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債發行與預算赤字通常被視為一種「罪惡」，且為大眾所探討與關心的課題。但是預算赤字（總支出減總收入）此一簡單的數字，並未能真實表達政府的財務狀況。傳統的赤字衡量方式，因為未考慮：通貨膨脹的效果、景氣循環的因素、經常支出與資本支出之區分、有形資產之計入與隱含性負債的考慮等等，故並非一合適的衡量指標。鑑於此種種問題，最近已產生對傳統赤字衡量有揭露不充分的感覺，故有必要嘗試以另一種方法，來洞悉政府債務與赤字的「迷思」(Myth)與實際(Realities)。 　　英美兩國已針對赤字問題，發展出「資產負債表法」，試圖將所有可能改變政府部門淨值（總資產減總負債）變化的因素皆予以考慮，認為除了觀察赤字變化之外，政府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方能提供政府財務狀況之全貌。單一預算的預算赤字，袛表示「現金流量不足」，為防止數字之誤導，應將目前的資本支出與費用予以釐清，而編製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所以本文乃在探討此法的理論背景與衡量方法，並企圖建立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概略估計其淨值變化之趨勢，藉以澄清赤字問題或許並非如斯可怕，而期以較正確的角度來觀察政府的財務狀況。

過去四十年， 我國經濟快速成長， 國民所得不斷提高，　公共部門的經 費不斷增加， 但所提供的公共財貨與勞務的數量與品質，卻遠落後於人 民期望之後， 這是造成投資環境惡化、 私人投資(private investment) 意願低落、 及生活素質低落的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台灣地區諸多經濟與 社會結構失衡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共投資(public investment)政策反應 社會需求的速度過於遲緩。因此， 深入了解台灣地區公共投資的情形， 對於我國解決目前所面臨的經濟問題、 追求進一步的經濟成長、及提升 生活素質將有很大的助益。然公共投資是整體投資活動的一環， 與私人 投資同是支持經濟成長的重要角色。 公共投資增加是否會排擠私人投資 ， 需視兩種相對力量大小而定。 一方面較高水準公共投資對私人投資產 出排擠(cro wd-out)；但某些公共資本主要在提供公共基礎設施，藉此可 降低私人的生產成本， 提升私人投資意願。 若公共投資增加， 致使私 人投資減少則排擠產生； 再者公共投資提供的公共基礎設施， 輔助私經 濟的運作， 使私人的邊際生產力提升， 進而使私人投資增加， 則誘導( crowd-in)產生。本篇論文共分為五個部分， 依序為諸論、 公共投資與 私人投資之文獻回顧 、 台灣地區公共投資的回顧、 公共投資與私人投 資關係的實證分析、 及結論。

在民主社會中，政府的公共服務，必須使符合必要條件的人皆能獲得其所需，但是政府的服務對象難以釐清導致無可避免的混淆，又因為排除的成本過高，使得一些不需要的人亦因而受惠，而應該受惠的人卻被排除在外。另外，政府服務講求普遍性，但是人民因收入、宗教、種族背景、教育等的差異性，產生不同的需求，所以服務勢必無法滿足每一個人，因而造成政府失靈。 非營利組織則具有自發性，能夠滿足被服務者不同的需求。政府將責任授與非營利組織，則在相同的支出下將有更多人受惠，總成本亦可降低。而且在人員配置上，非營利組織的成本亦較政府的人事支出成本節省。 當政府部門所提供的集體性消費財受到限制，而市場供應的產品亦不能滿足需求者時，則非營利組織無疑是一劑解決的良藥。有鑑於此，本文試圖以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個案為例，探討非營利組織參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藉由此第三部門的一平台協助，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媒介，增加文創交流、展演平台及擴大行銷市場，期望能達到減輕政府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之負擔、且為第三部門提供更多服務領域、以及協助輔導社會弱勢文創團體提升競爭技能的三贏勝局。 / In democratic society, the public service of government has to 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ose people who fit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However, it is hard to recognize the object of public service, for those who deserves cares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 specific area.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salary, religion, races and education, government is incapable to satisfy everyone, which makes Government service doesn’t show the character of generalit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spontaneity, which can satisfy diverse needs of consumers. The government grant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eople benefited in spite of the same expenditure, and the total costs will also be reduced. Furthermo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more cost effective than the government in the expenditures of deploying staff. When the Collective Consumer Goods which Government provides has been limited, products that Market supply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ndoubtly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deal these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rgue how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y viewing Sayling Wen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ase.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hird sector as a platform,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 medium, hope to increase the communication, expand the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the public service, for the third sector to provide more services, and assisting counseling socially creative cultural vulnerable groups for living skills.

2008年在金融海嘯強襲下，各國政府均藉由大量的公共支出手段來挽救汲汲可危的經濟，加上諸種社會福利方案紛紛出爐，致使各國公共支出在短期間急速飆升，讓長期公共支出規模趨勢在原已呈現上升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 影響公共支出規模擴大之成因相當多，本論文以政府職能的變遷及鮑莫不平衡成長模型二方面來探討。首先，政府職能的擴張或緊縮，將直接影響公共支出規模的大小。自20世紀後，政府肩負著公平、效率、穩定及成長的重任，相對的公共支出規模即不斷的擴增，其中採偏重社會主義國家較講求自由主義國家尤為明顯，及以社會福利及醫療保健的支出增加為多。另外，由鮑莫不平衡成長模型可知，相較私部門，公共部門服務的提供較不受技術改善或經濟規模的影響，但工資水準又會隨著私部門生產力的提升而逐步上揚，因此相對單位成本會提高，加上對公共部門的需求具有高所得彈性及低價格彈性的特性，致使政府的公共支出會不斷的增加。 一向以自由主義著稱的美國，面臨金融海嘯，亦是選擇以大量的公共支出方式挽救經濟，加上歐巴馬政府上台後為落實競選承諾所增加的福利支出，造成美國政府債臺高築，並引起民間組織TEA PARTY (茶黨)的不滿。茶黨認為天下絕没有白吃的午餐，政府公共支出規模不斷擴增，在債務鏈的因果之下，最後勢必由納稅義務人來買單，加上政府權力之擴大，同時也意謂著個人自由之縮小，有違美國建國先賢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所確立的「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理念和立國之本。所以，茶黨堅決主張公共支出規模應受到控制。最後，冀望同樣有公共支出擴大的我國能以美國茶黨的主張及訴求為藉鑒。

臺灣受到全球化的影響，跨國婚姻遽增；自2005年起，新住民已成為臺灣的第五大族群。作為資訊服務業之一的公共圖書館，應肩負促進不同文化間對話、交流的使命，並因應當代多元文化社會民眾的需求，推行多元文化服務的各項措施。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越南籍新住民本身的資訊需求及圖書館推行新住民服務之現況，並研擬出大台北地區公共圖書館新住民服務之建議方針。透過深度訪談法，瞭解越南籍新住民資訊需求及使用圖書館之經驗，並採用個案研究法，分析館方新住民服務現況、困境、未來規畫及新住民到館使用之情形。 經研究顯示，在越南籍新住民資訊需求方面，語言溝通資訊與臺灣生活有關之常識資訊是越南籍新住民最主要的生活資訊需求，而人際網路及網際網路是最常解決資訊需求的管道；在使用圖書館經驗上，大部分受訪者皆使用過臺灣的圖書館，首次到館之新住民主要是藉由親朋好友引介或為了陪同家人等外在因素而使用圖書館；對於常利用圖書館之越南籍新住民而言，會使用圖書館多起因於增進自我知能；反之，對於不常使用圖書館之新住民而言，除了圖書館本身路程遙遠、交通不便外，阻礙因素尚包含圖書館本身之館藏、人員、空間、宣傳行銷四面向。 目前大台北地區公共圖書館所推行之新住民服務包含提供多語言圖書、期刊、報紙及視聽資料之館藏資源；舉辦閱讀推廣活動及多元文化推廣活動，前者包含影展、書展、參訪及利用教育，後者包含展覽、文化講座、劇場、語言學習、電腦研習等；實行專線諮詢、電子郵件或書面形式之參考服務；建置多語言館藏書目資料、圖書館網頁專區或多語言介面之電腦設備。但服務上主要困境為缺乏專業語言人力、無法順利傳達給新住民相關訊息及經費不足等問題。 由研究結果歸納，建議未來國內公共圖書館推行新住民服務時，可由新住民服務政策、館藏資源、推廣活動、行銷推廣、人力資源等面向著手進行，以提升館方服務品質；最後，亦針對政府機關、學校機構、圖書館主管單位及社福機構四所與圖書館相關單位提出建議，由圖書館本身與大環境相互配合，才可以使得服務更臻完善。

混沌理論，是二十世紀科學革命性的發現之一，其強調創造力與不確定性，挑戰了傳統理性系統的邏輯思考模式，這樣的論述提醒著人們必須檢討舊有的思維模式，並建立創新能力。在全球化、資訊化與民主化的趨勢下，加上後官僚、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公共行政典範的建立，使得政府在政策規劃與執行上，亦要有更創新的思維與作法。在實務上，政府正面對財政困窘與人民公共服務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困境，這更促使政府必須進行政策創新，以便產生更具效率與效能的政策結果，進而奠定更穩固的國家及政府運作基礎。 政府的政策創新與政策執行，是一體兩面的。探究相關文獻後，本研究發現1960年代後期，國外已有學者開始進行政策創新的實證研究。然，在國內，雖有許多文獻指出政策創新對我國政府的重要性，亦提出可行的策略與建議，但在實證研究部分，仍然較缺乏。職是之故，本研究以教育部「建立社區教育學習體系五年計畫」（2004-2008年）為研究個案，透過次級資料分析法、深度訪談法與參與觀察法，並輔以三角檢測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本研究選擇此計畫為個案的原因為，在強調知識經濟的社會裡，「終身學習」是近十餘年來，我國政府所提供的嶄新公共服務，而，本計畫在規劃與落實這項公共服務時，產生了創新的公共服務產品與過程，更對未來相關計畫，立下的發展的基礎。總論之，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希冀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第一，以強調路徑相依與時間序列的「歷史制度論」為理論基礎，探討政策創新產生的系絡與影響因素。在瞭解有益與阻礙政府進行政策創新的因素後，未來政府能透過制度的建立或法律的規範，以提供政策創新的激勵因素，進而促成更有益政策創新的政府環境，讓「創新」不再只是政府的口號。 第二，透過探究創新政策的類型，能夠讓「創新」真正成為政府的工具，而非目的。政府內部負責制訂政策的人員，藉由瞭解政策創新的類型，能夠知道透過哪些方式可以形成創新的政策。 第三，對於政府來說，形成創新的政策只是起點，重要的是瞭解政府應如何執行創新政策，以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進而增加政府的效能。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執行創新政策的模式，以便使政策相關組織與人員瞭解，在執行創新政策的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可能遭遇的困境與問題，及可行的執行策略與途徑。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對於地方公共支出的責任越來越重，使得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因而漸漸仰賴預算外收入彌補財政缺口，到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稅收大減，但支出責任卻沒有減少，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漸漸傾向預算外收入，預算外收入大幅膨脹，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快速成長。地方政府在面對公共支出問題的同時，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成長開啟了另一道窗，讓地方政府有了喘息的機會，兩次改革後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也獲得舒緩。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行政事業性收費對於地方公共支出是否具有影響，更進一步將公共支出分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探討是否會因為支出類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本文使用中國大陸31個省市地區自1998年至2011年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採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來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行政事業性收費對於總公共支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皆具有正向的影響，且效果顯著。

貝里斯公共服務之績效評定：評量方法檢測

我國長久以來公共設施建設最感困擾的事，即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而未能及時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若要解決此問題，可能必須尋求以非金錢的方式為之。以往的研究證實，以容積移轉方式來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可行的途徑之一，然經本研究發現，目前我國容積移轉交易市場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中，且相關配套制度並不完善，以致於市場存在著許多交易成本，造成市場交易不活絡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以交易成本理論為觀點，並以台北縣為空間研究範圍，探討國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過程中所產生之相關成本，以及了解形成這些成本之原因為何，並提出健全我國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之相關配套措施，以促進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的活絡。 本研究在相關理論與文獻的基礎上，透過個案分析及深入訪談方式，探討容積移轉問題與建立交易平台之可能性，本研究發現國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有以下的缺點：1.市場資訊不對稱；2.交易談判協商困難；3.執行契約成本過高；4.交易完成後之監督與管制措施困難。是以，本研究針對以上市場上存在的困難，試擬出以下運作之機制，藉以改善容積市場的交易情況，內容包括：1.建立交易平台提供交易者解決搜尋上的困難；2.由TDR銀行與仲介公司成立中介組織，並由政府部門加以協助與監督管制，以提供相關資訊予市場中之供需雙方，作為衡量降低本身成本的參考依據；3.建議建立一交易平台所需之相關配套措施供公私部門之參考。本研究建議公部門可建立以下之配套措施，內容包括：1.相關容積移轉法源依據之整合與容積權利之法制化；2.適當的揭露容積移轉區位資訊與容積供給者資訊；3.訂定相關罰則以減少政府部門之監督成本。而建議私部門可建立以下之配套措施，內容包括：1.設立容積銀行供容積憑證之存放；2.代理制度的引入；3.由仲介公司扮演資訊提供的角色。 關鍵詞：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交易成本、交易平台

相較於過去認為政策導向產業園區開發成效優於市場導向產業園區的研究，本論文從產業群聚的觀點重新檢視兩種園區，則並未發現上述的現象，內科與土城頂埔的發展成就，也突顯了市場導向產業園區對於產業群聚的調適性要快於政策導向的產業園區。制度架構的完整性是形成上述狀況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第二章理論與文獻中所提到的「公共領域」是否充足的問題。臺北新竹地區一直是世界知名的電子產業群聚地點，甚至有亞洲矽谷的美稱(Mathews, 1997)，這裡不僅匯集了臺積電、鴻海與廣達等知名企業，也有像是新竹科學園區、南港軟體園區、頂埔科技園區以及內湖科技園區等具有高新聞性的產業園區。 / 在竹科與南軟的個案中，政府都透過政策直接規範廠商規模與產業結構，單就園區開發與招商而言，明確的制度規範固然有助於降低開發招商過程的不確定性與交易成本，但就強調廠商間彼此互動而衍生出綜效 (synergy) 的產業群聚而言，完善的制度規範與政策引導反而限縮了廠商的互動機會，讓非交易性依賴的形成遭遇困境。反觀幾乎沒有制度規範的內科與土城頂埔園區，由市場自行決定進駐廠商規模與產業結構，則提供了廠商非交易依賴的形成基礎。由上可知，廠商 (市場) 而非政府政策才是產業園區創造產業群聚效應的主要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