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混，做為形容，描述我們生活的經驗世界是一個未完成的豐富。 含混，做為隱喻，突顯客觀論述以為的清楚明晰的不清楚。 含混，做為動詞，是不斷延伸出去的可能性張力。 含混，做介係詞，從不清楚到清楚的偷渡。 含混，做為名詞，是清楚的根。 含混，動詞變化，開始。

國內報業在開放報禁後逐漸邁入競爭激烈的市場型態，各報先後朝以讀者需求與利潤為依歸的市場導向模式發展，而《蘋果日報》於2003年在台灣發行之後，再度對台灣報業市場產生一次極大衝擊。本研究聚焦在報紙政治新聞，觀察以往以硬性資訊為主的政治新聞在此脈絡下是否也受其影響開始出現或加劇原有的「小報化」傾向。 本研究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三大報的前三版政治新聞做為「非小報」的政治新聞樣本，並以《蘋果日報》在台發行當年、以及前後三年（2000年、2003年與2006年）做為分析期間，採用量化內容分析法，比較這三階段政治新聞的報導形式、內容與風格等面向。 在形式面，國內報紙政治新聞的報導內文篇幅並沒有顯著的減少跡象，其標題與搭配的照片面積也沒有明顯增大，改變最大之處在於報紙政治新聞搭配刊登照片的新聞比例逐漸提高，使得整體版面呈現出更加視覺圖像導向的「小報化」形式特色。 在內容面，本研究發現在報導主題的轉變上，關乎政府政策與國會等較具公共性質的新聞量明顯減少、針對政治醜聞的報導明顯增加；然而，聚焦單一政治人物的個人化報導，多年來卻維持一定比例沒有明顯增加，這部分並不吻合「小報化」的新聞主題發展。 在風格面，政治人物的個人報導朝軟性化發展，含納更多私領域動態或是人情趣味元素；而記者在撰寫特稿與評論時，更容易以明顯字句對特定政治人物或黨派進行負面批評；聚焦政治衝突的新聞量雖然沒有顯著增加，但衝突事件的主角卻也逐漸轉移到政治人物彼此的個人恩怨上。 最後，本研究以四個客觀性報導處理手法做為觀察指標，檢視國內政治新聞報導是否受「小報化」負面影響而在新聞專業與報導素質上做出讓步。在純淨新聞裡不摻記者個人意見、和明確提供消息來源等基本處理方式上，《蘋果日報》登台前後的政治新聞差異並不大；然而，國內報紙政治新聞的解釋與評論性質報導卻帶有了更多的黨派色彩，且平衡陳述對立意見的報導比例也逐漸減少。 / Apple Daily has made an impact on the strongly competitive newspaper market in Taiwan since its publication in 2003, spilling over tabloid news values into other media outlets. This study focuses solely on traditionally serious and hard political news and sets out to examine whether it has been influenced, or tabloidized, over time. 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n political news items from three largest non-tabloid newspapers - Liberty Times, United Daily and China Times - was carried out and measured a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form, main topic and style. News sampl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2000, 2003 and 2006. In terms of form, more and more political news incorporated visual elements, such as photographs, as means for presenting information, while the page space devoted to text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As for main topic, the overall decrease of coverage on government, parliament and policies was evident, and the focus has been shifted toward political scandal. With regard to style, the personalized coverage on political figures was done with a more softer approach by focusing more on human interest stories. And personal conflicts of politicians were highlighted in coverage on political conflict. Finally, measurement of objective reporting was adopted to gauge whether there was an overall decrease in journalistic standards of political reporting. The results were mixed. While the basic practices of not presenting subjective opinion and anonymous news source were maintained over the period, the news comments have become more partisan and the balanced presentation of conflicting political views has decreased.

本篇論文共分為5章，第1章為緒論，第5章為結論，而第2章到第4章則為論文主軸部分。 首先就論文架構安排上，因為通說認為自始不能適用於我國民法第246條之規定，依我國民法第246第1項前段可知，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者，其契約為無效。此一規定，由於無法充分保障債權人且違反私法自治，契約應儘量維持效力的看法，故備受學者所批評。是以，在現行法解釋論下，學說上有採比較法的方式，仿德國舊民法的規定，將自始不能區分為自始客觀不能和自始主觀不能，而認民法第246條僅適用於自始客觀不能，限縮民法第246條的範圍，以保障債權人的權益。本文亦贊同此一區分方式，故論文中會分別對自始主觀不能和自始客觀不能，分別在論文第2章和第3章，進行我國民法自始不能解釋論層次之討論。 在第2章主要是針對自始主觀不能進行討論。除了檢討構成要件外，在效果上，本文認為，有自始主觀不能的情形時，由於自始主觀不能概念之創設，主要是為了限縮民法第246條之不當立法，其法律效果其實和給付不能並無不同，換言之，契約仍有效，並且可直接適用於民法嗣後不能的規定(民法第225條、第226條、第266條、第267條)。 不過在適用嗣後不能的過程中，如何來解釋可歸責債務人事由(不可歸責債務人事由)之內涵？向來通說立基於過失責任原則下，認為民法第226條之可歸責債務人事由，指債務人就不履行有故意或過失而言。不過由於締約前債務人對給付之可能實現與否，並不負注意義務，既無注意義務，難謂債務人於訂約之前，有故意過失。從而以故意或過失作為可歸責事由的標準，並不適用於自始主觀不能的情況。 因此學說上有認以債務人是否於締約時知悉給付不能之事實，作為判斷之標準。不過若採此說，將造成在自始主觀不能和嗣後不能，判斷債務人可歸責事由之標準不相同，而無法整合自始主觀不能和嗣後不能。從而本文在此嘗試就債務不履行的可歸責事由重新進行建構，以國際交易之相關法規(PECL，PICC，CISG)和日本債權法改正試案作為借鏡，來闡釋我國民法第226條(第225條)的可歸責債務人(不可歸責債務人)事由內涵，以期能使自始主觀不能和嗣後不能，可以適用相同可歸責事由之標準。 在第3章，本文除了對於自始客觀不能之要件進行分析外，並希望透過解釋論的方式，儘量整合自始不能和嗣後不能。而若要使自始客觀不能亦能適用一般債務不履行之規範，主要之關鍵在於，契約必須有效。在此本文會從自始不能的理論基礎，締約上過失責任(告知義務違反)，和外國學說上相對無效之見解，來重新掌握民法第246條之範圍，將其適用之機會再次加以限縮，形成即使有自始客觀不能的事實時，契約依然有有效之可能。 而第4章是站在立法論之層次，透過各國之立法例，來檢視我國現行法之缺失。首先是外國法制度的介紹，在此本文研究之切入點是，自始不能的契約效力，以及自始不能和嗣後不能如何整合之問題。再來是探討民法第246條和第247條刪除後，如何藉由外國法制度，重新建構我國自始不能的法律制度。最後本文認為，現行民法第246條和第247條無法充分保障債權人利益，乃是不當立法，日後修法時，宜改採自始不能，不影響契約有效性的見解；並且在自始不能時，若契約有效，直接適用嗣後不能的規定即可，相關內容將在本文第5章結論作論述。

「品牌形象好的產品，其產品品質也會比較好」的想法，是許多消費者在購物時所依賴的經驗法則。然而，在現今的消費市場，品牌形象是否真能反映出品質的高低？本研究採用民國79年1月至民國94年6月份的「中國民國消費者報導」，探討在16年間，98個產品類別中，品牌形象與產品品質的相關性。 研究結果顯示，品牌形象不能做為產品品質的訊號，在98個產品項中，兩者的相關平均值為-0.14728，並且在各個產品項內，兩者相關性呈現大幅的差異。同時，在研究影響品牌形象與產品品質的中介變數後，本研究發現，在台灣消費市場，相較於開發中國家的產品，已開發國家的產品的品牌形象與產品品質相關性較高；而本研究的另外兩項中介變數：「耐久品/非耐久品」以及「搜尋品/經驗品」，並不能顯著地解釋品牌形象與產品品質相關性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未來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必須蒐集更多的產品相關資訊以促進購買決策的正確性，而不能單以品牌形象作為最終購買決策的依據。 / It seems that “better brand image implies higher quality” is the rule of thumb. However, is it true in the consumption market nowadays? This thesis uses 98 product category test results of the Chinese, Taipei Consumer Report from the period of January 1990 to June 2005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nd image and qua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thesis indicate that brand image is not a good signal of quality.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s -0.14728 in average and greatly varying levels of correlation across 98 product category. At the same time,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variables, this thesis finds out that comparing to the produc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ose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higher brand image- quality correlation levels. Besides, other two variables, “durable/non-durable goods” and “search/experience goods”, do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correlation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consumers need to collect more product-related information before final purchase decisions,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brand image solely.

前言： 第一章導論：第一節研究主題及主要概念： (一) 研究主題， (二) 主要概念之界定 。第二節有關研究理論與文獻： (一) 守門理論, (二)有關新聞從業員專業性的研究 , (三) 中文可讀性的研究。第三節研究目的。 第二章研究設計：第一節研究設計模式，第二節研究方法之一－－調查法： (一) 問 卷設計, (二) 選樣與訪問, (三) 資料處理。第三節研究方法之二－－內容分析法 ： (一) 分析對象與選樣, (二) 測量的單元, (三) 分析題目, (四) 資料處理。 第四節資料的綜合處理。 第三章研究結果之分析：第一節信度與效度，第二節國會記者專業性之分析： (一) 國會記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其專業性之關聯性， (二) 報紙經營型態與其客 觀報導國會新聞之關聯性， (三) 國會記者之專業性與其新聞寫作重點強調之關聯性 ， (四) 國會記者之專業性與其新聞寫作可讀性之關聯性。 第四章研究結果之討論：第一節國會記者之專業性，第二節報紙處理國會新聞之型態 ，第三節國會記者之專業性與其處理新聞之關係。 結語

本論文從「權力觀點」來審視台灣的土地徵收制度，發現台灣的「土地問題」是戰後台灣發展模式的代價之一，它是深植於邊陲資本主義積累模式和發展掛帥威權國家的政治經濟邏輯之中；而原本為解決「土地問題」所制定出來之「土地政策」，在這種政治經濟之大環境下早已成為「邊陲部門」所制定之「不具重要性」的政策。且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已淪為政治權力者（政黨或行政官僚）與經濟權力者（新地主階級或地方派系與企業財團）獲取利益的工具；作為土地政策之一環的「土地徵收制度」，由於僅為實現土地政策之實質手段與運用工具，故對國家或權力者而言，土地徵收制度不過是邊陲性土地政策下的一個極具手段性、工具性之制度。再加上在現行土地徵收制度（土地徵收條例）之立法與行政過程中，作為擁有權力者之整體行政官僚係透過直接或間接之權力運作，有意或無意地將「公共利益」之迷思與「客觀中立」之迷思植入土地徵收條例中，使得那擁有權力者所掌控的「公共利益」之觀點與界定、「客觀中立」之觀點與迷思能夠繼續穩坐意識型態霸權之地位，並進一步獲取龐大之政治經濟利益。在土地徵收制度此種先天結構性缺陷之下，土地徵收制度已衍生出二大嚴重問題，一為有形之問題；二為無形之問題。有形之問題為：（一）申請土地徵收之案件數量龐大；（二）牽涉土地徵收之訴訟案件眾多。無形之問題為：（一）行政訴訟無法解決土地徵收制度中「公共利益」與「客觀中立」之迷思；（二）人民難以挑戰及撼動整體行政官僚化身之「官僚巨靈」與「白色巨塔」。

《中文摘要》 近年來政府對「電視新聞置入」十分熱衷，但兩極化的爭議也隨之而起；不過在現實狀況下，媒體早已是主動出擊，與行銷公關公司搶食政府置入新聞的大餅。本研究透過兩個代表性個案的分析、從「置入流程」、「內容呈現」與「媒體立場」三個面向來還原目前政府究竟是如何將其宣傳置入電視新聞。研究發現，政府置入電視新聞已達供不應求的「量產」規模，不但形成特殊的置入新聞產製標準化流程與專業的「接案族」，甚至媒體工作者的心態也與過去大不相同。而政府花錢透過媒體包裝後所呈現出來的政府置入新聞，卻往往不符合最基本的新聞報導原則，消息來源太集中於政府官員，無法達到客觀與平衡的基本要求，在文稿與畫面呈現等新聞處理的技巧上均有待加強。此外，本研究亦顯示，在政府置入電視新聞後，原本是媒體監督對象的「政府」如今變成了重要金主，電視新聞的立場幾乎都一面倒向對政府有利，只有極少數新聞秉持報導中立，顯見新聞置入已箝制了媒體監督政府、為民喉舌的功能。 關鍵詞：置入式行銷、電視新聞、消息來源、新聞客觀 / The process and presentation of government oriented product placement on TV new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 oriented product placement on TV news is very popular, but also controversial. In fact, televi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companies are fighting for this business. The author selected two cases to examine how Taiwan government placed its propagandas and policies on TV n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duct placement on television news has reached "mass production" scale, not only create a special SOP sequence and even the mentality of media workers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However, the TV news placed by government us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s news source, did no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for objectivity and balance,and violat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news reporting. In addition, through product placement on television news, government has now become the major client of TV. As a result, the placed TV news was heavily in favor of the government.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d that government oriented product placement has paralyzed the surveillance function of television news . keywords：product placement, TV news, news source, news o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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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報紙如何報導立法院總質詢的新聞，並將報紙所呈現的「符號事實」 ，與客觀事實的立法院公報比對分析，以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 研究的時門為民國七十六年主法院之七十九、八十兩會期的總質詢；研究對象為中央 日報、中國時報及自立晚報，三家報社所刊載兩個會期所有總質詢的純新聞，並與兩 會期中有關總質詢詢答紀錄的公報進行比對；研究方法為內容分析法。 本研究欲探討兩大問題： 壹、報紙呈現的符號事實為何？ １．不同報紙所呈現總質詢的議題內容有何不同？ (1) 不同報紙對立委及官員所提議題類別的報導型態有何不同？ (2) 不同報紙對立委及官員所提議題的言論導向報導上，有何不同？ ２．不同報紙如何報導訊息來源人物？ (1) 不同報紙如何報導不同屬性立委（黨籍、類型、資深程度、所屬委員會）的新 ？ (2) 不同報紙如何報導立委及官員的新聞？ 貳、報紙呈現的符號事實與客觀事實的比較有何不同？ １．不同報紙報導不同屬性立委的新聞與客觀事實比較有何不同？ ２．不同報紙報導立委及官員的新聞與客觀事實比較有何不同？

本篇論文名為中性行為與幫助犯，然論文的主題並不是兩個不相關的概念，而是想藉由分析刑法上中性行為問題的起源與脈絡，進一步的去觀察中性行為問題在幫助犯概念上的定位。藉由本文的探討可以發現，我國學說在討論幫助犯的構成要件時，長期以來欠缺歸責論的思考。故在幫助犯的構成要件適用上產生了中性行為問題，反之如果能注重這方面的問題，則中性行為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故本論文名稱雖包含兩個主題，其實重點在後者，亦即幫助犯的構成要件。 本文在第二章介紹我國幫助犯概念討論的現狀與問題。於第三到五章則介紹外國實務學說，於第六章則提出自己的見解，先檢討外國學說的迷思，與探討中性行為問題在幫助犯的定位，之後借助刑法上客觀歸責的階層，區分為製造風險與實現風險兩個要件提出自己的見解，最後討論主觀故意的範圍後，歸結出本文對於中性行為問題的看法，與幫助犯的要件，並使用至今的討論成果來回頭解決我國實務與學說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