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隨著產品生命週期不斷的縮短，利用CPFR可幫助企業降低存貨管理的成本與提昇效率，然而有良好的銷售預測對降低存貨成本是極為重要的。因此，為了讓銷售預測更為準確，一個良好的例外管理機制，可以幫助企業有效率地辨識及處理銷售預測例外品項，對於銷售預測是有所幫助的。因此，本研究希望發展一個例外管理的風險評估模型，能夠讓企業在進行CPFR時銷售預測的例外管理活動時能夠了解組織需要承擔的風險來源有哪些，透過風險評估模型的計算可以事前估計因例外管理活動失效而造成銷售預測錯誤的機率有多高，進而作為企業進行例外管理活動之參考。本研究利用文獻探討及個案訪談從例外管理活動中篩選風險因子，並運用因素分析法及羅吉斯迴歸模型構建本研究之風險評估模型，以實際預測資料驗證本研究模型之正確性。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於聯合行為之態樣繁多，其中亦不乏對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有益者，故不宜完全否定其存在價值。公平法第14條但書即就聯合行為列舉7款類型化之例外情形，允許事業事先向公平會申請許可。該7款例外許可情形，分別是「統一規格或型式之聯合」、「共同研發之聯合」、「專業化之聯合」、「輸出之聯合」、「輸入之聯合」、「不景氣之聯合」及「中小企業之聯合行為」等。而依主管機關公平會之受理案件統計，其中又以第5 款之輸入聯合行為案件占最大比例，究其原因應係由於我國係屬海島型經濟國家，且受限於地理、氣候等自然因素影響，導致國內許多重要大宗物資均須仰賴國外進口之故。 對於輸入卡特爾，我國競爭法主管機關多以「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之理由而予以例外許可，惟因此等聯合進口行為，極易成為參與聯合進口事業在國內從事限制競爭行為的合法掩護，且由其獨吞卡特爾可能帶來的經濟利益。此外，由於我國身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對於會員國國民負有提供國民待遇義務，而許可聯合進口之以鄰為壑、內外有別，亦易遭致外國指控。另就公平會成立十餘年來之執法案例亦可觀察得知，經公平會許可之合船進口案件，已出現小麥進口業者利用聯合進口許可，實際從事不法協議進口總量管制暨分配各家配額之違法聯合行為現象，致使該會不得不廢止原已授與之例外許可決定。又針對業者未經公平會許可即從事合船進口之違法聯合行為，公平會於96年11月間之最新處分案例，對於5家黃豆進口業者處以高達新台幣2,500萬元之罰鍰，該案例作成後，亦引發各界對於業者合船採購應否先申請公平會許可、以及該案罰鍰是否過重等爭議。故本研究希能藉由探討輸入卡特爾於我國大宗物資產業背景下之特殊性，進而分析該等行為本質上及相關事業可能出現之限制競爭及不公平競爭行為於競爭法上應有之評價，並期望研究結果能做為國內公平法之理論及實務界參考。 二、研究建議 (一)目前執法建議 1、檢討強化現行負擔內容 2、考慮設定具體「聯合規模」之限制 3、輔導新進業者參與競爭 4、加強事後監督避免許可濫用 5、加強與產業主管機關間之部會合作 (二) 未來修法建議 1、以申報異議或法定例外制取代事前許可制 2、增訂例外豁免之概括條款 3、建立安全區避風港原則 4、有條件考慮採取集體豁免制度 5、以短、中、長期漸進方式刪除輸入卡特爾規定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2204号 / 法博第237号 / 新制||法||16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服部 高宏, 教授 船越 資晶, 准教授 近藤 圭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首先介紹傳聞法則的起源與傳聞同意的起源，並藉由從兩者起源之區別而得出我國法所謂的傳聞同意在法理上的來源與傳聞例外並不相同復以美國聯邦證據法為觀察對象，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明示同意與第2項擬制同意分拆以觀，對應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801(d)(2)條之自認制度，即當事人出於本身意志而同意不利於己之證據作為裁判依據；與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103(a)條的異議制度之對應，即「不提出異議，視為放棄」之法理。 　　而在日本法的比較分析中，則從當事者進行主義著手，分析日本法中之當事者處分權，並以此角度分析被告的證據能力處分權，即日本法中學說對於傳聞同意本質之爭論，有對質詰問權放棄說、證據能力賦予行為說、二元說、修正後的證據能力賦予行為說以及新近有力說傳聞性解除說等之介紹，並參考日本權威性著作，來針對日本法第三二六條作詳細的討論，如其立法趣旨及機能、同意的本質，同意權者、同意的意思表示、同意的效力、相當性、同意的撤回、同意是否具有時效性、及同意的擬制等等做討論。並會附上相關學說與實務之爭論。並在小結處，比較日本法與我國法之差異，並尋找值得我國法參考借鏡之處。 　　對於我國證據法則中的傳聞同意，則以整理學說和實務為主，如考察傳聞同意在實務上如何運作之問題，即對違法取得證據行使同意權、私請鑑定與傳聞同意、以及得否以未於判決理由內交代適當性要件而上訴第三審等等問題。最後則是法院訴訟照料義務與辯護權之介紹。 　　最後則是傳聞同意的瑕疵與撤回之研究，如採當事人進行主義的美國，即只允許當事人提出新的自認而不許當事人撤回自認；而同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日本法則以是否於準備程序中提出為準，原則上若於準備程序中不爭執，即不得再行爭執，若否，則在證據調查前皆可撤回。又歐洲人權法院對此一問題亦有判決詳加討論，更具有參考價值。 　　最後第七章則是結論，本章將對以上的論點作摘要式的整理，並整理比較法上對我國具有啟發性之處，並提出立法政策與修法上之建議，以便讀者在閱讀整篇內容之後，可以清楚整握本文之來龍去脈。

我國於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市場之開放勢必對我國生技製藥產業帶來衝擊。在法制方面，為改善現有管理制度，期與國際管理規定接軌，並順應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之相關規定，我國藥事法於民國94年2月5日增訂第40條之2，一則獎勵新藥研發，遵守國際義務，強化智慧財產權之保護，以符合世界醫藥法規潮流，再者兼顧國內製藥業之發展。其中藥事法第40條之2第1項係關於藥品專利登錄制度之規定，此項新規定，可能因新藥許可證申請人揭露無關該新藥之專利而衛生主管機關又無餘力審核之情況下，延誤後續學名藥之上市時程；而其中藥事法第40條之2第5項則係關於試驗例外之規定，此項新規定則與專利法試驗例外規定有關，其之適用對於以製造學名藥為主之我國藥廠亦將有相當影響。有鑑於此，本論文擬就我國生技製藥產業因前開法制規範增訂所可能面臨之爭議問題進行探討。 本文將生技製藥產業涉及專利法及競爭法之爭議問題分為二個面向討論，第一面向係上游階段，即藥品開發階段之相關專利法及競爭法爭議問題，主要包括研究工具專利試驗例外及授權等相關問題，第二面向則為下游階段，即藥品開發完成後之相關競爭法爭議問題，主要係關於藥品專利登錄制度可能衍生之競爭法相關問題。 首先，關於上游階段之研究工具專利試驗例外問題，本文認為，未經專利權人同意而實施研究工具專利之學名藥廠，其臨床試驗與申請上市許可之行為雖可主張藥事法上之試驗例外，然其尋找候選藥物之行為卻不該當專利法上之試驗例外規定，而仍構成專利權之侵害。其次，關於上游階段之研究工具專利授權問題，本文認為，針對第二種態樣之研究工具專利聯盟，由於其同時涵蓋所有互補性及替代性專利，因此，不論以產品市場、技術市場或創新市場之觀點，其皆有可能構成獨占地位之濫用以及搭售，而有違反競爭法相關規定之虞。最後，關於下游階段之藥品專利登錄制度問題，本文建議，可參酌美國鼓勵學名藥上市之立法例及司法實務，於藥事法中訂定確認訴訟及反訴之相關規定，且訂定第一個提起確認之訴者可享有180天之獨占銷售權，以鼓勵欲生產新藥學名藥版之學名藥廠，主動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確認其未侵害系爭專利，以除去經檢附之不適當專利。

安地瓜於2003年3月13日以美國採取全面禁止網路賭博服務之措施為由提起訴訟，小組報告於2004年11月10日出爐，美國與安地瓜均不服小組裁決分別提起上訴，上訴機構於2005年4月7日做出裁決。 上訴機構報告認定美國已對網路賭博服務做出承諾，且因美國並未於其特定承諾表中填寫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之限制，因而美國所採全面禁止網路賭博服務之措施違反GATS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美國接著援引GATS第十四條規定作為抗辯，後雖因其國內州際賽馬法（Interstate Horseracing Act）規定允許國內服務提供者提供網路賭博服務，而被上訴機構認定系爭措施違反第十四條前言之要求，然上訴機構最後肯認美國得採行全面禁止網路賭博之措施乃係本案最終關鍵。 為了談判結果之確定性、穩定性，及未來服務貿易談判之持續進行，是否允許會員在做出市場開放之承諾後，再援引第十四條規定改變其承諾範圍，因而影響其他會員對其開放市場之期待，並使援引第十四條規定之會員躲避其原依GATS第二十一條規定所應負之責任？而在得出會員無法援引第十四條規定改變其承諾範圍之結論後，美國在本案中是否得援引其他規定作為正當化其措施之主張？及第十四條與第六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間之關聯性？係本文主要探討之問題。 此案為第一個會員援引GATS第十四條作為抗辯之例子，可以預見此例對後續案件之影響，而上訴機構於本案中所得出結論是否妥適，則值得深思。 / Antigua and Barbuda sued the United States for its total prohibition of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on March 13, 2003. The WTO panel report was issued on November 10, 2004. Both Antigu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ppealed and the ruling of the Appellate Body came out on April 7, 2005. The Appellate Body hel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de full market access and national treatment commitments for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so the measures to prohibit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violated Article XVI:1 of the GATS. As a result, the United States cited Article XIV of the GATS to contradict. The Appellate Body ruled that the alleged measures violated the preamble of Article XIV because the Interstate Horseracing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permits domestic service suppliers to provide Internet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However, the Appellate Body’s recogn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tal prohibition of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is a critical issue of this cas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certainty and the stability of negotiation outcomes, and keep negotiations on trade in services moving, would the WTO members be allowed to cite Article XIV to change the coverage of their commitments after having made market access commitments and to escape the obligation under Article XXI? After concluding that the members could not cite Article XIV to change the coverage of the commitments,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cite other articles to justify the alleged measures? Furthermore, how a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rticle XIV, Article VI, Article XVI and Article XVII? All above are the main question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is case is the first one that members cite Article XIV to contradict, and the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cases is foreseeable. Would such a conclusion of this case be appropriate? We might need to contemplate further.

專利權具有獨占性，對一國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為了平衡該權利，各國專利法在給予發明人專利權的同時也加諸某些限制，以我國為例，於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列舉專利權效力所不及之情形有：(一)為研究、教學或試驗，實施其發明，而無營利行為者。此即所謂之「實驗例外」 (experimental use exception)條款。 實驗例外條款在各國司法實務運作上，最常被引起爭論者向來集中在處方藥市場中專利藥廠與學名藥廠間之競爭議題。因為學名藥廠為了能夠盡早進入市場，不免須在專利期間屆滿前實施原廠專利進行必要之研究、試驗，以符合各國對於藥物上市管理法令之要求。 雖然我國專利法與其他國家一樣也有試驗例外條款，但其中要件嚴格限定為「非營利行為」，從比較法之方式分析，該規定係受美國普通法之影響。美國普通法關於試驗例外係採取嚴格路線，必須行為人之試驗係出於非營利目的，單純追求真相、探求知識理論，或為滿足好奇心，才可主張普通法上之實驗例外，即始係不具營利色彩之公家機關、學術單位從事之試驗，只要背後具有實質的商業目的亦不得主張試驗例外。如此造成要成功適用試驗例外是愈來愈不可能。 國際間對於試驗例外之立法，除美國外，尚存在許多形式值得我國借鏡，以歐洲共同體專利規則草案(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on a Community Patent)為例，其區分「私人且非商業性目的之行為」，以及「為試驗目的之行為」，後者要求必須係針對系爭專利技術本身所進行之試驗始非專利權效力所及，若係將該專利技術作為研究工具之用，仍非法之所許。這種區分方法不僅層次分明、無觀念上混淆之虞，判斷上也較具有可預測性。 美國於1984年通過Hatch-Waxman 法案鼓勵學名藥之發展，對於為滿足主管機關關於醫藥品上市要求之試驗，在專利法271(e)(1)明文規定排除在專利權效力之外，即所謂之「Bolar例外」。我國於九十四年二月五日亦增訂藥事法第四十條之二第五項：「新藥專利權不及於藥商申請查驗登記前所進行之研究、教學或試驗」關於Bolar例外之規定。惟或因立法匆促，致法條要件不符合實際狀況，例如限定「申請查驗登記前」之行為，實際上藥廠於提出查驗登記之申請後，往往在主管機關之要求下須進行其他試驗，這些行為均在立法者原欲保護之範圍內，僅因立法用語之不當，造成實務運用之困擾。 筆者最後從法律及商業管理觀點著眼，對國內立法提出下列修法建議，作為本研究之最終成果： 壹、對於專利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法之建議 一、刪除「教學」之行為態樣 二、刪除「而無營利行為」之要件 三、增列關於研究工具之專利則無本條之適用 四、放寬適用範圍為符合主管機關法規要求而實施他人專利亦有實驗例外之適用。 贰、對於藥事法修法之建議 一、刪除「申請查驗登記前」之要件，改以行為目的來限定範圍，即「為通過藥品查驗登記所進行之研究或試驗」，始有本款之適用。 二、明定「物品專利」及「方法專利」均有本條之適用

目前學界對於西塞羅與馬基維利兩者關係的看法有所不一，所爭論的是馬基維利是衝突或是延續著共和主義人文傳統，本文則嘗試論證西塞羅和馬基維利之間並非僅是傳統上的大相逕庭，而是兩者分別在當時所處環境中就各別看重的問題上，找到最好的解決辦法，在最終考量上皆以表現出國家利益為考量的傾向。西塞羅的關懷以高尚性意圖出發，藉由智慧明白事物真理，藉由正義保障人的生存，利用例外原則進而維持國家；馬基維利認為為了國家利益的目的，統治者應審慎明智的在必要時刻做出必要抉擇，利用具有美德樣貌的能力行事，那些能夠明白統治者難處的人，都能明白其目的的良善以寬宥其手段。然而，要注意到馬基維利的寬宥想法，有著看不到真正結果與國家利益是經常變動的兩個盲點。此外，即便兩者重視國家利益的態度可以如此相近，但西塞羅認為高尚性是國家利益的根本，而馬基維利並不如此。最後，本文整理出兩者可以從思想與時勢立場互相置換，進而指出：充分的理解尊重以達到對話的可能。進而不論是冀求理念融合或尊重其並立，行動與意圖都需要切中要義的把握合宜或時勢。或在規範之中尋找例外，或在極端之中遵循規範，權宜變通勢必成為不可忽略的方式之一。 /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Cicero and Machiavelli in academic circles. One of them argues that the thoughts of Machiavelli might conflict to republicanism and humanistic traditions.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demonstrate another angle that Machiavelli is not merely different from Cicero and traditions, but similar to the purpose which is they are finding the seemliest way respectively at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 in their time. Cicero is concerning the honourableness which is realizing the truth by wisdom, ensuring lives of men by justice, and using exceptions of principl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republic. Machiavelli thinks the ruler should make necessary decisions by prudence and use the abilities with virtue like at necessary time to maintain the existence of the state. And those people who know the dilemma of the ruler will know his great ends and excuse whatever means. However, the thought of excuse has two flaws. One is the real end cannot be seen, and another is the benefit of republic often changed. Yet, even though Cicero and Machiavelli are so close to each other because they are placing a high value on the benefit of republic, the former who argue the base of republican benefit is honourableness, not for the later. In the end,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put each of them under the opposite thought and circumstances for making a conversation with sufficient respect and realization possible. No matter it is intermingling or separating both ideas, the actions and intentions must be appropriate to seemliness and circumstances. And no matter it is searching exceptions in norms or norms in extremes, the seemly ways fo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原為避險目的而生之衍生性商品，因為金融創新，不僅交易規模擴大，交易對象也變得多元，甚至進一步成為部分投機者賺取高報酬之工具。依統計資料，透過店頭市場交易之衍生性商品，其名目價值遠高於在集中市場交易者，然店頭市場交易係由雙方自行協商交易條件，在欠缺相關揭露要求之情況下，市場透明度低，且欠缺有力之違約風險控管機制，兼之此市場中參與者間之高度關聯性，使得一旦有違約情況發生，影響層面往往波及當事人以外之眾多對象。 在金融危機過後，國際間開始檢討此次危機之成因，並研擬後續可能改革方向，針對店頭市場交易部分，則強調透過集中交易、集中結算以及交易資訊揭露等方式加強監管。美國為眾多戮力於金融改革之國家中較早通過具體條文者，2010年的改革法案將店頭衍生性交易納入規範，以集中結算為改革重點，並施加交易資訊申報公開、保證金、資本準備和部位限制等要求。儘管集中結算制度為改革關鍵，在法案中卻存在部分豁免規定，例如僅標準化衍生性商品須集中結算、外匯換匯及遠期外匯兩類衍生性商品可免集中結算、以及最終使用者所從事之交易亦可豁免等。 對於上述豁免規定，本文認為基於集中結算制度本身運作之前提，為結算之衍生性商品必須有一定之流動性及標準化，加上採行集中結算可能會增加之避險成本，因此美國改革法案中之例外為妥協後之結果。上述例外存在之本身，以及相關主管機關所提行政規則修正草案中存在之缺失，皆增加了藉以規避集中結算制度之可能性，而成為美國改革法案集中結算制度之潛在漏洞，無法防範店頭衍生性交易再度賈禍。觀察過去美國幾次重大金融改革，皆是在金融危機後大幅加強對市場之管制，然管制之必要性卻須待多年運行後才能獲致理性檢驗之機會。此次集中結算制度之改革然結果如何，仍需待實際於市場實施後才能準確評價。 / Becaus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the trading volume of derivatives increases and the market participants get varied. Derivatives, that were developed to hedge or mitigate risk, become one of the tools to speculat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the total nominal value of derivatives traded in the over-the-counter (OTC) market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traded in the exchange. Because of the low market transparency, the lack of powerful risk mitigating mechanism and the high correlation among major market participants, default of one counterparty may cause systemic risk.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meltdown in 2008, countries devoted attention to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especially to the OTC derivatives. To reduce the risk identified in the OTC derivatives market, trading on the exchange or electronic trading platform, central clear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some measures to be implemented. The Dodd-Frank Act was the earliest reform act passed by the U.S. among these countries. Although central clearing is the major component of the act, there are also several exemptions of it. For example, non-standard derivatives, foreign exchange swaps, foreign exchange forwards and derivatives traded by end-user are exempted from central clearing requirement. To be central cleared, the OTC derivatives must be standardized and with certain liquidity. Once central cleared, companies would be unable to use customized derivatives to mitigate commercial risk and the cost of hedge would probability increases. These are some reasons mentioned to support the central clearing exemption. However, the existence of these exemptions may become the inherent loopholes of the act. This article would first introduce the central clearing exemptions and evaluate the possible effect these exemptions might cause.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探討當代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關於法律與生命之關係的思想，而其中的關鍵概念則為「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延續著由傅柯（Michel Foucault）所鋪展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分析，當代政治確實面對著如下困徑（aporia）：其所欲展演人類幸福與自由之處─神聖的生命本身─同時正是政治權力所試圖全面掌控的對象。政治如此，作為其運作綱要的法律亦然。這可由大法官釋字603號關於換身份證需按指紋的爭議透露出來：為了保障「身家性命」的基本人權，國家要求介入該權利的核心領域，將每個人的生物性特徵─指紋─強制建檔以進行更全面的人口治理。 這個法與生命的弔詭關係，在阿岡本的思想中，乃是透過一個特殊的法權裝置─例外狀態─而產生。相對於一般所認為的，法與生命的關係在於以法律規範生命，或由生命創造法律，阿岡本認為法與生命的關係首先在於法與生命的區分（distinction）本身，而例外狀態便是建立這個區分的裝置。所謂的例外狀態，就是透過懸置法律（憲法），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措施進行治理的狀態。例外狀態彷彿是一個無法狀態（anomie），而生命彷彿被棄置於法律之外成為赤裸的生命（bare life）。然而，根據史密特（Carl Schmitt）的名言：「主權者就是決斷例外狀態之人」，例外狀態並非與法律無關，相反地，其作用在於創造或回復一個讓法律能夠適用於生命的正常情境。因此，正是透過將生命排除於法律之外，例外狀態試圖建構一個能將生命包含進來的法秩序。這個透過排除而包含的關係，就是阿岡本所定義的例外關係，也就是法律與生命的根本關係。而阿岡本認為現代生命政治的特性，便在於例外狀態已非例外，而逐漸成為常態，也因此法與生命的關係本身也日益成為對抗爭議的焦點所在。 因此，本文的工作便在於探討阿岡本的思想中，法與生命間如何透過例外狀態而建立關係，其形式、力道、所構作之生命形象與可能的出路。本文的作法主要在於理論的耙梳與思辨；然而，例外狀態並非僅是一個抽象概念。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伴隨著現代化的殖民統治、戒嚴統治，甚至直到今天的「事實上國家」，無一不是例外狀態的常態體現。911之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反恐活動亦是此結構的更新部署。甚而，在日常實踐上，例外的潛在揭示著每一個「依法行政」、「依法裁判」背後所無可避免的決斷，以及賦予此決斷以法的效力（force of law）的國家暴力。阿岡本《例外狀態》一書的第一句話因此問道：「你們法律人為何對那與你切身相關之事保持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