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前，我國強制認領制度存有不少爭議與缺失，其乃立於生父之立場，儘量設置多重限制，以阻止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不過，經過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之修法，強制認領制度在我國立法沿革上產生重大變革，不僅刪除有關強制認領請求權行使條件及行使期間之限制，更刪除向來遭受詬病之不貞抗辯規定，同時承認死後認領制度，對於非婚生子女權益之維護，與真實主義之追求，均可獲得保障。不過，就死後認領效力之部分，因受限於民法第1069條但書之規定，被認領人對於已死亡生父之遺產無法享有繼承權，故就結論而言，死後認領對非婚生子女實質意義不大，使得此次修法之規範目的無法達成。因此本文建議，可將同條但書之「第三人」透過目的性限縮之方式排除生父之其他繼承人在外，同時立法論上參照日本民法之規定，設計遺產分割後僅能請求支付相當於應繼分之價額之制度，以權衡遺產分割之安定性與被認領人之利益。 鑑於DNA鑑定技術在現今已成為親子關係解明之最佳利器，於認領訴訟上即應積極運用，課予當事人或第三協力義務，以協助發現真實，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例如，在當事人就親子關係之存在已為一定程度之釋明後，DNA鑑定即得作為法院優先調查之證據；在現行法下，為發揮勘驗命令之效用，於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所為之檢查命令時，宜於訴訟上依證明妨礙之規定對其為不利之判斷，以達到制裁之效果；甚至在立法論上，基於發現血統真實、保障子女之血統認識權，無論係對訴訟當事人或訴外關係人，皆可考慮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以迫其履行協力義務。惟，在積極運用血緣鑑定技術之同時，為兼顧保障檢查義務人之人權，對於使用之時機與手段亦須慎重。例如：原告起訴時須先提出一定之客觀事實而足以懷疑某人為生父，以防止證據無端摸索；義務人有健康受損等正當理由時，得拒絕接受檢查；如立法論上承認對當事人或關係人得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則應注意「直接強制之最後手段性」等。如此一來，方能在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之前提下，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 最後，強制認領之變革亦可能對人工生殖政策產生衝擊。亦即，基於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已承認死後認領，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子女婚生性之問題應可獲得解決，且進而可發生親屬間扶養或代位繼承之效力，因而本文認為，倘若相關制度上之設計能給予該子女一個符合正常人格發展之環境，則在可以符合子女利益之原則下，將來人工生殖法未必無開放死後人工生殖之空間。至於如有法規範外之死後人工生殖子女之出生，在亡父生前同意之前提下，應准許其類推適用民法第1067條規定請求死後認領，以保護留後子女之利益。

職司審判之法院，其職權係為「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就事實之認定，我國採取「自由心證原則」，亦即事實應如何透過證據證明、推論而得，授權由法官於個案中認定，然該原則中「自由」之意義，係具有其具體之內在內涵與外在限制，並非由法官恣意判斷。過去之實務與學說並未就此為深入之闡釋，迭生審級平行與垂直判決之歧異，及人民對法院判決之非議。從而根本之道，應係完整建構自由心證原則之實質意義，由運用之主體、客體、內在內涵、外在限制及其作用等面向，並提出其運用之模組，具體化此立法者規範之不確定法律概念，使運用該原則之法官，得以有依循及參考之路徑。 而自由心證原則內涵中，最常於訴訟中運用者，即為「間接證明」，因主要事實由直接證據直接證明乃少見之情狀，而由間接證據證明間接事實，進而依間接事實之推理作用，推論主要事實存否之情形，乃訴訟中之常態。然間接證明之內涵中，「間接事實之內容與數量」、「推理作用之內涵」、「間接事實間推理作用所得證明主要事實之射程」，皆係高度個案裁量運用之認定，然現今實務之運作，卻出現審級間運用內容及結果極為歧異之現象，從而應探究其內涵，並嘗試提出運用之模組，供運用之法官思考。 自由心證與間接證明作為具有高度實務操作性格之訴訟法原則，其運用之 良窳，已實際影響具體個案事實認定之問題。為改善及斧正目前實務運作上出現之認定歧異、迭經發回之問題，亟須透過以上之研究，提出訴訟中運用之方式，以及其於事實審間、事實審與法律審間運用之審查、互動關係，使該二抽象原則具有一定法安定性，而有一定運用之軌跡可循。 / The court, to act as trial institute, has its major authority to “determine the fact” as well as “apply the law”. As for the fact-finding, our country adopts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Principle”, which authorizes the judge to determine case by case how the fact is proved and inferred through the evidences. However, the meaning of “Free” in that principle is constructed with concrete inner connotation and outer restriction, and not decided by the willfulness of the judge. In the past, courts and scholars didn’t elaborate that principle in depth, which has given a rise to the discrepant verdicts between different courts and criticisms from the people. Consequently,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is to build the substantial connotation of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principle, by means of the observations of its operating subject, object, inner connotation, outer restriction and function as well as its operating model, and to reify this uncertain concept of law regulated by legislator, so as to find a way to follow and refer to by the judge. The most commonly-adopted content of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principle is “Indirect Proof ”. Owing to proving the direct fact through direct evidence is rarely seen in lawsuit, the application of proving indirect fact by indirect evidence, and then inferring the existence of direct fact through the inferring function of indirect fact, is much common in each case. Nevertheless, in the meaning of Indirect Proof, the “content and amount of indirect fact”, “content of inferring function” and “scope which the direct fact could be inferred from the direct fact” are determined by large-scal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case by case. As a result of the discretion, the circumstances of divergent operating contents and consequences are emerged. Therefore, the connotation of that principle should be analyzed and the operating models are tried to addressed, hoping to provide for the judge to take into account. “Free Evaluation of Evidence Principle” and “Indirect Proof”, which are conducted as civil procedural principle in a highly individually case-operating nature, substantially influence the fact-finding in specific lawsuit with its odds and ends of ope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correct the discrepant fact-finding and constantly-verdict-reversing problems appearing in the courts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bring up the ways to operate the two principles as well as the reviewing and interac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ial courts and trial court and trial of law, and to establish specific legal certainty, legal steability and operation standards.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在功能界定上向來有「行政＝現代人」「立法＝未來人」「司法＝過去人」的說法。換言之，司法者如能將已發生的既存事實與爭議釐清其法律關係，任務即可算是達成。不過，隨著科技爆炸性進步，高品質生活背後卻代表了新型態的危害往往發生得又急又快，造成損害的規模或是嚴重性更鉅，回復也高度困難，避免危害的發生可能比事後追究責任歸屬更為重要。因此，不論行政、立法甚至司法者行使職權，將目光投射至「未來」恐怕皆無法避免。就此而言，司法者解釋與適用法令時取向於未來的後果，正是呼應上述主張，如此操作思維本文即稱為「結果取向」。 問題在於，目前對於結果取向方法的完整討論仍不算多，「結果取向」一詞在理解上十分模糊，如果界定為取向於「結果」的方法，那麼「結果」又是何指？具體操作步驟為何？與傳統法律解釋方法的關係為何？並且追根究底，取向於未來後果之司法裁判與政治部門的政策決定活動相似，司法者採取是種方法是否仍具有正當性？另外，如果把結果取向方法投入個別法律領域運用，特別在憲法領域，正當性議題以及具體操作上又有何應注意之處？ 循此，本文試著先劃定出結果取向方法較為清楚的輪廓並且探討正當性的議題；接著以憲法領域為核心，考量到憲法獨特的規範特性、規範結構以及大法官任務定位等因素，重新檢視結果取向觀點運用在憲法解釋與適用活動時之正當性以及操作上應所調整之處；最後再把焦點拉回我國大法官解釋實務，從過往釋憲實務中，試著找出幾號採取結果取向觀點的解釋，另外，若是大法官在往後要繼續採用結果取向觀點，本文從程序建制如何配套的面向上提出一些建議。

本文研究重點係企業併購法之資產收購與公司法第一八五條之爭議問題。首先對公司法第一八五條作性質上之認定，並論及公司法第一八五條本身要件之差異，及該條與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七條之適用問題。其次，亦對事實合併原則加以討論，該原則之重點在於強調交易所產生之經濟效果，而非交易之名稱，當重大資產交易所產生之經濟效果已與合併之效果相同時，即應賦予股東相關之權利，而不能再以單純之資產買賣視之；至於資產收購與公司分割之比較而言，在法律設計日趨多元化與當事人以特約約定之情形下，資產收購與公司分割間之差距日漸縮小。 / 再，本文同時探討公司進行重大交易時決策權力之配置，先說明一般合併時之權力配置問題，復討論在特殊合併型態時公司決策權力配置之問題，另分析於公司讓與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時，美國法與我國法在公司內部決策權力配置之異同，並探討不同決策權力配置之設計所可能產生之優、缺點。復以主要部分營業或財產之認定標準為研究重心，在公司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時，通常引發之爭議即該交易究為單純之資產買賣，係公司一般日常業務，僅由公司董事會決定即可，或已構成資產收購而產生與合併類似之效果，故應賦予公司股東相當於合併時得主張之否決權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又因賦予股東相關之決議權與股份收買請求權，對公司而言，通常會增加合併之成本，例如召開股東會之相關費用，與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時應給付予股東之現金，將使公司現金流量縮減而可能產生失敗之結果，故公司多希望規避相關法規之程序，而不願意將該交易行為認定為合併，以減少現金支出，惟此種解釋雖能顧及公司經營之效率，卻對股東權益保障不足，使股東失去公平收回投資之機會，是本文期能透過美國與我國在相關實務見解與學說之綜合分析，產生一可資參考之認定標準。 / 最後，本文欲討論公司讓與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後之法律效果，主要針對收購公司是否應承擔被收購公司債務之問題進行相關之分析與檢討，在交易相對人不同之認知下，公司若未遵循公司法第一八五條所進行之交易效力問題，簡言之，在公司從事公司法第一八五條之重大交易時，應如何劃定股東之權益維護與相對人之交易安全間之平衡點。

本文寫作的最主要目的，是在探討清代中國的刑案審判過程中，審判官員如何透過各種證據來認定犯罪事實？但犯罪類型多樣，本文僅將研究對象限縮於在人命案件，並特別著重於探討透過「檢驗」所取得的證據處於眾多證據中，究竟發揮什麼功能？ 以此為出發點，本文延伸出三個問題意識：首先，第一個問題是「清代人命案件中的檢驗取證方法為何？」這個問題圍繞著以「洗冤錄」為中心的檢驗知識為主要的課題，進而探討清代檢驗取證的程序與方法；第二個問題是「觀察檢驗取證在清代人命案件的中所發揮的效用」，也就是這些證據如何影響了犯罪事實認定與審判的結果；第三個問題則在尋找「檢驗取證在清代人命案件中所顯現的法律意涵」。 本文共分為五章，在第二章的部分是以「洗冤錄」為中心的檢驗知識為探討的主軸。除了耙梳傳統中國法醫學知識的發展之外，並針對宋代到清代，以宋慈《洗冤集錄》為藍本，累積各代經驗增刪修補所形成的檢驗知識進行觀察，嘗試理解檢驗知識何以在清代受到重視，經過官方認可後又以《律例館校正洗冤錄》的版本頒行天下，且在人命案件的審理過中確立其權威性。 本文第三章的部分，以《宮中檔》為史料觀察檢驗知識在實際審判過程中如何被運用？因為清代各省督撫有對人命案件專摺具奏之義務，因此在《宮中檔》許多關於人命案件的奏摺中，相當詳實地記述了州縣官員以及各層級官員在審轉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也一併記錄了檢驗的結果以及人犯干證的招、供詞。在本章中，即是以十一件案例與當時震驚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為例，觀察清代的審判官員是如何透過檢驗進行死因鑑定，並進而認定犯罪事實。 而第四章所稱的「法律意涵」，主要聚焦於檢驗證據與發見事實之間的關連性，並以清代中國的訴訟制度結構進行反思，理解檢驗存在的必要性。因為檢驗證據的功能不僅在提供死因鑑定，同時也替審判官員指出了一個建構犯罪事實的方向，而這個事實有時可以貼近「真相」，但有時又與「真相」產生一定程度的落差，其中便存有審判官員可以操作的空間。 本文以為檢驗的知識可說是在清代中國的官僚系統中，以一種標準化作業流程的型態而存在著，皇帝透過這個標準化流程便可預期臣屬檢驗品質的程度，藉此建立一套最低限度的採證標準，嚴防官吏瀆職。就人命案件的審理過程而言，官員與仵作使用檢驗技術的結果反應出刑獄治理上的期待，對官員、仵作的控管，回應到人民身上的就是「發見真實、沉冤得雪」的可能性。 若在「行為確定，刑罰也確定」的論述基調下，刑罰的裁判必須仰賴所認定的犯罪事實而來。檢驗在清代中國可說是官員用來確定死亡原因的最好方法，若從制度面來說，州縣官員是整個「必要覆審制」的最前端，其所認定的犯罪事情將是整個官僚制度對於刑獄治理的出發點，因此州縣官員所認定的事實將會對日後的審理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檢驗在其中又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而審判官員為了要確定犯罪事實，必須在審納各種證據資料後建立待證事實，並分辨各種證據的證明力高低，才能確定待證事實的範圍，因此在犯罪事實確定前，待證事實的範圍都處於浮動的狀態。而一個強而有力的檢驗證據若能被清代的審判官員取信，將會對全案的審理產生指標性的作用。在一些例子中便可以看到，當審判官員相信了檢驗證據所指向的事實之後，其餘的證據就被安排為加強檢驗證據的證明力之用。若從這個角度出發，則原本被期待用來洗冤的檢驗證據，反而成為冤獄的開端了。

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及租稅事務具國家行使高權及大量行政之特性，依稽徵行政之本質，原以單方之行政處分為常態之行為方式，但亦有徵納雙方作成協議之情形。為解決複雜且為數衆多的租稅問題，稅捐機關必須面對與納稅義務人間之各項爭議，尤須加強溝通管道之暢通，經由租稅和解與稅務協談等協議行為來解決紛爭的方法，在稅捐稽徵實務上已益顯重要。惟以稅務協議方式解決紛爭是否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課稅平等原則？又行政機關有依職權調查事實、探求真實之義務，為依法行政之重要原則，以稅務協談或和解等協議行為方式減輕稅捐機關職權調查之義務，兩者間界限如何劃分？均有探討之必要。 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上行之多年，有其積極之作用，協談因無法律授權依據而不具法律拘束力，其性質雖僅為陳述意見或行政指導，但在稽徵實務運作上，對徵納雙方間就課稅事實認定歧見之排除，仍具有實質之功效。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之運作狀況及今後應如何發展，方能使徵納雙方間建立公平的法律關係，為本文研究重點之一。另在訴訟實務上，行政法院針對特定狀況之稅務事件，會對徵納兩造試行和解，以終結訴訟程序，惟訴訟和解以當事人對爭訟標的有處分權為要件，本文即須探究稽徵機關對訴訟和解之爭訟標的有無處分權。 稅務協談或行政上之和解為課稅事實認定程序之協議行為，依據該協談或行政和解之結果，發生確定課稅事實之效力，稅捐稽徵機關再依據協議所確定之課稅事實作成課稅處分或復查決定，行政程序並不因協談或行政和解而終結。訴訟和解則係徵納雙方就已核定之稅捐發生爭執，行政法院試行和解成立則發生終結訴訟程序之效果。訴訟和解兼具確認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和解契約行為與終結訴訟程序之訴訟行為等雙重性質，且其適用標的範圍上與稅務行政上和解或協談有相似及融貫之處，本文爰予比較說明。 針對目前我國租稅訴訟和解之實務運作情形、其與現行稽徵實務上之稅務協談及稅務行政上和解契約間之關係如何？學說見解與稽徵實務上應如何調和方能使稅務協談符合法制並運作得宜？往後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租稅爭議之協議行為又將如何發展？本文將逐一探討並研提可行性建議。

無論我國航運公司所屬船舶有無「權宜船籍」的問題，於船舶航經英國法權或間接繼受英國法學之區域（如美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香港與加拿大等），皆有受該海事法系統管轄之可能。海上犯罪之行為地管轄固勿論，即使英國非行為地，英國海事法向來均允許對航經英國法權之船舶、運費或貨載等財產（res；property）進行扣押（arrest）以取得對財產之管轄權，俾迫使財產之利害關係人提供擔保或出庭應訊，故即使位居東南亞的我國航運公司亦有了解英國海事法程序特殊性之必要，此不僅可事先規避可能遭受司法扣押的風險，於受扣押之後，亦可即使採取適當行為減少損害進而保護應有權利。因此，對我國航運公司而言，對英國海事程序，特別是對物訴訟（action in rem）的研究不啻為一種法律上的「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本文第二章介紹以複雜著稱的英國法院系統，並將重心置於海事法院之地位與其管轄權之發展，並分類逐條論述海事法院之對物訴訟管轄權（即何種性質之請求權得提海事對物訴訟）。第三章為本文重心，介紹英國對物訴訟理論之發展，並對其理論形成之歷史景、本質理論（程序說（procedural theory）或人格化說（personification theory）等）、與國際公約及普通法間如何取得平衡？財產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出庭應訴與否之責任差異何在等，並於最後對容易致生混淆的相關概念一併釐清。第四章論述現行對物訴訟「程序」問題，從對物訴訟令狀（writ in rem）之聲請、簽發與送達、扣押裁定之聲請與船舶扣押之執行、各種特別聲請（caveat）、財產利害關係人之承認送達（acknowledgment of service）、保釋金（bail）或擔保等之提出、財產之放行（release）、船舶之鑑價與變價、對物訴訟缺席判決（default judgment）、聲請法院付出（payment out）與準備程序行為（preliminary acts）等。第五章討論瑪瑞發禁制令（Mareva Injunction）之最新發展，其可補充對物訴訟船舶扣押效力不足之部分，且其現於海事及商事訴訟上頗為盛行，其可避免被告惡意所為之脫產行為，可禁制大於一艘以上之被告船舶，有特予介紹論述的必要。 於民事訴訟法中增訂一編海事程序之草案，以為本文結論。

關於股東會決議之瑕疵，依我國目前法律與實務通說下，共有三種類型：股東會決議無效、不存在與得撤銷。惟我國公司法並未規範一旦法院判決認定股東會決議無效、不存在或撤銷股東會決議後之法律效果為何，若將具瑕疵之決議限縮於選任董事之決議上，則不具董事身分之人擔任公司董事一職下，由於訴訟程序冗長，此段期間公司對外之法律關係(或董事代表公司所為之法律行為)、公司與不具董事身分之人間之法律關係及公司後續的程序召集上，其法律效果為何？日本學說上提出「連鎖瑕疵」闡述此問題。我國公司法學者通說採取對外類推適用表見代理、對內適用無因管理之見解；惟本文以為此見解將生諸多疑問，故本文參考英國法、美國法與日本學說上之見解，介紹英國公司法第161條規定並採取「事實上董事理論」以嘗試解決此問題。最後並進一步探究股東會決議瑕疵所產生的後續相關法律問題。 /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aw and common practic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the de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of the company. There are void resolution, no resolution, and annulment of such resolution. However, our corporate law didn’t regulate the results once the court makes the verdict of the above mentioned types of defects of shareholder meeting of the company. If the de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of the company could be restrained on the election of directors of the resolution, while the person who was disqualified to act as a director is still in charge,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company’s external legal affairs,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disqualified director, and the assembly of the meeting remain discussible. The Japanese scholars bring up a theory called the chain of defect to elaborate the upper mentioned problem. Our corporate law scholars mainly consider that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company’s external legal affairs should be an apparent agent situation. The company’s internal legal affair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disqualified director, and the assembly of the meeting should think as a management of affairs without mandate situation. However, my article considers that the previous perspective remains plenty of doubtful points. For this reason, my article would refer to the Companies Act 2006 (United Kingdom Company Law),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legal theories. Moreover, I would introduce the Sec.161 of the Companies Act 2006, and adopt the theory of de facto director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Eventually, I would analyze the extended and related legal problems of the defect of shareholder meeting of the company.

本研究使用「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第二波（2003）國三與第三波（2005）高二的CP追蹤數據，採用反事實模型框架下的傾向分數配對法估計單一性別環境對臺灣高中女生選組行爲（自然組／社會組）的因果效應。使用學生進入高中前的國三資料，本研究在學生因素，家庭因素和學校、班級因素三個方面充分平衡處置組（進入女校）和控制組（進入男女合校）的樣本，使配對樣本之間除了進入女校或進入男女合校之外，在以上三個方面儘可能相等，嘗試克服觀察性數據因選擇性偏誤問題對因果效應的估計帶來的阻礙。結果顯示，在進行傾向分數配對後，處置組和控制組之間達到了很好的平衡，進入女校的女生與進入男女合班的男女合校中的女生相比，女校顯著地促進了高中女生選自然組的機率，然而該效應在數學成績水平不同的女生中存在異質性，女校顯著地促進了數學成績處於高水平的女生的選擇自然組的行爲。作爲教育分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高中生選組行爲的性別隔離長期存在，選組行爲與學生未來大學科系選擇和職業選擇關係密切，自然組中低比例的女生組成顯現出隱藏的教育機會不平等。該現象長期存在的背後因素，除了學生個人因素和學生家庭背景因素帶來的影響，本研究關注學校這一角色對高中女生選組行爲的影響。 / Based on the Taiwan Educational Panel Survey’s core panel data from wave 2 (junior high school/9th grade) and wave 3 (high school/11th grade), researcher applies the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in counterfactual framework to study the causal effect of single-sex schooling on high school girls’ curriculum tracking (science track or humanity track) selection. Observational data always be the obstacles of making the causal analysis because it's lacking random assignment and being under threat of selection bias and unobserved variables. Using the pretreatment variables from students in 9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matched with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by the individual factors, family factors and school, classroom environment factors. After matching, students come from different groups are supposed to be relatively equivalent on all the matching variables except for attending single-sex school or not. The researcher can make suitable comparison and prediction between well-matched samp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more girls in single-sex high schools tend to choose science track. Effect of single-sex schooling is not the same among girl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math scores. It benefits girls with top math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tracking system, alternative curriculum tracking selection in Taiwan high school is worth noteworthy. The long lasting gender segreg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tudents college major as well as occupation selection and it reveals the hidde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between gender. Other than focusing on the individu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effect on high school girls’ curriculum tracking selection,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school effect on it.

在醫療糾紛與日俱增的趨勢下，醫療損害民事責任之研究，無疑是法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除了在實體法層面上，建構適當的醫療損害賠償歸責體系外，程序法上發展出一套特別適用於醫療訴訟的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對於司法審判實務尤具實益。此一舉證責任分配規則具有適當緩和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爭論之作用，使民事損害賠償法面對醫療糾紛得以發揮功能，進一步正當化醫療傷害去刑化努力，並能減少體制外抗爭上演。 關於醫療行為所生損害賠償責任可概分為：基於「醫療瑕疵行為」與基於「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兩種類型之損害賠償責任。在一般舉證責任分配的基本原則—規範說之適用下，病患（或家屬）原則上仍必須就「醫療疏失行為」、「受有損害」、「兩者間存在因果關係」等要件負舉證責任，惟鑑於醫療資訊上的高度專業性、證據的構造性偏在情況及醫界組織上的專業自律性，不論在醫療疏失或因果關係之舉證上，病患都遭遇舉證上的困難。因此，有必要在一定條件下，適當修正規範說於醫療訴訟之適用，發展出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以減輕病患的舉證責任。 就醫療瑕疵類型之舉證責任分配特別規則，實包括以下各種舉證責任減輕之制度：表見證明、民法第二二七條之舉證責任減輕、重大醫療瑕疵之舉證責任減輕、證明妨礙、違反文件義務與診斷報告作成及確保義務之舉證責任減輕、可完全控制危險領域之舉證責任減輕、損害賠償之舉證責任減輕等，及證明度之降低等制度。關此，本論文整理德國及我國學理看法、實務案例，並就上述各項制度逐一詳細討論，俾使讀者瞭解各項舉證責任減輕制度之實際運作功能。 另在「病患自我決定告知義務違反」之類型上，根據目前多數見解，每一個侵害身體完整性的醫療行為，都是構成要件該當的身體侵害，此一侵害本身即表徵出違法性，唯有存在「病患有效的同意」，始得排除之。因此，關於「對病患已善盡告知義務」且「已取得病患之同意」，醫師或醫院則負有舉證責任。關此，本論文乃以「醫師告知」、「病患同意」為主軸，分析「告知後同意」原則所衍生之舉證責任問題。 最後，本論文除了回顧歸納各章節之重要結論外，並再就醫療訴訟上之舉證責任分配規則體系，重新作一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