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探討「太平洋經濟共同體」此一概念之形成過程、發展背景。往前追溯到二次 大戰前之「大東亞共榮圈」、戰後六○年代此概念之提倡、以及七○、八○年代之發 展。援具體數據資料交代論証假設命題是否成立。 第三章探討「太平洋經濟共同體」與「歐洲共同體」相較下之特質。並列述其成立「 共同體」之有利及不利因素為何，並論証假設命題二是否成立。 第四章旨在探討，面對既存「太平洋經濟共同體」成立不利因素 (障礙) ，如何加以 克服? 「共同體」未來的發展方向應如何? 為說明此點，試圖從以下理論中尋找實踐 之依據及可遵循之軌跡：地緣政治上的「浮區理論」(Pan-area or Pan-reg ion )、 依賴發展理論(dependent-development Theory)、整合理論(Intergration Theory)( 政治上與經濟上的) 、及集體 (公共) 財貨理論(Collective or Public Goods)。並 著力於後者。 第五章探討將理論與實際加以結合。試圖從第四章的集體 (公共) 財化理論中對「共 同體」現存之障礙，找尋顧服之途徑。 第六章結論中，則評估以「集體 (公共) 財貨理論」作為「太平洋經濟共同體」成立 理論依據之適用性。並試提出有關「共同體」未來發展之假設命題。本文歸結

在探討殊價慾望的規範性意義時，必先瞭解殊價慾望在規範意義上的爭議，而欲瞭解其爭議所在，則首先需從殊價慾望的定義與特性著手。然而困難之處就在於，殊價慾望的定義不僅有失明確，且有因人而異、各陳己見的情況，甚至Musgrave本人亦數度更改對殊價慾望意義的認定。 殊價慾望與殊價財在意義與所具備之特性，眾學者認知上的差異性頗大。主要的差異，一為殊價慾望與殊價財之間觀念的混淆，一為對殊價慾望本身意見之分歧。對於前者，Musgrave在說明殊價慾望與殊價財的意義與特性時，有其清楚的區別。因此，依Musgrave的原意，對殊價慾望的探討才應是較為適切的方向。至於後者，則引發了學者之間對於殊價慾望在傳統規範性公共經濟學中，是否具有規範性意義的爭辯。在消費者主權的光環下，嚴守新古典福利經濟學的學者對其提出嚴厲的批判。 在殊價慾望或殊價財意識型態方面爭論不休之餘，已有多位學者進一步探求殊價財是否亦適用極大化福利之模型分析，並藉由特殊的模型設定推導出殊價財的最適條件，計有一、外部性（效用依存性），二、資訊與學習效果，三、社會的偏好，四、社會計劃者，以及五、福利經濟的事後概念。然而這些學者仍舊以財貨之特殊設定來試圖解釋殊價慾望之規範性的方法，可信度方面不得不有所保留；此外，即使較著重於最適條件的推導，但仍因各位學者對於殊價財特性之認知不一，所特殊設計之模型各異，致使其所得出之殊價財最適條件顯然只能適用其所認知之殊價財，實不足以完整涵蓋殊價慾望的真義。 晚近多有學者以不同角度來解釋殊價慾望。他們已認清除非擺脫新古典個人主義所代表之典範，轉移至另一個典範之內探討，方有釐清殊價慾望的可能。包括從個人偏好的分類出發，提出除了個人的私人偏好外，尚有個人之社會偏好，為一種對於整體經濟社會運行法則的偏好。其次，亦有藉由辯證提供殊價財的制度觀點來證明殊價慾望與殊價財的規範性意義，並且認清了除了消費者主權以外，尚存在如選民主權之其他主權。另外，亦有借重哲學思考，以可能性條件論述殊價慾望的滿足，認為殊價慾望必使得經濟學需納入道德正義的考量，因此必為社會經濟學。並將之應用於歸類並支持政府的一些職責，諸如制度上的設計安排，目的在使得自由市場得以運作，並得以有效率地運作，更可以人性化地運作。然而其中仍有許多不足之處，甚至誤解的情形。 問題的癥結確實在於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個人主義並不切合實際。真正的個人主義對於社會人行為的分析，是無法與其身處之社會環境以及複雜的人際關係相分離的。因此為了擺脫不合宜的分析方法，首先必需透過解釋學理論的第一人稱觀點解釋決定的形成與選擇，必基於瞭解個人如何認知。因此第一人稱觀點必成為客觀之主觀論者理論，同時社會科學研究者亦必須投入所欲分析的世界。並在輕「均衡」而重「認知」的理解下，考量第一人稱觀點所重視的動機、利益，與人際關係的交互影響，並捨棄於解釋人類行為並無助益之均衡理論、部分的預測行為，以及細瑣的數學推導。 因此，社會科學係研究「社會問題」，即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研究，對於同時具備「經濟人」與「社會人」的身份的個人，其私人慾望與社會慾望的分類當依人際關係的有無加以區分。並對個人主觀之偏好輔以「第三者評判」，或某種「公共的正確性準則」。另外亦釐清慾望衡量的原則，以及構成原則與衡量法原則之間的不同之處。最後則詳加分析由消費者主權、私人主權，擴展到個人主權，各個主權原則之間的關係，清楚可知消費者主權實非唯一最重要的主權原則。 如此則殊價慾望之內涵已顯露無疑。其包含了利他的慾望、規範強制的慾望，以及集體狀態的慾望。由是可得本文對於殊價慾望意義之重要結論：係殊價慾望決定了財貨的殊價性，而非財貨提供的特性使其成為殊價財。且殊價慾望必涉及個人的社會慾望，亦絕非外部性所足堪解釋，同時並不因所得分配正義的達成而消滅。對於由政府提供滿足殊價慾望之規範性意義，亦因人際關係愈顯疏離的今日，共同的規範若不經由公權力執行，即合法的強制力，勢必已無法約束利害攸關的人際互動，而得到證實。

本篇以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為為核心，在產市勞市交互運作影響下，作地下經濟與地上經濟的兩部門一般均衡分析。我們不僅從租稅收入面探討租稅逃漏，更將觸角延伸至至政府支出面。最後，以這樣架構下分析公共財的Samuelson條件。 　　本文大致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數學比較靜態及數值分析，討論政府的租稅工具－直接稅和間接稅，公共財，懲罰工具－逃漏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懲罰稅率，等政策工具對經濟變數尤其是逃漏的影響。第二部分，我們承襲Usher(1986)，討論有租稅逃漏時對政府採行租稅混合稅制下公共財的提供成本，亦即Samuelson條件。 　　第一部分，我們發現：所得稅率和消費稅率提高均使地下勞工比例上升。透過租稅混合效果下，對地下對黑市勞工比例影響不確定。可是隨著消費稅期望懲罰率逐漸提高，所得稅率比消費稅率對地下勞工比例的影響來得大，故租稅混合在此情況下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更佳。此外，當原本地下經濟很小及消費稅稅率較高時，則租稅混合抑制逃漏的效果也將不太大。 　　消費稅和所得稅期望懲罰率對經濟體系的影響恰與與消費稅和所得稅的影響相反，而且前者相較於後者更能抑制消費稅逃漏，政府提高這兩種懲罰率均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然而卻是以降低地上勞工工資為代價。 　　公共財對經濟體系的變數影響不確定，但是可發現若公共財對地上經濟生產越具生產力越能抑制地下勞工比例。 　　第二部分，我們發現：當查核成本是固定時，在有逃漏情況下，除了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的扭曲成本，亦即租稅混合對稅基的影響，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下對逃漏的影響。另一方面，公共財對地下勞動比例和消費稅稅基的影響也關係著公共財的提供成本。當查核成本是內生期望懲罰率的函數時，此時查查核成本是非固定的，公共財的提供成本除了受前項的考量因素影響外，尚得考慮租稅混合稅制及公共財對淨查核成本的影響。

公共支出與公共收入乃為一體兩面之事。A.C. Pigou於1947年就曾提出租稅融通方式不同，將影響公共支出水準的看法，他並且認為當政府採用扭曲性租稅來融通公共財時，會產生超額負擔使得公共財提供的邊際成本增加。基於這項觀點，就不宜再以公共財的直接成本作為最適公共支出水準的依據，而應將扭曲性租稅本身可能造成的扭曲效果納入考慮。而這也表示了P.A. Samuelson於1954年提出的最適公共財提供條件ΣMRS=MRT應該被修正，且視融通公共財的租稅方式所產生的影響而應有不同的最適公共財提供條件。 　　本篇論文的目的，即在討論各種不同的租稅制度融通下，以最適公共財提供條件的修正，分析修正項目對最適公共支出水準的影響，並與過去的文獻作一比較，以期得出不同的租稅制度融通和最適公共支出之間的關係。

近幾年來，在國際場合或在我國政治運作中，「族群融和」議題常被提出做為討論。觀察世界各國族群分化的狀況，我們發現社會存在族群分化問題會造成資源使用的不效率、經濟成長緩慢、政府政策效能低落等。其中，就公共政策來看，主要問題為公共財提供的數量及型態，會產生扭曲的現象。Bridgman（2004）利用租稅制度的選擇，解釋在族群互動下，公共財總量提供的問題。該文提出，只要允許族群有政策工具的選擇空間，則優勢族群必會剝奪其他族群資源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導致公共財提供的扭曲與不效率，造成社會分化與公共財之間的問題。 本文以Bridgman（2004）文章為基礎，將「不同族群對公共財有不同的偏好反應」的因子，納入基本模型中。利用「公共財型態選擇機制」顯示不同族群面對相同公共財數量時，主觀的偏好反應在公共財效用差異上，使模型更臻完整。本文利用兩階段賽局方式，分別求取公共財型態均衡解與公共財數量及租稅政策的均衡解。透過均衡解的分析可發現，當族群對公共財型態有偏好差異時，公共財數量受到社會分化程度的衝擊愈大，亦即數量減少幅度較Bridgman（2004）模型結果更大，族群支付租稅的意願更低。而且，透過均衡解也可發現，當族群對公共財型態存在偏好差異，會更進一步的使公共財數量下降。此乃因族群偏好的差異透過族群間不公平的制度對待，加深了社會分化程度，更進一步減少公共財提供與資源使用效率。故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應將族群問題納入考量，以期有更完善、公平的族群融和、社會穩定的發展。

博士（経済学） / 乙第354号 / 112 p. /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根據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理論，在經濟上那隻「不可見之手」的引導下，可 以使經濟資源作最有效的分配。然而，在現實世界裡，某些經濟情況往往導致市場機 能失去作用，此時則須要政府參與資源的配置。近年來有關「政治經濟學」的分析， 多集中於如何透過投票行為以從事公共選擇。本文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探討如何經 由政治投票方式，正確地顯示人民對於公共財之需求；若這些偏好的顯示性愈正確， 則實際資源的配置也就愈能接近最佳境界。 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非市場經濟決策的情況與基礎。第三章為實證面的公共選擇 。第四章為規範面的公共選擇。第五章為公共選擇的實際應用。第六章為結論。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集合住宅社區共同使用部份屬於住戶分別共有的「共有資產」，具有類似公共財的特性，可能會因為相關使用衝突課題，或集體行動困境，而減損多數願意配合社區事務的住戶之使用效益。此外，代理問題可能衍生自管理委員會所建立的管理模式，其影響程度可能因決策控制權及管理權不同程度的委外而有異。 因此，本論文主要有三個探討課題：第一，從集體行動困境角度分析並釐清管理委員會自治管理問題；第二，依據代理理論、公司治理機制，從決策控制權移轉的程度來重新定義集合住宅社區的事務管理模式，分析事務管理模式對於管理維護效率的影響；第三，了解使用混合與面積混合所產生的使用衝突與管理維護績效間的相互關係。本文使用台北集合住宅管理維護現況調查的問卷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期望透過上述課題的探討，釐清管理維護潛在問題，並對不同類型社區提出適宜管理維護方式的建議，產生兼具學術與實務面之貢獻。 / Common property belonging to all owners of a condominium may cause usage conflicts or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quasi-public goods diminishing most residents' utility or benefits. Besides, agency problems derived from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s established by management committees may have unfavorable influence 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o some extent ccording to the delegation degree of decis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main topic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First, analyzing and cectify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s through the self-organized CPR regimes; Secondly, redefining condominium management modes through delegation or outsourcing degrees of decision control according to agency theor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framework and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these modes on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hirdly, discov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age conflicts derived from the features of housing mix and usage mix and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f condominiums. Data collected from a postal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Taipei city was used in several empirical analyses based on the main topics. Clarify the potential problems of condominium management and proposing appropriate management modes and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various features of condominiums are expected to be both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本研究探討包括土地稅之地方租稅結構，在經濟面的最適條件，並論平均地權的理想、土地利用的經濟效率與公平，能否經由我國現行中央和地方租稅的劃分形態下之土地稅制實現，與土地稅制度之改進等問題。 從人口分派至各地的效率觀點，地方稅制之安排，應使個人不論定居於任何行政區，均可獲得相同的「財政淨效益」。如地方公共財具有敵對性，地租單一稅並不能有效內化移民對地方財政之衝擊。另一方面，此一概念也與國民之財政待遇水平公平的條件一致。從總體之經濟效率與公平角度，地方自主之稅制選擇，至少不應擴大地方間財政淨效益的差異。 本研究試以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模式，分析我國地方政府對土地稅制之選擇，結果未能顯著解釋台灣省各縣（市）在公告地價與公告現值相對調整幅度差異。同時地方財政自主性不足，地方土地稅努力也與其所獲補助顯著負相關。由於土地政策及國民福利有其全國之一致性，而地方財政有其特殊性，設計地方土地稅制應考慮全國之標準及因地制宜。為消除關於土地增值稅租稅性質及稅收歸屬之爭議，本研究建議雙軌課稅制度。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optimum conditions of local tax structure which includes land tax.　Such issues as whether the ideal of Equalization of Land Rights and the efficiency and equity of land use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land tax system under the current tax assignment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Taiwan, and ways of improving land tax are studied as well.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stributing total population across jurisdictions efficiently, the arrangement of local tax should make one, regardless of which jurisdiction he resides in, receive the same “net fiscal residuum”(NFC).　If local public goods are rival, single local tax to land rent can not effectively internalize the fiscal impact brought by immigrants.　On the other hand, equal NFC is consistent with conditions for the horizontal equity of fiscal treatment to citizens.　With a view to the entire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equity, the tax choices made by local governments at least should not widen differences of NFC between jurisdictions. In this study, the model of minimum political cost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how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choose between types of land taxes. But the result of multiple regression could not explain significantly the discrepancy of relative ratio of adjusting rate of Announced Land Price to adjusting rate of Announced Land Current Value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province.　In the meantime, the local fiscal position lacks independence.　Local land tax efforts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received grants.　Because it’s necessary for the national consistency of land policy and social welfare, plus the particularity of local finance, the national standard and district discrepancy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designing local land tax system. In order to eliminat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Value Increment Tax and where the tax revenue belongs to, a parallel tax system is sugges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