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詐術之討論，國內學說一向以事實／價值二分法之方式，將詐術建立於事實之上，而價值排除於詐術之外。本文試圖藉由對於事實及價值更深化之討論，使詐術之圖象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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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從「定位」的觀點，探究在「新聞事實」的建構過程中，新聞工作者以及新聞當事人如何定位自己、定位他人，爭取新聞事實的建構與詮釋權，並進一步探究此過程中的「權力」關係。 本研究所說的「新聞事實」不是新聞媒體報導出來的新聞訊息，我們將「新聞事實」界定為「面對同樣的新聞事件，各種與此事件相關的事實版本」。我們認為，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會有伴隨此事件各式各樣的、眾說紛紜的「事實版本」出現，這些事實版本是關於事件的各種解釋，是關於事件的各種敘述。 面對相同的現象，敘述者佔據的位置不同，便會建構出不同事實、看見不同的風貌。因此，新聞事實的建構植基於敘事者的觀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持有不同的觀點，會對新聞事件做不同的敘述，建構出不同的事實。 任何的事實建構都是言者對自我的定位，或隱或顯、或有意或無意，事實建構是有立場和正在採取立場的，這個立場、位置決定人們看見什麼，這也正是本研究提出「定位」觀點作為探究新聞事實的主要原因。 「定位」一詞強調的是人們在論述中的位置，而不是本質的存在，自我不是人們「擁有」的東西，而是透過權力建構與製造出來的東西。權力將人們引入某種秩序之中，權力安排與規定每個人的位置，將人們納入不同的範疇，賦予不同範疇的人不同的權利義務以及道德規範。 因此，人們之所以會如此定位自己、定位別人，是因為社會中存有許多權力關係以及言說教導我們如此，這些權力關係建構我們對自我以及他者的想像。 我們認為，每一個新聞事實的版本，都是從某一個位置、某一個立場出發，以往，客觀事實被視為獨立於人的，在建構事實的過程中必須與人以及主體無涉。與此不同，我們主張，一切的事實都是以人、以主體為中心，新聞事實是經由人的建構，人們從自我的立場與立足點出發，建構屬於自己的權力王國。 本研究從「定位」以及「權力」觀點探究「新聞事實」的目的，是要彰顯新聞事實從來就不是事件的本身，敘述事情的人帶入自己的觀點，以及自己的意圖，把事件帶到他想要的方向。因此，新聞事實的建構是一種權力的競逐，事實的宣稱永遠來自於某些地方，也永遠為某些目的服務。事實是一個「權力的場域」，所有的證據，所有的論點都在一種競爭的狀態中，人們在其中選擇與排除不同的訊息，目的是在建構屬於自己的事實版本，爭取新聞事件的定義與詮釋權。

租稅，為法定之債。當課稅事實合致課稅要件，人民依法負有租稅給付義務，惟國家並不因此負有特定對待給付義務。由於課稅事實偏在及租稅共同報償性，稅法上除課予人民租稅義務外，尚規定處罰之制裁手段；期人民無法基於公民美德履行租稅義務時，仍在斟酌利害後，自願選擇履行租稅義務。與課稅規範架構類似，當人民有違反租稅義務之違章事實，違章事實合致處罰要件，人民依法即須面臨處罰。 　　課稅與處罰為典型國家高權行為，基於法治國原則，稅捐稽徵機關須依職權調查證據，認定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作成核課處分與裁罰處分。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乃不同事實，稅捐稽徵機關本應分別認定。然而，在我國漏稅罰架構，裁罰處分之罰鍰通常以逃漏課稅事實為計算基礎，使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有一定牽連關係，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之認定結果將相互影響。 　　當人民涉有逃漏稅情事，且未協力事實調查，致稅捐稽徵機關須以推計課稅方法認定課稅事實時，相牽連之違章事實應如何認定？關於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之牽連性，目前學說討論付之闕如，稽徵實務多以內部行政規則規範之，司法實務則以最高行政法院98年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企圖解決相牽連事實認定之問題，惟決議作成後，爭議不斷。 　　本文將探討推計課稅與事實認定之關係，與先前推計課稅之研究不同，本文以事實認定為討論中心，推計課稅定位於事實認定之證據方法。本文將分別討論推計課稅方法認定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之問題，再處理當課稅事實與違章事實有相牽連關係時，推計課稅對於認定相牽連事實之意義。

按我國民法典係採取「德國式編排法」之立法體例，故除有特別規定外，民法總則之規定當可適用於民法各編之中。然而，實際上基於身分行為之特殊性，民法總則有許多規定並不適用於身分行為。因此，學說上便有主張，身分行為應與財產行為分立，而由另一通則性之規定加以規範。故本論文即擬以「身分行為」為研究對象，針對其相關之問題予以深入探討，並藉此提出個人對身分行為通則之立法論建議。 本論文共分八章，計十四萬餘言，茲就各章之主要內容加以簡述如次： 第一章 緒論。本章係針對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以及所使用之研究方法等，先予敘明。又為助於讀者對本文論述內容之掌握，特於本章中，先將本文之架構予以扼要敘明。 第二章 身分行為之基本概念。本章係採面之方式，對身分行為之概念作一整體性說明。首先介紹與身分行為相關之身分關係、身分權、身分法等概念，其次分別說明身分行為之意義與種類以及其行為能力等問題，之後再將本文所指之身分行為予以界定。又於本章中，亦將對日本學說上所普遍承認之「事實先行性」概念，提出檢討。最後再將身分行為與財產行為相異之諸多特性，作一歸納。 第三章 身分行為與民法總則之適用關係。由於身分行為亦屬法律行為之一種，故從法律之體系解釋上，民法總則之所有規定應得適用於身分行為，惟實際上基於身分行為之特殊性，民法總則之規定於身分行為並不能全然適用。從而本章將依我國民法之條文順序，逐一地探討民法總則中究竟哪些條文不能適用於身分行為？哪些條文得以適用於身分行為？另外，對於身分法之立法體例、身分法與財產法之關係等相關問題，亦將有所論述。 第四章 身分行為之體系化之理論發展。鑑於民法總則之規定並不能全然適用於身分行為，日本學說上首先出現了「身分行為之體系化」理論，嗣後亦為其實務所廣泛接受，並相繼傳入我國，故本章即擬介紹日本與我國之學說與實務關於「身分行為之體系化」理論之發展過程。 第五章 身分行為之構成要素。本章係針對身分行為之三大構成要素加以探討，主要內容著重於：1.身分行為之生活事實之構成要素有無獨立存在之必要？2.身分行為之效果意思之內容為何？3.身分行為之表示方式之法律性質？…等問題。其次，由於我國民法對身分行為之表示方式並未作統一之規定，故本章亦將對日本與我國各種身分行為之構成要素，作一說明。最後並將就身分行為之構成要素可否由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加以替代之問題，一併加以探討。 第六章 欠缺部份構成要素之身分行為。本章係在說明身分行為如僅欠缺「心素」或「形式」之構成要素時，其效力如何？主要之內容有：1.假裝（虛偽）身分行為之效力如何？2.於合意後戶籍登記完成前，發生當事人死亡或喪失意思能力或撤回意思表示等情形時，身分行為之效力如何？3.身分行為如欠缺「形式」之構成要素而無效時，所導致之事實上身分關係之保護等問題。 第七章 身分行為之撤銷與無效。基於身分行為之特殊性，身分行為之無效與撤銷與財產行為之無效與撤銷，存有諸多歧異處，故本章將對身分行為之撤銷與無效之問題，作一探討。諸如：身分行為受詐欺脅迫時，應如何撤銷？身分行為撤銷後，有無溯及既往之效力？無效身分行為之法律性質為何？無效身分行為得否予以事後追認或轉換？…等問題，在本章中均將有所說明。另外，對於身分行為須否區分不成立與無效、身分行為之成立要件與生效要件、身分行為之構成要素之理論架構等關於「身分行為構造」之相關問題，因與身分行為之撤銷與無效間存有密切關係，亦將於本章中一併予以說明。 第八章 結論。本章除對本文之論述作一重點扼要之總結說明外，另亦提出本文對身分行為之立法論建議，藉以徹底解決現行法下民法總則與身分行為在適用上之諸多爭議。

在刑事審判程序中，法院常因釐清事實的能力有限，以致對被告的被訴事實無法完全明確證明，若依傳統見解(in dubio pro reo､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為保護人權，往往須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然而當案情雖無法完全釐清，但法院卻可以確定被告在兩種可能犯罪事實「版本」中，若不是犯了這個罪，就是犯了另一個，總之沒有無辜的可能性存在，此時，若分別就二以上的事實可能性檢討，則被告行為合致於此罪構成要件將因事實尚存有構成他罪的可能性而落空；反之，在檢討他罪時，同樣因為仍存有構成此罪的嫌疑而不能完全證明，分別適用傳統見解的結果，只會使一個明知其行為抵觸現行有效處罰法規的被告，獲得無罪判決的寬典。此種結論，是否仍屬法治國原則下，罪刑法定構成要件明確性要求所要保護的目的。為了在法律安定性與個案正義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德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即有「選擇認定」原則的提出，認為在訴訟程序中，若法院極盡一切事實上以及程序上所允許的證明方式，仍無法將案情事實完全釐清，只知道被告所為的事實經過，僅存有兩個「非此即彼」的可能性，而分別可能合致兩個刑罰構成要件，若構成其中一個，即排斥另一個，但總是構成一個，絕對沒有無辜的可能。此時，若該列入考慮的二以上犯罪構成要件彼此間具有一定的關連（通說認為是「法倫理或心理上可比較性」）時，法院可以基於多選擇的事實基礎，而以較輕的罪刑與被告以有罪判決。例如，某被告因持有他人被竊的贓物而被捕，法院在極盡調查､審理之能事後，只知道該名被告若非犯了竊盜行為，就是明知為贓物而故買之，總是犯了一個。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由於竊盜罪（德國刑法第二四二條）及贓物罪（德國刑法第二五九條）間具有相同的道德非難，故可允許基於「竊盜罪或贓物罪」的多選擇事實基礎下，為被告有罪之判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不同的報紙在報導爭議性政治新聞時，如何實踐客觀報導原則，以及不同政黨立場的報紙在爭議性政治新聞的事實建構上是否呈現差異。研究以「319槍擊案」事件為個案分析，並採用內容分析法及框架分析進行實證資料探討。 在客觀報導部份，本研究從文獻檢閱的過程中歸納出五項客觀報導原則，包括倒金字塔式純淨新聞形式、平衡報導、消息來源可追溯性、中性陳述的新聞呈現方式，以及中立的新聞立場等。研究發現，各報在報導「319槍擊案」事件時，特稿、新聞分析等表達意見的新聞形式，以及夾議夾敘的純淨新聞比例相當高，同時，各報也經常引用不明確或匿名的消息來源，不符合客觀報導原則。各報在報導「319槍擊案」事件時，新聞立場上呈現明顯差異。被認為傾向泛綠陣營的報紙，均採取有利於泛綠陣營的立場；相對的，被認為傾向於泛藍陣營的報紙，則採取不利於泛綠陣營的新聞立場。因此，新聞立場似乎是衡量不同報紙實踐客觀報導的最適當標準。 在事實建構部份，本研究以框架分析探討不同政黨立場的報紙對新聞主題、消息來源策略和新聞框架的選擇，發現各報傾向以爭議性的新聞主題建構「319槍擊案」的新聞事實，而不同政黨立場的報紙即使選擇同樣的新聞框架，在框架論點上仍呈現出與其政黨立場相符的新聞事實。在消息來源方面，除了蘋果日報，其餘四家報紙在一則新聞中同時引用對當事人陳水扁、呂秀蓮持正面與負面立場的消息來源之比例很低。各報在處理正反意見時，多半以兩則新聞在版面上並陳的區隔方式來呈現，而非傳統新聞學強調在同一則新聞中呈現正反意見的形式。這種做法相信與國內報紙的新聞採訪路線設置有關，已成為國內報紙處理爭議性政治新聞的特色。 /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edia performance and news representation of critical issues related to political news in newspapers which embraced different kind of political position. Taking “319 Shooting” incident as a critical example, this study tries to examine how did the local newspapers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 implement objective reporting and construct news facts? How did the newspapers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content analysis and frame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aims to examine the application of objective reporting from different newspaper. Frame analysi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of news facts in “319 Shooting” incident. The research gathers news reports that relate to six critical period of “319 Shooting” investigation and manages to get 631 pieces of news report. The results of content analysis show that five papers implemented objective reporting in different degree. Political stand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key factor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jective reporting. Papers which regarded as pro-pan-green camp were proved to produce news reports that were obviously biased to pan-green camp, whereas papers which regarded as pro-pan-blue camp showed the same political tendency in their news report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s of frame analyses imply that profession news frame is the most covered in the news. Under the same news frame, papers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 tended to select the frame arguments which can fulfill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Besides investigators, pan-green and pan-blue camps’ supporters were given the larger spaces as news source in the five papers.

本研究旨在探討報紙如何報導立法院總質詢的新聞，並將報紙所呈現的「符號事實」 ，與客觀事實的立法院公報比對分析，以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 研究的時門為民國七十六年主法院之七十九、八十兩會期的總質詢；研究對象為中央 日報、中國時報及自立晚報，三家報社所刊載兩個會期所有總質詢的純新聞，並與兩 會期中有關總質詢詢答紀錄的公報進行比對；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欲探討兩大問題： 壹、報紙呈現的符號事實為何？ １．不同報紙所呈現總質詢的議題內容有何不同？ (1) 不同報紙對立委及官員所提議題類別的報導型態有何不同？ (2) 不同報紙對立委及官員所提議題的言論導向報導上，有何不同？ ２．不同報紙如何報導訊息來源人物？ (1) 不同報紙如何報導不同屬性立委（黨籍、類型、資深程度、所屬委員會）的新 ？ (2) 不同報紙如何報導立委及官員的新聞？ 貳、報紙呈現的符號事實與客觀事實的比較有何不同？ １．不同報紙報導不同屬性立委的新聞與客觀事實比較有何不同？ ２．不同報紙報導立委及官員的新聞與客觀事實比較有何不同？

2008年釋字第647號公布，針對稅法上未賦予「事實上夫妻」法律上配偶相同待遇，是否牴觸憲法做出解釋。其理由書謂無配偶之人相互間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共同生活事實之異性伴侶，雖不具法律上婚姻關係，但既與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極為相似，如亦有長期共同家計之事實者，因具婚姻關係配偶之相似性，立法機關得在無損於婚姻制度或其他相關公益之前提下，給予適度之法律保障。之前於2007年通過民法修正，將婚姻制度由過去「儀式婚」改為「登記婚」，不過社會上迎娶的習俗並未改變，男女只踐行婚禮而未為結婚登記者，其法律地位如何。而各國同居人口不斷增加，各國法制莫不積極因應，據調查國內目前同居人口亦高達44萬人以上，因此外國法制確有參考的實益。礙於篇幅及文獻限制，僅就人民往來頻仍之美國、率先以民法典規範之法國、以裁判先例處理之日本、文化背景近似之中國大陸等地介紹之。 　　本論文分六章，第一章介紹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研究之動機主要是大法官釋字第647號解釋之立法指示、2008年結婚方式修正後預立補強之道。其研究方法係以法解釋學為基礎，透過文義、體系、立法、目的及合憲解釋等方法認識各國法制，再進行法制間的比較、歸納、演繹等分析，期能借鑑最適我國情之法制。第二章為各國事實婚之用語、規範類型與發展介紹。以較宏觀的角度檢視各國事實婚法制，包括其用語、規範的方式及發展背景，各國對於事實婚的表達未必一致，如何擷取具有參考價值的法制，成為研究事實婚的第一個課題。其次規範的方式各國間亦不相同，有以成文法規範之，亦有以裁判先例處理之，甚至解決的重心亦不相同；而各國事實婚形成的背景，更是研究外國法制所不可或缺者。第三章討論事實婚保護之法理，一般認為事實婚的保護，將有害婚姻憲法權威地位，承認事實婚之地位必須具有強而有力的理由。目前雖然沒有事實婚的國際條約，不過婚姻自由、家庭保護、平等不歧視、兒童保護等國際法上普世原則的尊重，亦間接保護事實婚。而已進行事實婚保障之國家，其調整憲法上婚姻地位獨尊的論述，亦值得參考。第四章、第五章則具體分析美、法、日、中國大陸等地關於事實婚之規定，包括美國法律協會的家庭解消建議、法國民法Pacs制度、日本內緣關係、中國大陸之（非法）同居關係等，同時分析我國司法實務的判決。 　　第六章為結論，本論文肯定事實婚保護之必要性，強調共同生活事項類推婚姻法效果的合理性，並根據此結論提出建議，包括援引外國立法例的調整、國內實務解釋的改進、立法雛議與男女共同生活契約範本的提出，期能增進男女地位的公平與弱勢伴侶之保護。 / The reasoning of J. Y. Interpretation no.647 has pointed out ”Those unmarried companions of opposite sex with a subjective intent to live together like a married couple and the objective fact of cohabitation do not have a matrimonial relation in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the relationship of legally married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provision at issue, which does not provide for gift tax exemption for mutual gifts between such companions, would seem susceptible to a doubt of violating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provided that there is in addition a fact of longtime sharing of the livelihood between such couples. As for those cohabited companions with similarity to a legal marriage, the Legislature ma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s the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social condition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give them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to the extent not disparaging marriage institution and other public interests.” Though the formal requirement of validity of marriage in Civil Law in Taiwan has changed from ceremony to registration since 2007, it is generally recognized that a valid marriage should be done on the basis of a marriage ceremony, by which a gap between citizen’s perception and legal norms has come out and the commence of de facto marriage becomes inevitable. Furthermore, the amounts of cohabit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increased constantly so that the legislation of long-term de facto marriage has more or less been made in these countries. In contrast, though the amounts of cohabitation in Taiwan is estimated to exceed 0.4 million, the judicial practices for the legal issue of cohabitation are not coherent among cases in courts.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of legislation for de facto marriage among several countri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law making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Taiwan. Firstly, the motivation and methodologies are introduced in chapter one. As to methodologies, this thesis starts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 and comparative, inductive and deductive approaches are used for the research of legal systems in some countries. Secondly, this thesis analyses the terminology, types of legis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chapter two. Inter alia, it includes the definition of de facto marriage made by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speaking scholars and the models of legisl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some countries. In addition, it elaborates the background of de facto marriage and its evolution of legal reg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China. In chapter three, it deliberates the legal basis of de facto marriage. It commences from the stip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particula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judicial practic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ssues of freedom of marriage, protection of family rights, non-discrimination and the best benefits for children. It then compares the pros and c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de facto marriage so that its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could be established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vel. In chapter four, this thesis elaborates the requirements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China, for instance, the Recommendations of Family Dissolution made b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 the Pacs in France, “Nai En” system in Japan and the (illegal) cohabitation in China. Furthermore, it also analyses Taiwan’s legal system of de facto marriage. This thesis then discusses in chapter five the legal effects of de facto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ance, Japan and China, and their impact on Taiwan’s related legislation. Finally, it concludes in chapter six by recognizing the necessity to protect de facto marriage and the legitimacy to analogize the legal effect of marriage law to common life matters. Accordingly,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foreign legislations be ushered in for the amendment of domestic law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domestic judicial practices be made, and model contract for cohabitation be propos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fair statu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and the protection for the weaker one of the couple.

本論文所研究者係一特殊之間接證明，所謂間接證明，乃證據法則中舉證方式之一種，其特殊之處，則須配合經驗法則之運用。在不同程度之經驗法則運用下，間接證明可以區分出不同之種類。如果存在典型事象經過蓋然性之經驗法則，而使法院推定某一待證事實之存在時，即使系爭事實並未被具體明確的證明，亦不違法。此與一般之間接證明就有所區別，因為依據特殊的間接證明，某種程度上，事實之認定仍然值得信賴，進而達到舉證責任減輕，或者使法官避免為真偽不明判決之效果。 這樣特殊之間接證明，在德國法上有「表見證明」，在日本法上有「暫時推定」，在英美法上有「事實說明自己」，以上特殊之證據法則都係從判例法上發展而成的，可見此種特殊之間接證明有存在之意義與必要性。本論文即針對相關之問題與爭議提出整理與討論，並研究相關制度在我國實務上之發展情形，希冀能為民事程序法上之證據活動，提供一具有安定性之規則與方向去使用相關之制度，同時達到追求個案正義之目的。 綜上所述，本文將以表見證明為研究之核心，試從間接證明、舉證責任之分配、自由心證、事實上推定以及實體法規範體系等角度，探討表見證明於我國證據法上之定位(請參酌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同時以英美法上之事實說明自己原則作為比較之對象(請參酌第五章)；並且說明實務上在特殊之現代案件類型中，運用相關制度之問題與實益(請參酌第六章)，期能探求表見證明制度於我國證據法上之適當性、適用依據、適用範圍並類型化個案；最後，將實務判決中運用經驗法則之用語與表見證明制度之要件、效果等相互對照，以統整回顧整本論文之研究成果(請參酌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