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本研究運用公共選擇觀點建立理論模型，探討政府組織之政治家與官僚之互動，並分析經濟發展、房地產景氣等經濟變數與政治過程中人為干預之政策變數對土地稅稅基之影響，其次利用追蹤資料之迴歸模型，檢定理論模型之推論及分析政治景氣循環現象，並提出改進土地稅稅基評定制度之參考點。 本研究發現，當政治家主導評定過程時，理論模型推導出經濟變數對土地稅稅基有正向影響，人為干預之政策變數對土地稅稅基產生不利影響，並於實證上以台灣省21個縣市，民國76年至民國90年之追蹤資料迴歸分析，證實本研究理論模型之推論，即第一任政治家於選後藉由繁榮地方建設，回饋選民和利益團體於選票上之支持，欲連任之政治家於選前一年和選舉年，透過減輕選民和利益團體土地稅負擔，達到連任之目標，產生土地稅稅基之政治景氣循環現象，尤其是選舉競爭程度愈激烈，愈有誘因操控土地稅稅基之評定。 綜合上述之分析結果可解釋，當政府的力量未受適當規範及運作過程中制度的缺失，排擠了技術官僚查估地價之專業，產生歷年來土地稅稅基偏低之鎖進效果，欲改善現行規則，需以漸進方式為之。短期而言，(1)藉由資訊的公開，改變經濟與政治相對價格，進而影響政治家與官僚個人偏好的改變；(2)藉由誘因機制，誘使土地稅稅基提高；(3)藉由技術的更新，促進政府組織的改良。長期而言，參考日韓經驗，建立合理有效之土地稅稅基評定制度。 關鍵詞： 公共選擇、政治景氣循環、土地稅稅基、政治家、官僚、經濟變數和政策變數

中央政府自遷台以來，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從反共抗俄的戰時體制，到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歷經解嚴、憲改、政黨輪替，逐漸發展成為民主國家，其間的變遷與發展，已經累積出相當豐富可觀的研究內容，特別是從威權政體到民主轉型的變遷發展過程，是一個極為獨特的發展經驗。 本文的研究目的，乃是以政府遷台後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為核心，並以解嚴前後，作為時間的分割點。主要在探究四個問題：其一，解嚴前，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的內涵與風格為何？其二，解嚴後，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的內涵與風格為何？其三，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所面臨的困境為何？其四，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的建構方向為何？大體而言，解嚴前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的發展，其追求的核心價值，乃是以官僚行政理論所倡導的效率、能力、專業、忠誠等價值為主；解嚴後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的發展，其追求的核心價值，則是以民主行政理論所倡導的回應、參與、代表、公開等價值為主。 本研究從方法論的層次而言，乃是採取一種質的研究觀點；在研究途徑的層次上，著重歷史結構的研究途徑；而在研究方法上，是採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在章節的安排上共分為六章。本文從第二章美國行政倫理研究發展與行政倫理的法制發展的文獻分析中，發現影響行政倫理最主要的兩大理論：官僚行政理論與民主行政理論，其因應不同時代環境的需求，而產生不同的行政理論，在不同行政理論的引導下，導致行政倫理不同的價值觀；第三章、第四章則採「事實典範」的觀點，偏重於歷史事實的實質內涵，從文獻與檔案的整理與歸納中，建構解嚴前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的真實面貌，及解嚴後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的真實面貌；第五章則分析當前我國行政倫理法制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再以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特別是OECD）的行政倫理的理論與實務規範為基礎，從制度面、法律面、管理面，三個不同層次的面向，提出政策建議，做為建構我國當前行政倫理法制發展的參考方向。

本文以鄉鎮政府的財政運作為例，解釋中國大陸地方政府在預算外收入增加的同時，也不斷在累積負債的現象。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大陸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和負債的增加是「軟預算約束」的表現，而「官僚協調機制」與「公有制產權」的交互作用則是導致地方政府軟預算約束的主要因素。特別是，官僚協調機制下縣級政府的刻意放縱，以及土地集體所有制事實上成為幹部所有制，使得鄉鎮政府可以不斷擴張預算外收入並且累積政府債務。在此種財政運作的情況下，改革地方財政面臨到環環相扣的問題，然而，由於官僚協調機制的制約和欠缺改革所需的正確財政資訊，使得環環相扣的問題難以被克服，這不僅阻礙了未來改革的可能性，也讓現行的改革方案難以收到真正的效果。

戰後台灣經濟呈現高度發展，對於這段高度發展期間，以許有多學者進行研究。他們一致認為此一時期由技術人員出任財經官員，推動若干政策加上美援的資助下，使得台灣可以走出戰後經濟凋蔽的窘況。至今看來這批財經技術官僚獲得極高的評價，關於財經技術官僚的傳記、口述歷史、訪談錄已有相當多的著作，但對於財經技術官僚整體的研究卻是相當的缺乏。 本文所討論重點不在財經技術官僚所締造高經濟成長率，而是從另一個面向從人事關係與派系的角度來研究財經技術官僚。針對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至1988年蔣經國總統過世，這長達近40年期間以台灣財經技術官僚為研究對象，探討此一時期財經技術官僚的人脈與派系。在威權體制下，財經技術官僚與國家主要領導人蔣中正、蔣經國、陳誠等的互動關係，領導人對這批技術官僚的態度。國民黨在1952年改造完成後已成為黨國一體的情形下，財經技術官僚與黨內的關係為何，是否是我們印象中的以黨領政？最後是對於財經技術官僚本身的特性與出身系統背景進行分析，來說明背景、派系是否可以影響財經技術官僚的升遷。以不同的角度來看此一時期的財經技術官僚的崛起與沒落。

本論文的研究問題是探求外壓對日本ODA的影響如何;其次,在探討日本的國內因素對日本ODA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分為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屬於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的性質,第一章除了將目前對外援助相關的研究作一番整理和檢討之外,希望釐清先進諸國提供對外援助動機(motivations)的本質為何?依照學界普遍的看法和多數文獻的結論認為:先進扆□斯堪地那維亞諸國例外)提供對外援助的動機,基本上是出自利己的動機,捐輸國利益模型對援外行為的解釋力較強,日本援外的行為亦復如此。第二章則針對目前有關日本援外政策研究所運用的方法,其成敗得失如何作檢討。作者將目前日本個案的相關研究,分為外交政策研究途徑 和國際經濟政策研究途徑;前者是偏重日本如何因應國際外壓的研究,而後者則強調日本國內因素,對ODA決策影響的研究。作者認為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分析,對全面性瞭解日本ODA的決策有相當的助益,忽視任何一方都將誤解日本ODA決策行為的本質。第三章即透過各項具體的數據,表現日本自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九零年止,日本ODA質與量的表現,地理分配的集中度,ODA分配領域的問題等,最後再對比分析日本ODA與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三者間的關係。本章最重要的論證認為,外壓對日本ODA的分配行為不具實質的影響力,因為從本章的各項數據中顯示,日本ODA的分配和實施,可以說維持了一個相當穩定的型態,除了特定時期基於冷戰的考慮,所提供的戰 略援助之外,可以說並未因為他國的要請和壓力而改變ODA的分配和實施。第四章即針對日本ODA的決策,在分權式決策體制的架構下所產生的現象作一番探討。由於日本ODA的決策和實施並無專責及統一事權的專門機構,四省廳協議體制使得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掌控ODA事業的專業技能及專門人才及預算的權力,因而在協議決策時享有較大的發言權,外務省在這方面則相對的弱勢;此外,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因為背後都有國內利益團體和選民選票的支持與壓力,所以在協議決策時也比外務省的表現更強勢。本章更深入分析主管經濟事務的省廳如何在(amakudari;中文謂空降部隊)的制度下,和日本企業間緊密的連結(linkage),說明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部門能夠如膂使臂,維持如此融洽何作關係的原因。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對日本國家行為的限制和影響已產生改變,日本未來將如何扮演其和平經濟大國的角色呢?作為日本重要外交政策工具的ODA,面臨新的國際情勢應該如何體現日本政府的政策理念呢?第四章的第四節將綜合整理日本文獻的討論,試圖拼湊刻正浮現中的日本援外理念,以期瞭解未來日本援外政策的發展方向。最後第五章結論的部份,作者認為來自國際層次的外壓因素,對日本ODA政策行為的影響,遠不如來自國內層次的自利因素。

當今政府面臨的政策議題，鮮少能由單一政府、組織、機關，甚至是單一部門（sector）所能獨立承擔，泰半必須透過上下級政府、多組織、多機關，以及跨部門的合作，才能有效地緩解各類政策問題。儘管如此，日常諸多案例與報導卻顯示：即便是政府部門跨機關之間的互動關係，很多時候也是頗為脆弱、甚至是衝突的。令人費解的是，近年來國內、外相關文獻在這方面的產能，卻是寥寥無幾。與此主題有關研究，若非是聚焦於政府與其他部門之間夥伴關係，否則就是侷限在私部門策略聯盟形成與影響之議題上，反倒是直接以政府官僚體系為主研究，相形之下更屬罕見。在此觀察下，本研究很自然地提問：究竟什麼因素主導了機關行動者合作行為的選擇？為什麼這些因素會影響機關間合作？以及這些因素究竟如何影響機關間合作？ 在文獻回顧方面，若以「研究領域」區分，其範圍包括：「企業管理」（特別是策略聯盟）、「公共管理」（特別是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網絡管理），以及傳統「官僚理論」（特別是經典著作）等代表性著作。其次，若以「文獻性質」區分，則包括「經驗性」（特別是組織間網絡、合作的影響因素分析）與「理論性」（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合作理論）文獻。整體上，廣泛的文獻回顧對於吾人了解前人研究成果、建立後續研究正當性，以至於資料分析或討論上，都帶來相當程度的助益。 在方法論方面，本研究交代了如何進行研究，以回應原初設定之目的與問題，其內容包括：本研究為何選擇質性研究方法？為何選擇台北市政府作為探究個案？如何進行所謂的理論性抽樣？如何進行深度訪談？如何運用WinMax質性研究軟體分析文本？最後，本研究也針對研究品質作一個簡單自評。 在研究結果方面，本研究指出影響機關間合作的九項因素是值得關注，它們包括：「責任」、「資源」、「法定權責」、「組織間互動史」、「行政領導力」、「首長間信任」、「首長風格」、「協調者」，以及「人際網絡」等。為便於勾勒機關間合作形貌，本研究採用命題陳述方式，來描述主要解釋因素對於合作結果造成之影響，以及其間的轉折關係（因果機制），並借助於量化研究「雙變量分析」概念，來使這樣的操作過程（尋找證據）成為可能，如此應有助於後繼者（特別是量化研究者）在從事類似的因果關係驗證工作上，可以找到更多著力點，或是在統計分析的解釋上，更能深入洞悉組織現象背後鮮為人知的系統動態，對於那些因果命題所造成之干擾。最後，本研究也提出若干公共行政領域學者熱衷探討的議題，探討這些議題與本研究結果之間的重要關聯與啟示。

目前台灣探討預算決策、預算行為的實證研究並不多見，本研究欲探討台北市政府各局處單位預算或單位預算分預算之預算編列人員的預算決策行為，研究各種影響行政官僚預算決策行為的因素，了解我國地方政府行政機關在實際編列預算時，是否會追求預算極大化？若有追求預算極大化的傾向，是否都能成功獲得其預期的預算數額？行政人員編列預算時所考量的因素為何？等諸多議題。 本研究先採取問卷調查方法，經統計分析後，依據問卷內容所獲得的結果，進一步擬定訪談題目，與相關人員進行深度訪談，期透過量化、質化研究方法兩者並行，使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更為嚴謹精確。研究者以Niskanen的「官僚預算行為模型」為基礎，探討行政官僚個人動機、官僚面臨的制度性限制，以及非制度性的約束、政治因素這些變項，對官僚預算行為所產生的影響。本研究將「官僚個人動機」、「預算制度」、「政治因素」、「組織認同」、「機關組織文化」、「官僚影響力」此六個變項列為自變項，將「預算極大化傾向」此變項列為依變項，進而探討這些變項間的互動、影響。 研究發現說明如下： 一、官僚預算行為影響因素分析：（一）官僚個人動機：官僚個人公益動機可能會激勵行政人員努力構思新事務，爭取更多預算為民服務，但前提在於公務員必須提出具體可行的施政計畫，有效說服長官加以支持。（二）組織認同：公務員對組織認同的程度，對其爭取預算的行為影響並不大。（三）預算制度：現行預算制度確實會對官僚的預算行為產生影響，並限制了官僚權限及影響力。（四）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預算制定過程中具影響力，也會影響官僚編列預算時的考量。（五）機關組織文化：各行政機關基於單位屬性、業務職掌及相關法令規定，編列預算考量的因素必然不同。各局處由於單位性質、政策規劃不同，預算不會也無法相互參考，若有參考情形發生，也僅限於各機關共同編列的預算部份。（六）官僚影響力：官僚權限大小並非僅侷限於官等、職位…等因素影響，更與該機關性質、重要性及個人人格特質有關。 二、機關首長會在可能範圍內追求預算極大化。三、行政官僚希望預算增加的前五項理由依序為「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反應生產成本（物資、計畫、設備…）的增加」、「維持現有計畫」、「改善辦公設備」、「對利益團體及特定民眾提供更多服務」。四、行政官僚編列預算考量的前五項因素依序為「反應民眾需求」、「改善特定政策」、「保護現有計畫」、「改善福利與設備」、「維護機關形象」。五、最具影響力的前五位參與者依序為「機關首長」、「市議會」、「單位主管」、「上級機關」、「會計主管」。六、我國政府預算編列仍存在浮濫不實現象。七、府會關係對政府預算與行政人員預算行為有部分影響。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748号 / 法博第179号 / 新制||法||151(附属図書館) / 31699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伊藤 之雄, 教授 伊藤 孝夫, 教授 中西 寛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法学) / 乙第13228号 / 論法博第200号 / 新制||法||166(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法学研究科政治学 / (主査)教授 曽我 謙悟, 教授 待鳥 聡史, 教授 建林 正彦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3632号 / 文博第889号 / 新制||文||71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歴史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吉川 真司, 教授 上島 享, 准教授 三宅 正浩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