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中共藉由「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社會主流趨勢與脈動，以驟升的綜合國力崛起於國際舞台，且自詡為「一超多強」國際格局中的一極 ，尤在國家利益主導下，發展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此「十五大」政治報告即強調，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體系正面臨「大國關係深刻調」，遂運用元首出訪、經貿交流等外交作為，與美、英、法、德、俄、日及歐盟等主要大國或國家集團，建立傳統外交以外之各種友好關係，再舉辦政治 、經濟等具全球性議題的活動，表示對國際社會善盡義務，藉以型塑為體系中負責任大國之形象，另在「十六大」的政治報告中，更將「大國外交 」列為對外關係的首要主張。 中共遂行「大國外交」期間，結合韜光養晦姿態逐步融入國際體系，積極從事經濟建設，倡議「新安全觀」，主張「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三者 」，以期與主要大國建構平等、協作、互信、互利的夥伴關係，以創造其和平崛起的國際環境。 目前與中共建立夥伴關係的國家計有廿二國，世界主要大國中與俄羅斯的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最為密切；與英國、法國、歐盟，係以經濟利益為著眼，在二○○四年進而由全面夥伴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另與德國則成為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與日本基於歷史因素、區域安全及經濟利益，仍維持友好合作夥伴關係，與美國在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之後，雙方因「九一一事件」後，各自主張反霸與反恐，以建構單極體系或多極體系，而形成圍堵與遏制之對峙狀態。 中共一向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執行方針上，現行的「大國外交」已由冷戰後初期的外交策略性手段，演變為後後冷戰時代的主要目的，起而代之與各大國建立「夥伴關係」，則成為外交策略的工具，並衍生為營造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國際多極化體系的布局，惟對本區域及台海安全，形成另類形式的圍堵。

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中共對冷戰後國際格局的評估，著重在大國權力的重新排列與組合，並認為新興強權的崛起勢將影響國際權力結構與平衡。然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仍維持著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體系，1997年中共在面對當前國際形勢所提出的「大國外交」即是追求以權力為核心的國家利益。中共的國際戰略旨在維護和鞏固其在國際領域中的國家利益，自建政以來，歷代領導人審視國際權力結構的動態，制訂其國際戰略，俾在權力平衡的運作中，追求最大的國家利益。 中共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處於空前規模的調整與磨合時期，「大國關係」將是國際形勢發展與變化的決定性因素。新的國際格局形成將主要取決於大國力量的消長、演變和確定何為相對穩定的戰略關係。本文為瞭解江澤民時期之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與歐盟間的關係發展與影響，採用歷史文獻分析法，藉由多元研究途徑，探討中共「大國外交」發展的背景歷程、內涵定位、中歐間政策及對美、俄、日、台關係發展的影響。 中歐經貿關係持續成長，雙邊關係穩定發展，中國與各大國的關係空前地深入而多元，中國對各大國的貿易關係都替各國帶來龐大的經貿利益，從而中國本身也獲得相當大的外交成果。未來中共仍將充分利用與各大國的對話機制深入發展關係，並妥慎處理與各大國的矛盾與衝突，仍將是中國「大國外交」戰略中，至為關鍵的重要外交任務。

中國的改革開放促使中國積極在外交政策上有所變革，更逐步引導中國形成大國外交的基本架構；而北京奧運則使奧林匹克精神在全中國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並以「新北京，新奧運」為口號，以「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為主題，北京讓世界親身體驗到一個全新的中國正在形成。 而本文試圖探討北京奧運的舉辦對中國大國外交的影響，並探討以下各個觀點：中國向世界傳達了這個新興經濟大國希望和平、和諧的訊息；大國政要雲集北京，中國「奧運外交」以及中國「後奧運外交」的轉捩點；中國藉由奧運圓夢，徹底改觀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中國藉由奧運與與國際接軌，中國的對外政策未來必將更加開放，北京奧運的落幕為中國大國崛起的象徵意義。 因此本文企求能透過探討北京奧運結束後是否能帶給中國與世界更同渴望的理想結果，並評析各國對中國舉辦奧運之後觀點的改變與否，故在決定論文題目的同時，選擇了研究在舉辦北京奧運之後對中國與大國外交上所帶來的影響。

冷戰結束後，中共所處的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國際恐怖主義為典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上升，中共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因此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1996年之後，中共官方及領導人就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更全面的闡述中共在廿一世紀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 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OC）的緣起，其前身原為上海五國，最初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中共就過去中蘇兩國間所遺留之邊界、軍事互信及邊界裁軍等議題所舉行的談判，而因1996年五國元首齊聚於中國上海會晤，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以促進五個鄰國的邊境合作，故有「上海五國」之稱，後因每年均舉辦會晤，遂形成一種論壇機制。 上海合作組織孕育指針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以此為基礎產生和發展的新型安全觀；其內涵是相互信任、裁軍與合作安全，為一新型國際體系；其核心是結伴而不結盟，是一新型區域合作模式；其特徵是大小國家共同倡導，互利協作。因此我們可說上海合作組織是一個綜合性的區域政經合作組織。 安全觀的形成與外交政策的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當國際形勢產生變化，中共新的安全觀形成，理論上即應有相對應的外交或軍事政策作為配套，從1996年中共提出新安全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中，不難察覺受到新安全觀思維的深刻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及積極參與區域與全球的國際組織活動，在眾多的亞太多邊外交活動中，本文以多邊國際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為例，用新安全觀理念中政治、軍事、經濟三個安全面向作為依據，檢驗中共新安全觀理念是否由概念發展到了實踐的層次，是否合理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目的。

冷戰結束後，因應蘇聯及東歐等共產政權相繼垮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的塑造下，更顯得搖搖欲墜。但由於其經濟開放的成果，造就了讓世界各國驚嘆與擔心的「中國崛起(China Rising)」，也使得中共成為共產主義最後的根據地，更確立了由文人主導下的中共政治體制。假如毛澤東使中共站起來，那鄧小平則是使中共富起來的人。中共建國初始即由槍桿子建政權，直到鄧小平扶植江澤民後，才開始確立文人領軍（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的形勢，一直到現在胡錦濤全面掌握軍權，其「以經領軍」的大方針政策指導，讓中共人民解放軍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現代化變革」努力不悔。 今年（2007年）適逢中共人民解放軍建軍八十週年。想想從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動的農民，打著赤膊，揮舞著大刀、土槍，以革命的游擊戰法東奔西竄，一直到今年的八一建軍節，解放軍換穿充滿時尚感的新式軍服，並不斷與世界各國舉行軍事演習，確實讓人感受到其期望成為國際現代化勁旅的強烈企圖心。這等動力是毛澤東等軍事領導人所始料未及的，也不得不佩服中共文人領導階層在爭奪領導權的用心、細心與耐心。 自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順利召開完畢後，奠定了胡錦濤權力鞏固的基礎，未來將由胡錦濤等9人所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繼續帶領著中共，對未來國內外的經濟改革、軍事現代化、爭取亞洲區域霸權、甚至是如何在世界中扮演一個大國角色等議題努力前進。但不可諱言的，如何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指導下，去堅持黨的絕對領導，並以科學發展觀的角度，朝向小康社會的這個主要目標是仍舊不會變；也因如此，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精兵政策，持續邁向科技建軍、質量強軍，則是維護目標的安全法則。 今日的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體制下，已演進成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體、文人領軍的共產主義國家，而且這期間沒有經歷流血的轉變過程。未來其根本體制是否會因經濟持續發展而產生動搖，或因在產生執政續任者的慣性過程中，讓中共軍文關係有了進一步的變化，這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課題，而或許這也是中共執政者與學者們極不願去碰觸的議題。

自 1955 年，中國與印度和緬甸簽署「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後，又在改革開放時期，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起，「和諧世界」理念便開啟了國際的視窗，至 1999 年代初期，中國學者基於「國際觀」的理念，提出未來「中國崛起」對國際權力平衡結構將造成影響的討論，此時國際間便興起「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即將崩潰」的論點研究。 有鑑於此，鄭必堅於 2004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繼續舉行第三單元主題報告會，在最後一場報告會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的演講中，曾提到「和平怎麼會威脅？崛起又怎麼會崩潰？和平崛起是對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最有利的回擊」。因此提出「和平崛起」理念，來企圖推翻「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即將崩潰」的論點，因為中國認為唯有藉創造「和諧環境」與「善意的回應」，才能轉移國際焦點，把國際經濟重點引向中國大陸。 中國談「和平崛起」，在政治上「無非是想建立一個對他有利的區域國際環境」，在經濟上「主要在加強與東亞各國的經濟合作，營造中國經濟崛起所需要的周邊環境」，在軍事上「主要在增加東亞地區國家對中國的依賴，成為區域大國」；美國雖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影響其美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但自發生「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基於地緣戰略需要，為確保亞洲地區的安全，反而依賴中國在亞洲區的優勢戰略條件，使中國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美國欲藉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牽制「資恐國家」的軍事力量擴張與恐怖組織力量的蔓延，所以此舉也替中國帶來「和平崛起」的契機與國際環境，但是必須克服「東亞各國政治理念分歧」、「歷史宿怨與政治相悖」等主要限制因素，中國才能達到主導東亞事務的目的。 中國向以「強勢國家」自居，從近年來國防武器發展來看，在東亞地區已影響區域軍事均衡，日本也已警覺到「中國」所帶來的威脅，所以也積極尋求國家支持日本軍力的擴展，今後，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否，「中、日」兩國是關鍵，兩國若無建立合作機制，求得共同利益的環境，必會導致軍事競賽的情形發生，那麼「東亞地區」真的就如同亞洲的彈藥庫一般，實不得不注意。 / Since 1955, after signing the Treaty of “Five Principles concerning Peaceful Co-existence”with India and Burma, and after proposing that “Peace and Development”were two major issues of contemporary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China has promoted the idea of “Harmonious World”to open the international view. At the beginning of 1990s, Chinese scholars launched the discussion about how “The Rising of China”will influence the structure of bala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wers, on the basis of the idea of “International View”, there arose the study of theses of “China is a threat” and “China is going to collapse”among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ccording to this fact, in the conference held in April, 22nd, 2004, in Peking People’s Hall, Chen Pi-Gen presented a speech entitled “The Developing Way of Peaceful Rising of China ”in the final session of the third topic, and mentioned that “How does peace become a threat? How does rising become collapse? Peaceful rising is the most useful response for the theses of “Chinese threat” and “Chinese collapse”. He proposed the idea of “Peaceful Rising”, therefore, in order to overthrow the theses of “Chinese Threat” and “Chinese Collapse”. He argued that China can shift international focus and introduc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o mainland China only by inventing “Harmonious Environment” and “Friendly Responses”. For China, to talk about “Peaceful Rising”, is to “build 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good for herself”on the political ground, to “strengthen mainly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o construct the circumstance necessary for the economic rising of China” on the economic ground, and to “increase the dependenc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on China, in order to become a regional great countr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willing to see “The Rising of China”which affects the leading role of U. S. A. in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However, after the event of “911 Terrorist Attack ”, the United States relys on the dominant role of China in Asian strategic situ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eace of Asia. The United States wishes to use Chinese influence on Asian countries to prevent the military expansion of conntries which support terriorism as well as the increase of the power of terriorist organizations. This measure has brougnt the opport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Peaceful Rising”for China. Nevertheless, for the purpose of lead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East Asia, China has to overcome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divergence of political ideas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and “the contradictin of historical hatred and politics”. China has long been proud of being a “Strong Country”. From the evidence of Chinese development of defense weapons, we can find China has influenced regional military balance in East Asia. Japan has awared the threat from China, and trys eagerly to look for national support for expanding military power. From now on, China and Japan will play key roles in peace-keeping in East Asia. If there is no cooperation mechanism constructed between two countries for their mutual benefits, there will arise for sure military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 and East Asia will become the bomb storage of Asia. This situation deserves our close and constant attention.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所處之國際環境發生很大變化，1996年中國大陸官方及領導人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國大陸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之立場文件〉更全面闡述中國大陸在21世紀之安全觀念與政策主張。 安全觀之形成與外交政策之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家利益與國際環境之認知，中國大陸從1996年提出新安全觀後，在其外交政策中，可察覺到受新安全觀思維之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區域與世界性之國際組織活動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檢視中國大陸新安全觀由理念發展到實踐層次，是否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之目的。 關鍵詞：新安全觀、大國外交、國家利益、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

冷戰結束之後，蘇聯及東歐的共黨政體跨台，中共成為全球最大的共黨國家，不僅需要有個和平的環境，更必須確保和國際社會的友好互動，以避免因為經濟衰退而帶來「和平演變」。後冷戰時期，企圖維持一個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和平與友好的國際環境，也就成為中共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的基本原則。因此，中共推展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其戰略重點：第一是維持並發展與發達國家的合作關係，第二是保持良好的睦鄰關係。也就是與周邊國家和各大國間保持合作及友好的關係，成為中共外交的重點。 中共在外交上是要使其能夠持續經濟發展，進而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能融入國際社會，一方面強調扮演國際社會合作者的角色，強調與大國和平互動，另一方面強調中共是愛好和平的角色，以安撫周邊國家，顯示中共的崛起將與周邊國家維持和平互動，三方面宣示中共追求國際社會大國的地位與形象，期盼在國際社會扮演與自己國力相吻合的角色。然而，胡錦濤執政以來，雖然是延續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胡錦濤因應國際形勢的變遷而作出調整與變化，提出建設「和諧世界」新思維及採「元首外交」、「經濟外交」、「能源外交」等多元方式及「多邊外交」策略，著重於「推動大國外交」、「推動睦鄰友好政策」、「拓展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及「積極參與多邊組織」等政策理念與作為的基礎上，追求融合自主，進而成為一個世界大國，並妥為因應「中國持續崛起的爭議」、「美日對中國的制約」及「台海問題的挑戰」等困境與限制，以獲致一個穩定與友好的國際環境。 隨著中共綜合國力的進一步增長和外交策略的逐漸成熟，中共必將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及塑造力。中共也將對目前和未來國際格局的形成和變遷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本文第一個研究目的，是解釋17、18世紀荷蘭「如何」（how）決定面對英國崛起威脅的策略。這裡指的策略不是短期單一政策，而是「大戰略」（grand strategy）。若將此問題抽離「荷蘭面對英國崛起」的背景，則本文命題便是：「一國崛起的過程裡，其他國家如何決定面對該國威脅的策略？」而本文第二個研究目的，即對此命題提出一套通則理論，該理論適用的「其他國家」包括原有霸權以及其他任何的大國與小國（本文稱這些國家為非崛起國）。然後本文將運用該理論解釋荷蘭面對英國崛起的個案，藉此初步驗證該理論。 　　本文理論認為，非崛起國會採取「抗衡」（balancing）或「順從」（bandwagoning）策略，取決於其對國家利益的界定。首先，非崛起國國內行為者的偏好與實力，將因非崛起國和崛起國在國際體系中相對位置的變化，以及兩國間的互動而改變。接著，非崛起國國內的政經制度與行為者的合縱連橫，會影響各行為者能否有效向「國家」（state）施壓。最後，非崛起國的國內行為者與國家將在正式政策場域中議價，決定對國家利益的界定。之後，非崛起國執行經由國內政治過程選擇的策略，於國際層次與崛起國進行新階段的互動。 　　根據本文研究，本文理論確實能妥善解釋17、18世紀時，荷蘭的對英政策由抗衡到順從的轉變。也因為荷蘭面對英國崛起的個案，能類比當代各國面對中國崛起時的種種政經問題。故以此個案初步驗證的本文理論，應可運用在當代中國與其他國家關係的發展上，包括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