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源自西方學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等學者提出相關的論述。雖然他們的論述以西方為其研究與關切的中心位置，在東亞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具有深遠的影響力，現今為止，日本等東亞地區的公共哲學是繼承了關於公共理論的知識遺產。本文以哈貝馬斯為重要的理論泉源，討論主要藉助西方的資源，但將東亞國家的觀點納入考量，希望它也能有助於澄清「地域－世界」(Glocal)的問題。

本研究的重點是分析、詮釋孝感事蹟的宗教意涵；取材的範圍，則大致以明代成書的方志為主，時間斷限大約是在萬曆以前。本研究首先梳理孝感此一宗教文化建構物，其中的感應論述——感應邏輯無疑是孝感敘事得以建立的基礎。中國宗教的感應觀從漢代成形以迄明代，所具有的一貫特徵，並結合明代善書功過格帶來的思想轉變，與孝感事蹟並置檢視，試圖解讀當時的宗教心態。其次，針對孝感事蹟，採取量化統計，以鳥瞰的角度掌握明人如何理解、定位孝感的知識分類。抑有進者，孝感的神異色彩與敘事特徵，是地方文人筆下的建構物，它具有一套「標準化」、「格式化」的敘事策略。此種業已形成體例的書寫形式，筆者將進行剖析與探討，從中可進一步地歸納出孝感事蹟的性質與敘事類型。其四，孝感所衍生出的諸多議題，包括中國人的命數觀、報應思想、氣感論、代償性的犧牲、孝道實踐的激烈性、幼教與親子關係等，本研究亦將進行審視。最後，本研究希冀帶入比較宗教的視野，更深入地分析孝感義行事蹟的性質。有鑑世界各宗教皆具奇蹟觀，筆者選擇《新約全書》，與中國的孝感義行事蹟參照，試圖呈現不同文化脈絡的宗教邏輯，對於奇蹟的認知、詮釋以及神異之出現，有何同異，並進一步地思考人與上蒼（或上帝）之間的關係，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連帶。有關奇蹟背後反映的宗教權威，筆者將以中世紀教廷封聖的情況與孝感的官方追認相比，藉由訴諸奇蹟個案的真實性，兩者呈現的態度上落差，顯露宗教權威的不同介入、滲透方式。

回民先世自入華以來，長期與周遭漢人相處，不但沒有融入於主體民族內，亦沒有消失在歷史洪流中，相反地，由於回民具有種種特質，而使人口數量逐漸擴張，此種特質的傳播與延續，主要靠教育。回民的教育，可粗分為世俗教育與宗教教育。世俗教育指大環境的主要思潮，一般是指儒學；而宗教教育則指傳授伊斯蘭知識，一般乃指經堂教育。 在回民儒化甚深之明中葉，部份回民學者有感於後繼乏人，且經文匱乏，甚至信眾不明教義，唯恐教民在主觀的認同依據上有所鬆懈，而為客觀的大環境所同化，故欲振興伊斯蘭，而有經堂教育的產生。經堂教育主要起源於傳統伊斯蘭世界的麥德萊賽教育內涵，兼融中國傳統私墊教育形式，由明中耆老胡登洲所興起且盛行於清。在中國境內以陜西、山東、雲南為發展重鎮，因學風之不同而陸續有陜西學派、山東學派以及雲南學派的產生。此外，運行二百餘年的經堂教育所衍生出來的產物，以及對回民內部所造成的作用與影響，再再顯示經堂教育除具有傳授知識的教育功能外；尚有回民自我認同與風俗習慣養成的內聚功能；教義傳播與教派統一的宗教功能；以及促進伊斯蘭學術發展的文化功能。 然對回民而言，雖在人口及宗教上處於弱勢，但由於本身具有強烈的認同伊斯蘭取向，以及在文化調適上採取融合、融入的因應之道，使其信眾及信仰足以繁衍及傳播。因此回民免於同化於大環境中的種種特性，均可直接反應在經堂教育中，然透過經堂教育所發揮的社會文化功能，乃更加鞏因了回民既有的特質。

兩岸自分治以來，中共為達「促統」目的，隨時視兩岸局勢變遷而調整其對台政策。胡錦濤執政時期，對台政策雖持續以「一個中國」原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基調，但其策略方法軟硬兼施，更顯得靈活而彈性。2008年因應我政黨再次輪替，於同年底提出「胡六點」作為對台工作指導方針，據此，對台統戰工作積極而廣泛融入兩岸民間交流中。現階段「和平」是為中共「促統」之基本宣傳口號，在手段運用上，基於2008年馬總統就職以來釋放出相對的改善兩岸關係的善意，兩岸間日益熱絡的宗教、文教等交流更為其著力重點。2010年更將吸引眾多媽祖信眾參與的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提升為國家級活動，益增其號召力與影響力，顯見其寓統戰於宗教之用意，其「作台灣人民的工作」逐步產生之潛移默化作用不容小覷。

日本對調查的概念始於明治維新的西洋經驗，欲以完整的調查統計作為掌握國情的基礎，也對外宣示其一掃積弊脫亞入歐的決心，對殖民地的研究也是取法西方殖民國家。1871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日人決定對台灣出兵，開啟日人直接調查台灣的序幕，1895年日本領台後初行軍政，對台灣內部進行調查稱為「機密報」，是日人對台灣舊慣宗教首次較具系統的記載。 日治初期，日本佛教各教派亦隨之傳入台灣，在台灣各地設置布教所和說教所傳教，藉此擴張勢力，官方進行「社寺、廟宇、教務所等數量及傳教狀況」調查工作，雖此次調查目的是為確認日本佛教在台灣發展之狀況，但此時日本佛教勢力尚未完全建立，地方回報之宗教狀況仍以舊慣宗教為主。訓令二二○號頒布〈關於社寺申報書之處理〉，是在統一社寺、廟宇登記之手續，以確實管理台灣社寺、廟宇，官方又發布社寺廟宇臺帳更新樣式，主要針對舊慣宗教製作，表格樣式將舊慣宗教區分為社寺廟宇、齋堂、神明會三個樣式，台帳共計八個表格，調查宗教消長情形提出相關報告。 《臺灣慣習記事》有第一手的、來自調查者對台灣舊慣宗教的報導。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岡松參太郎主筆的《臺灣私法》，《臺灣私法》中最重要的並非關於台灣舊慣寺廟的調查結果，而是岡松賦予這些資訊新的解釋，也就是法制化的定位。 1915年，西來庵事件發生，官方體認舊慣信仰中的迷信成分，對國家治安危害甚鉅，事件尚未結束便通令各地方對舊慣宗教作一調查，緊接著設置社寺課，將神社和宗教分離，進入台灣宗教法規整備時期。寺廟調查由各地方公學校負責，教員們對舊慣寺廟的看法不一，他們雖認同舊慣寺廟凝聚鄉民共識、勸人向善的好影響，也不諱言此實為智識低下者之迷信。更有論者提出，為將台人涵化為具日本國民性之人民，首要便是要改革舊慣宗教，並朝著導正台人正確的宗教信仰而努力。1919年，丸井圭治郎集結數年來的調查成果，撰寫《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且於社寺課設置之後，在課內成立一倡導佛教改革之非官方組織南瀛佛教會，促進佛教組織的變革，倡導破除迷信。

筆者為旅遊界從業人員,基於工作上之方便與需要,常領團至地中海、印度等地,團員成員中有以朝聖地為目的,也有以朝聖地與名勝古蹟比重各半。有的團體有神職人員帶領,有的團體無神職人員帶領,由信仰者自動自發,信仰者對信仰的虔誠度也各有不同。 筆者以田野的參訪做紀錄,本文的分析以人類學的角度作詮釋外,著重於朝聖者與進香客,宗教經驗的闡釋,以宗教經驗中個人層面的信仰為核心要素。 第二章為筆者的耶路撒冷朝聖參訪紀錄外,並□合口訪基督宗教信徒在朝聖後的啟發,與伊斯蘭教中穆斯林,朝覲者的感言。 第三章討論聖地與神聖空間構成的要件,基督宗教與台灣民間宗教對聖地認定的異同。分靈、分香的理念與聖地再造的關係,聖地在地轉化的情形。 第四章討論朝聖者與進香客,兩者所代表的人觀意義與文化意涵中的異同,人—神關係,神—神關係等,與在信仰層面的剖析。 第五章討論朝聖者與進香客宗教經驗之闡釋,宗教經驗的不可重複性,不可預期性。宗教經驗者與神聖者的關係。個人經驗與神話歷史的辨證關係,集體記憶創造與歷史條件的辨證關係。 第六章,宗教經驗的神聖顯示是超越時空的,神聖顯示本身存在被詮釋的機制,宗教經驗者只能就身體時間的歷史情境作表達,而不是受到歷史的制約。朝聖者與進香客,在人神關係交融後讓神的本質存在於人的內心,心與靈的合一。

本文以山達基教會為例，探討新興宗教的宗教市場運作模式，透過田野調查，比較該教會在臺灣台北市及美國紐約市的實際運作狀況，並立基於宗教經濟理論的理性選擇命題，綜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與筆者田野觀察所得，可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一、宗教市場的運作和一般世俗商業的經濟市場運作類似，可分為供給面與需求面。在供給面方面，宗教供給者包括宗教團體與其產品；在需求面方面，宗教需求者則是信徒。 二、依照理性選擇概念，宗教市場與經濟市場類似，其供給者與需求者皆會追求利益最大化與成本最小化。 三、宗教信徒選擇宗教與否，會依照其宗教代價與利益的交換比率而定。 四、山達基教會的供給面，包括課程、聽析、訓練、服務、演講等等的提供。山達基信徒的需求面，主要指接受山達基各種協助之後所獲得的收穫。 五、研究顯示，美國與臺灣的山達基教會沒有太大的差別，其組織規模及運作模式如同企業運作一般，兩地山達基信徒的實際表現差異不大。 六、研究顯示，以山達基教會為例來看，新興宗教在宗教市場競爭中，其供給者與消費者在理性選擇的過程中，兩者有可能達到一種類似均衡的狀態。

1945年後一貫道大量從中國來台傳道，在目前的台灣是具相當有活力的宗教，不僅在國內傳教，現在更積極往海外拓展道務。回顧一貫道在台灣的發展歷史，一貫道在台灣是一個備受打壓的一個宗教團體，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以及安定社會秩序而決意打壓一貫道，直到國民黨政府在1988年開放同意讓一貫道合法化，讓一貫道遭受長達40多年的壓迫。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打壓，造成一貫道的發展歷程誨暗不明、發展方式低調隱密，使得多數人無法理解一貫道的發展歷史。 在中國發揚的一貫道，自1930年農曆6月15日一貫道的師尊、師母同領天命後，一貫道從中國的濟南開展，次第往天津、青島、北平、西安等地發展，從地理來看，是由華北而華東、華中、東北、西北、華南、西南，至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已將一貫道傳往中國各地。 一貫道普傳中國各地後，一貫道常州組於1943年正式成立，由上海基礎壇獨立出來，因此與基礎壇關係深厚。常州組成立後，吳萼偉派徐昌大、顧愛珩等人來台灣發展一貫道，之後徐昌大常駐在台灣發展道務，一貫道常州組遂在台灣穩定下來，發展至今。 徐昌大來台灣發展一貫道，銳意推廣一貫道，透過徐昌大學習在地的語言，用在地的語言推廣一貫道，在他這一代就已完成本土化的過程。本文為理解一貫道在台灣本土化的過程，以常州組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本土化過程，理解其發展的歷史，透過口述歷史的資料，描繪出一貫道常州組從中國開始成立，並且來台灣的發展歷史，同時也說明了常州組來台人員徐昌大是如何扎根本土、深耕在地、發揚國際，然後一直發展到2008年的過程。

當前台灣社會處於一股宗教熱潮之中，宗教衛星頻道近年也開始蓬勃發展。對於傳播領域來說，宗教衛星頻道非營利的理念與經營，加上宗教文化的背景，使得宗教衛星頻道已經自成一個獨特環境。對於宗教文化而言，宗教衛星頻道是宗教團體運用傳播新科技進行宣教與社會服務的新形式。從組織特性、經營方式、乃至節目呈現，宗教衛星頻道都顯得特殊。作為如此特殊的媒體，宗教衛星頻道在經營管理上和一般衛星頻道有所不同。本研究擬探討宗教衛星頻道經營管理之環境因素及影響，並找出適切的宗教衛星頻道的經營管理之道。 宗教傳播的研究尚在萌芽，國內亦缺乏宗教傳播理論架構的累積，本研究從傳播管理與宗教社會學、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三個學術領域為宗教衛星頻道的經營管理建立理論基礎，並從國外宗教電視上的發展檢視相關的問題。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深度訪談與節目表分析三種研究法進行，將目前五家宗教衛星頻道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慈濟大愛、佛光衛視、法界弘法、佛教衛星四家佛教信仰的宗教頻道與屬於基督教信仰的好消息頻道之比較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經營策略運用上，慈濟大愛針對慈濟人進行訴求，並發揮在環境因素中的諸多優勢，屬於集中化的策略。佛光衛視同樣擁有許多環境因素優勢，但以維持現狀，追求效率策略，屬於經營較為寬廣的頻道定位。法界弘法頻道不具有所屬教團支持，優勢少，因而採取追求效率與服務多元的策略。佛教衛星以正信佛教定位作為差異化策略，所具環境因素優勢有限，差異化定位清楚但訴求略微小眾。好消息頻道係以唯一的基督教頻道、家庭頻道定位作為差異化策略，有別於其他以佛教、公益社教為定位的宗教頻道。 雖然目前宗教衛星頻道多以公益、社教作為主要訴求之一，或希望宗教與公益社教兩方面並重，但節目表分析發現三個特點：（一）節目類型集中，節目集中於宗教生活資訊節目、宗教講座節目、宗教教育節目、社教文化節目與家庭生活資訊節目等類型；（二）節目仍以宗教性節目為主；（三）節目策略運用缺少變化。整體而言，目前宗教衛星頻道的節目呈現與頻道使命、定位與訴求對象不甚符合。 因此本研究認為宗教衛星頻道的經營管理首先應重視使命，進而發展定位與訴求對象。在掌握所處的環境優勢之下善用策略。此外，基於非營利組織特性，更需發展募款贊助策略以維持財務結構健全。在人力資源上，應開拓志工參與，並加強整體、節目的行銷，與社會、系統經營者維持良好公關。最後在節目呈現方面，宗教衛星頻道應體認節目的重要性，節目不僅建構觀眾對頻道的印象，更影響捐款意願，所以必須靈活運用節目策略，建立節目評估與回饋機制，以掌握觀眾反應。整體而言，宗教衛星頻道的經營管理應該掌握環境因素，選擇有利策略，並重視使命以及適切之定位、訴求對象，在財務、人力資源、行銷、節目策略等層面方有良好表現。

本研究擬從宗教現象學的角度探討先秦儒家的宗教性。本研究以維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作為描述「宗教」的理據，運用海德格的「形式指引」（“formal indication”）與呂格爾的「象徵主義」（symbolism）作為探討「宗教性」時的現象學方法，並以尼尼安‧斯馬特（Ninian Smart）的「宗教向度論」作為展開論證的參考架構。本研究透過討儒家之道、經典與傳統的內涵，而將《詩》、《書》、《易》、《論語》、《孟子》、《荀子》等典籍當作研究範圍與主要分析文本。 　　本研究指出：《詩》、《書》、《易》裡所反映的殷周初民思想為先秦儒家之宗教性的根源，於其中我們可窺見其宗教性的敘事與神話、經驗與情感向度、儀式與實踐以及社會與制度等向度。孔子則承繼了《詩》《書》《易》的宗教內涵，而予以哲理形塑與倫理轉化。孔子之後，作為代表著先秦儒家的內聖與外王之內部的分化發展的孟子與荀子，他們皆自詡為道統的接班人與宣揚者，並分別使得先秦儒家之宗教性的情感經驗向度得以深化、儀式制度向度得以開展。 / This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religiosity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It takes Wittgenstein’s concept of “family resemblance” as the methodological guide for characterizing “religion” in general, and Martin Heidegger’s concept of “formal indication” as well as Paul Ricœur’s symbolism as the phenomenological tools in describing “religiosity” in particular. It also adopts Ninian Smart’s theory of dimensions of religion as the framework for unfolding its argument. Meanwhile, by way of discussing the Confucian ideas of “dao,” “classics” and “tradition,” this study delimits its intellectual journey and choses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Book of Document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onfucius’ Analects, the Mencius and the Xunzi as the main texts for its inquiry.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thoughts contained in the Classic of Poetry, the Book of Documents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are the roots of the religiosity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 They reflect the narrative and mythic,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of that religiosity. Then this study shows that it is later philosophically reshaped and ethically transformed by Confucius. Final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Mencius and Xunzi, who regard themselves as the apologists and propagandists of orthodox Confucianism, have explored the experiential and emotional dimension and developed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classical Confucianism’s religiosity resp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