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研究主題，本研究乃以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 671 人　（女性 457 人，男性 214 人）為樣本，探討個人現代性、個人傳統性、暨教學倦怠等相關內涵。並以「多元個人現代性量表」、「多元個人傳統性量表」、與「教學倦怠量表」為主要研究工具，進行構念測量暨資料蒐集。研究中所使用的統計方法計有：信度分析、因素分析、平均數差異考驗、 Pearson 積差相關、Spearman 等級相關、淨相關、列聯相關、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據此，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之教學倦怠，乃屬偏向中低程度之狀況，但其間之個別差異頗大；其基本趨勢如下：未婚、資淺（或年輕）、兼任導師、服務於都會區或學校規模較大之教師，其教學倦怠程度顯著較高。 二、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現代性，乃屬偏向中高程度之狀況；其基本趨勢如下：年齡較輕（通常亦為未婚且資淺）者，其現代性程度相對高於年齡較長之教師；而信仰不同宗教之教師，其現代性程度亦有所差異，但其間之交互關係並不十分明確。 三、臺北縣公立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傳統性，乃屬偏向中低程度之狀態；其基本趨勢如下：男性教師之傳統性程度顯著高於女性教師；而不同宗教信仰之教師，其傳統性程度雖有差異，但相互之關係亦不甚明確。 整體而言，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現代性程度，普遍高於個人傳統性之程度，且前者之個體間差異略小於後者。 四、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現代性程度，與教學倦怠中之工作投入因素存在顯著正相關；而整體教學倦怠程度亦與個人現代性之獨立自顧、尊重情感等二項成分具顯著正相關，另與樂觀進取存在顯著負相關。 五、臺北縣國民中學教師之個人傳統性程度，與教師倦怠存在顯著正相關。進一步而言，個人傳統性程度與教學倦怠中之工作情緒、工作表現、暨工作態度等三項因素具顯著正相關；而教學倦怠則與個人傳統性中之安分守成、宿命自保、暨男性優越等三項成分存在顯著正相關。 六、個人現代性、個人傳統性程度不同之教師，其在職務期望上的差異並不顯著。 七、「高教學倦怠」與「低教學倦怠」二組教師，其生涯取向存在顯著差異；亦即高教學倦怠之教師較期望擔任專任教師，而低教學倦怠之教師則較期望能兼任導師或是行政工作，且表示若有機會重新選擇，依然會再度選擇擔任教職；而高教學倦怠者則否。 再者，綜合文獻探討、研究過程、暨實證調查之分析結果，謹針對實務暨未來研究等二方面提出下列建議： 一、對於實務上之建議 （一）提供資淺、年輕、暨未婚教師合適之同儕支持網絡，以試圖降低「獨立自願」與「宿命自保」二類傾向對教學倦怠可能的負面影響。 （二）建立決策參與管道暨職務輪調制度，以使個人現代性普遍偏高的現代教師有發揮抱負的機會。 （三）合理調整學校之規模，以協助教師降低教學倦怠之程度。 （四）落實教師職責暨改進聘任制度，以降低兼任導師之較學倦怠程度。 （五）依據個人現代性暨傳統性程度，尊重教師之個別差異，安排彈性進修課程，以符合教育改革之理想。 （六）教師應自我察覺、調整、並規劃教學生涯。 二、對於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關於教學倦怠相關研究 1.研究者所提供解決教學倦怠的建議必須更為具體可行； 2.嘗試以實驗方法研究教學倦怠之特質 （二）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過程暨相關問題 1.研究工具內容宜更具體適切； 2.研究內容宜更為深入； 3.採用貫時性之研究方法； 4.嘗試影響路徑之研究探討。

2008年5月，在新政府上台後兩岸間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兩岸間勢必將面對一個新的互動關係，也將對兩岸產業間的互動產生直接及間接的衝擊。在兩岸交流日益活絡的情形下，熱錢湧入，包括陸資、外資、與回流的台商資金等「三資」正悄悄的進入台灣。市場各種訊息顯示，這股錢潮對房市、股市已迅速產生相當的衝擊。在國際資金眼中，台灣已成了佈局大陸大戰略棋局中極優質的選擇，本文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兩岸三通後對於台北市房價之影響。 本研究係採用2000年至2009年之信義房屋房價指數資料為樣本，藉由迴歸分析來做實證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台北市人口總數對於房價變動的影響為負向影響；股價加權指數、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台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台北市家庭收支、匯率及兩岸三通等，對於台北市房價均有顯著正向之影響；而台北市結婚對數、勞動力參與率及金融海嘯等，則對於台北市房價的變化無顯著關係。 / As new government inaugurated in May 2008,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cross Taiwan Strait became intent. A new and friendly interaction model across the strait was born and it would inevitably cast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n business activities of both sides. Hot Money, including Chinese funds, international funds and oversea Taiwanese funds are gradually inflowing to Taiwan. Market statistics show that, this wave of Hot Money has had rapid and significant impacts in property market and stock market. Fro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mmunity’s point of view, Taiwan has become a quality target to deploy into the gigantic market of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the impacts Three Links will have impacts on Taipei City property market. This research adapts housing price index from 2000 to 2009 provided by Sinyi Real Estate, using regression analysis to provide empirical studies.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population of Taipei city versus housing price alteration is negative correlated, where as TAIEX, GDP, CPI, Family Income & Expenditure, Exchange Rates and Three Links have direct impacts on Taipei City property market. As for Marriage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nd financial crisis show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in Taipei city property market.

2008年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的成立，及台北市文化局補助電影製作案的推行，象徵著台北市政府對於電影作為城市行銷方式採取的積極作為。本研究試圖探究此一因應全球化所引發的城市行銷風潮，在政府正視與政策鼓勵的大環境影響之下，電影中的台北城市空間呈現之樣貌。透過回顧文獻與資料蒐集、分析主要文本，及相關之深度訪談等方式，以台北市文化局補助電影製作案之影片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探討。 　　研究顯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行銷台北意象之補助政策，與台北市電影委員會之協拍服務，皆對於電影中的台北城市空間呈現造成影響，並形成一種台北城市空間的新興體驗方式。由於行銷台北意象之政策訴求，使得電影中的台北城市空間產生了觀光化的趨勢；對於具有獨特性的台北意象之鼓勵，使得台北城市空間在影片呈現上更趨多元。而台北城市空間與其影像呈現，便在互動的過程中，交織成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結構。台北市電影委員會的協拍機制，使得電影中的台北城市空間，能有不同以往的呈現角度與宣傳可能。台北市文化局對於國際合製的政策鼓勵，亦使得電影中的台北城市空間得以納入多樣的思考觀點，並在海外電影城市行銷上取得先機。行銷台北意象之政策與宣傳方式，則促成了台北城市空間之新體驗。電影作為城市行銷工具，不僅帶動觀光效益，亦使得同時體驗真實與電影城市空間成為可能。而透過網路聯結的電影場景與台北城市空間，則能藉由影像賦予城市的不同氛圍，體驗電影為台北城市空間帶來的多樣感受。 / In 2008, Taipei City Government showe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film as a city marketing strategy by offering film subsidies and establishing the Taipei Film Commissio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inematic city space under incentive policies to the wave of city marketing in accordance with globalization. The subsidized films would be subjects of study, analyzed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textual analysis an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as research methods.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centive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cinematic city space of Taipei and formed a new way of experiences. As a result of the policies of marketing Taipei, the cinematic city space of Taipei becomes Tourist-oriented as well as promotes unique images of Taipei. The interaction of city development and cinematic city space of Taipei interlace a changeable dynamic structure. The active support of Taipei Film Commission helps to make the cinematic city space of Taipei differently in shooting and publicity. Transnational co-production of film policies subsumes various points of view and heads start in city marketing overseas. Film as a tool of city marketing not only drives tourism benefits, but also realizes in experiencing real and cinematic city space at the same time.

全球化之下，城市或地方政府不再受國家疆界的限制，與全世界的城市及地方政府產生密切的聯繫及互動。加上分權化的潮流，國家統治權威流向地方政府、城市及社區，地區及城市政府的自治權提高，因此有更大的自主性尋求發展，地方政府、城市及社區成為全球化體系重要的行動者，為地區、城市發展提供新的契機。在當前地方政府的財政緊縮，資源有限的情形下，許多問題並非地方政府所能單獨攻克，如何利用全球化之契機創造及發展地方特色則需要公私協力關係的推動。近年來為促進地方發展，政府多舉辦特色節慶活動來活絡地方經濟。台北市政府於2005年8月舉辦首屆「台北牛肉麵節」則是利用當地美食文化的特色，廣受好評成為台灣節慶活動的新典範。 台北牛肉麵節是以公私協力關係為基礎推動。本研究試圖對公私協力關係的探討，了解台北牛肉麵節公私協力的狀況。首先，審視國內外有關公私協力關係的研究，歸納出公私協力成功要件可從「共同目標」、「合作機制」、「建立互信」三個面向去討論。其次，透過對公部門、公關公司、牛肉麵業者的深度訪談，了解台北牛肉麵節在公私協力成功要件的三個面向中是如何的呈現。研究結果顯示，牛肉麵節個案來說，以一個理想公私協力的成功要件，其符合的條件是比較薄弱的。台北牛肉麵節的公私協力關係主要是以契約為基礎。以契約為基礎的公私協力關係在初期運作時，可以降低溝通與試誤的成本，但長期之下，會使得運作關係出現固定僵化的現象，也是現在台北國際牛肉麵節活動的一個隱憂。最後，本研究並就實證結果，提出政策建議，以提供地方政府以公私協力方式舉辦活動之參考。

高房價為國人十大民怨之首，住者有其屋為人們之基本需求，房價過高讓社會大多數民眾負擔不起。孟子說:「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政府若不能有效降低房價，將導致社會資源錯誤配置與浪費，對國家社會經濟將有巨大之影響。 本研究以台北市及上海市為標的，詳細檢討兩地房地產政策，根據研究目的，整理過去房地產價格高漲政府管控房價相關措施及方法，近2-3年（2009-2011）房地產價格高漲兩地政府管控房價相關政策措施實施，藉由房地產相關指標、數據資料之呈現，觀察分析政策實施之效益，對市場產生之效果及影響。 最後針對政府管控房價政策提出建議改善方法，提供政府對於房價政策短期及長期一套完整之政策措施，提供未來政策執行之參考。

台北艋舺青山宮每年農曆十月二十、二十一及二十三日一連四天舉行靈安尊王聖誕祭典活動又稱「迎青山王祭」，在萬華地區是盛大的宗教活動，在民俗界享有「台北三大廟會」及「台北三大暗訪活動」之稱。青山宮主祀神靈安尊王是惠安先民自大陸福建惠安青山宮祖廟分靈過來的祖籍神，本文認為其在台北艋舺的建立，源於臺灣漢人傳統民間宗教信仰的特色—即以神明為核心，透過廟宇的建立使其成為信仰中心的代表。此一宗教特色與宗教邏輯被百姓習以為常，內化並融於日常社會生活制度與風俗習慣當中，也就是說，「廟宇」是民間信仰之具象存在物，展現了信眾的宗教情感與宗教經驗，台北艋舺青山宮所展現的即是在此種背景下孕育而生的民間宗教型態。 本文認為此一具體象徵背後包含著「信仰靈驗性」及「凝聚地方社會的力量」二個核心，本研究即是從此種相關的概念出發，並在歷史脈絡的框架下，檢視艋舺地區青山宮的建立與發展。 本文指出，其信仰的靈驗性奠基於主神靈安尊王「驅逐瘟疫」的超凡與神聖經驗上。這樣的靈驗傳說經驗始自清咸豐年間穰除瘟疫，後有鎮壓當地蟾蜍精傳說故事，乃至於近年台灣發生SARS事件流行疾病疫情，至今仍被認為對地方有其影響力。透過青山王的傳說故事，其顯靈救難、禳除瘟疫等神聖事蹟幫助信徒度過重重難關，因此深受地方百姓崇拜與敬畏，成為一精神情感的寄託方式。除了傳說主神靈安尊王對驅逐瘟疫相當靈驗之外，也因靈安尊王的顯聖救難穿梭在不同歷史時間中彰顯其神力依然，此種靈驗經驗不限於信徒的親身經驗，也有信徒間彼此口耳相傳，甚至是過去耆老講述過去的靈驗事蹟，使得萬華百姓至今仍然相信靈安尊王能夠繼續護佑當地。 本研究認為，此種靈驗事蹟繼續流傳於當地社會，深受當地信徒推崇與景仰並深植於百姓心中，因此產生出信仰的凝聚力與認同感，表現於經由共同崇奉的信徒所組織而成的地方社會力量，即信徒組織，他們極富熱心並參與地方公共事務。這與臺灣早年的拓墾社會有關，當時先民渡海來台又面臨不同族群間利益上的衝突及社會治安上的問題，因此轉而尋由宗教上的歸屬感，並發展出以同祖籍及同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宗教組織，也是地方上的社會組織，如艋舺青山宮的子弟團即具代表性。青山宮子弟團的組成，緣於過去農村社會同一社區內居民的集體遊藝活動，也擔負著維護地方上治安以達自治、自衛之效的社會功能，同時也與宗教活動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子弟團結合了地緣、社會與宗教功能的特性。 艋舺當地社會文化所孕育的子弟團是一種擁有共同地緣關係的民間宗教團體，具有濃厚的傳統鄉土文化色彩。他們是一群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信徒組成的信仰組織，對該宗教信仰有強烈的認同與使命感，即使現在行政上以「里」作為劃分單位，他們實際上仍延續清朝保甲制度下所劃分出來的區域，保有「角頭」這樣的民間特色，並在每年青山宮舉辦迎「靈安尊王祭」時表露無遺。筆者發現角頭是民間廟會活動的要角之一，活動期間各角頭人馬集結、整夜不停歇的用炮陣擋駕，是主宰整場廟會的核心。筆者認為在台灣民間信仰中，角頭具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此種角色卻在官方文獻資料甚少提到，因此本研究冀望能夠初步一窺角頭在民間信仰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台灣非營利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無論是何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都提供人們相當完善的服務。事實上，非營利組織無法完全取代國家，但是，卻消彌國家與人民之間劍拔奴張的緊張氣氛。 □近年來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捐款人的捐贈與政府的補助也逐漸減少，許多非營利組織面臨生存的危機，因此，如何增加實質的收入，對組織而言越來越重要。非營利組織運用營利組織中的行銷觀念與方法，希望運用行銷的技巧來提升本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且增加實質的收入。非營利組揭p鄑斯蝴B用行銷，必能有效爭取足夠的社會資源，為社會大眾提供更完善和更快速的服務。 □宗教團體具有安定社會，淨化人心的強大力量，任何宗教教派均在勸人為善，並以服務人群社會為其職志；宗教型非營利組織建立醫院、文教機構以及從事公益慈善事業，在在顯示台灣宗教型非營利事業的蓬勃發展，並且對社會發揮正面功能與價值。 本文以台北保安宮為研究個案，首先整理非營利組織之內涵與基礎理論、台灣神廟的功能與管理以及非營利組織的行銷等相關文獻。其次，針對本研究案大龍峒保安宮做一個概念性的瞭解，探討其歷史沿革、保生大帝的信仰以及台北保w宮宗教服務事業。再者，為求建立公正客觀之分析架構，本研究案採用深度訪談之方式，嘗試藉由非營利組織策略性行銷的分析架構，深度探討台北保安宮策略性行銷的運作現況，並加以分析。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本文之研究發現與研究建議。希冀研究成果提供從事策略性行銷的非營利組織獲得若干啟發。

電影是文創相關產業中是最具綜合性的產業，它的發達與否會反映當地影視產業、美術及文本創作的能量。電影產業的發展不僅僅帶動攝影、動畫技術、音樂、錄音、剪輯等，同時也呈現當地人文風情，帶動觀光，所產生的綜合效應不可忽視。 　　關於電影節，全世界有眾多的城市與國家皆有舉辦電影節，數量不勝枚舉。David Caves（2003）用守門人（Gate-keeper）來形容製片人的角色，認為製片是電影產業中非常重要的環節，如同其他創意產業中經紀人與創作者之間的關係。若進一步將此概念擴大，電影節便是透過競賽的方式將守門機制做最好的體現。 　　因此本研究將以守門機制的觀點切入，針對台北電影節與高雄電影節進行探討，釐清兩者彼此之間於守門機制上之差異。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為台灣的電影節之核心宗旨如何制定？具體作為為何？ 台灣的電影節之策展過程，其守門機制為何？台灣的電影節對於參展者、主辦單位與電影產業之影響為何？經過文獻探討與個案田野訪談後，研究結論如下： 1. 個案之電影節雖以城市作為定位，但由於歷史脈絡發展的不同，導致核心宗旨的制定產生差異。 2. 由於核心宗旨差異，導致城市影展在作為之體現上亦產生不同。 3. 台灣的電影節之競賽設計參考國外著名影展，且不同的競賽邊界設定會影響參賽對象與品質。 4. 台灣的電影節之評選機制有不同組成模式。台北電影節採「專家選擇」為主，「市場選擇」為輔的評選機制；高雄電影節則以「專家選擇」為主。 5. 台灣的電影節之參賽作品呈現方式多元，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僅針對電影作品進行評選，此種設計導致守門結果可能產生不同。 6. 台灣的電影節之流程對其利害關係人具有明確之正面加值效果。 7. 台灣的電影節為求評選之公正性與獨立性，拉大參賽者與守門人之權力距離。 8. 台灣的電影節在競賽獎勵設計上，為了鼓勵優良創作者，採用直接的金錢獎勵為主。但除了外顯的金錢獎勵外，亦存在隱性的非金錢獎勵。 9. 台灣的電影節在成果保護上，於策展前、中、後期各有不同的成果保護機制。 10. 台灣的電影節主辦單位在永續經營上，皆面臨預算不足之問題，但透過不同的宗旨與定位，持續朝建構互利共生的正面循環經營。

營業秘密係全球化時代下重要的產物，若接觸過此營業秘密的員工在離職後，將此高度價值的商業機密洩漏出去，公司將會蒙受極大的損失，因此公司會想防範離職員工竊取或利用其營業秘密，其中，競業禁止即著重於與員工事先先簽訂好相關的條款，予以箝制員工恣意洩漏其極具經濟價值的商業資訊，以保障公司能更努力投入研發等創新活動，並且活絡市場促進科技和商業發展。 營業祕密之保護和競業禁約款都在於維持雇主之競爭力，但從其構成要件和性質來觀察卻不盡相同，本文在競業禁止部分係著重在僱傭關係結束後之討論，而營業秘密之部分則是包括在職期間和離職後兩種情況，而競業禁止和營業秘密這兩者在某程度之關聯上，除了基本之理論介紹，本文亦會從台北地方法院近三年之相關判決加以探討，藉由統計方法中的量化和質化研究，分析並了解營業秘密和競業禁止之互動關係，並結合理論和實務之運作，提出一些有關於實務上運作之建議。 / Business secrets are the production under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 addition, it start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n business development. After employees who have been touched the business secrets had left their jobs might lead to leaking out highly valuable commercial secrets making the company suffer great losses. Company will protect their trade secrets and prevent economic losses by asking employees to sign non-competition clauses. With the protection, companies are willing to invest more assets and money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ing market more active. Eventually, these kinds of clauses and precautions can promote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and non-competition clauses can maintain competitiveness of employers. But trade secret and non-competition are not the same due to the original source of law and elements. This thesis related to the non-competition clauses are focusing on the periods of the end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But trade secrets divided into two situations including employment periods and after-service periods. In fact, non-competition and trade secrets have a certain extent of connec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he thesis explored and extracted judgment from the Taipei District Court ruling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With method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can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e secrets and non-competition. By combining the theorie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we can speculate the results and conclude the suggestions about the operation of the practice.

本文透過取得資訊的權利和公民參與程度的高低作為指標，討論生活在風險社會中，開放政府在台北市的表現情形。研究者採用世界正義計畫的開放政府指數為問卷作為基礎並且修改，以台北市為範圍。大眾問卷旨在探討不同年齡層對於取得資訊的權利和公民參與之見解是否有不同看法，而專家問卷則探討不同領域的專家對於取得資訊的權利和公民參與之見解是否有不同看法。 根據學者Gwanhoo Lee和Young Hoon Kwak所提出的開放政府程度之檢視以及開放政府的三大準則—透明、公共參與、合作，對照本研究之測量，本研究發現：台北市公民與專家對資訊的準確程度未呈現質疑態度，而資訊品質之評價亦為正面，符合「資料透明」。然而，普遍來說公眾會隨著年齡不同而對於公民參與的認知有所不同，實際參與的次數也不高。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台北市開放政府的情形有涵蓋資料透明但缺乏「公民參與」。也因為缺乏公民參與，以至於合作的概念目前尚未實踐。至於如何突破現階段的困境，可做為將來研究的方向。 / This paper uses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the level of civic participation as indicators to discuss citizens living in a risk society how the open government performs in Taipei City. The study adopts 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WJP) Open Government Index as the foundation of questionnaires and has done some revision, focusing on the case in Taipei City. The general public questionnaire aims to survey whether citizens in different age ranges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toward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Expert questionnaire,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experts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ward these two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level of open government and the three principles proposed by Gwanhoo Lee and Young Hoon Kwak: transparency,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assessment of the study, the paper discovers that citizens and experts in Taipei City are undoubting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and hold positive feedback to information quality, which corresponds to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However, generally the public vari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ivic participation as citizens age. The frequency of the actual participation remains low. In sum, the study deems that open government in Taipei City has incorporated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but lack “civic participation.” Because of this,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on” has not yet achieved. As for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t can serve as a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