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中國崛起的今日，世界上任何一國都無法忽略中國的存在。中國在改革開放後，憑著眾多的人口及豐富的資源，逐漸加強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各國遂加強與中國的關係，德國政府也不例外，在冷戰結束統一後，科爾總理即發表亞洲政策，宣佈加強與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關係。繼任的德國總理施洛德則在對外政策上更加親中，曾三度訪問中國，經貿合作尤為其重點。2005年上任的梅克爾卻採取疏遠中國的作法，視中國為競爭對手。不但在新的亞洲戰略決議上建議加強亞洲國家如日本、澳洲以及印度的關係以圍堵中國，更以人權外交的名義持續給中國施加壓力。 而本論文就是以層次分析來研究梅克爾的對中外交政策，期望能以國際、國內以及個人因素來分析梅克爾政府與前任政府相比，來找出影響對中政策上轉變的原因。另外德國有著基本的外交政策，即基本保護德國的利益不會改變變，筆者也希望能找出其中變與不變之處，並分析這些基本外交政策對於中國政策的影響。 / “China rising” now is a hot topic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most popul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vast territory, China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its influence towar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Many nations have seen this and tried to intensify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Germany did so too. Following end of the Cold War,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Kohl issued a file called “Asian policy”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sian partner especially China. The Successor of Kohl, Gerhard Schröder, was following the rules even much closer toward China. In his term of chancellor, he has visited China as much as three times with a lot of business. Angela Merkel replaced Schröder in 2005 to be the new german Chancellor. Her party issued “Asia as strategic challenge and chance for Germany and Europe” to regard China as competitor of trade and tactic. Merkel also gave a lot of pressure with “Human Rights” to China. This Article is for Merkel’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with “Level-Analysis”. Author expects to find the shift of the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from Schröder to Merkel. In another part, Germany has its framework of the basic foreign policy. We should know that the german vital interest with protecting business can’t be changed. But there are still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german government. That’s why author wants to find it in this thesis.

中央健康保險局於2010年1月1日推動住院醫療費用採「診斷關聯群制度」的支付方式，其主要目的為控制醫療費用的不合理成長，期能拉近健保費用的收支差距，化解財務危機，並將健保財務風險轉嫁到醫療機構、或說是醫事人員來承擔。於2011年1月26日新修訂的二代健保，更擴大保費基礎，促使更多被保險人使用者付費。然而診斷關聯群制度之給付，實已包含當次住院所訂各項相關費用，故中央健保局在約佔整體健保業務支付20％的一五五項「診斷關聯群制度」內「禁止使用自費醫材」，令各醫療院所對已納入健保給付，且符合適應症者，皆不可向病患收取自費，如有尚未收載之自費項目，應先向總局申請核價，在未核價前仍不可收取自費。且健保局自2010年7月起加強審查案件，針對醫療院所向病患收取手術及特材自費之情形，將逕予不給付，並發函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將依「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辦理。 觀察世界主要先進國家的健康醫療保險制度，其「傳統醫療體制」，可約略簡化成一光譜，若其極左端為英國之「公醫制度」，則其極右端為美國之「市場化自由醫療」。相對地德國之「社會福利市場經濟醫療保險」可謂處於光譜偏左路線，日本之「國家主導的醫療保險」則屬於中間偏右。然而在近年因應情勢所迫，英國漸鬆綁公醫制度、美國努力邁向全民健保、日本強調社會共生、德國擴大自費承擔之後，各國逐漸朝向醫療體系光譜的中央移動，形成中庸路線，此可成為我國健保改革方向之借鏡。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醫療院所因應之道與實然之臨床面若非照舊視臨床所需，或配合健保停止使用自費醫材，或改成完全自費醫療，或變通減少使用自費醫材的比率、參雜使用自費醫材，或另設商店專櫃售醫材，讓醫療院所與自費醫材關係脫鉤。然而變通減少使用自費醫材的比率是違法行為，而參雜使用自費醫材畢竟是脫法行為。 在日益普及的私人商業醫療保險下，民眾提高商業健保附加險保費的同時無非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得到雙重保障，或多或少因此產生較高的新道德危險。醫療院所在健保局嚴苛支付制度改革下，轉型多元經營自費醫療產業，也對民眾產生新道德危險而推波助瀾地「增加」民眾利用商業醫療保險的使用率。「診斷關聯群制度」下使用自費醫材禁止則抑制被保險人追求高品質健康的理想，防堵了商業保險理賠金額提升，但對健保局降低保費的給付有限，對被保險人健康提升無助益，相反地卻可大大降低私人商業保險理賠負擔而減緩其責任。 其實健保特約的限制，不宜過度介入與變更醫療核心價值，否則會讓醫療品質退步，最終「以健保規章取代醫學教科書」。解決之道為健保局只能承擔符合健保規定之「適當醫療服務」費用，其他費用應回歸醫療契約債之本旨，讓契約兩造當事人自行處理。使用自費分擔方式可緩和健保局財務窘況，亦可分擔醫療給付的拮据。保險人應妥善健全提供符合最低人性尊嚴需求之醫療體系，至於有人無力負擔自負額，以致僅獲得較低或較危險的醫療服務，也是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在所難免之殘酷事實。 依目前中央健保局函釋認為，納入「診斷關聯群制度」之病患，因健保局已包裹支付其醫療費用，若擅自「額外」要求病人自費，就是「實質收受全額健保給付費用、實際卻只應用部分健保支付品項」，故不得收取自費，否則有詐欺保險人之嫌。建議健保局可精算後，抽離並扣除此健保支付之主要醫材費用後，再另行公布所應支付的定額範圍，而非完全禁止自費。如斯作法只是「技術上的問題」，並非不可解決，也才不至於讓保險人、醫事服務機構、保險對象陷入僵局，可讓純粹為服務病患之醫事人員，從保險詐欺罪中解套。 醫療糾紛時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填補病患或其家屬的損害，這種民事賠償責任的確立，是處理醫療糾紛的主軸，在刑事上主要目的是在請求刑事訴訟中能附帶民事賠償。在醫事服務機構違反健保規定致保險對象損害時，保險對象只能向保險人監督機關提出「申訴」，要求糾正。然而在醫事服務機構遵照健保規定卻致保險對象損害時，如禁止納入「診斷關聯群制度」之病患使用自費醫材，若保險對象有其自費醫材之使用適應症、本身有意願使用、醫事人員也有能力提供服務，醫事人員卻礙於健保規章而使用「診斷關聯群制度」所提供之醫材，最終卻致保險對象損害之事實發生，則保險人可能具有國家賠償之責任。 基於對憲法基本人權的權衡，可知福利國家內不應全面「診斷關連群制度下自費醫材使用禁止」，而「診斷關連群制度下自費醫材使用禁止」亦是對人性尊嚴之挑戰與侵犯、平等權之背離、生存權之限制、自費醫材廠商之工作權侵害、醫學研究之學術自由迫害，如此完全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視考驗。 社會福利制度的建構，需要各領域的專才共同致力解決，提出更深入的檢討與批判，以促成健保制度更趨完美、人民健康更受保障。所推動之「診斷關聯群制度」應權衡諸方權益，例如健保給付醫療機構的水準高低，對病人及醫療人員醫療選擇自由限縮的程度，與廠商營業結構的影響等，事先就應該全盤考量，統合相關的法規與憲法規範意旨，並檢驗所有可能之相關基本權的限制是否踰越界限，擬定合憲政策方針後，方能依循施行之。由此可知健保局對於納入「診斷關聯群制度」下的病患禁止使用自費醫材所做的規制，仍然必須合乎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與平等權的規範要求，不得逾越憲法第二十三條及其所蘊含之比例原則的規範要求。「禁止使用自費醫材」將會對病人醫療尊嚴、自決權與平等權，醫事人員學術自由，及自費廠商之工作權構成限制。衛生機關應就全民健保管理監督而通盤檢討改善，始符憲法建立公平、有效社會安全體制之意旨，創造出被保險人、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及保險人均能獲得三贏的局面。

兒童少年權益保障向來是社會福利服務法制著重之處，蓋我國憲法基本國策章節第156條作為憲法委託條款，即課予立法者積極建置完善兒童福利法制之義務。從1973年制定兒童福利法後，迄至2011年以「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福利服務相關之法制已趨向完備，尤可見證兒童從「保護客體」至「權利主體」地位轉變之過程。而社工人員基於其對兒童少年發展、家庭政策之認識，以及資源引介與諮商等專業技巧，成為兒少福利服務主要提供者，立法者期待社工發揮賦權功能，協助身心未臻成熟之兒少實踐其權益。 然而，福利服務法制雖高度規範社工職責，卻仍可耳聞因社工人力不足，或專業判斷缺失導致之重大虐兒案件，本文以此為觀察基礎，並提出問題意識：社工專業與兒少權益保障之關係為何？社工人員於行政與司法程序之定位又是如何？而從事社會工作業務者，可能來自公部門行政機關，或是來自私部門民間團體，故本文以「兒少保護安置」與「兒少收出養案件」為研究範疇，前者釐清公部門社工於緊急保護安置公權力行使之界限，及其與司法審查間之關係；至於兒少收出養案件，本文則探討民間兒少福利團體受法院囑託所出具之訪視建議，對於法院裁判有如何拘束力，又如何定性該受託法律關係等問題。 對於社工人員應如何認知自身權利與義務，應如何積極執行履行其法定職務並有效落實兒童權利，本文以英國兒童法制為借鏡，說明英國兒童法對於兒童保護安置有其細膩之評估標準與程序，同時強調多元專業參與之觀點，至於英國收養審判程序中，則由專門機構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英國法制同時強調司法與行政程序中皆應考量兒童自主意見，並著重兒童與父母家庭生活權之保障。反思於我國，本文具體指出，於兒少保護安置措施中，公部門社工員就法律不確定概念之涵攝及決定安置與否，應透過與法院之對話發展出更完善之準則，避免濫權或怠於行使職權等影響人民權利之憾事發生；至於兒少收出養案件，本文則認為政府應積極建置司法社工，避免囑託委外契約之紊亂，同時應兼顧當事人程序事前事後聽審權保障，又司法與社會工作實務工作者應留意專業自主判斷空間與界限，方能達成跨專業合作保障兒少權益之目的。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於2010年簽署之法案「病人保護暨可負擔醫療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PPACA）又稱「歐巴馬醫療法」（Obamacare），主要目的之一在於提升對人民醫療照顧的保障，擴大人民的醫療照顧覆蓋面，並讓醫療保險成為可負擔的，具體改革面向主要在公共醫療照顧的範圍擴大、對人民強制納保規定，與對於商業醫療保險之各種規制，而從歐巴馬醫療法內容中，得以探討美國如何在維持既有醫療照顧體系架構、商業醫療保險為主導的模式中，透過對商業醫療保險的規制來成就相當於社會保險所實現的社會安全，並與我國作比較，雖然主要採取之醫療照顧模式不同，但同樣在促成全民納保的社會國目的之達成，兩國背後的立法背景、操作上有何異同，以及會遇到之爭議與困境何在，並且進一步思考是否有讓我國在處理目前制度問題的值得參考之處。 本文先論述美國傳統對於醫療照顧的心態與背景，並介紹美國的醫療照顧制度與衍生的問題，並從中了解醫療照顧之相關權利、全民納保觀念在美國的發展狀況，接著介紹歐巴馬醫療法的發展過程與實際內容，聚焦在擴大醫療照顧覆蓋面與令醫療保險成為可負擔之相關規定，並了解幾個重要的聯邦最高法院對歐巴馬醫療法之違憲審查判決中對爭議的處理，之後觀察歐巴馬醫療法如何透過對商業醫療保險的規制來讓其能成就社會安全功能，並追蹤後續歐巴馬醫療法實施後之成效與未來可能變化。對照我國，在介紹我國全民健康保險之發展與內容後，比較兩國在促成全民納保的背景、立法與釋憲過程中的爭議為何且如何處理、全民納保的操作內容，以及醫療照顧相關權利的承認與否、商業醫療保險的角色等，也從中討論是否有我國在解決現今全民健保之問題上可參考之面向。

論 文 摘 要 本文研究之目的，旨在釐清與世界貿易組織核心勞動基準論爭有關之四大課題：第一、論爭之環境背景：世界貿易組織以外，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對世界貿易組織與勞動基準連結所持的主張和推動理念。第二、論爭之內容：世界貿易組織核心勞動基準論爭當事人的立場、主張與論點。第三、論爭之演進過程：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前「國際貿易與勞動基準」連結的歷史淵源與論爭的形成。第四、論爭之學理分析：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法學觀點，分析論點並研究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的主要關鍵。 「國際貿易與勞動基準」連結的歷史已有百年。本文從十九世紀初歐洲人道主義者歐文(英國人)、略格朗(法國人)的推動言論起至1996年世貿組織新加坡部長宣言前，進行「連結」歷史的研究，再從1996年世貿組織新加坡部長會議到西雅圖部長會議探討「核心勞動基準」論爭的課題，最後對整個論爭背景的未來發展提出推論。另外，在相關國際組織的論爭背景上，也從國際自由工聯、國際勞工組織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會議文獻及報告書，研究當事國家與國際組織不同的論爭立場、組織特性、建議「連結」之途徑。 論爭當事的兩造有：（官方）歐美先進工業國家與東協為首的開發中國家；（勞資雙方）國際雇主組織與國際工會組織；（政治經濟菁英）第三世界政治經濟菁英與崇尚社會責任的多國籍企業；（經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派與新凱因斯/新機構經濟學派；(民間)反對新殖民主義的主義者與崇尚勞動人權的公益團體。 論爭的核心有三大方面：第一、對未遵守「核心勞動基準」之國採取強制性「貿易制裁」措施是否會嚴重減損該國國際貿易上的比較競爭優勢。；第二、世界貿易組織與國際勞工組織協同治理「核心勞動基準」是否將嚴重「邊緣化」國際勞工組織既有的組織功能與精神。第三、規範「核心勞動基準」為「國家內政與主權」課題或「全球勞動人權」課題。 論爭的內容與主張方面：第一、論爭的內容方面：「認為在國際貿易違反核心勞動基準是社會傾銷的行為」與「廉價的勞動成本是開發中國家的唯一競爭優勢，此非社會傾銷行為，而是開發中國家合理的比較競爭優勢」。第二、論爭的主張方面：1.贊成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主張：「核心勞動基準是國際勞工組織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勞動基準。此勞工的基本權益和各國的發展水準無關，是應給予無條件的承認與遵守，違反核心勞動基準是一種侵犯勞工基本勞動人權的表現，應該在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下制止漠視勞動人權的行為。」；2.反對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主張：「強制在世界貿易組織規範核心勞動基準的背後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者的藉口，是一種漠視各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程度、侵犯國家主權的作法，而且國際勞工組織的國際勞動基準有些根據過去西方先進國家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狀況所制定，無法滿足現在開發中國家目前的經濟及科技狀況，不能符合現代全球化競爭的需求，所以在世界貿易組織強制規範是無法達到國際勞工組織本有的三方主義(勞、資、政三方共議)、自願性、公約適用彈性化原則與符合現代化精神，皆是開發中國家在適用上面臨極大困難之處。」 1946至1948年所擬定的國際貿易組織哈瓦那憲章「公正勞動基準」條約，是近代推動核心勞動基準進入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的源頭。但因國際貿易組織未能如願成立，而集中被連結的角色改由領導全球國際貿易規範長達半世紀久的關貿總協定GATT來代替。1980年代以前，美國及國際自由工聯以「公正勞動基準」的內容，推動「公平國際勞動條件」與「社會條款」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的規範，但由於關貿總協定GATT中諸多開發中國家積極反對，使美國從1953年艾森豪總統時期到1978年卡特總統GATT東京回合談判時期屢次提案受挫。1993年至1996年期間，國際組織(國際自由工聯、國際勞工組織ILO、經濟合作暨發展協會、ILO與聯合國社會發展領袖會、七大工業先進國雇用領袖會議)與歐美先進國家是推動世界貿易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議題諸多「推手」。當時有兩次積極對立的場面，一者為1994年國際勞工組織ILO第81屆年會上，「東協五國ASEAN與美、法兩先進工業國形成意見對立」，另一者為1994年關貿總協定馬拉喀什部長級會議上，「希望將社會條款放入未來將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規範意見的美、法、奧地利、比利時、葡萄牙與西班牙六國，遭遇巴西、巴基斯坦、秘魯與阿根廷等三國的反對意見對立」，但此次提議卻能在主席聲明文備忘錄記載：「在新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建立貿易制度與國際勞動基準關聯性」。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後的論爭提議與遭遇反對有二，其一、1996年底的新加坡部長會議：「美、歐盟為首的先進工業國堅持將勞動基準問題做為未來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日程之一。遭遇東協之馬來西亞及印度、巴基斯坦、埃及等開發中國家，堅決反對世界貿易組織體制與核心勞動基準相連結」，但在會後則發表一篇「新加坡部長宣言」第四段文，則是首次全球官方最正式相關於勞動議題的世界貿易組織部長宣言；其二、1999年底的西雅圖部長會議，場內場外大亂，場外：許多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及激進人士進行西雅圖街頭示威、遊行與暴動。場內：美國、加拿大與歐盟提議的設立「勞動基準工作小組」、「世界貿易組織貿易、發展、社會及環境因應全球化工作小組」、「貿易與勞工常設工作論壇」，遭到許多開發中國家與澳洲的反對駁回。 經濟文獻(OECD)、不同的經濟學派、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國家主權立場、人權道德立場與兩大的國際機構(國際勞工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等七個角度，對兩造論點進行學理分析而得知：一、對核心勞動基準相關的經濟實證方面的佐證仍須努力；二、國際勞工組織的三大組織制度「三方主義(勞、資、政三方共議制度)、自願性原則及公約適用彈性化原則」與世界貿易組織「官方共識決、法規拘束力及強制貿易制裁」的形成制度有協同治理的困難，能否使國際勞工組織的組織制度不被「邊緣化」及兼顧世界貿易組織協同治理核心勞動基準執行與監督能力，是決定未來兩大組織在勞動議題「連結」與否的主要關鍵；三、「連結」立法方面，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法制基礎上可採取勞動基準附加協定模式---名為：「與貿易有關勞動基準協定」(Trade-related aspects of Labor rights，簡稱TRILs)。因此，在經濟學的實證、處理論爭的模式、制度「連結」的合理途徑三大方面，是未來世貿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與核心勞動基準連結與否的突破關鍵。

我國立法院於2009年3月31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經總統於2009年4月16日簽署，並於同年4月22日公布。故我國雖無加入聯合國或經由簽署而成為締約國，惟透過該施行法的轉化功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正式於我國法體系落地生根，也使我國與國際的人權保障標準有了初步的接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懲罰。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實驗。」，該條中有關酷刑禁止之原則亦因上述施行法的通過而成為我國應遵行的人權保障範疇。惟公約第7條的酷刑禁止規定究係一單純的理念宣示，亦或是具有實效的保護規範？對我國刑事法的規範面及實踐面又有何重要影響？ 對此，本文先在第二章中比較酷刑的一般性定義及國際法定義，並論述酷刑本身帶有的惡性，接著探索酷刑產生的根源、在歷史的發展變遷及禁止酷刑的理論基礎。第三章首先確立酷刑禁止原則在國際法上已受到諸多條約及宣言的反覆闡示，且取得了國際習慣法的地位，而其本身帶有的強行法性質可為酷刑禁止原則之絕對保障提供強而有力的說理基礎。其次介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的制訂背景、保障意義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此所作出的兩號一般性意見書。《歐洲人權公約》關於酷刑禁止之原則規定在第3條，而歐洲人權法院在此表達的權威性見解有助於我國釐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的保障內涵。 第四章剖析公約第7條對我國法的規範面及實踐面會產生哪些重要的影響。首要應先定位公約第7條在我國法體系中的法律效力，特別是不受酷刑在我國憲法上的保護基礎為何？而死刑及無期徒刑有無違反公約第7條？需受到哪些限制？我國現今的監禁法制與現象有哪些需要迫切檢討之處？社會上有引進呼聲的鞭刑與化學去勢是否牴觸公約第7條？營救式刑求是否屬於公約第7條的例外？本文整理了相關的國內外文獻，歸納出不同的肯否見解，並參照歐洲人權法院的看法對上述議題一一回應，以期使公約第7條可在我國獲得正確適用，並妥善的發揮其保障功能。最後，除了總結回顧上開的研究重點外，並展望我國刑事法在酷刑禁止原則上所要面臨的全新課題與挑戰。

毒品法庭自美國發展而逐漸影響世界各地，甚至成為台灣修法倡議，是晚近刑事政策的重要議題。為深入了解毒品法庭，除介紹制度的發展概況與具體內涵外，尚將進一步考掘歷史成因及改革困境，並從制度構造及程序法理的二方面剖析其所引發的爭議。最後，將問題帶回台灣，在透過實證數據理解實務現況的基礎上，將改革情勢與制度問題脈絡化進行比較研究，試圖從刑事政策的觀點提出評價性建議，以作為台灣毒品施用者處遇的策進方向。 毒品法庭於其權限範圍內，避免對於毒品施用者施加刑罰，而改採治療的態度與方法，促使其參與以治療為主、多元且細緻的處遇。在此同時，也視其表現給予懲罰或獎勵，進行嚴密監督以強化治療義務的要求，加深毒品施用者兼具病人與犯人身分的矛盾。另一方面，程序轉為合作、案主導向、問題解決，則與以往對抗、案件導向、真實發現有別。藉此反思台灣毒品施用者處遇，重要的毋寧是檢討制度的各種爭議，以及其背後所顯示的刑事政策的價值選擇。 / Drug Courts that have risen from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ad a gradual influence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have even been amended into Taiwanese law. This ha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discussions of criminal polic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Drug Courts in detail,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system, and then explores historical causes and reform dilemmas. It then analyzes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and procedural legal principles. To then focus the issue back on Taiwan,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practice through empirical dat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ontext of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is conducted.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attempt to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an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policy a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drug addicts in Taiwan.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the Drug Court will avoid applying penalties to drug users, and instead adopt attitudes and methods that focus on meticulous and multi-faceted methods that promote participation in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punish or reward based on performance, carry out strict supervision aimed at strengthening requirements and treatment obligations, and deepe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patients and prisoners among drug user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ransition of procedures to collaboration, case-director orient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is different from confrontation, case-orientation, and truth discovery. In this regard, it is important to reflect on the problems with the system and the choice of values of the criminal policy seen behind them.

本篇論文企圖探討史蒂芬‧佛瑞爾斯 ( Stephen Frears ) 的電影《美麗壞東西》( Dirty Pretty Things ) 中的公民權與人權之議題。片中描述從奈及利亞非法入境的奧奎 (Okwe) 與來自土耳其申請政治庇護的桑娜 (Senay) 因其游移的身分，遭逢英國政府監控與資本主義社會剝削，並揭露倫敦城市中非法難民販賣器官以求生存的黑暗面。本篇論文著重分析政治庇護者的矛盾身分如何擾亂民族國家的監視、暴露僅以公民權利保障境內人民的缺失，並主張唯有透過跨種族、階級，與性別的聯合 ( solidarity ) 才能對抗國家機制裡的矛盾與全球資本主義的剝削。論文第二章以德希達 ( Jacques Derrida ) 的制約款待 ( conditional hospitality )，與傅柯 ( Michel Foucault ) 的監視 ( Panopticon ) 概念，探討片中監控 ( surveillance ) 機制的形成。第三章引進布斯克與夏弗 (Alison Brysk and Gershon Shafir ) 提出公民權 (citizenship) 與人權 ( human rights ) 的差距，來揭發片中政治庇護者與外籍勞工在地主國 ( host countries ) 因為缺乏公民權而導致人權被忽視的困境。第四章從傅柯 ( Michel Foucault ) 的反抗 ( resistance ) 與拉克勞 ( Ernesto Laclau ) 與穆芙 ( Chantal Mouffe ) 的激進多元民主 ( radical plural democracy ) 的概念，探討以跨種族、階級，與性別的聯合 ( solidarity ) 來對抗國家制度本身的裂縫與經濟全球化的無情剝削。最後總結在全球化時代，唯有檢視國家制度的缺失，並揚棄封閉排他的意識形態，才能體現種族與文化的差異與多元性，並促進跨界聯合之實現。 /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in Stephen Frears’s Dirty Pretty Things. Dirty Pretty Things describes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surveillance on asylum seekers, such as Okwe, an illegal refugee from Nigeria, and Senay, the Turkish asylum applicant, and unveils illegal refugees’ organ trade in exchange for passports in London. The thesis attempts to decipher how the ambivalent status of asylum seekers disturbs the surveillance of nation-states, exposes the defect of the citizenship gap and argues only through solidarity among different ethnicity, class and gender, could the subordinated fight against deficiencies in the mechanism of nation-states and exploit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Derrida’s conditional hospitality and Foucault’s Panopticon, Chapter Two examines the surveillance of nation-states on asylum seekers in Dirty Pretty Things. In Chapter Three, I adopt Brysk and Shafir’s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itizenship gap between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film, which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in handling the cases of legal and illegal asylum seekers in nation-states on the basis of citizenship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Chapter Four, I will utilize the perceptive of Foucault’s resistance and Laclau and Mouffe’s radical plural democracy to suggest how counter strategies and solidarity could rebel against fissures in nation-states’ apparatuses and reveal a new possibility of alliance beyond border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last chapter concludes by summing up the gaps in the system of nation-states and rejecting any enclosed ideology so as to articulate multiplicities and differences beyond limitations of ethnicity, class and gender across border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