示的詞彙背景是不完全等值的，也因此可說不完全等值的詞在語言中居多數。既然在俄、漢語的對應詞中，真正的等值詞只佔少數，那麼當進行跨文化言語交際時，想要有效地達成交際目的，獲得正確的理解，並非易事，這受約於交際者的語言水平和文化知識。所以，翻譯在不同民族的交際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橋樑，能幫助不同民族溝通思想、交流文化，可以說它扮演著「文化移植」的角色。因此，譯者的任務是避免發生對原文的理解錯誤，應盡可能充分傳遞語義，並格外注意兩種文化的差異，力爭尋求適當的翻譯。 帶有動物詞彙的成語是以動物形象為基礎出現的，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這些動物的形象有時完全地相符，有時只有部分相符，甚至有時是完全地背道而馳。因此，在翻譯時必須考慮文化因素。舉例來說，由於貓的瞳孔是在黑暗中放大，處於暗處，依然能看得清楚，所以，俄國人就用「貓眼」來形容一個人擁有好的視力（глаза как у кошки）；而中國人察覺老鷹能從高空中發現獵物，並且迅速、準確地俯衝捕捉，因此，用「鷹眼」來表示好視力、好眼力。翻譯時，如果把глаза как у кошки直譯成貓眼，就可能出現不完全的理解。 在語言之間的分歧多數反映出民族間的差別，而引起這些差別的原因，往往和自然條件、文化、歷史、宗教、世界觀和其他的傳統有關。當然，動物稱名的規則也根據這些因素而有不同。動物詞彙的象徵意義多少取決於牠們所處的地域對於牠們的主觀看法。因此，在俄語、漢語的成語系統結構中，少見動物詞彙出現全面性地完全準確的相符。也就是說，不應該期待一定可找到完全相對應的俄漢成語。所以，在做俄漢成語對比時，可以發現兩者之間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方法：一、形象與意義相同或近似的成語；二、形象不同，但意義基本相近的成語；三、形象相同或相似，但意義不同的成語；四、形象、意義皆無相應的成語。本論文並依據形象和意義的關係，綜合出四種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譯成漢語的譯法： （１）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找到動物形象相同或相近，而喻意也相似的成語時，可採用「對應法」，例如：козёл отпущения－代罪羔羊。 （２）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找不到動物形象相同或相近，而喻意也相近的成語，但卻可找到動物形象相異，而喻意相近的成語時，即採「借用法」，例如：бросить щуку в реку（把狗魚拋到河裡）－縱虎歸山。 （３）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存在著動物形象相同或相近，但卻含有不同或相反喻意的成語時，就用「意譯」法，例如：птичий язык就不能譯為「鳥語」，而應譯為「雜亂無章的言語」。 （４）當含動物詞彙之俄語成語，在漢語中找不到相對應或可借用的成語時，就採用「直譯法」，例如：ощетиниться как ёж－狂怒如刺蝟；但是，假若直譯時可能讓人無法理解，或可能造成誤解，也可使用「意譯法」，例如：божья коровка（上帝的母牛）－好好先生，或者「直譯＋意譯法」，例如：биться как рыба об лёд－如魚撞冰，拼命掙扎。

在多元的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活動日趨複雜，但意外事故也隨之增加。各國政府為了解決意外傷害造成的社會問題，莫不致力於發展各種意外傷害補償制度，期望能為遭受意外傷害之受害人提供及時有效的補償。我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與紐西蘭意外補償制度的制定即是此脈絡下的產物。 紐西蘭意外補償制度自1974年開始實行，是世界上第一個針對人身傷害採行全面無過失補償制度的國家。全體國民強制加入意外傷害的社會保險體系，由官方的意外補償公司(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通稱ACC)負責制度之運作，全民不論在任何場合發生之意外傷害，亦不論意外事故之發生有無過失，均可獲得補償。我國則於民國68年修正勞工保險條例，明訂職業災害保險，並於民國73年制訂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雇主之無過失補償責任，建立職業災害補償制度；民國85年亦針對汽車交通事故造成之人身傷亡，制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建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 本文係以紐西蘭意外補償制度及我國勞工職業災害補償制度、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為研究中心。除介紹兩國意外傷害補償制度的發展過程、法律依據、重要內涵及組織架構外，並針對兩國制度在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進行檢討與制度優缺點之比較分析。最後提出本文對於制度改革的建議，期能解決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

Walter Lippmann在一九二二年即已指出：媒介不斷地把外在世界塑造成個人腦海中的圖畫。其後，有關媒介建構現實的理論陸續出現，媒介反映現實的說法早已站不住腳。 　　千島湖事件發生後，國內媒體對其報導，無論數量之多、篇幅之大、標題之聳動、照片之煽情，都令人懷疑媒體有炒作新聞之嫌。此外，相關的新聞報導甚至出現了「統獨立場」、「兩岸交流」等議題，使得一件旅遊事故轉化為政治事件。是什麼因素造成這種現象？這個疑惑促成了這個研究。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與情境分析兩種研究方法，兼顧量與質的研究，以國內發行的三家報紙－中國時報、聯合報、臺灣立報－做為研究對象，相互比較，以期瞭解國內媒體如何建構此一新聞事件，並藉以探討主流媒介與非主流媒介彼此之間是否存有差異。 　　研究發現：在相關報導的數量上，各媒體之間差異頗大；在刊登版面的處理上，主流媒體彼此之間無甚差異，但在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之間則差異懸殊；在報導方式上，三報各不相同；對千島湖事件的詮釋，整體而言，主流媒體彼此之間無甚差異，但主流與非主流媒介之間，風格殊異；在消息來源方面，各媒體所用皆不相同；而消息來源對千島湖事件的詮釋，整體而言，政治人物與非政治人物之間，差異顯著。 　　總體結果顯示：主流媒體（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較迎合政府的立場，兩者共同建構了媒介議題。但非主流媒體（臺灣立報），雖然在引用消息來源的比例上以政治人物較多，但也做了相當程度的批判，與主流媒體一味地引用，不盡相同。

現代公司走向公開發行後，公司由廣大而分散的投資股東所有，投資股東雖擁有公司所有權，卻無多餘的心力與能力去參與公司經營，公司經營交由專業經營者，於是產生企業經營與所有分離之情況，在企業經營與所有分離下，股東與經營者間乃出現代理問題，為解決代理問題，本人勢必要付出代理成本，近年來十分熱門的公司治理議題亦致力於降低代理成本問題，並從董事責任之加強著手，故而建立與釐清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內涵，乃一重要的課題。 董事之受任人義務內涵，可分為注意義務與忠實義務兩個子義務，前者主要著重於董事之行為標準，後者則是關於董事與公司間有利益衝突時，董事應以公司利益為先之義務。本文先就美國相關規定分析介紹，再進一步探討我國公司法就董事受任人義務規範之不足之處，以提出相關建議。接著本文就董事對股東揭露義務將特予介紹，蓋股東必須在充足資訊揭露下才能做出最適的決定，而董事不僅是能以最低成本提供股東資訊者，且從董事與股東之受託人關係觀之，亦可作為應為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提供資訊之合理性基礎。 董事相關受任人義務內涵在併購過程中是否會有所不同，亦為本文關注之重點，故區分為合意併購與敵意併購兩種情況加以分析。合意併購時著重於探討董事如何於併購過程中為公司及股東爭取最佳的利益，並藉由分析我國實務判決提出若干建議。敵意併購時則著重分析目標公司董事採行之防禦措施適法性，期能藉由參考美國實務上審查標準，將來可引用作為我國處理相關案例之一套準據。 / When corporations go public, a large number of investment shareholders who separate around everywhere own the corporation. Because shareholders don’t have enough time and talent to corporate the company, they deliver the works to professional managers. It appears “Separation of business and al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com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principal and the agent, which called agency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duce the agency problems, the principal has to pay for some costs which called agency costs. Recently, the popular corporate governance issue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abilities of the directors. Hence, to figure out how to build directors’ responsibilities and to know the content of fiduciary duty of the directors is a significant issue. Fiduciary duty of the directors consists of two sub content: duty of care and duty of loyalty. 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level of attention of the directors take when they conduct. And the later focuses on when it faces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directors, the directors should take the company’s interest for priority. In this paper, I try to analysis the lack of the fiduciary duty standard in our country through comparing the U.S relevant standard, and to give some personal suggestion. Then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obligation of disclose of the directors. Because the shareholders need plenty of information to help them making informed decisions. Usually the directors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under relatively low cost, and the fiduc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ors and the shareholders gives a good reason to provide any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 shareholders’ best interest. If the fiduciary duty of the directors would be different during the takeover process is also what this paper wants to emphasize. In this paper I divided takeover into merger agreement and hostile takeover, and discuss under these two kind of takeover how should the directors conduct to meet the duty. When talking about merger agreement I focus on how the directors to seek 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and the shareholders during the whole merger course. And I try to give some suggestion through discussing one court judgment. Finally, when talking about hostile takeover I will emphasize on the anti-takeover conducts which the directors make, and try to analysis these conducts’ legality. Meanwhile I hope that with critiques and dissertations from American scholars and experts as reference can provide our court some useful and specific criterion in the future.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有二：其一，探討高社會焦慮者對不同情緒臉孔的注意力時間歷程；其二，探討自動化階段與控制式階段所進行的注意力訓練，對於降低注意力偏誤以及改善社會焦慮的效果。基於上述兩項研究目的，分為研究一與研究二進行。研究一中，共有60名參與者完成眼動作業，其中高、低社會焦慮組 (HSA組/ LSA組) 各30名。在眼動作業中，生氣、難過、快樂與中性四類情緒臉孔同時呈現於螢幕上，參與者被指示自由觀賞螢幕上的圖片，直到圖片消失。研究一的結果發現，HSA組對生氣臉的初始注視時間 (initial gaze duration; IGD) 明顯高於LSA組，且高於其它三類情緒臉孔，LSA組對四類情緒臉孔的IGD則沒有差異；其次，LSA組對快樂臉的整體凝視時間比例 (proportion of total viewing time; PTVT) 明顯高於HSA組。時間歷程分析的結果發現，HSA組在751-1000 ms 對生氣臉的凝視可能性高於LSA組，以及在7-8 s對難過臉的凝視可能性高於LSA組；LSA組在9-10 s對快樂臉的凝視可能性高於HSA組。研究一結果指向，高社會焦慮者對威脅刺激可能有注意力脫離困難，同時可能缺少對正向刺激的注意。研究二共有72名高社會焦慮者參與，本研究將注意力訓練的刺激呈現時間操弄為100 ms或500 ms兩種，每一種刺激呈現時間的注意力訓練可分為注意力改變組 (AMP組) 與注意力控制組 (ACC組) 兩種情境，因此共有AMP-100、ACC-100、AMP-500與ACC-500四種訓練情境。所有參與者被隨機分派至四種訓練情境中，並完成八次 (每週兩次，為期四週) 的注意力訓練作業。參與者在注意力訓練的前、後分別完成量表填寫、修改版Posner作業與眼動作業的評估，並且在注意力訓練結束至少一個月後，接受追蹤階段的評估。研究二的結果發現，100 ms的注意力訓練可以增進AMP-100組在修改版Posner作業上對所有無效嘗試次的反應時間；降低其在眼動作業上對生氣臉的IGD；同時改善AMP-100組參與者的負向評價恐懼、互動焦慮以及演講前的預期焦慮。500 ms的注意力訓練可以降低AMP-500組的參與者在修改版Posner作業上對社會威脅詞無效嘗試次的反應時間；減少其在眼動作業上對負向情緒臉孔的注意力維持時間，並增加對正向情緒臉孔的注意力維持時間；同時降低AMP-500組的負向評價恐懼與社會互動焦慮。研究二結果顯示，自動化階段與控制式階段所進行的注意力訓練，均可促進高社會焦慮者對威脅刺激的注意力脫離速度，並且改善社會焦慮。本研究於討論中，針對本研究結果在理論與臨床應用上的意涵進行探討，並提出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wofold. First, it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ttentional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faces in social anxiety using the eye-tracking technique. Second, it tri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ttentional training in reducing attentional bias and in decreasing social anxiety symptoms in high socially anxious individuals. In study 1, a total of 30 high socially anxious (HSA) and 30 low socially anxious (LSA)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eye-movement task. In the eye-movement task,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view the slides on the monitor naturally. Each slide contained 4 emotional faces (one angry, one sad, one happy and one neutral fa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SA participants had longer initial gaze duration (IGD) on angry faces than the LSA participants did. Further, the LSA participants had higher proportion of total viewing time (PTVT) on happy faces than the HSA participants did. Time-course of attention to emotional faces was also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SA group had higher fixation probabilities to angry faces than the LSA group did in the 751-1000 ms time window. The HSA group exhibited higher fixation probability to sad faces than the LSA group did in the 7-8 s time window. Further, compared with the HSA group, the LSA group had higher fixation probability on happy faces in the 9-10 s time window. The results of study 1 indicate that individuals with high socially anxiety may have difficulty in disengagement form social threatening information and may demonstrate decreased attention to positive information. In study 2, seventy-two high socially anxious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experiments. In the attention training task, stimuli were presented at two durations: 100 ms and 500 ms.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four different attentional train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AMP-100 (atten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presentation duration = 100 ms), the ACC-100 (attention control condition; presentation duration = 100 ms), the AMP-500 and the ACC-500 group.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eight attentional training sessions delivered over four weeks (i.e., twice weekly sessions). Participants were also required to complete preassessments, postassessments and follow-up assessmen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100 ms atten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facilitated attention disengagement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of Posner task and decreased attentional maintenance to angry faces in the eye-movement task for participants in the AMP-100 group. Furthermore, it reduced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nxiety and anticipated anxiety for public-speaking situation in the AMP-100 group. The 500 ms attention modification program facilitated the disengagement from social threat words in the Modified Version of Posner task in participants of the AMP-500 group. It also decreased the attentional maintenance to negative faces and increased the attentional maintenance to happy faces in participants of the AMP-500 group. Further, it reduced the 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nxiety in the AMP-500 group. The results of study 2 suggest that attention modofication programs may decrease difficulty in disengagement from threat and reduce some aspects of social anxiety symptoms in individuals with high socially anxiety.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were discussed.

我國實務向來以法院組織法第一百零三條及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所規定的「評議保密」，做為限制普通法院法官公開其分別意見書的理由；「違反審判獨立」、「破壞上訴機制」、「有損司法權威性」，似乎成為了普通法院法官公開其分別意見書的代名詞。 　　然而，本文認為，這些口號，就像是「嗡嘛呢叭咪吽」的咒語一般，套用在分別意見書制度上時，徒具形式，不富有實質內容。反之，觀察國內外實務之運作，從主觀上確保法官之良心自由，到客觀上民主政治公開的實現；從落實評議制度及促使裁判理由更為豐富的現實面，到有助於憲法及法律進步的未來面，都是法官公開其分別意見書所可能帶來的好處。 　　是以，本文從比較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司法制度面切入，檢視這兩個法系對於分別意見書制度運作的差異，且將重心放在評估我國普通法院向來拒絕適用分別意見書制度之理由的妥適性，並對現行未臻完善之制度，做一番檢討。

情態動詞「會」在前人的研究當中，具有許多不同的功能，例如表能力、表預知、表一般特性等不同的功能。本論文採用Monosemy View，認為「會」在語言表面上所呈現出之不同用法，並不是武斷毫無關係的，而是存在著非常密切的語意關連性。再者，透過此觀點，我們希望嘗試找出這些不同功能之間的語意關係。本研究提出三個假設如下：第一，情態動詞「會」有一個語意核心，表說話者對於句子命題的體現(realization)，有著非常高的把握；第二，情態動詞「會」在句子裡擔任一個運符(operator)的角色，其作用是將說話者對此句子的語態加諸在此句子之上；第三，本篇論文提出「會」所呈現出許多不同的功能，是經由情態動詞與句子之情態內容所交互作用的結果。 / Carrying multiple functions--such as ability, prediction and generic--the modal verb hui in Mandarin Chinese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This thesis, following the monosemy view, claims that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hui are not arbitrary, but closely related to one another. To account f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hui, this thesis proposes three hypotheses. First, hui denotes assurance, indicating that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opositional content is full of high assurance. Secondly, hui functions as an OPERATOR of the proposition denoted by the sentence. Thirdly, hui's multiple functions are context-derived. This thesis maintains that i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dal verb hui and the sentence’s proposition that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carried by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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