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小學圖書館在缺乏人力、經費與技術支援的情況之下，圖書館自動化的發展明顯落後於其他類型的學校圖書館。為了改善此一現象，教育部自民國99學年度開始啟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來協助中小學學校圖書館進行閱讀推動與圖書館自動化的實施。透過網路的連結，達成系統共建、資源共享的目標。 為了解「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在國小圖書館實際使用的情況以及國小圖書館人員對該系統的接受情形，筆者以桃園縣公立小學圖書館為對象，藉由TAM科技接受模式修正版來評估使用者實際使用「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的情形，並據此提出相關的建議。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訪談法為輔，以桃園縣188所公立小學圖書館的負責人為調查對象，透過問卷分析使用者對系統的認知情形與使用意願，並輔以訪談法蒐集使用者態度之後的原因來補充問卷資料的不足，以增加研究的正確性。 本研究調查發現「全國閱讀推動與圖書管理系統網」明顯的提升了國小圖書館實施自動化的比率，但由於使用者太多且集中在密集的時段使用系統，導致系統連線品質降低，影響系統的正常運作。教育訓練的不足與廠商服務的品質低落亦降低了使用者的滿意度。而「閱讀推動」的目標由於系統功能不符合學校實際推動閱讀的情境導致多數學校使用率偏低。研究者建議必須透過改善系統連線品質、加強教育訓練與提升服務品質來提升使用者的滿意度，達成系統建置的目標。 / Due to a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funding,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library automation,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have fallen much behind other types of school libra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automation.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unched the “Na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Website” in 2010. This system can assist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in promotion of read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library automation. Its goal is to achieve co-construction of library systems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through the networ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usage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Website” in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and acceptance of this website among libraria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libraries of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oyuan County and applied the modifi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o evaluate practical usage of this system. The methodology was based on survey and interview. Th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to directors of 188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in Taoyuan County to understand users’ perceptions and usage intentions. Th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factors behind user attitude, which could make up the insufficiency of survey data and increase the value of research finding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and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Website”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percentage of library automation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libraries. However, the huge number of users of the system and their concentration of usage of the system in certain hours have resulted in a reduction of system connection quality, affecting the normal functioning of the system. Besides, insuffici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poor service quality of the system provider have also lowered us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ystem. With regard to “reading promotion”, the system’s functions are not conformed to the practical situations of reading promotion among elementary schools. As a result, the utility of these functions is low among most schools.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authority concerned enhance user satisfac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the system by improving system connection quality, education training, and service quality first.

近年來，法律繼受之下的諸多問題，逐漸引起了法學界的關注。同時，本土法社會學研究的興起，也一改往昔靜態、平面、工具式的法律觀點，轉而朝向以動態、空間、互動關係的角度詮釋法律。從而，繼受法律在地實踐的情形如何？有無達成法律的實效性？成為法學研究首要面對的議題。 面對法律實效性的問題，除了以往工具式法律觀所看到的「法律有無達成其目的」的表象層次以外，其真正問題的核心，在於「法意識層次」。亦即，法律背後的價值取捨與規範精神能否與被規範者的法意識相契合。欲探究此問題，必須在現實生活中界定一個半自主的社會領域，並藉由經驗性的實證研究方法，進入當事人法意識的觀點，去理解他們是如何界定合法/非法之間的界限，才得以窺見那個隱然存在、不斷變動又真正具有實效性的實質規範體系。再者，我們還必須進入具體個案事實的脈絡中，找出影響法意識的諸多文化特質因素，以理解實質規範體系與法意識之間的循環建構過程，及其在繼受法律影響之下，兩者如何交錯？當事人處在規範交錯下，又面臨如何之困境？唯有如此，方得以找出問題的癥結，進而解決問題。 本研究以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這個在2003年修正時，自德國引進的命令異議制度－為例，以深入訪談公務人員的方法，觀察繼受法律在我國公務機關的實踐情形。研究結果發現：上、下級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上的互動方式，與命令異議制度的設計不同。長官對部屬的互動方式，包括：口頭下命、辦公室面商、口耳相傳或迂迴責罵、原簽退回或推遲公文、貼便條紙等；部屬對長官的互動方式，則包括：公文書打筆仗、拖延辦案、找同事一起負責或更換承辦人、保留便條紙或影印公文、寫辦案日記、知會政風室等。在公務人員的法意識中，命令異議制度所課予的報告義務，時常令他們難以啟齒；部屬向長官報告的合法範圍，也被限縮在「謙恭有禮、察言觀色、顧慮長官面子」的界限之內。再者，命令異議制度所設計的請求書面下達命令，幾乎全然被認定是屬於非法的行為，現實運作當中近乎等於是無法請求。而命令異議制度所界定的服從義務界限，實質上根本沒能撼動過去威權體制之下的絕對服從觀念，甚且反而使其更為鞏固。因此，命令異議制度在我國公務機關實踐的實效性不佳。 深究問題之原由，係公務人員法意識所建構之實質規範體系有別於命令異議制度，且其對於合法/非法界限如何界定的思維邏輯，也與實定法律體系的三段式論證邏輯不同。再者，研究發現：公務人員的法意識中存在著許多文化特質因素，包括了：人情義理的考量、規範模糊與權限含混、缺乏公眾支持的大環境、對裁量合法性與裁量主體性的偏差認知、對人與對事無法清楚劃分、關係連結等。此等因素，在實質規範體系與法意識的循環建構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透鏡」角色。就是因為此等文化特質因素的層層檢驗，造成了命令異議制度與實質規範體系之間不對等的交錯。在此規範交錯之下，當事人不得已而進入一種宣稱與實質分裂的困境。欲解決困境，可能的方法不外乎是削減足以發揮透鏡效果的文化特質因素，或是基於此等文化特質因素，回頭針對命令異議制度進行潤飾。如此，才有機會找回命令異議制度在地實踐的實效性。

我國司法實務長期以來，對於涉犯重罪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經常以重罪作為長期羈押之唯一方法，且對於重罪羈押被告在偵查中及審判中所應享有之憲法上訴訟防禦權及受律師實質有效協助權，完全漠視，致對憲法人身自由基本權保障下所彰顯之人性尊嚴產生莫大之侵害，而觀之我國憲法第十六條、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及第六條之規定，均蘊含公平法院審判之意涵，且此一公平法院審判意涵在偵查及審判階段均一體適用。因此，若檢調機關一開始於犯罪偵查階段即未踐行公平、公正之偵查程序，侵害犯罪嫌疑人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防禦權利，即無可能達到公平法院審判之終極目的，此在重罪羈押之被告尤為重要。雖我國大法官釋字第六五四及六六五號就重罪羈押被告之相關權利分別做出解釋，惟因目前實務上重罪仍屬羈押一項最具有關鍵性之考量因素，實務上之作法顯與無罪推定原則及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相違背，基於無法立即以修法方式變更實務界法官作法之無奈。本文係以重罪羈押被告之刑事辯護權為研究重點，其範圍係包括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之「被告之米蘭達法則之受告知權」及「辯護人之檢閱卷宗權、接見交通權、在場陳述意見權、審判筆錄請求更正權、攜同速記到庭紀錄權」等訴訟權，並以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人身自由及第六條受律師有效協助基本權及其他相關國際人權公約之規範內容，來分析我國重罪羈押被告於訴訟程序中應得主張享有之刑事辯護權，並探討我國實務羈押理由之認定標準及缺失及分析釋字第六五四、六六五號解釋對於我國法定法官原則及人身自由保障發展之深遠影響。

亞馬遜（Amazon） 宣布自有電子閱讀器Kindle在2010年的出貨量達800 萬台，不僅遠超出市場預期的500 萬台，也打破Kindle 銷售會受iPad上市而被瓜分的流言。根據國外市調機構Displaybank 統計，亞馬遜（Amazon）的Kindle 電子書上市3 年以來，美國暢銷電子書銷售量已超越紙本書的2 倍，預估2015 年的美國電子書閱讀器市場規模將達5,400 萬台、2018 年有機會成長到8,800 萬台。由上述的資料可見，電子書產品實為一個有潛力的市場。 研究試圖以創新擴散理論(Rogers,1983)為基礎，探討在電子書問世時，消費者從得知電子書存在到採用此產品過程並持續採用之意願，輔以科技接受模式(Davis,1989)來解釋影響電子書使用者的態度、意圖及行為，在此綜合模型中添加了涉入類型的種類(Vaughn,1980)做為影響消費者知覺特性的變數，加入了廠商面的資訊來探討策略結盟對於消費者的意義及影響，除了以電子書本身所具備的功能特性來探討利益面影響因子，更希望能加入風險成本來探討成本面的影響因素，並探討電子書的網路外部性效果(Katz & Shapiro,1986)如何影響消費者的採用意願。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知覺特性中的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及相容性會顯著受到消費者涉入程度高低的影響；知覺特性中的認知有用性、相容性和直接網路外部性會顯著影響消費者對於電子書的採用意願；而除了知覺特性中的相容性對於繼續採用意願有顯著影響之外，其餘的變數皆不顯著，這與探討採用意願的結果不盡相同。 依據研究結果，總結出消費者採用電子書意願的相關建議：一、廠商異業結盟行為對於消費者的意義不大，消費者並不關心電子書是由甚麼廠商聯盟所組成，只關心此產品是否能滿足自身的期待及需求，廠商該著重的應是消費者使用習慣的舒適度以及產品功能的有效性。加強技術方面的整合及研發才是吸引消費者注意力並獲得青睞的策略行為。二、實體店鋪的設立能增加電子書產品的能見度，現今國內的電子書廠商百家爭鳴，但使消費者喊得出名字或是聽過的品牌卻沒幾家，這表示廠商所釋放出的產品訊息不夠完整，因此電子書廠商若要提升自家產品的能見度，除了基本的研發工作之外，與媒體之間的配合及實體通路店鋪的設置也是相當重要的，透過通路消費者能夠明確知曉電子書產品的功能特性，根據試用的狀況使消費者更能掌握產品的資訊，進而影響最終的採用意願。

《左傳》有經書地位，是十三經之一；有史書性質，是記事古史之源；有文學成分，被譽為文章之祖。《左繡》一書以評點體式解讀《左傳》義法，在「法」的分析與「義」的追索中，同時呈現《左傳》文、史、義的三種面貌。 本論文共分八章，首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方法與目的，並及前人研究成果之介紹；本研究旨在呈現《左繡》闡釋《左傳》的風貌，並以接受美學角度，重新予以定位，故以第二、三章處理理論及背景探索。第二章主要討論語言表意的問題、評點源流及其有別於其他批評方法之特點，以及「接受美學」中姚斯與伊瑟爾三大概念──「讀者的期待視野、文本的召喚結構、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之引出。由於語言表意同時具有侷限與開拓的特質，使得闡釋行為從根本上就具有創造本質；而評點體式又使批評家積極地介入文本意義之確立，凡此皆使得採用評點方式所得的闡釋，很明顯地是來自於讀者與文本之互動，亦即文本意義非預存於文本之客體，亦非讀者主觀之投射，而是在讀者與文本互動之後確立，故讀者亦參與了文本意義之產生。第三章則探討《左繡》作者所處環境，以尋繹其期待視野之形成與界域。《左繡》成書於康熙末，彼時學術風尚黜虛崇實，文學環境則桐城「義法說」興起，朝廷以八股文取士，《左繡》作者馮李驊又自道時文習作之先在經驗，因此「徵實」、「義法」、「時文概念」皆是形成《左繡》作者解讀《左傳》時期待視野之成分。 第四至七章由不同角度談《左繡》闡釋《左傳》的實際狀況。探討馮李驊對《左傳》做出哪些面向之分析？他對《左傳》解讀之功力如何？第四章介紹《左繡》的結構及其解讀《左傳》的角度，呈現馮李驊及陸浩在期待視野作用之下，對解讀策略──「專論文法」之宣示。第五章就是分析其「專論文法」的部分，探討《左繡》對《左傳》修辭設計之掌握，研究結果發現，其賞析既能照顧全局，復能細及字句，甚至於全書脈絡，皆有線索之提出，於展露《左傳》文章美學之貢獻至鉅，而所論大都有確實之文本證據，與當時「徵實」風氣頗為契合，亦使其評點有不同於印象式批評之風貌。事實上，《左繡》雖標榜「專論文法」，實指其切入角度而言，其所評所論，乃由文法而及義理的追究，故第六、七章旨在呈現《左繡》對「義」這一部分的探討，第六章為「《左繡》對《左傳》主題思想之揭示」，研究結果顯示《左繡》作者對敘事文體的本質了解甚為透徹，能由文本結構之順序、聯結及對比之中，挖掘微言大義，對《左傳》「屬辭比事」的特質，發揮殆盡。第七章為「《左繡》對《左傳》解經功力之闡發」，經由《左繡》之剖析，《左傳》以敘事解經的特色再次受到肯定。由第五、六、七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左繡》經由對《左傳》文采的挖掘，卻同時展現《左傳》文、史、義三個學術面向的光彩。 第八章處理《左繡》的定位問題及其意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譏其「竟以時文商榷經傳」，但以接受美學「意義來自於讀者與文本之互動」的概念來看，同一個文本，流經不同時代，衍生之解讀難免參差，《左繡》作者以新時代新視野去「接受」古籍，本就是閱讀理解的自然現象，更遑論其使《左傳》在新的時代、新的讀者需求之下有了新的闡釋視角，此正是經典之所以能成其為經典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由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為《左繡》定位，就《左傳》學而言，相對於傳統的《左傳》註疏及經史學範疇，《左繡》有開拓《左傳》文章美學及闡釋方法新疆域的功勞，而其對《左傳》屬辭比事之分析，又可資為前人說法訂補之用；就文學批評方面來說，將「評點」這個體式轉用於經傳，且盡量避免印象式評點之弊，對這個批評範式的提升，當有功勞；而其闡釋，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流露讀者主位之認知，這樣的特質，將一向只認定作者為一切意義根源的文學批評傳統，轉而至讀者身上，亦即由終極意義之追索，也看重審美價值之呈現。「一沙一世界」，可以說《左繡》正是時代文學批評具體而微之沙粒，《左繡》評點著重證據之呈現、濃重的時文結構氣息，以及兼重法與義的解讀方式，皆與當代學術、文學批評之風潮共振，它實具有時代縮影以及批評認知轉變的意義，故由《左繡》的探索，亦可大略掌握當時學術及文學批評狀況。 / 封面 誌謝 摘要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第二章　理論基礎 -- 評點與接受美學 第一節　語言的侷限與開拓 第二節　評點之源流與結構 第三節　有關接受美學 -- 姚斯與伊瑟爾 第三章　作者及時代背景 第一節　作者生平暨師友考述 第二節　時代背景 第四章　《左繡》之結構及解讀進路 第一節　《左傳》之文采 第二節　《左繡》之結構 第三節　《左繡》之解讀進路 第五章　《左繡》對《左傳》結構修辭之分析 第一節　謀篇安章 第二節　鍛句鍊字 第三節　小結 第六章　《左繡》對《左傳》主題思想之揭示 第一節　敘述的本質 第二節　以情節結構揭示主題思想 第三節　以字句關鍵勾勒主題思想 第四節　小結 第七章　《左繡》對《左傳》解經公立之闡發 第一節　《左傳》解經之進路 第二節　《左傳》解經之特色 第八章　由接受美學觀點看《左繡》再《左傳》學及文學批評上 第一節　《左繡》解讀《左傳》之特色及有待商榷之處 第二節　《左繡》再《左傳》學上之意義 第三節　《左繡》再文學批評上之意義 第四節　結論 參考書目

家庭暴力已是我國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受暴母親往往被期待能夠照顧、保護子女，受暴母親不單要對抗暴力，更要努力扮演母親的角色。然而，受暴母親較少獲得到社會的支持，且社會普遍對她們抱持批判、缺陷的觀點；研究也甚少探究受暴婦女的母職經驗，絕大多數均著重在暴力對母親的負面影響與困境，忽略受暴母親堅強的母職能力。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深入訪談的方式，企圖瞭解在暴力情境之下，母親正向的母職經驗展現，並且探討受暴母親如何不受暴力摧毀，依舊能夠積極、持續地扮演母職角色。研究最終訪談十位受暴母親，研究結果發現： 1.受暴母親在父權文化下，其母職經驗面臨到許多的挑戰，但母親得以突破許多困境，她們在經濟、照顧、子女目睹暴力特殊議題以及發展保護策略上均有正向經驗。母親即使遭受暴力，依舊可以理性評估環境、進一步從中反思、學習與成長，展現出正向且積極的能力。 2.激發母親正向經驗的相關因子共有六項，包括：「個人因素」、「過程因素」、「子女因素」、「環境因素」、「配偶因素」以及「社會文化因素」。因素與母職展現有關聯性，隨著各因素的影響程度，母親的母職展現亦有所不同。 3.整體而言，環境支持的穩定、持續與適切最為重要。受訪者母職展現可分為四類型：「忍辱重負」、「學以致用」、「突破重圍」以及「自立救濟」。受暴母親的母職展現會隨因素的消長而在各類型中交替變動。 研究結果證實受暴母親並非不適任或沒有能力，相反的，她們是相當有智慧與勇氣，實務與學術界應該重視她們的努力，減少以缺陷觀點對待之。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上和學術上的建議。

當受虐婦女欲尋求協助時，初始多以非正式支持網絡為主要求助管道，其中，家庭支持為最具情感性與義務性之協助。援此，本研究先瞭解臺灣受虐婦女家庭支持的經驗，從而分析影響受虐婦女家庭支持的原因，並以質性研究深入訪談七位受虐婦女，運用復元觀點於此問題向度，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依受虐婦女獲得的家庭支持功能類型，整理發現情緒性支持為三種功能類型中最重要的一種；資訊性支持中家人最常以「提供想法與建議」做為支持的方式，顯見婦女需要與信任的支持者討論行動策略；工具性支持則為三種功能型態中，最實質可視的協助。 二、影響家庭支持型態因素，前人研究多以負向特質描述受虐婦女，本研究從微視層面觀點發現除了兩樣被動面特質外，受虐婦女有相當多正向主動面特質；此外，受虐婦女其主要支持者的個人特質，主要為「船錨」的角色，提供婦女一種歸屬感，帶給婦女穩定與安定的力量。中介層面觀點探究家庭系統、家庭互動關係與家庭權力關係，研究發現「長輩」或「手足」為受虐婦女的主要支持者，且手足排行序會影響誰成為婦女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此外，家中掌權者多為主要支持者，其同時會影響其他家庭成員提供支持多寡，及影響受虐婦女因應暴力的態度；在家庭權力關係中：1)「婦女為家庭位階最低者，而支持者為家庭位階最高者」，其之間的權力關係差距最大；2)「同一位階或位階接近者」，因彼此間緊密的親情情感，成為時常頻繁聯繫的家庭成員，因此亦能成為婦女的主要支持者；同時受虐婦女均自覺於原生家庭中的權力位階為最低或者相對較低。鉅視層面探討扭曲與偏頗的價值觀念會負面影響受虐婦女其家人提供支持的意願，且結果發現這些負面影響主要為婆婆的回應方式與想法；正面影響除了有正面加強作用外，亦可能扭轉婦女自身負面的傳統觀念，協助受虐婦女走出暴力情境。 三、本研究依據受虐婦女於復元統合模式之復元指標達成的數量，將受訪者劃分為完全復元型、半復元型與初學型，並發現家庭支持對受虐婦女正面影響的主要效應，為促使受虐婦女前往復元道路邁進的動力因子；同時具有舒緩受虐婦女生活壓力之負面排除的緩衝效應。 本研究深入探討臺灣受虐婦女家庭支持之功能、影響家庭支持的因素，及家庭支持促進復元的作用機制。結果顯示家庭支持的作用對於受虐婦女而言，是能夠促使其復元的重要力量之一，研究成果能夠對目前協助受虐婦女復元的工作提供參考依據，以作為臺灣受虐婦女復元之本土經驗參考。 / When abused women seek help, the main way is informal support network at first, in the meanwhile, the family support is the most emotional and responsible support. Therefore,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experience of abused women obtained the family support in Taiwan and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support for abused women. This study adopted Nature research to in-depth interview seven abused women and then used Recovery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shown as follow. 1.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in this study, the emotional suppo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three types of the function of the family support. In the information support, the family often adopt “providing ideas and suggestions” as supports for abused women. This indicates that abused women need to discuss the action strategies with reliance supporters. The instrumental support is the most substantial and visible support among all types of the function. 2. When discussing the causes of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support states, many researchers described the situation of abused women based on negative traits.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on the micro-level showed that abused women had not only two passive traits but also many positive traits. Besides, the main supporter of abused women played a role as “anchor”, and he/she provide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o abused women for the stable and peace power. On the meso-level, this study discussed the family system, family interaction and familial power rel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lder” or “sibling” would be the main supporter, and “birth order” would affect the person becoming abused women’s main supporter. In addition, the power holders in a family were mostly the main supporters; moreover, they would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 support from other family members and the attitude of abused women to cope with the violence. For familial power relations: 1) “Abused women were the lowest family hierarchy; the supporters were the highest family hierarchy”.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wer 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hierarchies was largest. 2) “Abused women and the supporters were the same or close family hierarchy”. Because of the close ki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frequently contacting to each other, the supporters would also be the main supporters. Furthermore, abused women became conscious that their family hierarchies were the lowest or the lower hierarchy in the original family. On the macro-level, this study discussed that the distorted and biased values would b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at if the family were willing to provide suppor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were mostly obtained from the mother-in-law’s responses and thoughts. The positive influence would be positive reinforcement effect and could reverse the negative and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the abused women, and it would help abused women to leave violence situations. 3. According to the recovery target of the Unity Model of Recovery which abused women achieved, the respondents were divided into full-recovery, semi-recovery and novitiate recover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effect of the positive influence from the family support to abused women was the power factor to promote abused women toward the recovery. The positive influence could also mitigate abused women’s life stress and be the buffer effect to obviate the negatives. This study deeply discussed the function of the family support for abused women, the causes of the influence on the family support 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family support promoting abused women to the recover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amily support was the important power for abused women to recovery.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o provide the conference for the recovery work of abused women and the local experiences of the recovery of abused women in Taiwan.

本論文的研究論題，主要探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東／西文化的交互影響下生成；以及由東亞、西洋文學的脈絡出發，探究它對雙方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就研究時間而言，本文論述範疇集中於日治時期（1895-1945）；就研究對象而言，主要是以刊載於各份報紙上的漢文通俗小說為文本分析對象，探究其敍事組成、文體變化與內容思想。外緣資料則考察此時期流動於東亞各地與臺灣間的小說書籍為重點，析論日治臺灣圖書文化如何與東亞脈絡相接軌，兩者相輔相成，以勾勒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市場的面貌。 立基於上述議題，本論文由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對東亞小說與西洋小說進行「接受」、「移植」與「再造」等各項觀點出發，考察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生成的原由，探討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如何在跨領域、跨文化的思考模式下，擁有匯聚各方文化的特點，並追問臺灣文人在對中國、日本或西洋翻譯小說閱讀後，如何將之透過傳抄、模擬的方法，再造為臺灣漢文通俗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最後傳達給日治臺灣讀者閱讀，日治臺灣閱讀者因此能從中接受到東、西文化交錯下多層次的閱讀體驗。 在內容、章節架構安排上，本論文由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敍事手法和文體變化的討論為起點，以文本精讀的方式，分章論述小說敍事背景、敍事模式和敍事角度等問題。文體變化方面則探討漢文通俗小說由文言到白話的歷時性變化，以及文體分類的共時性問題。其次，論述中國、日本兩地小說書籍如何代銷和傳播進入日治時期的臺灣，此圖書傳播／接受的現象，將可作為東亞脈絡下臺灣與各地圖書往來互動的例證。最後，分別論述中國演義傳統、日本講談文化和西方翻譯小說在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中的承衍、紮根和譯介過程，並研析其所表現出如「桃花源」意涵、忠孝精神的宣揚、復仇觀的建立，以及與西方啓蒙精神、政治隱寓和奇幻特點的交互融合。經由上述各項議題的研究，日治臺灣漢文通俗小說跨界容納多元文化，以成就己身繁盛面貌的特點，將被本論文所彰顯，而同時，日治臺灣通俗小說的研究價值也將更被學界所肯定。 / This research aims at the creation of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literary works were produced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elaborates on the permeation, transplantation and reform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 time scale, it focus o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1895-1945）In the main material, it emphasizes on the popular fiction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pays close attention on its narrative, genre and content. Besides, I also consider the catalogue of fiction prevailed over Eastern Asia, seeing how Taiwanese culture associated with Eastern world. In this way, we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book market in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is thesis begins with the ideas of permeation, transplantation and reformation.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cultures. When Taiwanese literati read the fiction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Japan and Western world, we can notice that they are influenced and stimulated by this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create the new form and content as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he meantime, the reader live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an experience styles combined with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is thesis, I start with the discussion of narrative and genre. I take the close reading as the main strategy to discuss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mode, angle and so 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nre, it not only elaborates on the diachronic change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vernacular Chinese, but also researches on the synchrony existed in genre. Secondly, it demonstrates the situation that various books from Chinese and Japan was sold and transported into colonial Taiwan. This special transportation can be considered as a good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 and Eastern Asia. Finally, it illustrates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reinforcement an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novel tradition, Japanese Kōda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fiction, such as the metaphor as the “Utopia”, the spirit of loyalty and piety, the concept of reven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metaphor and fantasy. After this research, it manifests the truth that Taiwanese popular fiction possesses the great importance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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