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國營事業大多係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擁有龐大的土地資源，即土地資源的取得與其事業經營有其密切的關係。唯近年來，許多國營事業面對經營壓力，土地資源的利用，反成為增加收益的工具。甚且近行政院所成立的「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亦不緯言為紓解政府財政拮据的窘境，將以處分國營事業土地方式來籌錢。因國營事業土地之處分，往往涉及複雜的政策考量，及廣度的利益分配與糾葛，而國營事業中以台糖擁有土地最多，且歷年來其在執行政策上最顯著，本文爰以其為論述主軸，探討國營事業土地處分之課題。 從國營事業的定位與政府角色之理論基礎分析，政府以事業機構經營者之身分介入經濟活動，不僅是各國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更是我國賴以發達國家資本，實現均富社會的主要方法。雖近年來，國營事業因經營績效不佳，民營化成為各國解決問題之必然趨勢。唯綜觀多數國家民營化所擬達成之政策目標，主要亦在於提高效率，及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等反映於全民之福祉。此就各不同層面而言，國營事業皆與公共利益有密切之關聯性。換言之，國營事業之成立宗旨即在於公共利益之實現，只是時代背景不同，公共利益之意涵不同罷了。另政府的角色乃在於加強集體決策與分配經濟資源，政府之干預亦應基於公共利益而介入。唯由於政府在制度上、結構上，及運作上，具有許多先天性的缺陷，往往陷入政府失靈的窘境。 本研究發現，我國國營事業土地處分之問題根源在於土地產權的不明確。且歷年來，土地處分主要為執行政府之政策目標，其中政府為決策者，而事業機構僅是一配合政策的執行者。而因各政策目標在本質上的衝突與矛盾，及運作上陷入政府失靈的窘境，爰衍生土地處分之問題。另期間事業機構於經營困境下，更以處分土地所得美化帳目混淆經營實績，減損國庫的收入。為根本解決問題，現階段除重新定位國營事業之時代任務外，應以國營事業土地資源為全民所有之理念思維，就國土整體規劃利用觀點，建構一法制化、透明化、公開化的國營事業土地資產運行機制，以利國營事業土地資源之循環利用。亦即於政策執行過程兼顧程序正義及分配正義，回歸以資源創造公共利益之處分機制。

中文摘要 網際網路服務是未來提供資訊傳播與利用的一項重要管道，也是縮短城鄉差距最佳的方式，公共圖書館在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之前，必須先縮減公共圖書館本身數位落差的問題，如此才能真正提供普及化資訊服務。近年來，我國公共圖書館在圖書館自動化與網路建設發展已有明顯成長，為了促使公共圖書館在消弭數位落差發揮功能，第一要務即必須先縮減公共圖書館數位落差現象。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國內公共圖書館資訊基礎建設與網際網路服務現況，比較不同層級與地區公共圖書館數位落差現象。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參考國內外數位落差評量方式，設計問卷調查表進行問卷調查與分析，最後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台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網路服務數位落差評量模式芻議」。 本研究發現，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網路資訊基礎建設程度已達相當之 水準，然而網際網路服務程度卻不高，網路服務的差異則以不同層級公共圖書館差異較大，不同地區公共圖書館較無明顯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臺灣地區公共圖書館網路服務數位落差評量模式，本模式區分為兩大面向：1.基本具備能力，包括資訊基礎建設、資訊內容、人力資源、館員資訊素養；2.網際網路應用服務能力，包括網際網路服務政策、資訊服務、使用者利用教育、讀者使用率。 根據調查結果，本研究提出十點建議：1.積極爭取公共圖書館電腦資訊相關預算；2.改善專業人員之聘任或增設資訊專屬部門單位；3.持續增購數位電子資源；4.加強讀者網路利用教育；5.加強基層館員對數位電子資源的認識與利用；6. 加速制訂資訊服務政策；7. 廣設公共圖書館為資訊服務據點；8.定期進行公共圖書館網路服務調查；9. 訂定公共圖書館網路服務評量模式；10. 建議各地方政府積極配合政府公共措施預算。

全球行動電話用戶數已超越了傳統室內電話（fixed-line）的總數，這項新媒介的普及率不斷竄升，成為人們每日的生活元件，其可攜性和移動性產生了流動空間，超越了物理環境的限制「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聯絡別人，同時也可以隨時隨地被聯絡，當它的普及性從私有化走向機構化之際，雖然可以提升組織的工作品質，但也左右了個人的生活品質。 本研究鎖定企業公關人員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行動電話在公領域近用之後，對社會人士在工作與生活上的正負面影響。行動電話的媒介豐富度充分符合公關的工作特性所需，可以強化公關的組織功能，因此在這個業務網絡中，它代表的不僅是一個通訊工具，而是重要的溝通管道，而公關人員的使用中更有了創造性的轉化，藉以提升個人的工作資本和生產權力。儘管在工作上具有高度的正面價值，行動電話卻成為行使權力的傳輸載具，箝制了個人生活的主控權，其中因為所處的工作社會環境差異，公關人員承接到的壓力有強弱之分，給予的使用評價好惡各不相同，但整體皆呈現擴大使用的效應，不論公關人員察覺與否，他們普遍受到工具制約的束縛，形同處於全視空間的工作場域，研究發現職場的行動電話近用，因為有更複雜的權力政治介入其中，其使用影響和一般人大不相同。

人類的政治與日常生活內容存在於公共領域和私領域中，隨著社會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公私領域也對教育產生影響。本研究把公共領域視為政治生活的空間，人們在其中通過彼此的共同經驗來討論各種議題。私領域則是涉及自身關係與親密關係等內容，其發展與公共領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研究重新描述了Dewey教育理論中的經驗與民主等概念，且針對其中的不足之處，企圖以公私領域的概念加以充實之。研究者主要從四個部分的分析來重構Dewey的理論：一、增加生活經驗的多樣性；二、社會化與個性化的兼顧；三、公共與私人的民主生活；四、民主教育的自主與團結。根據上面的分析，最後研究者對Dewey的教育理論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把公私領域的概念融入Dewey的經驗理論中，使人們注意到在經驗的連續性及交互作用中，存在那些公共與私人生活的複雜關係；第二，重申個性化和社會化必須兼顧的重要性；第三，瞭解各種團體的互動關係能使共同生活更為完善；第四，把各種公共與私人的關係納入考量中，將有助於彰顯出完整的人類生活面貌。 / The politics and daily life of human lay both i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along with the liber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society,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also bring about influence on education. The study treats public sphere as the realm of political life. In the realm, people discuss various subjects with their associated experiences. The private sphere involves self and intimacy relations, their development have inseparable relevance to public sphere. The study redescribes the concepts of experience and democracy in the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and attempts to enrich his shortage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 The Author reconstructs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by four points: Adding the variation of life experiences, giving equal attention to soci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zation, public and private democratic life,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of the democratic education. Accordingly, the author proposes four suggests to Dewey's educational theory: Firstly, if peopl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life, they need to integrate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private sphere into Dewey’s experience theory. Secondly, reite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and the socialization must be given equal attention. Third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in various associations could cause to a better associated living. Fourthly, it will be helpful to show a complete human life by taking all kinds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relation into account.

21世紀是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而對著這樣一個不斷轉變的國際環境，國家政策也必須隨時調整因應，非傳統外交便因運而生，非傳統外交打破國家主權的迷思，強調個人、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公共外交也屬於非傳統外交的一環，關心的重點在政府和國外民眾的互動。 公共外交之所以興起和傳播科技的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公共外交具有間接性，主要施作對象是他國民眾，是一國政府對他國民眾的外交活動，必須注重公開性和傳播性，如何介入目標國政策的辯論以便引導意見氣候轉向有利於本國的一方形成公共外交政策的重心。 公共外交有著多層意涵，第一層次的公共外交是要傳遞訊息，包含日常溝通和針對特定議題的戰略溝通，由互動式的雙向溝通，包括傾聽與對話，增進彼此了解；第二個層次的公共外交則是希望透過對話、接觸和溝通塑造正面與正確的國際形象，最後則是以此為基礎，建立外國公眾的支持，利用一國的輿論影響他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重視民意的民主政治中，馬基維利所說的「智者不輕忽民意」已成為政府施政的規鎳，也使得公共外交有更多發展的空間，公共外交施力的目標是一國的民眾，是跨越傳統外交範疇所進行的非傳統外交，在從事公共外交的過程中，政府間的邦交不是過問的重點，是故，對台灣而言，公共外交無疑是推動台灣向國際社會邁進的機會。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個面向，首先，公共外交在九一一後被廣為討論，但我們必須體認到公共外交亦有其侷限，政府透過公共外交所提供之訊息不一定都能為外國公眾所接受，而且外交政策的決定包含許多因素，作為公共外交施力對象的輿論只是這複雜決策過程中的一環，由於無法估量輿論在決策過程中擔負的角色，形成公共外交的弱點。 公共外交的侷限造成公共外交政策推行上的限制，在無法提出具體成效的情況下，公共外交計畫往往有被扼殺的可能性，而使訊息的傳遞中斷、先前所建立國家形象也可能因無法接續而消滅，因此，國家在推動公共外交政策時必須正視公共外交的侷限，而不應一昧的過度期待，同時，國家以公共外交作為營造國家形象的外交政策必須了解到公共外交是基於事實，構築國家形象的素材還是來自於國家本身的現實情況，具有正面意義的國家發展才是良好國家形象的基礎。 就台灣的公共外交而言，訊息傳遞的管道是多元的，不僅以媒體外交的方式提供國外受眾二手資訊與影像，也由文化交流、國際援助等方面讓外國公眾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接觸台灣的各類相關訊息，而在國際形象的營造上，近年主要以展現「台灣主體」為訴求，然而，即使在國際形象的塑造上已逐漸納入「台灣」意識，希望建立國際對台灣的認同，但是卻仍未有一個完整的主體形象，所以，在運作時會顯得過於複雜而缺乏一致性。 本文以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公共外交工作為例，發現我國在公共外交政策上粗略地將受眾分為菁英份子與一般大眾，不僅傳播管道不同，訊息內容側重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大致而言，在訊息傳播內容上，我國政府欲傳遞的訊息是「台灣已做好準備，聯合國需要台灣加入才會更加完善」，這是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中心訊息，而形象塑造主要是以「民主、和平、繁榮」的主權國家形象，近年來，我國在訊息傳播上不僅由圖文並茂轉為以圖像為主的設計方式，也逐漸顯露出台灣主體性的增加以及台灣對於被阻於國際社會之外的不滿。此外，公共外交的重點第區似乎很明顯的「重美而輕歐、亞、非」。 最後，針對我國的公共外交政策，本文也提出七項建議作為參考: （一） 建立統籌與協調的跨部會機構 （二） 國家形象的營造—單一象徵物與代表性 （三） 仔細區分公共外交的受眾 （四） 從事多樣化的民意調查 （五） 培養外交從業人員以及各式駐外人員對公共外交的重視與專業 （六） 建構完備的聯合國網站 （七） 凝聚國內與僑界共識

國際公共財和公共財一樣會有搭便車的情形產生。由於搭便車行為的特性，有些國家不必付出成本便能享受到國際公共財所帶來的利益，因此，用什麼方式來籌措提供國際公共財時所需要的財源，便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課題。 本文第二章首先回顧各學者對於國際公共財的定義，並舉出實際的國際公共財的例子，接著說明國際公共財數量決定的方式以及目前主要國際公共財的供給情形，最後則介紹目前籌措國際公共財財源的主要方式。 在理論模型部分，本文以Sandmo（2003）的模型作為基本架構，然後假設有一個國際社會規劃者可以對所有的國家課稅，所獲得的稅收作為提供國際公共財的財源。課稅的方式則區分為定額稅、所得稅和消費稅等三種不同的稅制來融通，並採用拉格蘭氏方法（Lagrange）來看是否存在一個國際公共財的薩穆爾遜條件。

在資訊科技蓬勃發展和網路資源不斷快速成長的影響下，圖書館應用數位方式提供參考服務為時勢所趨；如何保有參考服務本質並應用創新科技來推行服務，成為圖書館的重要議題。公共圖書館為地方知識門戶，扮演著蒐集和提供社區民眾有關生活和學習資訊的角色；藉由網路強化參考諮詢服務，可進一步接觸原有讀者與潛在使用者，促進民眾對於圖書館各種服務的使用。 為瞭解國內公共圖書館推行數位參考服務之現況，本研究以台灣本島縣市與文化局圖書館為對象。透過問卷調查各縣市圖書館的參考服務模式、推行情況、館員知能等情形。再進一步以訪談法，探究縣市圖書館在施行數位參考服務時所面臨的困境、館員對於服務的看法等面向，以提出未來發展服務的相關建議，藉此提昇我國縣市圖書館數位參考服務之品質。 經調查顯示，國內縣市圖書館在數位參考服務的整體情況，有71%是透過電子郵件方式進行服務，其次14%是提供主題式線上參考資源，而僅有5%的圖書館建立知識庫。雖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服務方式，縣市圖書館仍缺乏一個專屬於數位參考服務的管道，而數位資源的建置也需進一步加強，同時圖書館面臨了專業人員與資訊人員不足的困境。在使用者方面，學生為主要使用族群，常提出關於學校課業的諮詢問題。在館員認知方面，縣市圖書館館員雖偏好傳統面對面參考服務，但對於推動數位參考服務仍抱持著樂觀其成的態度，並贊同未來朝向數位合作參考服務的方向發展。 由研究結果歸納建議，縣市圖書館發展數位參考服務應重視組織規劃、服務推展與館際合作三大部份：在組織規劃方面，圖書館應積極研擬數位參考服務發展策略並設立專屬管道，進行人力重整或以合作方式解決人力缺乏問題，同時需提供相關教育訓練課程給予參與參考服務的館員們。在服務推展上，應掌握讀者認知習慣，透過利用教育課程提升讀者的資訊素養，同時進行服務狀況的紀錄統計，並著力於數位資源建置。在館際合作方面，可與學校圖書館一同推展利用教育課程，並結合圖書館現有合作服務項目共同發展數位合作參考服務，以創造雙贏局面。 / Due to the ubiquitou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and the blooming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libraries now inevitably provide reference services with emerging ICTs. The phenomenon is highlighted within public libraries because of their obligations of equally offering information and its accessibility to the general public. By conducting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in Taiwan; to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of improving their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and to present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19 questionnaires and 10 interviews, the study finds that: (1)71%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are provided via email; 14% are via online pathfinder, and 5% are via knowledge base created by library. (2)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are not prioritized in organization developing plan. Accordingly,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the acquisi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the need of full time librarians and IT staffs are often neglected. (3)From the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th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can help the librarians for advising on students’ school projects and implementing information instructions to the public. (4)Although most librarians showed their willingness to promot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they still preferred th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reference services. However, they also agreed that the collabo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will be the emerging trend .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1)Public libraries should ha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development strategy. (2)To solve the labor force deficiency, organization reengineering or cooper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3)The statistics of th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usage should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4)The online reference resources for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be expanded. (5)To enhance us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library instructions and promoting events are necessary. (6)Public libraries could cooperate with the school libraries on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students. (7)Public libraries should offer digital reference training programs to enhance librarians’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such as electronic resources management. (8)Combin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s with other interlibrary cooperation.

近年來集合住宅的公共設施比例不斷增加，已成為不動產買賣時消費者關注的焦點，到底公共設施的內容有些什麼？消費者購買的集合住宅其中有多少比例是公共設施？由於目前在登記公共設施產權時沒有一定的標準，造成個案的公設比差異極大，常令消費者無所適從。公共設施中屬各層樓電梯間、屋頂突出物、地下室機電設備空間等法規所必須設置的，本研究稱之為「必要性」公共設施；其他提供給住戶交誼、休閒、運動使用的，非法規所必須設置的，本研究稱之為「非必要性」公共設施，這些公共設施有的使用率極低（如宴會廳、圖書室…等），有的維護成本極高（如游泳池、三溫暖…等），在使用一段時間後，經常遭到閒置不用的命運。為探討集合住宅必要性與非必要性公共設施的比例，乃以台北大學特定區最近五年內完工的集合住宅為研究範圍，從樹林地政事務所調閱20筆地號，其中485筆建號的產權登記資料，統計分析當前集合住宅公設比的現況，再按本研究對「必要性」與「非必要性」的定義，重新調整各類公設比的計算方式。最後，建立公設比的模型，透過實證研究探討公設比的影響因素，希望以此揭開「公設比」的神秘面紗，提供消費者在購買不動產時有所參考依循。

政府近年來推動「健康台灣」及「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且經研究調查顯示，國內各級學校的游泳池普遍不足，再加上公共造產的泳池普遍經營不善，在上述背景之下，本文以游泳池為案例，探討「公共造產」模式或促參「BOT」模式何者較具有財務可行性。 本研究以國立大里高中游泳池為例，首先將它修正為BOT模式及公共造產模式，特許期間30年。經由試算，BOT模式的財務指標NPV、IRR、SLR及DSCR皆無法滿足評估準則；而公共造產模式初步財務結果NPV、IRR、SLR皆可滿足評估準則，僅DSCR小於1，故財務仍不可行。我們遂進行財務調整，改以調整權利金及校園安全清潔管理費的收取方式，在還款期間不收權利金及校園安全清潔管理費，在還款期之後則加徵1.5倍，再重行試算，求得廠商、政府及銀行都可接受的結果，而使公共造產可以順利進行。 本案公共造產模式財務結果為什麼可以接受，BOT模式則無法接受，蓋因當時公共造產的相關法令在現金補助、資金成本及租稅節省上多較BOT模式優惠所致。

政府為紓解財政負擔及公共設施保留地得以順利興闢而鼓勵容積移轉，使得都市容積總量增加，恐引發整體環境品質衝擊。接受基地容積總量增加，公共設施需求也相對增加，導致環境與設施容受力下降，造成環境品質、公共設施、交通停車、建築景觀等方面問題。本文期藉由建構環境補償機制來控管適當移入之容積與環境容受力，避免損及公共利益並維護良好居住環境品質。首先透過文獻與理論回顧了解容積移轉引發日照、陰影、採光、景觀等環境問題，其次由探討開發業者移入容積增量獲取利得，是否應提供環境補償或貢獻，其比例與對價關係為何等公平問題。至於審議應核給開發基地多少比例移入容積增量，核准比例是依基地條件差異或者是通案固定比例核給；而環境補償與審議核准比例之間的比例原則與對價關係要如何取得平衡，才符合公平正義之精神。 本文採德爾菲法，蒐集專家學者、政府相關單位承辦與專業設計者意見，目的在確認問題的共識，以及專家學者對環境補償方式的想法及內容之認同。期望藉由建構容積移轉環境補償機制，確立合理的環境補償比例規範，來改善開發基地周邊環境品質，達到都市永續之發展，並使開發業者審議時，有明確標準得以依循。然現行容積移轉制度不當導致都市環境品質低落，故首應對都市環境進行管控，容積移轉造成環境外部性問題應透過設計手法內部化方式處理，而開發行為者應從移入容積增量樓地板所獲取額外增加開發利得中，提供一定比例之環境貢獻作為基地周邊環境維護及公共設施之興建或補償，以改善基地周邊環境容受力及設施容受力，來避免民眾居住權益受到損害，期能解決環境衝擊與社會公平困境。 本研究所建構的環境補償機制分為下列補償措施及配套措施兩部分：(1)補償措施為基地開發規模及完整性、基地周邊境界線退縮與公共設施之供給、增加地面層廣場式或沿街式步道開放空間、交通問題改善方式、地面層綠覆率、基地保水設計、送出基地位置選擇、送出基地本身開闢時程、移入容積增加建物量體退縮、基地周邊環境改善項目、基地協助公共設施改善(高齡者簡易健檢站或婦幼安全照護站)等，據此，本文製作成環境補償方式容積衡量表依基地提供環境貢獻核給移入容積。(2)配套措施包含建議短期內政府應將環境補償機制法制化以確立其法治地位，加強大型基地容積移入審查，重視協商環境補償措施內容達到控制居住環境品質，設置管理維護基金做為環境補償措施之管理維護，並進行不定期追蹤查核。中長期則應進行環境補償方式成效追蹤及實證，並建立環境品質衡量指標，透過量化標準做為使用管理階段衡量補償措施執行成效之評估分級，其目的是作為日後增修法令或調整項目核給移入容積比例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