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逐黑暗、迎來光明，是變電所最重要的任務，但它往往被歸類為鄰避設施，不為使用者所接受。變電所引發的風險疑慮，無論是環境、健康等，儘管尚無法以科學實證其因果關係，卻深深烙印人心；加上不甚透明且缺乏參與機制的規劃方式，致使變電所選址過程抗爭不斷。 現代社會可說是充滿風險的社會，也就是德國學者貝克所謂的「風險社會」。風險不分階級、貧富，充斥在我們身旁，引發無聲且無形的恐懼。高科技雖然帶來生活便利，但也帶來前所未有的新風險—科技風險。既然風險是現代社會非常重要且切身的課題，如何以風險的視角來解構變電所選址過程，便成為本文的論述主軸。 現行變電所用地之規劃方式，主要是依據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及電力負載預測結果來選擇變電所設置地點；變電所用地的使用項目與內容，則取決於是否辦理多目標使用。然而，土地使用管制之僵固性及電力負載預測結果的不確定性卻造成變電所選址過程必須面臨規劃方式、民眾抗爭、風險分配等三方面困境，使得變電所選址困難重重。 規劃部門、電力公司與民眾能否「共同面對」變電所選址在規劃方式、民眾抗爭、風險分配等三方面的困境，尋求變電所土地使用管制內容再定位並融合民眾參與機制（儘管民眾參與並非萬能），使變電所選址過程掙脫規劃方式的枷鎖，將是降低變電所選址抗爭且形成風險分配共識的必要方向，也才是風險社會中變電所選址的最佳出路。 / The primary function of a substation is to expel the darkness and usher in light. However, it is usually classified as NIMBY facilities and not welcomed by public. People are constantly worried and even feared by nearby substations, although there is neither scientific evidence to prove that substations are harmful nor directly caused any disease. Moreover, substation siting procedure is less transparent and lack of participatory mechanisms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 resulting in protests against substation during the siting process. Modern society is full of risks as described by German sociologist Dr. Ulrich Beck in “Risk society.” Risks are around us all the times, regardless of class or wealth. It creates silent and invisible fears. Modern high-tech life style provides convenience but technology also brings unprecedented new risks - technological risks. Since technological risk is an important issue and it can affect anyone in mod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risks involved by deconstructing the substation siting procedure. The existing substation siting models are based on the designation of urban plan and the results of power load forecast; the land-use projects of substation are depended on the content of multi-objective land-use. The rigidity of zoning and the uncertainty of power load forecast results plight in substation siting procedure at three situations: approach to planning, public protests and risk allocation, also makes substation siting much difficult. Alth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ot the magic bullet, substation siting zoning restriction can be unlocked by combi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 land use re-position. The best approach to prevent protest against substation siting process and reach consensus in risk distribution is to have planning departments, power companies and the community seeking solution together.

土地混合使用雖具有購物便利，減少通勤距離等利益，但相對的，其所產生的噪音、 震動、惡臭等外部不經濟，將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並造成生活環境的惡化。因此， 近代各都市為排除衝突或不相容的土地使用，以改善都市生活環境，均紛紛採行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我國由於傳統的土地混合使用習慣，而使得國內各大小都市土地混合 使用的情形更為複雜。雖然，台北市已於民國七十二年制定「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則」，以為實施分區管制的法令依據，並冀望能提高生活環境水準。但問題是依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所規定的容許使用項目，是否確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和達到 改善生活環境的目的? 目前土地使用的現況如何? 居民對土地混合的意願如何? 對生 活環境的評價又如何? 由於目前國內的研究多為住商混合地區，但因工業使用的確不利於居住活動，以及台 北市沒有單純的住工和商工使用地區。所以，本文乃進行住商工混合地區生活環境之 研究，並以民族西路、舊淡水線鐵路、民權西路及重慶北路三段所圍之台北市大同區 大同段為實證地區。 研究目的包括 (1)由住商工混合使用現況問題，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不足或 缺失 (2)由居民意願調查，分析歸納出相容的土地使用組，提供將來修改法令之參考 (3) 對住商工混合地區生活環境之改善提出建議。 研究內容主要包括 (1)瞭解研究地區發展文獻 (2)瞭解土地混合使用現況與公共設施 水準 (3)瞭解居民對土地混合使用意願 (4)比較目前土地使用現況、居民的居住混質 意願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容許使用項目三者之間的差異 (5)瞭解居民對於生活 環境的評價 (6)探究土地混合使用與生活環境品質之關係。故本研究將有助於瞭解住 商工混合地區的土地使用現況及應改善的生活環境項目。

在都市活動體系中，土地使用與交通旅次間相互影響，然兩間關係之基本資料，卻付 之厥如。 台北市從事第三級產業員工逐年遞增，工作場所－辦公室需求殷切，因土地面積有限 及緊集經濟吸引力之影響，致辦公大樓大量興建並集中使用。由於其土地使用集約度 高，員工使用密度亦高，使大樓活動呈現時空之密集與擁擠。為解決問題，首需建立 大樓土地使用與交通旅次間之基本資料與關係模式，了解大樓土地使用活動量會吸引 多少旅次？不同使用性質，其旅次吸引量是否不同？此為本研究之主要目的，以為今 後市政建設規劃土地使用與交通建設之參考。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 緒論：陳述台北市辦公大樓現況發展，並分析交通問題產 生原因，首推其與土地使用未適當配合，依此觀念進行假設論及確立研究目的。第二 章 文獻回顧：從理論上了解大樓使用特性及影響交通旅次吸引因素；從實證上整理 相關資料，建立可取之觀念體系，綜合兩者以為研究基礎。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 設計，樣本選定，建立研究架構，選取指標及分析方法，說明資料蒐集處理過程。第 四章 分析與討論：分析樣本特性，劃分不同使用性質大樓，透過實證研究，以逐步 迴歸分析，建立上班及非上班之旅次吸引與土地使用之關係式，並驗證前述基本假設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扼要說明研究成果，並提建議事項。本文約五萬餘字，以上 共分五章，約十三節，合為壹冊。

其內容概以土地登記工作要求達到多重目標：因此工作內容、登記項目及相關法令極 為繁雜，辦理該項工作，手續冗長。近年來，由於人口增加，各項建設突飛猛進，經 濟快速成長，土地權利及土地使用情況，變動頻繁，更肇致土地登記案件急遞增加， 形成登記機關作業瓶頸；且由於作業方式不健全，導致民眾權益受損情事時有所聞， 基於實際需要，自應力求改進。故檢討現階段土地登記流程之相關項目，探症結，溯 原因，追索更合於登記目標的作業方式，並解決作業瓶頸，保障民眾權益，使土地登 記符合穩固、簡易、精確、省費、迅速、適境之原則。

本論文之目的主要是研析當前台灣地區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問題，嘗試提出改進措施 ，配合各項相關建設事業，使土地使用管制達到積極的效益。全文共分七章，首章敘 述研究動機、方法、範圍，第二章敘明我國非都市土地使用所產生的問題及其形成原 因，第三章引述以前對高等則水田依土地法規定編定為農業用地之管制，以及目前依 實施區域計劃對非都市土地以劃定各種使用區及編定各種使用地管制方式，第四章比 較美國夏威夷州、日本及丹麥各國之管制類型與我國管制型態，第五章檢討現行管制 體制、型態、內容、法令及有關配合措施之執行情形，第六章針對檢討缺點而提出改 進方法，包括相關的配合建設措施，第七章係摘要與建議。

第一章結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的範圍，與研究的方法。監於我國都市普遍存有的 情形，為融合外國分區管制精神於我國都市土地使用，使用組相容分析為其關鍵所在 ，因而論文架構，以活動系統及混合使用為出發點，以確立使用組的相容性為依歸。 並選定台北市為研究實際地區。在研究方法上，係以因子分析及歸納，演繹分析為主 。 第二章論述都市活動體系的有關理論及其分類。依都市的機能，將活動分為生產、公 共福利、居住及交通活動等四類並論及台北市內此四大活動的轉變趨向。 第三章主述土地使用已漸朝向合理的混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不亦宜配合此項發展。 第四章係對台北市的混合使用作一分析，並探討在混合使用情形下，各研究分區的實 質環境水準。 第五章依據活動的分類，將各都市活動內的使用，劃歸成使用組進行相容分析，並對 不相容使用加以處理。 第六章根據分析結果，提出土地使用有關相容使用的建議，與未來繼續研究的事項。

財產權的發展，具有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以及減輕租值消散的功能，同時也會影響誘因機制與市場行為，因此，建立可執行的財產權或契約系統，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市場交易的效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政府用以界定財產權的一項重要工具，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受到資訊不完全的因素所限制，而產生許多社會經濟衝突的問題，所以，在財產權界定不完全的情形下，分區管制制度的執行可能是一種負和、零和或正和的賽局。 在台灣的都市規劃管制制度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一直被視為政府執行都市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是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變遷的原因及對財產權配置的影響，很少被深入的探討，亦少有相關的實證研究予以論述說明。由於分區管制決策直接影響人民的土地財產權範圍，因此，以財產權為研究的焦點，連結制度及執行層面的動態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政策運作的過程，檢視分區管制制度設計的問題，藉以提供更佳的制度環境。本研究嘗試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基於財產權的觀點，連結制度變遷及執行層面的分析，研究所有權人及利益團體如何透過與政府的協商，改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進而影響財產權配置的問題。在方法上，則透過賽局理論及個案研究，建立參與者行為互動模式及進行實證分析，以剖析制度變遷的原因及問題。 本研究除了進行以上所述的議題，亦同時關注制度選擇、容積移轉的問題，以及違規使用的行為，並將從一系列的行為分析中，進一步探究尋租行為對分區管制制度及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的結果，除了對分區管制制度提出具體的建議外，亦對制度變遷的行為及政府角色，提供更多的認知面向，值得作為都市研究的參考。 / Zoning institution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for enforcing urban policy in Taiwan. Zoning not on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but affect the price of real estate. However, the reasons of zoning institution changed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ed the 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are very rarely investigated. The decision of zoning wi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scope of landowners’ property rights. Thus, based upon the viewpoint of property rights, incorporated with institutional and enforcing dimension to conduct a dynamic analysis can deeply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policy oper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zoning.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s perspective and the approach of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en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zoning institution and its enforcement. The study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argaining among private landowners, interest group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will also try to find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nforcement through cases study. Cases study is used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actors participated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of bargaining,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easons of zoning institution changed. After the cases study, the research will address some suggestion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zoning and try to review the polic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ontrol in Taipei city. A promise sugges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zoning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refere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n zoning institution and behaviors.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he rent-seeking patterns and the production paths on the zoning behaviors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zoning institution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ill make further suggestions to the issu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zoning, and to the avoidanc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nt-seeking behavior. Moreover, the source and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zoning related to rent-seeking behavior, and the ways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s are provided for the reference of further study of urban planning.

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在都市模式中，具有密切的相互影響關係，而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連結，依其連結的型態不斷地演變，形塑出不同的都市模式，也產生不同的連結效益與衝擊，其中汽車導向發展（AOD）與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為當今全球之主要都市模式型態，但諸多的研究也指出AOD都市模式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連結上，產生的負面衝擊大過於正面效益，因此全球許多大都市與台灣都市皆企圖演變成TOD都市模式，然而各大都市要如何透過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有效益的連結，以演變出適宜的TOD都市模式，首先，除了瞭解各種都市模式的分類基礎之外，尚需一套都市整體面的效益體系，以監控都市模式的演變，並評估出有效益的TOD模式演變策略，然而，當前國內、外諸多的研究中，卻缺乏此一關鍵議題的深入探討。據此，本研究探討都市模式的分類指標，以供台灣都市評估現今的都市模式與研擬台灣都市演變成TOD都市模式的相關策略，繼而建構一套可以監控台灣都市演變成TOD都市模式的效益體系，以期台灣都市能有效益地演變成TOD都市模式。 本研究首先分析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如何透過連結，在複雜理論及相關文獻的立論下，如何演變出不同的都市模式，本研究運用計量指標設計，以全球36個城市為實證對象，建立出一套UTLC都市模式的分類指標，以瞭解當今各大都市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連結下，演變出什麼型態的都市模式，繼而探討現今都市型態要演變成TOD都市模式時，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的連結時，產生了哪些效益，本研究運用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GISM）與群體決策分析網絡程序法（GANP），據以評估台灣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透過該效益體系評選出最具效益的TOD方案，最後，依循政策支援系統的理念，研議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連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 基於上述研究內容，本研究得到如下之發現與結論： 一、都市模式演變實證分析部分：本研究設計計量指標與全球36個城市的實證分析，分類出這些城市在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連結下的都市模式型態及其所具備之都市模式特徵，評估出台北市屬於緊密型汽車導向發展城市（AOD-S），並提出都市演變成TOD模式型態之初步策略構想，包括和諧地混合土地使用、人行導向的大眾運輸路網與都市設計、評估緊密發展的容受力總量與提高大眾運輸車站周邊土地使用強度。 二、台灣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建構部分：本研究設計「群體決策明示結構法（GISM）」與評分法，建立台灣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該效益體系具有16個效益內涵、3個層次、35個影響關係以及5類時間動態關係，政府規劃部門可據此研擬出適宜的策略，以回饋與補強其演變的過程中，演變至TOD都市模式所欠缺的成效。 三、台灣都市演變成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效益評估部分：本研究設計「群體決策分析網絡程序法（GANP）」，以台北市的都市背景為基礎，評估出TOD都市模式效益體系在網絡結構下的權重關係，繼而評選出最有效益的TOD方案，即為「提高TOD程度」，方案中的實施內容，又以提高大眾運輸搭乘率最為重要，其次分別為提高都市設計品質、提高土地使用密度與提高混合土地使用程度。 四、政策支援系統建構都市模式發展機制部分：本研究應用政策支援系統理念作為機制研擬的架構，進而發展出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連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與配套措施，該機制具有模式分類策略、模式發展目標、效益連結策略與效益監控策略，在配套措施部分，包括特定專用區計畫、TOD實質計畫研擬、資本門改善計畫、計畫單元整體開發、開發協議與聯合開發，繼而形成有系統的「土地使用與交通運輸效益連結下的都市模式發展機制」。

我國都市土地採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然而於此制度下，卻出現許多違規使用情形。而違規使用將可能破壞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對社會財產權之配置，故考量整體社會福利，違規使用之問題實有必要妥善處理。 但面對違規使用，過去文獻與實務多就問題直接提出解決方式，而未討論問題肇因於制度的哪一個階段、或是制度階段之間是否存在矛盾，才進而導致違規使用，如此之解決方式將可能無法有效對症下藥，甚至產生新的問題。 又，隨著都市人口增加、商業活動趨於頻繁，住宅與商業使用在有限的土地競爭下，住宅區與商業區土地違規使用問題趨於明顯，有其必要加以重視。 因此，本研究利用住商違規使用代表個案—住宅區作不當商業違規使用之師大商圈，以及特定商業區作住宅違規使用之基隆河截彎取直地區，運用文獻歸納法，以及制度經濟之制度層次理論為基礎，將案例問題分為三階段，包含(1)制度制定：政府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之公共選擇問題、(2)制度本身：不完全制度之闕漏、(3)制度執行：政府內部與對外資訊不對稱、目標不一致之代理問題，將案例就各階段進行分析，找出問題根源；在釐清違規使用問題根源後，利用文獻之歸納找出可能解決方式，並對過去提出解決方式之應用限制加以改善，嘗試研擬個案問題之對策，並對類似之通案建立完整策略。 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 (1)師大商圈：制度本身、制度執行存在問題，而本研究針對制度本身問題提出重疊分區管制與投票式分區管制互相配合加以解決；至於制度執行問題短期應對地方政府給予監督及誘因，並可建立民眾檢舉違規使用資訊揭露之平台，改善制度環境，長期則應從改革政治機制做起。(2)基隆河截彎取直地區：制度制定、制度本身、制度執行三階段皆存在問題；由於制度制定問題既已產生，則短期內應從制度本身與制度制定階段改善，彌補制度制定之缺陷；至於制度本身問題，當前作法可採用浮動式規劃允許修改制度之限制；制度執行問題解決方式則同師大商圈。此外，本研究亦利用上述案例結果對未來通案建立完整解決對策，而本研究發現，在擬定完整對策前，必須先釐清制度之立法本意(即初始財產權賦予對象)，才能擬定一套完整對策，令不同階段制度之解決對策在應用上能相互串連、呼應。 本研究冀利用制度階段分析與解決對策之整合，嘗試建構住商違規使用問題之完整對策，以期未來能預防違規使用問題產生，或於問題產生時能有效處理，減少違規使用對財產權之損害。 / The land institution of urban land in Taiwan is “Zoning”. Even with the strict rules of zoning to control land use,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illegal land use cases. These illegal land uses may break the arrangements of soci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ntire social welfare. While most of the studies focus on finding the solution to the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the causes of those problems are rarely discussed., which may not solve the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efficiently, or lead to more problems. Also, due to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and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he limited land, the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between housing and business land become more serious and need more attentio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ypical cases of illegal land use between housing and business in Taiwan. One of the cases is “Shida Business District”, where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ver used the land in the mixed residential commercial district. The other case is “Kee-Lung River Short Cut District”, which is low used as housing in the special business district. The research method is literature induction. On the basi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E), this research divides the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into three levels: the institution making,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institution performing.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alyze each level, find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restriction of past proposed solutions as well as build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to these typical type cases.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show in the case of “Shida Business District”, the reasons of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exist in the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making and institution. The overlying zone and voting zone can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level of the institution making. The public oversight and intensive are the strategies to the institution performing problems in the short term.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eds improving. In the case of “Kee-Lung River Short Cut District”, the reasons of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exist in all three levels. In the short term, the institution correction by floating zone can modify the institution making and the institution problems. The solution of the institution performing problems is the same with the case of “Shida Business District”. Moreover, the analysis proces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before making any strateg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clarif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institution. It will be used to decide that who should won the initial property rights and develop complete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institution levels and integrates the solutions of illegal land use between housing and business to develop the strategies. 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is research can prevent the causes of illegal land use, or deal with illegal land use problems effectively to cut down the damages of property rights.

土地使用分區是否允許夜市相關業別的存在，是否違反土地使用分區規定，一直以來存有疑慮。現行臺灣法律中不論是土地法或都市計畫法，針對土地使用分區已訂定相關的規則與規章，主管機關亦頒布有管制準則及函令以資遵循，諷刺的是，夜市周邊的住戶與該夜市所撐起的商圈，為了個別的利益，爭吵、訴訟甚至於鬥毆的情況屢見不鮮。 本研究利用Ostrom (2014)所建立的自主管理理論，探討商圈內部在集體選擇過程，如何有效選擇管理既有住商混合商圈對環境的負面衝擊，並提出建立住商混合商圈街區管理模式之建議。透過文獻回顧、個案研究、與深度訪談，本研究成果顯示，師大商圈未來管理模式的策略有四個可能性：因地制宜模式的採用、社區居民與商圈商家共存共榮的期待、商圈組織自主管理運作機制的建立、以及公部門與商圈組織之間的協調溝通。 本研究在師大商圈土地分區管理機制上，為了同時增加土地使用效率及考慮社區居民的權益，平抑破壞商圈整體利益的個人利益，應可使用具彈性調整機制的土地分區管理，而彈性調整的依據，係可透過政府公部門、商圈內商家組織、社區組織三方面共同研擬，制定相關施行辦法。 / It is questionable for a long time that whether the permission of the business of night market within land zoning violates the regulations of zoning. Albeit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land zoning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on acted, and enforced ironically, for pursuing individual profits and personal benefits, the residents and the vendors who inhabit in the business area have to face abundant disputes and litigations. The self-governance on common pool resource from Ostrom (2014) would be utilized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selection within business area, and to see how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to deal with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mixed-use business area could be selected and eventually to raise a management model to cope with mixed-use business area. By literature review, case study, and interview, the four possible management models for NYNU commercial Area are: the management with local conditions, th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residents and vendors, the mechanism of self-governance in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s. Furthermore, basing upon the mechanism of the management of land zoning within NTNU Commercial Area, the elastic land zoning should be adopted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nd use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residents. The basis of elastic management of land zoning can be established through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the governments,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resident organization t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