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討土地銀行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現有八家分行－－桃園、中壢、 石門、湖口、新竹、竹東、頭份、苗栗分行之區位分佈，藉分析上述八家分行之經營 區域環境與業務概況之關係，以探討其區位分佈之適當性，俾提供土地銀行於增設分 支機構時，做區位配置之參考。茲摘要說明其內容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提出本文之主要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其次為確定本研究之範圍 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相關理論基礎與文獻之回顧。本章藉由相關之區位理論與相關之銀行區位研 究文獻回顧，以確立本本研究應用之觀念，並建立本研究之基本架構。 第三章：桃、竹、苗地區土地銀行區位分佈之分析。本章首先就土地銀行成立之宗旨 、組織、經營業務及其增設分支機構之基本規章等，做一概括敘述。其次分析桃、竹 、苗地區八家分行之區位分佈情形，並對其營業區域內之實質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 環境加以分析。再次就上述各分行之業務概況加以分析。 第四章：桃、竹、苗地區土地銀行區位分佈之適當性探討。本章承續上一章分析之結 果，對上述八家分行區位分佈加以檢討，其次探討各營業區域之環境與各分行區位分 佈之關係。最後，分析探討各分行之專業功能，並藉以分析比較各分行區位之良窊。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就上述各章節所分、探討之結果，予以摘述並提出建議，提供 土地銀行管理單位，於增設分支機構時，做為區位配置之參考。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內容與方法、及研究之程序 。 第二章基本理論文獻回顧：分別探討農業區位理論、農地使用計畫及國外都市有關農 地之發展策略。 第三章為現有農業區發展趨勢及利用之一般的課題分析。包括農地利用課題及行政部 門協調課題。 第四章為農民意願調查結果分析。 第五章為專家學者意見調查分析。 第六章為提出具體之解決辦法，分別提出數個替選方案，進行評估，以為具體辦法之 擬定。 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傳統經濟學者只從工資所得的差異，作為研究區位選擇決策的基礎。但個人的消費當 包括私有財及公共財，筆者從公共財的利益與負擔探討其關係；並圖利用其差異，來 調節人口分佈，達成區域均衡發展之目標。 首章：緒論。 第二章：地方財政差異之經濟意義。旨在說明差異的原因及對社會福利的不良影響。 第三章：地方財政差異與人口異動。主要在探討﹁以足投票﹂過程，是否可使人口分 佈達到最適。 第四章：地方財政變數資本化與人口異動。本章將前章擴充，如果資本化問題存在， 將使Tiebout 效率更不樂觀。 第五章：地方財政差異的調節措施。本章除說明中央政府調節功能，並以簡單模型說 明調節方法。 第六章：我國現況分析與政策建議。 第七章：結論。

本文以新經濟地理模型為研究架構，針對國際資本流動與經濟聚集現象進行探討。新經濟地理利用Dixit and Stiglitz (1977)模型技巧，假設消費者具有多樣化偏好、生產技術具有廠商層次的報酬遞增、與市場結構為Chamberlin式的獨占性競爭等特徵，應用在經濟活動的空間決策問題上，建構合乎理性行為模式的一般均衡模型。 本文延伸新經濟地理模型的假設；將生產函數分為互補與替代兩種型態，並將生產要素區分為可於國際間移動的國際要素，與不能於國際間移動的國內要素兩類，並考慮各國國內要素市場的供給情況、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等因素，對資本在國際間配置均衡與廠商在國際間生產區位選擇的影響。 利用數值方法本文研究結果發現：新經濟地理中降低國際間的貿易成本或區域間的運輸成本將促使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產生聚集的傳統命題，只是本文模型中的特例；唯有在生產要素彼此互補、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彈性無窮大、且不引起要素價格上漲的條件下才能成立。當我們考慮更廣泛的各國國內要素市場供給條件時，國內要素供給條件將會對國際要素的移動產生制約、則上述命題不再成立。此外，我們發現國際經濟活動空間分佈上的聚集或分散，除了與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情況有關之外，尚關係到生產要素彼此之間的替代性或互補性、要素市場與商品市場彼此間的相對調整速度、與生產技術中要素產出彈性的相對大小等。因此，本文的研究指出貿易成本的高低只是影響經濟活動空間上聚集或分散的因素之一，經濟活動是否聚集或分散並無必然性，需考慮生產技術的型態、各國國內要素的供給條件、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相對調整速度、與各國市場規模的大小與分佈等因素，彼此之間交互影響的淨效果才能看出端倪。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區位選擇行為，依個體選擇理論來說，是受到廠商本身的特性與區域條件兩者的影響，本研究的重點放在區位條件的影響上。但由於台商也是中國大陸FDI的一環，因此在參考過去其他地區的FDI區位選擇實證後，本研究將針對台商研究中較為欠缺的區位選擇行為，架構出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個體選擇模型，並以更細化的產業別分類探討各區域條件的影響效果。最後再透過訪談的過程，針對實證的結果加以再驗證，得到完整以區位條件為觀點所架構出的台商製造業區位選擇模式。 由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台商還是延續了過去在台灣的生產模式，凸顯了台商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重視聚集的特性。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的集中度、國家高新政策上，則因產業別的不同而產生出較大的歧異。訪談的結果也顯示出勞力條件的影響將會在未來日漸弱化，這種趨勢是和生產要素的移動性息息相關。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已注意到市場潛力的需求，也成為近來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轉變。另一方面，在基礎建設的投資與國家產業政策的投入對各產業別的影響上，顯示不見得政府的投資與廠商的投入有絕對的正向關係，這可能和投資的效率性有關，必須更進一步探討；但就整體台商而言，則驗證了人為扶植的產業政策的確可以為地方帶來廠商的聚集，且訪談結果更認為產品性質的差異，會影響到廠商在區位選擇時，考量基礎運輸設施種類的需求，這一部份也因為投審會資料的限制而無法得到量化模型證實。而稅的負擔經過模型校估後得到顯著的負相關，在訪談的結果中，發現跟台商在會計上的習慣可能也有關。台商通常會以作帳的方式產生負債經營的狀況以隱藏實際獲利情形，使實際的所得稅負擔遠低於應負擔金額。 總之，本研究雖然是以各省市所能提供的區域條件來看待台商的區位選擇。但如勞力等生產要素在在流動性逐漸增強的趨勢下，的確可能削弱了地區條件的優勢，可是由政策與聚集所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卻是不容易被替代的。本研究的結果證實的這樣的觀點，至少在目前台商投資大陸的情形中，還是深受這種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所影響，一旦聚集形成，就傾向於自我延續下去，強化了由地域觀點的角度來看廠商區位選擇的理由。但政策的介入卻要注意效率性的問題，這也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綜觀台灣過去數十年來的產業經濟發展歷程，在國際間有許多正面的評價，稱之為「台灣經濟奇蹟」。在政府政策致力於塑造有利於科技產業發展的環境下，製造業為台灣產業帶來重大的貢獻，當我國不同的產業類別之製造業發揮其優勢競爭力的同時，亦使得台灣地區北、中、南三大區域發展出各自獨特且具有潛力的製造業特性。 事實上，區域產業特性與賦能之優劣將可透過區域中廠商與行動者的活動來表現，尤其是區域中的模範角色，是檢視區域中有無可學習的模範者和模仿其整體投資階段過程的重要指標，對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立工廠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Bandura, 1986; van Praag, 1996; Kriegesmann, 1999; Fornahl, 2003）。這樣的仿效行為將指向區域中旗艦廠商投資設廠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行動，換句話說，旗艦廠商（flagship firm）是區域發展中重要的模範角色（role model）（Fornahl, 2003），而其區位選擇與組織決策行為對於區域發展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過去傳統投資區位選擇的討論，多論及單一廠商設立工廠在地理空間的決策行為。然而本研究認為旗艦廠商多工型工廠（multiplant）的特性在組織決策上的區位選擇行為，面對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的差異，應有不同於過去文獻與理論的考量。 是故，本研究透過天下雜誌公佈台灣地區2007年製造業1000大廠商，聚焦台灣地區製造業旗艦廠商面對投資母國區位選擇的考量，透過旗艦廠商在台投資多工型工廠歷程決策之整體分析，藉由投資時間與空間區位，以及廠商組織型態面向的討論，了解台灣地區旗艦廠商投資多工型工廠於母國區位選擇之因素。透過多項羅吉特模型的實證研究，本研究歸納研究成果，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推動企業總公司在地化發展，有助區域內旗艦廠商再投資母國之活動 二、透過旗艦廠商在區域內之投資經驗，引導再投資活動，以利區域發展 三、區域內產業特性強化與升級，以加強區域高科技產業支撐力 四、科學工業園區與區域內科技基礎產業優勢分進合擊，提升產業關聯性 五、提升區域總體經濟發展，有助於吸引區域內高科技產業再投資之活動

在經濟全球化潮流下，企業透過跨國投資活動拓展經營規模，利用企業組織優勢，配合當地生產稟賦，進行跨界生產活動。而台灣在經濟發展逐漸穩定成長，國內市場面臨飽和及投資環境變遷等因素，已有不少廠商向外進行投資活動，尤其是中國大陸地區。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台商早期進去中國以傳統製造業為主，屬於勞力密集高之產業，後期則逐漸以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為主，顯示在不同時期，台商對中國投資特性之改變。 本文從FDI理論作延伸，以經濟地理學、企業管理學角度切入，探討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投資中國區位選擇。以台灣知識密集型製造業集團作為研究標的，其目的在於反映台灣目前企業組織變化及產業動態，而研究區位則依研究目的，分為台灣地區、渤海灣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實證模型採多項羅吉特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NL），實證變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廠商變數，放入集團產業類別、投資時間及投資經驗，第二部分為區位變數，放入薪資、市場規模、工業化程度、專利產出強度及外資投資強度。實證結果顯示集團對於區位條件較重視，且會因本身活動不同，而對市場規模、外資投資強度會有不同表現。依相關研究推論，投資珠江三角洲地區之集團以出口導向為主，對於外資投資強度為正向反應，市場規模則為負向；而渤海灣地區則剛好相反為內需型；長三角地區之集團則為兩者兼具。同時從結果亦發現地區之專利產出強度對於內需市場型集團為正向反應，映證地區創新表現越高，則企業將有意願在該地投資，因該地之創新氛圍有助於企業產品或技術創新，滿足當地市場需求。 因此從成本優勢來看，中國三大地區僅管勞工薪資不斷成長，但仍比台灣地區更具優勢，市場規模也是如此。但若以專利產出強度來看，台灣過去累積多年的創新活動，政府支持企業創新研究，並以國家機構帶領民間企業進行創新研發，輔以高度教育之人才，使得台灣地區在創新研發競爭力上比中國較具優勢。而台灣作為跨國企業集團母國地位，除透過開拓海外市場、拓展生產基地外，在母國進行投資活動有利於企業核心競爭力維持，確保跨國企業總部握有關鍵技術，維持台灣地區競爭力。

消費是現代人最常進行的日常行為之一，在追求淨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廠商分析消費者行為，利用行銷概念探討並創造足以滿足消費者的行銷組合，檢視何時、何地、以何方式可滿足消費者最大需求。考慮到消費者行為特性，廠商選擇在商業、服務業發展繁盛地區提供服務，不同的廠商作出相同的商業區位選擇後，同質性(homogeneous)或是異質性(Heterogeneous)的商業設施不斷地群聚在一起，而群聚形成的商業核心區或是商圈，則又再度吸引消費者到此地進行消費行為。本文認為消費者行為與消費空間結構是互依的，對廠商而言，知覺並預測消費者的行為特性，並作出區位選擇行為是重要的。廠商藉此達成其區位決策，而重複性的區位決策造成空間上的聚集現象，又成為消費者再度前往該地的吸引力，從宏觀的角度同時分析「消費者行為、廠商區位與廠商空間聚集」之間的關係，不但使消費空間結構的解釋更為合理，對照消費者行為的變遷，便更能說明消費空間形式或其分佈上的改變。 本研究試圖從一個統整的分析角度探討需求面的消費者行為與供給面的廠商兩方，利用現況調查法、問卷調查法等研究方法，以台北市三大商圈作為實證範圍，對商業設施之經營者進行調查，以充分瞭解供給面廠商對於消費者行為與廠商區位決策之間關係的實際看法，並實證「消費者行為與廠商區位決策之關係」；另針對商圈內的消費者作消費者問卷調查，以瞭解需求面消費者的屬性與行為特性情形、消費行為的偏好分析，並分析廠商空間聚集與消費者行為兩類因素的關係，作為本文實證「消費者行為與廠商空間聚集現象二者關係」的依據。依上述的實證結果建構出「消費者行為、廠商區位與廠商空間聚集」之間影響關係的架構，所獲得的成果希望可為私部門廠商區位決策亦或是公部門制訂相關商業政策的參考。

過去住宅價格的研究多以平均數為主軸，鮮少探討價格分散（price dispersion）的現象。然而，如市場上價格分散程度增加，則平均價格在市場整體價格的描述上將失去其經濟意義。因此，本文試圖了解平均價格與價格分散的關係及價格分散的影響原因。目前，價格分散之文獻多著重於需求者行為對成交價分散的影響，未探討造成表價差異的原因。過去文獻指出，景氣及區位皆會影響建商的推案行為及訂價行為。因此，本文從供給者角度，探討房價水準、景氣及區位對表價分散造成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政治大學房地產研究中心與國泰建設公司所調查台北市與台北縣83Q1至97Q2住宅新推個案表價資料，分成台北市與台北縣市中心、市郊與郊外研究價格分散程度差異。結果顯示，住宅市場房價水準上升時，將增加建商的產品及訂價差異，在市場效率及資訊不足的情況下，使房價水準領先價格分散三季。而不景氣時容易對財務條件較差之廠商造成銷售壓力，使價格分散較景氣時大。區位較佳之地區因產品獨特性、價格僵固無彈性，而使分散程度小於區位較差地區。由市場上價格分散情形，我們可以觀察到市場風險的變化，景氣轉壞時或區位較差地區風險較高。 價格分散是市場上價格混亂的現象，在產品異質性較高故不易觀察的住宅市場中，本文釐清了價格分散來自於房價水準、景氣及區位。因此，當價格分散擴大時，學術上觀察平均價格時應更謹慎的看到個體的差異，而市場上需求者更應多搜尋與比較市場上的住宅產品。 / Price dispersion is a common issue in homogeneous goods literatures, but a few researches in housing market. In financial literatures, vari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ex which means the risk of market. Especially in market depressio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ice variatio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price dispersion of housing market, and tries to find the effect of price level, real estate cycle, and location on price dispersion. Previous time-on-the-market studies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sting price and trading price of housing unit, whi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ce in listing price of different residential projects in new construction market. We demonstrate the degree of housing price dispersion which changes with price level, real estate cycle and location, because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seller’s strategi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effect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we fin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rice dispersion and risk.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esides the price level,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ice dispersion of housing market.

當投資環境發生變化時, 某些企業便會出現移動現象, 尤其受到全球整體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 企業營運的快速因應更是重要。 中國自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歷經將近40年的發展，中國藉由低廉的勞動人力帶動經濟高度成長，吸引了全球各國目光，紛紛到中國投資。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不再，整體營運成本上升，政府要求企業產業轉型升級等，對台商在經營上產生很大的影響。而許多資料也指出，在面臨中國整體運營成本上升時，不少台商選擇到具備低廉勞動力成本和人口紅利優勢的東南亞國家進行投資設廠。 本研究結合企業成長理論、資源基礎理論，並配合區位選擇理論和生產力工資理論，探討台商在大陸經營成長過程中，面對中國投資環境改變，對於區位選擇的策略影響。期望藉由本研究提供未來台商在區位選擇上的參考。透過個案公司的深入訪談，本研究發現台灣中小企業受限於企業規模及營運資金規模，加上大環境是連動、相互影響的複雜動態系統，許多決策是多面向且多變的，因此台商在思考區位選擇時，除了首重關注勞動成本，也需考量目標市場及產業特性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 Whe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some enterprises will experience a transformational phenomenon,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hat business operations rapidly change in response to such influences.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Deng Xiaoping promoted an economic revolution in order to help the economy in 1979, now China become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s driven by low labor force 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from all of the world and started to invest. After the advantage of labor cost gradually disappear, the overall operation cost increase, and the government ask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or enterprises, these factors brought a large burden on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y information also pointed out that many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hoose to invest and relocate the factory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hich have cheaper labor force and demographic dividend advantage when they face the constrains in China. This study uses business growth, resource-based, location select and productivity wage as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iscuss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growth process in China, the impact of location select strategy when their fac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changes in China.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Taiwanes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location selection.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ase compan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aiwa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re limited by the size of enterprise itself and the scale of operation capital, in addition, the environment is the complex dynamic system with linkage, complex and interaction. Many decisions ought to be made by cogitating in the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in addition, the labor cost is the priority when Taiwanese enterprises select the location, but also consider the target market,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