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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或發表意見的自由，可說是民主國度的生命線；因此，在一個多元民主的國家中，表達不同、甚至相反觀點和意見的多種聲音，不僅是常態，在現代社會更有如言論的洪流傾潮而出。 臺灣隨著解嚴而開放之黨禁、報禁……等，相伴而生的各種報章雜誌、圖書出版、廣播、電視及網路等等，百家爭鳴而多元且百無禁忌的內容，在十倍速時代之現今，充斥在人們生活的每一角落。但也就在各種攻訐批評中，引致人們名譽受侵害之衝突。一個人在社會上應該受到與其個人社會地位、人格相當的尊敬或評價，這是名譽；也就是個人基於人格在社會上所受的評價，西諺有云：「名譽是第二生命。」，這也是何以古今中外有許多人不惜犧牲生命以維護自身名譽，而大法官更指出：「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可見其對個人安身立命的重要。 言論自由是現代民主多元社會不可或缺的機制，必須受到憲法保障;但名譽既稱為人的第二生命，亦可見其對個人人格基礎與人性尊嚴發展的重要性。其所引起的爭議，乃必須防止言論自由被濫用，以使受侵害的人格名譽權益得到適當之保護，以達國家履行保護義務的基本要求，他方面則亦須維持言論自由的表現空間，不得對其造成過度的干預限制，凡此，為基本權利衝突問題。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言論自由能促成思想交流，且為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意見討論，更是實現自我所必要，但在面對誹謗罪仍合憲之制裁，或在侵權行為之威脅下，仍有如履薄冰之恐懼。而名譽一事，則自古以來即為人們所重視，並視之為第二生命，亦是憲法所保障之人格權，人格的維護乃人之所以為人所應受之保障。因此，損及他人名譽影響他人人格正常發展時，此即名譽權所欲捍衛。民國89年7月7日，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509號解釋，將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和界限，立下了新的里程碑，並推向一新世代。多數大法官肯認言論自由為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的機制，於衡量如何給予最大限制保障之際，釋字第509號解釋並未宣告刑法310條之誹謗罪違憲。 大法官於民國98年4月3日所作成之釋字第656號解釋，則是針對法院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之合憲性做出了解釋，大法官認為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所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如屬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即未違背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而不牴觸憲法對不表意自由之保障。雖於釋字第656號解釋，大法官已對法院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作為回復名譽之方式作出了合憲性之解釋，惟從多達八位大法官之協同、部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見中，除了釋憲受理程序面之爭議問題外，並可看出其中對於言論自由及名譽權保障之衝突與界限同為權益衡量之不同意見。 在這兩種基本權利的衝突下，法院論罪科刑的標準即為首要，而回復名譽適當處分界限為何，亦屬等量其觀之重要，過度保障名譽難免造成某種程度的寒蟬效應，減損言論自由之功能；而濫用言論自由，則又對人格尊嚴有所斲喪。為能自在徜徉於言論自由的領域，而不必惶惶不可終日的畏懼侵害他人人格權益，在釋字第509號及656解釋解釋之後，對國內司法實務判決有何影響？本論文希望透過對相關司法實務判決作整理、分析，希冀能歸納出法院對各項法定要件的詮釋和認定標準，期能掌握自釋字第509號及656解釋之後，對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保障和界限。法律來自生活，不僅是邏輯，更是經驗。希望從所整理的判決理由與要旨中，瞭解法院如何具體呈現，調和保障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之現行法律規定，及如何體現釋字第509號及656解釋之意旨，除了瞭解我國實務界的具體適用狀況和趨勢外，並一窺言論自由可能衍生的訴訟問題及預防和因應之道，以期降低法律風險避免官司纏身。

由於不同的行業，其工作內涵差別極大，而不同的工作，其特性更是相去甚遠，自然，對於工作所需之人員，其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也就大不相同，例如社會各種職場之報考者常常面臨著體格檢查限制的壓力，日常的生活、人際交往、求學、就業、失業、等等問題無時無刻不在困擾著他們，甚至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他們都必須在縫隙中尋求生存的空間。 有些人事用人機關認為體格檢查限制並非是一種歧視行為，而是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而給予的合理的差別待遇，所謂「歧視」一詞具有多義性，在此應從侵害「國民就業機會平等」理解之。針對體格檢查限制之問題，本文擬先就體格檢查之意涵予以說明，並舉例說明公務人員考試之體格檢查限制，例如對B型肝炎帶原者限制其報考各類國家考試，這樣一個涉及健康標準的問題，其所設限之體檢標準是否合理？其唯一標準是「醫學標準」，如果科學證明B型肝炎帶原者對他人不構成傳染或雖有傳染性但並不嚴重且可以採取措施加以預防，則上開有關體檢之資格限制標準，構成對B型肝炎帶原者平等競爭公職權利的侵犯，是違憲的，因大量的醫學證明，B型肝炎帶原者並不會對公眾的健康構成威脅。 本文係以有關人民參加需經國家考試公務人員就業體格檢查限制所涉及之基本權利之保障與限制（干預）為研究之課題，人民就業體格檢查是否可以予以差別待遇？而該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合乎比例原則？手段與目的之間如不符比例原則，恐有違憲之虞，故國家於設定體格檢查限制條件時，必須有合理的限制標準，並能依據合理的判斷基準予以救濟，避免侵害人民之權利，且立法、司法及行政各部門，更應負起積極的責任，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以保障人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全文共分6章：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並界定研究範圍，同時提出本文之研究目的和方法。第二章體格檢查之基本概念，先敘明體格檢查之意涵，包括體格檢查之概念、目的（功能）、意義及特點（執行機構），再加以整理公務人員體格檢查標準之法規依據。第三至第五章構成本文之本論。旨在依序探討公務人員就業體格檢查限制所涉之基本權利保障與限制（干預），並檢討相關行政救濟案例，各章內容以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就業基本權利探討為主，並以憲法對於限制人權之相關原則的討論為輔。第六章結論，則在將前述各章之研究結果作綜合性的簡要陳述，並嘗試提出檢討及建議作為本論文之歸結。 / Each career has unique requirements for employees due to the different entity of the career. Therefore the job applicants have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during application to a new job frequently. Some human resource organizations consider “the abridgemen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as a rational differential treatment bas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s, rather than a discriminative behavior. As the term “discrimination” has versatile meanings, it will be interpreted as an interference of “the equal opportunity for civil employment” in this thesis. In this article, the meaning of the abridgemen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employment will be illustrated, followed by an example from the abridgement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For example, it should be scrutinized whether it is appropriate to abridge a hepatitis B carrier of attending the civil examination, which is concerned from a view of health judged by the medical standard. Some researchers argued that the scientific evidences showed hepatitis B will not be transmitted via carriers, or even can be transmitted but not severely and can be prevented. Then standards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employment would invade the right of equal competition for civil service. Those would be unconstitutional because hepatitis B carriers would not make any threat to public health, which were proved through lots of medical evidenc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concentrated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terference of basic rights involved in the abridgemen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civil service. The study will scrutinize the appropriateness, rationality, equality of discriminative treatment in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civil service. If the goal and the means of public deeds are not proportional, it would be unconstitutional. To set up the conditions for the abridgemen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reasonable standards of restriction and also reasonable judgment criteria of relief for the abridgemen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to avoid invading civil rights. The organization of legislation, justice and administration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drafting relevant integrated measures to guard the civil privilege. The thesis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prolegomenon) includes the motive, scope, goal and methods of this study. Chapter two (introduction) elucidates the concept, goal (function), constru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 executive body) of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standards for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the civil service. Chapter three to five (main body) center on the protection and abridgement (interference) of basic rights and the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relief cases involved in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employment. We will study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of work in our constitution mainly, accompanied by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ve principles of interference of human rights as well. Chapter six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previous chapters and mak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傳統行政機關受限於「行政一體」之限制，必須服從上級機關之指揮監督，未必總是能夠確保行政權之行使係在專業性、公正性與中立性的考量下完成。這樣的國家組織運作，若遇上特定領域或產業，認為有進一步加以管制必要時，容易因無法及時地制定相對應的政策方針，而形成與世界潮流相悖的國家決策，甚至導致抑制國家社會進步的可能，故設置超然獨立的行政組織以確保決策公正、公平與專業即有其必要。 透過本文之研究觀察發現，通訊傳播領域常常因全球化之變遷、科技整合的趨勢與需求而有較大的浮動。對於此種變化，國家行政組織時常面臨著政策、法律上彈性回應之挑戰，由於有這樣的需求，故在組織改造之下，順勢推動了有別於傳統的行政組織，也是本文關注的主題—「獨立機關」。獨立機關在世界上之發展，儘管已經運轉將近一世紀，但不論學術界或實務界，迄今仍在努力透析獨立機關之概念、型態、組織地位與範圍之界定，與一般行政機關間之抗衡關係。本文擬以此方向探討我國獨立機關之組織定位與權責分工等問題，藉以理解獨立機關之設置與管制權限，是否的確為因應某項經濟或社會事務特殊需求，基於專業及去政治化目的考量而設置，且具有最重要的特徵—「獨立性」。另外，本文亦透過組織法上之討論，以表格化之研究模式，探析我國獨立機關之間被賦予之權限及任務為何，並援引美國與德國之法制架構，討論我國近年來引發許多法律上爭議之通訊傳播管制權責劃分疑慮。期能作為我國未來於通訊傳播管制之相關法令修正及實務運作之參考。

稅捐稽徵法於民國99年1月6日增訂第1章之1有關納稅義務人權利之保護規定，其中第11之4條規定：「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不得過度。前項租稅優惠之擬訂，應經稅式支出評估。」揭示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以確保其他納稅義務人權利。此項規定之目的，既然係就立法者訂定租稅優惠法律所加之限制，則其所謂的「不得過度」之認定標準自應遵守憲法之要求，惟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涉及優惠性差別待遇，故其究應依據平等原則抑或依據比例原則作為其認定標準？不無疑義。 我國實務上關於租稅法之憲法爭議向以量能課稅原則與租稅公平原則處理之，故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量能課稅原則及租稅公平原則三者間如何各自其發揮其應有功能而不至於相互重疊甚至架空，從而建構一完整之憲法保護體系，以保障納稅義務人權利，值得加以討論。本文認為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與量能課稅原則、租稅公平原則三者間關係，應為廣義租稅公平原則乃租稅正義，基於分配正義時，其包括水平公平要求之狹義租稅公平原則與垂直公平要求之量能課稅原則；基於形成正義時，則包括水平公平要求之狹義租稅公平原則與垂直公平要求之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由於量能課稅原則所關注的焦點應係在於所課與之租稅義務是否已反應出納稅義務人之租稅負擔能力，其側重的乃是程度深淺當否之問題，而比較接近比例原則之要求；而基於租稅正義之形成正義中垂直公平要求之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其在遏止某些租稅優惠雖可通過平等原則之檢驗卻對於其他納稅義務人權利過度干涉而侵害之情況發生，因此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之審查模式，亦應與比例原則相似；至於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之要求則歸屬狹義租稅公平原則以處理因負擔租稅義務而有差別待遇之情形。 首先，關於納稅義務人權利之憲法保障依據，本文認為與其求諸於國民主權、租稅國原則及社會國原則等要求，不如肯認憲法上稅捐基本權，並就其保障範圍與界限保持開放性，留予釋憲者解釋及使用的空間，才能對於納稅人權利徹底保護。其次，從資源有限性及有效稅率的觀點加以審視時，維繫國家正常運作所需支出而相對應的租稅範圍內具有封閉性，故國家倘若就其中某些納稅義務人所應負擔之租稅義務予以減輕或免除時，則該租稅負擔勢必轉嫁於其他納稅人身上，並且由於立法者於制定各種稅率時，僅就通常情形加以考量而訂定之，並未考量租稅優惠特別係誘導性租稅優惠之特殊情形，因此除了實際稅率與名義稅率偏離部分外，當初因無法考量有效稅率而增加的稅率部分，無形中亦轉嫁於其他納稅義務人，故租稅優惠係可能對於其他納稅義務人的權利造成侵害之情形。 關於租稅優惠的審查密度，我國釋憲實務所採取的標準似乎傾向於寬鬆的審查標準，惟如此一來與放棄司法審查無異，就其他納稅權利人之保障顯係不足。本文認為基於立法者具有民主正當性基礎及其具備高度的專業技術判斷與相關資訊，足以針對財政需求而制定適妥之財政目的規範，因此立法者就此應享有立法形成空間，故應適用寬鬆的合理審查標準；於此前提下，由於任何租稅優惠均或多或少帶有一定政策性，而不同政策的實現對於全體國民均有不同程度之重要意義及影響，因此必須區分非經濟目標租稅優惠規範與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予以寬嚴不一的審查標準，再就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區分公益團體租稅優惠與非公益團體租稅優惠予以寬嚴不一的審查標準，而建構類似美國關於言論自由之雙軌雙階審查模式，不可如現行實務般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 針對非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例如：所得稅法第4條第13款規定)，由於此等租稅優惠不會對於市場競爭秩序產生重大的影響，其減免的租稅數額相對較小，最重要的是該等政策實現所需的時間較短致使租稅優惠的期間不致過長，其政策之執行極富彈性及機動性可隨時作適度調整，以及該等措施係在彌補社會福利制度不足之處，故應予以最寬鬆的審查標準，故只要立法目的本身為正當且欲達成立法目的之手段與目的具有合理的關聯時，該等租稅優惠即不致於過度侵害其他納稅義務人之權利即與憲法保障之稅捐基本權無違。至於針對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例如：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項)，鑑於此等租稅優惠對於市場秩序的重大影響、減免數額鉅大、優惠期間長且直接影響國家的競爭力等因素，應採取較嚴格的審查標準，以保障其他納稅義務人之權利；具體標準為其立法目的本身為正當且欲達成立法目的之手段與目的具有合理的關聯並輔以體系正義之觀察，惟為確保立法就租稅事項之形成空間不至於受到過度的限制，其手段與目的間應合理關聯性之判斷可從程序面出發，藉由程序確保實體正義，而此等程序要求包括租稅優惠規範應經稅式支出決定程序決定同意後其制定始具正當性，以及應以限時法為之。 於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中，則再區分非公益團體租稅優惠與公益團體租稅優惠。針對非公益團體租稅優惠(例如：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第1項)之租稅優惠禁止過度原則之審查，由於其不具公益性無特別處置之必要，故逕適用經濟性目標租稅優惠規範之審查標準即可，亦即應經稅式支出評估程序且應以限時法為之。至於針對公益團體租稅優惠(例如：已廢止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19之2條關於技術入股5年緩課規定亦適用於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之教育、文化團體、慈善機關或團體)，由於公益團體設立及從事行為均須受到政府主管機關嚴格的管控，故當其從事於經濟性行為時，政府於其從事經濟性行為之效益及可行性業經充分評估，於認為就其設立目的之實現有相當助益時，方才會許可其從事；此外，公益性團體之財務受種種法令之限制，其透明程度亦屬高度，可受社會一般人民對監督，從而應可認為其他納稅義務人之事先程序保障已獲得充分之確保；最後，縱使立法者對其經濟性活動預測有誤，緣公益性團所得或盈餘終需使用於公益而慧澤社會，從整體觀察來看，對於其他納稅義務人權利不至於形成嚴重的侵害；職是，關於應經稅式支出評估程序之要求應予以適度放寬，得不經稅式支出評程序，然關於限時法之要求，立法者仍應遵守之。

摘 要 資訊時代下，要求國家對於人民提供資訊，係為行政程序要求公開透明化之國家重要任務。近年來，我國法制發展，主要著重在要求政府對不特定多數人公開資訊之相關法制建構。相較於此，課予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對特定人民提供資訊，無論是行政機關為單方面的資訊提供，或進一步以對話的方式提供意見的諮詢，為我國法制規範上未予關注之處。現代社會變遷下，行政任務內容朝向複雜及專業化發展，國家扮演的角色亦隨之重新定位，除了在消極方面，要求國家不得過度干預人民權利的行使外；在積極的面向上，國家負有提供人民生存照顧服務的義務。具體落實在一般行政程序當中，由於行政任務的變遷以及法規的繁雜，常使人民難於釐清之間的權益關係，除此之外，在社會行政程序中，程序相對人大多具有在資訊取得較為弱勢之特徵，為了有效落實並達成個別社會給付之目的，需透過行政機關在社會給付行政程序中，提供人民相關協助。 要求國家於行政程序中提供人民相關資訊，涉及正當行政程序在憲法上的定位。釋憲實務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之發展，及對該概念所為的闡釋，說明程序在憲法上亦受到檢視。除了透過憲法明文規定之權利推導出程序的要求外，特別是在行政領域中，行政程序基本權的肯認，所能發揮人民權利保障的功能，係為近年來實務及學理上，就該權利主張之具體依據及內涵，於法制發展上關注的重心。而要求國家對個別人民提供資訊，足以作為行政程序基本權的具體內涵之一。 在法律的層次方面，基於公益的考量，課予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踐履相關的義務，必須進一步探求系爭法規之規範意旨，透過保護規範理論的操作，探究人民是否具備主觀公權利。我國行政程序法中，並未就行政機關對人民之諮詢及提供資訊義務作一般性規定，然而，在個別社會相關專業法規當中，則存在許多課予行政機關負有諮詢及提供資訊之具體規範。對此，德國法上考量在一般行政程序中，相較於在社會行政程序中的不同需求，將行政機關之諮詢及提供資訊的內容作不同規範，甚至及於行政程序尚未開啟前之程序階段作討論。在我國未就社會給付行政程序另行規範一部專業法規的前提下，在社會給付行政程序中，說明行政機關對個別人民負擔諮詢及提供資訊義務之正當性，分別從行政程序法之一般性規定，及個別社會專業法規之規範作探討。 行政機關違反行政程序行為的法律效果，除了影響系爭行政決定作成的效力外，在國家責任制度方面，透過地位回復請求權之制度建構，俾使人民得請求回復到，如同行政機關已為正確資訊提供之程序地位，進而得為權利之行使及選擇。地位回復請求權對於人民權利保障所能發揮的功能，殊值作為未來我國相關法制度發展的思考面向。 關鍵詞：正當法律程序、正當行政程序、程序基本權、協助義務、良好行政、 諮詢、提供資訊、社會法地位回復請求權、社會行政程序、信賴保護。 / Abstract Under the information age, requiring the Stat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is the important tasks for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of transparency.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egal system, mainly focused on asking the Government f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public. Compared to this, whether to ask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urther to provide advice on ways of dialogue to the specific people were not of the legal norms of the attention. Chang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administration task definition faces complex and the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s to reposition, except the negative side, requires that the State shall not interfere unduly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State have obligations to provide the life of care. Realization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due to the chang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regulations, often makes people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soci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most people are more disadvantaged 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and achieve social benefits purposes, asked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provide people to assist in the social welfare procedure. Require the State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o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is related to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Due process of law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dicial Yuan, to illustrate the procedure has also been reviewed in the Constitution. Except through the right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o derive the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process, there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rights. Especially in administrative area,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and doctrinal in recent years, are committed to advocating the basis and content of the rights. Require the Stat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specific people, enough to serve as one of the content of the 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rights. At the level of the legal aspect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 oblig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gency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must further explore whether people have the right of the legal norm.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of Taiwan, does not provide for the oblig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consult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o specific people. However, among the social regulations, provid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must provide consultation and in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Germany considered the law of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t need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provides consulting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content, even before the stage has not yet been opened. In the case of social welfare are not standardiz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regulations. The legitim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in social welfare procedures to provide advice and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of the obligations, can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from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viol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 addition to affecting the validit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made. In the regime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through on the right to recover the procedure status, so that people will ask to return to, as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provide correct information,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and choices,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egal system. Key Words：due process of law, du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the 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rights, obligation to assist, Good Administration,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the right to recover the procedure status, soci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bona fide.

租稅行政是一種侵益行政，核課處分更具有大量行政處分之特性，而人民對於租稅法律並不熟稔，因此，核課處分必須有一套完善的行政救濟，以盡保障人民權益之最大可能。 　　我國在2001年開始實施的行政程序法中，參考了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9條及第51條等規定，植入了行政程序重開的制度。但是在該法實施後，各行政機關對於該項制度應如何運用並無定見，甚有誤引誤用者。本論文就此一課題，嘗試從德國行政程序重開制度由來、理念，分析我國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定位，並以侵益之核課處分為客體，整理我國相關判決及釋令，就核課處分重開程序之現行法制加以檢討，期能繪製出稅捐稽徵所涉行政程序重開之草圖。 / The tax administration disposition is one kind of rendered en masse and burden administration dispositions. People are not familiar to the law of the tax, so nuclear lesson is that it must have one perfect administration remedy system even more than to punish, in order to ensure people rights and benefits most heavily and possibly to ensure. 　　The legislators enacting the recommenc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that Taiwan began to implement in 2001 had consulted the article 48, 49, and 51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Germany. However, many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were wrongly guided or persons misapply after this law was implemented.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realize the origin and idea of the German recommenc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analyse the recommence tax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procedure of Taiwan . This thesis will also examine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recommence the tax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s by the relevant judgments and orders of Taiwan. Finally it is probable to draw out a better system of the recommence tax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本文將以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中尚留解釋空間及適用疑義的「契約自由」與「專利權耗盡理論」的關係為探討標的，從公法角度（我國憲法與經濟公法角度）探求專利制度中『追求公私利益衡平』的本質著手，探討專利權耗盡理論的理論基礎及其存在的合理性，然後分析美國專利權耗盡理論及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建構出的「契約自由」與「專利權耗盡理論」的關係之妥適性，並在「在知識專用權和知識共用權之間進行利益平衡，確保專用權的授予能換來知識共用的最大利益，並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精神下，重新省思Quanta v. LG電子案判決的未決爭點，分析契約約定與專利權耗盡理論應有的界限，看專利行使應如何受契約的限制（或者契約自由應受到限制），以對我國專利權耗盡理論提出解釋與適用上之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