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22199号 / 教博第248号 / 新制||教||19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科学専攻 / (主査)准教授 山田 剛史, 教授 松下 佳代, 教授 西岡 加名恵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23935号 / 農博第2484号 / 新制||農||1089(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R4||N5370(農学部図書室)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森林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五十田 博, 教授 藤井 義久, 教授 境 有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Osborne & Gaebler在所著的「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書中，曾引述戴明(W. D. Deming)博士所倡導的「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概念指出：員工的參與才能有效的解決問題，因為員工最了解制度，而且最清楚癥結所在。這樣的提示，雖早被管理者重視且廣泛地運用在組織活動的設計範疇中，不過，就參與效能的評估與改善，仍有不少值得再予強調的課題。本研究既係依此觀點，藉由檢視使用者參與行政管理資訊系統發展過程之現象，提供一個思索的空間。 　　整體研究架構，以檢證Davis所提出的技術接受性模式為基準，同時透過此一模式了解使用者參與在系統使用行為上造成模糊結果的原因，進而提醒行政管理者，在系統發展或執行過程，勿陷入以效率掛帥的功能主義典範窠臼，對於溝通、平等與尊重等新人性主義典範所揭示的概念應予適度關注。也就是說，在民主的工作環境下，應將本身視為組織生活的目的，而非僅有工具性價值；參與效能的評估不僅須針對「結果」而且應顧及「過程」。 　　在上述要旨下，關於研究實體部分，經就文獻分析、實證調查結果的發現與筆者實務經驗，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技術接受性模式，尚可適度詮釋國內行政管理資訊系統使用者的使用行為。惟其適用的分析情境、態度與行為關係之假定，仍有再作深入探究之必要。 　　（二）參與及系統使用行為關係之研究，不僅可透過置入中介變項的權變研究觀點來了解，分析使用者在這二行為間的心理歷程，對於改善參與效能而言，亦是一種可行的途徑。 　　（三）使用者對系統有用性及簡易性的認知，是影響系統使用態度、意向及行為的二大要素。其中有用性的認知更具決定性地位。 　　（四）使用者參與效能的模糊結果，除了源於理論欠紮實、研究模式過於簡化，以及研究方法上的瑕疵以外，研究上未仔細區辨系統使用情境之差異亦為主因。不過，參與究非萬靈丹，無定論的結果，並不代表即是一種錯誤。 　　（五）參與效能的改善，除了管理當局的支持與專家協助以外，有賴從加強系統發展者與使用者的教育訓練著手。 　　（六）自主性的系統使用情境下，使用行為（頻率）始能較正確地詮釋使用者接受程度。 　　（七）未來應重視以系統發展者與使用者互動作為分析單元的研究。 　　至於在行政管理實務上，本研究所欲表達的主要意念是：員工的參與及評估的步驟是缺一不可的。因為，沒有評估的參與，則參與無法發揮實際的效果，充其量僅具象徵性的價值；而僅有評估卻無參與活動，這樣的評估除了可能是膚淺、不切實際以外，在實務上存在的機率亦不大。公部門的決策及管理階層，面對高度層級節制的組織文化，能否擺脫「官大學問大」心態，而以恢宏的胸襟與氣度，善用與因應來自員工的意見，塑造具有參與效能的情境，將是成功地推展各項事務最基本的前提要件。

台北市自民國72年起，公佈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以來，至今已十幾年，但對於住宅區之環境品質並無明顯改善，反而突顯實施土地使用分區之分組及允許使用組別的問題，究其原因，是法規制定太偏於混合使用及允許使用組別太多。尤其附條件允許組別更為嚴重，幾乎與商業區差不多，而其中產生一些行業別與住宅不相容的情形。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期望透過混合使用相關研究回顧遴選出適當之評估指標項目，再收集專家學者對評估指標之意見，進行修正所遴選之評估指標，作為混合使用環境品質之評估基礎。在其中發現混合使用評估指標相對權重以「守望相助與警衛」權重最大、其次是「購物方便性」、第三為「餐飲方便性」。而「垃圾收集」與「污水排放問題」之小指標相對權重較小。由此不難理解，在專家的觀念裡混合使用之居住環境需以居住安全性之「守望相助與警衛」為第一考量，然後才能考慮混合使用生活之便利性。 由以上所建構之評估指標，經收集居民的意見與專家之賦予權重之後，經整理計算後，所得到評估指數正負得知，混合使用環境品質評估指標中以「寧便居住環境」、「公共安全」之指數呈現正值，而「環境污染公害」為負值，將其大指標之指數加總，發現總值為正數，得知混合使用之居住環境可能是好處多於壞處。 得知評估指標之指數大小之後，筆者再建立相容性行業別操作方式，進行計算行業別之評估指數大小，並建立數學模式，發現行業別之指數總和越大，代表居民與專家愈能接受該行業。負面值越大表示排斥性越大。同時可理解相容性越高之行業對環境影響越少，且對生活機能幫助越大。進而可透過行業別之排序，依混合使用環境品質需求，再訂定不同混合標準，以塑造不同等級之居住環境。 另在新、舊地區之實證過程中得知；混合使用的行業會因道路寬度、區位而有不同混合比例，其中立體混合也與平面混合成正相關。而從實際新、舊地區之業種調查發現，在大安區之業種是屬於都市型，而在萬華區之業種是屬於鄰里型。 綜合言之；本研究透過相關理論回顧與分析，所建立住宅區土地混合使用之評估指標，作為相容性之行業別判斷依據。在其中發現行業別之相容性，可依本研究所擬之評估指標判斷業別對居住環境的影響情形，同時可透指數分析再訂定業種相容性標準，而進行衡量評估指標與行業別之相關性計算。尤其在行業別設立時，將可能對住宅使用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情形，以指標的方式表達；如行業別是否產生噪音振動、垃圾處理方式、停車問題、空氣污染..等等問題，儘可能再設有評估標準。待相容性行業別執行一段時間後，依執行情形來修正評估標準，以利後續土地混合使用業種相容性之參考。 / Since the announcement and execution of the Zoning Act of Taipei Metropolitan in 1983, there is no obvious improvement on the living quality in the residential areas. Conversely, there are some issues on the usage classification and permitted usage categories. After further research, it’s found that the Zoning Act biased on the mixed-use, which permitted too much usage in one category. The most serious one was the permitted usage in its appendix, which made the usage of residential area almost the same as the commercial area. After researching on the related documents on mixed-use, the study emerged the appropriate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n collecting the experts’ comments, the study modified evaluation indicators accordingly, which formed the bases of environmental evaluation of mixed-use. In betwee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op three indicators was ranked as “residents’ mutual help and guard”, “shopping convenience” and “dinning convenience”. Both “trash collection” and “waste water manipulation” were less concerned. It understandable that in experts’ concepts, the residential safety was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then the living convenience. Based on the abo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collected comments from the residents and experts, the study came ou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values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quiescence and convenience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public safety” were positive value bu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as negative value. Summing up the big indicators, the value was positive which meant people possibly evaluated highly on the mixed-use in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cators, the study rebuilt the operation model for compatible businesses, which calculated the values of business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built mathematical model. Then the study found out that the greater positive values of summed up indicators,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residents and experts accepted the business. The greater the negative value, the more exclusivity represented. More compatible businesses would less impact the environment but enhance the living functionality. Ranking the business sequence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mixed-use, we could build up different grades of living environments by setting up different mixed-use standards. It was proven from the study on the new and old residential areas that the mixed-use ratio of businesses would be differed by the width of road and location in whic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mixed-us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From the field study, the businesses in Ta-An district belonged to the metropolitan type but those in Wan-Hua district belonged to the tithing type. In summary, the study went through th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thesis then built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mixed-use in residential area, which in turn were the bases to identify the businesses compatibility. Utilizing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we could identify the business compatibil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Simultaneously, through indicator analysis, new business compatibility could be redefined and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business relativity. Especially for the business category, which would heavily impact the environment, the indicators could be identified as, e.g., voice and vibration pollution, trash manipulation, parking issue, air pollution...which needed more evaluation standards. After some time of execution, the results could be used to modify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which w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the succeeding study of land mixed-use.

近年隨著音樂數位化，唱片銷量巨幅降低，現場演出成為表演者能否獲得觀眾喜愛的指標，同時也成為音樂產業營收成長的主要項目。 表演者與觀眾的互動在過去多以拍手、聲音回應為主；而本創作透過行動載具（mobile device）的輔助，嘗試將互動與音樂展演現場的元素，例如影像、聲音、燈光、舞臺等設計相互結合；期能以觀眾的參與、現場系統裝置的即時反應、樂團的回應創造出讓觀眾深刻體驗展演內容之互動音樂會。 本創作從音樂展演面向出發，以使用者經驗為研究方法，進行跨領域實作，從行動載具的特性，思考應用程式之設計、互動元素、創新表演內容，如何促進現場氣氛、以及後續社群效應的設計，是一個嘗試整合科技應用與音樂表演的創作。除國、內外科技應用於現場音樂類表演之案例、相關文獻進行研究，並實地進行場域田野調查、展演相關工作人員、觀眾等訪談，歸納整理適切的現場表演元素，據此發展創作雛形，並實際與臺灣獨立樂團《大象體操》，於2014年12月10日舉行「幾何-大象體操+林維辰互動音樂展演實驗場」，後續以此演出內容作相關使用者行為、現場影像紀錄作回饋與相關資料分析。 本創作期能以數位科技為音樂產業實驗新的表演內容設計與商業模式，以數位為內容加值，尋找音樂產業新的可能性。

本論文研究之目的，主要由於中共領導階層先後多次聲明：「對台灣不放棄使用武力 」，在此種威脅之下，不能不關切國家的安全。乃欲從現代歷史中找出中共在大陸上 武裝鬥爭成功的原因，加以探討，企能經由經研究成果，進而參考獲得因應狀況的對 策。並作為爾後繼續研究「中共軍事思想變遷」之基礎。本論文於緒論之下，分為六 章二十四節，最後作一結論，且提出教訓與省思。全文共約十六萬字，其大要如下： 緒論：說明論文研究動機和目的，研究的方法，研究範圍和限制，並將論文內容演進 ，自開端經發展至歸結，乃是脈絡一貫的情形，先為扼要提出。 第一章中共之成長與坐大：本世紀二○年代初期，我國社會中政策學說倡行，引起思 想上之混淆，共產主義乘機漫延。由是第三國際乃得移殖其組織於中國，稱之為「中 國共產黨」。隨後因中國國民黨之「聯俄容共政策」，使中共得以寄生繁衍於南方黨 政軍各部門，乃藉兵農運暴動而組成中共紅軍。乘日本之侵略與軍閥之割據，建立贛 南蘇維埃政權，由是而逐漸成長。復利用「西安事變」，促使中日戰爭之提前發生。 然後於八年抗戰之中，兼併坐大。 第二章：中共設想如何對其紅軍控制、運用、維持之方法。於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 形成，紅軍控制之方法和戰力之維持，便應乎需要而陸續產生。至於「情報與反情報 」乃是共黨賴以生存的本領，自然會善於運用。 第三章：推行群眾運動和統一戰線。並利用美蘇外力干預中國內政與軍事，以危害政 府之政治、經濟、軍事措施。進而爭取蘇俄的全力支援，來配合前面的各項活動，以 削弱政府而壯大自己。 第四章：當中共完成全面叛亂準備工作之後，適逢中日戰爭結束，這正是中共千載難 逢的好機。於是迫不及待，開始發動全面武裝鬥爭。 第五章：為探討中共武裝鬥爭成功的原因，對於三大戰役特須加以重點的研究。然後 併同前第四章中所選出來的戰例，逐一舉出其勝負的原因，以便作進一步的研究。 第六章：本章使用分析與歸納法，列舉出中共武裝鬥爭成功的因素。可是戰爭勝負因 素須予以相對 (作戰雙方) 的比較，才會產生意義。因此，最後以國共兩軍的戰史為 例證，來說明所提出的十四條因素是合理的。 結論：論題解答，教訓與省思。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進步，使得人們對都市公共設施及服務的需求，在型態、品質與數 量上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致使都市公共支出日益擴張，然而財源卻日趨不足。為了 改善地方財務的窘境，加強地方財產稅之合理稽徵固然重要，而「使用者付費」制度 的建立以開拓非稅課財源，更是值得吾人深究。 由於大多數的公共設施及服務，乃是對特定團體與個人提供，這些公共支出若以一般 租稅來支應，實與公平原則相違。若採行「使用者付費」制度，不但符合公平之「受 益原則」，更因價格機能的運用，而使地方公共財達於最適提供水準。因此，「使用 者付費」制度的功能發揮，端賴一合理的費率訂定標準。 本文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二章概述目前公共支出與收入之一般趨勢外，第三章便是探 討各種訂價理論。在最佳經濟情況下，為達成資源配置的效率，應以邊際成本為訂價 法則，然而此種訂價法對成本遞減產業而言，會造成虧損。若以租稅來彌補虧損，則 會產生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因此，有此學者另提出平均成本訂價、二段式訂價、尖峰 負荷訂價等法則，以肆應之。第四章則是探討在「使用者付費」制度下對所得分配的 不良影響，以及各種維護公平之制度設計。第五、六章則分別介紹各國實際施行的情 況，及台灣地區目前已有收費之公共設施及服務，並以簡單回歸求出台灣地區對公共 設施及服務之需求情形。 「使用者付費」是一亟待建立的制度，它不僅能紓解地方政府的財務困難，更重要的 是它符合「受益原則」，改變了國人對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消費觀念。

在都市活動體系中，土地使用與交通旅次之間互相影響，因為土地使用與發展，需要 良好之交通設施系統配合，而交通系統之規劃建設，亦影響土地使用與發展，然而兩 者之間缺乏適當配合措施，以致土地使用與交通建設間無法協調解決問題，即使是兩 者間關係的基本資料，亦付缺如。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立二者間關係之基本資料 與關係模式，以為今度市政建設規劃土地使用與交通設施建設之參考。 本研究限於時間與人力，無法多層面調查研究，經以七十年度工商普查報告之商業部 分資料分析結果，發現零售業細分行業繁雜難予調查，再以觀察判斷，發現批發業常 以電話交易，進出口貿易則集中於辦公大樓中，唯餐館業為旅次吸引較顯著而營業時 段集中，宜於調查之行業，故本研究以餐館業為例，探討其土地使用與旅次吸引之關 係，並建立關係模式，以為商業土地使用與交通系統配合之基本參考。 本研究之內容約如下述： 第一章 緒論，分為問題陳述，問題分析，並提出研究目的。第二章 相關理與文獻 回顧，分析交通旅次之概念，土地使用與商業活動相關理論，參考相關研究，藉以明 確解析本研究立論依據，並建立基本假設。第三章 研究方法，解析研究設計之架構 、流程、分析方法、資料蒐集與樣本選定。第四章 分析與討論，建立旅次吸引迴歸 模式，分析餐館業土地使用之影響旅次吸引因素，顧客旅次活動分析，以便深入瞭解 土地使用與交通旅次之關係。第五章 研究發現，各就旅次吸引模式、旅次活動特性 、社經屬性關係等加以分析判斷。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扼要說明研究成果，提出研 究限制與相關建議。 全冊預計約五萬餘字，以上共分六章，約十六節，合為壹冊。

台灣地區由於土地資源稀少，隨著工商業發展，都市的擴張，使用非都市土地需求迅 速增加，大量農地轉用，然由於農地轉用零零碎碎，無計量，破壞了各種農業生產環 境，影響農業生產，於是乃有各種農地保護措施，而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是一種 有計畫的土地使用，亦是農地保護措施之一，然而各由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結 果，對農地保護成效如何？或發生何種影響？因而撰文以研究之。 本文共一冊，分六章，約五萬餘字，其內容大略如下： 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與流程。 第二章：相關文獻回顧與評介。 第三章：針對台北縣農地資源現況加以分析。 第四章：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對農地保護之影響，透過問卷調查做實證研究。 第五章：編定管制與農地保護有關問題之發現與改進措施。 第六章：結論。

第一章緒論中，針對近年來都市化的趨勢及農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之情形，進行問題 的陳述與分析，然後根據分析結果作理論假設，最後確定研究目的。 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搜集相關之理論與文獻，進行評估述分析，以求建立本論文之理 論模型。 第三章研究方法中，首先選定研究地區，並作現況分析，接著從事研究設計，再進行 資料收集。 第四章實證分析中，為求證都市化是否促成農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本論文就所搜集 的資料，經過人工整理後，藉助電腦之統計分析，然後針對分析結果所發現之問題進 行評述。 第五章效益評估中，針對農地開發為非農業使用，就公、私經濟與非經濟利益，應用 修正後之F ─K ─C 模型進行總效益評估。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