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網路小說為研究題材，探討網路小說的寫作經驗，以及存在於網路小說當中的作者—讀者關係。過往研究多將焦點置於寫作動機、參與寫作行為的理由，或是從社群觀點出發，而本研究則從寫作經驗切入，試圖瞭解網路小說的寫作者如何看待他們的作品、以及與他們在網路上交換訊息的讀者。 / 不同於以往的出版機制，網路這個開放人人使用的媒介使得以往無法發表的作品、以及無法出頭的寫作者得以大量曝光，相對的，也讓人充分理解到網路是一個允許人們自由發表創作的場所。相對的，在關於寫作的探討上，也就有新的理論產生。本研究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作者身上，因而理論探討也以作者、文本的意義為中心向外擴張，沿用與文學相關的理論、後結構主義觀點以及與網路書寫虛擬社群等相關理論，探討網路小說與傳統小說在寫作與閱讀方面的不同之處、作者在網路小說的寫作和發表過程採用何種經營態度或是策略、作品發表之後來自讀者的回饋對於作者本身和作品的內容造成之影響、以及社群、審稿機制等外在情境對於作者們的影響，發展出包含四大要素（作者權與詮釋權、網路小說與傳統小說之異同、回饋機制、社群與權力架構）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而成為本研究的理論基礎、以及實際進行研究時的操作原則。 / 本研究採行深度訪談法，訪問的對象為在網路上連載網路小說、與讀者有所接觸的作者，成功訪問到的樣本為十二人。從訪談當中，可以歸納出文本特性、作者風範、社群與權力觀點、現實社會的影響力、以及作者本身的變化等五點。 / 本研究發現，網路小說具備有後現代主義當中的拼貼特質，不管是在文類或是呈現的方式上都與傳統實體書出版的小說有相當的差異；而寫出網路小說的作者亦然，他們在網路上會承受到來自讀者、來自社群以及外在環境例如出版機制與來自市場的影響力，這些外在的力量會對存在於作者身上的主體性加以挑戰，而作者在回應挑戰的同時、除了衛護自己對於作品的主導權之外，自身的想法亦有所改變，呈現所謂「延異」的現象。

書寫行為與書寫者的人格特質關係密切。書寫筆跡並非僅是單純的手部活動的結果， 且係書寫者人格（Personality ）的表現，書寫者的人格各有不同，則筆跡必因之而 異；從書寫行為中，我們可以推知書寫者的人格特質，而在書寫行為中，筆壓（Pen pressure）和書寫速度（Writing speed ）是較不可能被學習、模仿的，因此，在書 寫過程中，具有高度的自然性（Naturalness ）和即興、自發性（Spontaneity ）。 基於上述假設，在本論文中，我們選擇書寫行為中筆壓與時間變項來探討其與書寫者 在內－外向（Extroversion -Introversion）勇猛性（Psychoticism）、神經質（ Neuroticism ）及場地獨立－依賴性（Field independent v.s. depedent ）等四項 人格特質的關係。 本研究收集26名男女大學生及13名精神病人在書寫行為中之筆壓變項，與人格特質變 項一分別以艾氏人格問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rire）、藏圖測驗二種 人格測驗測量之一間的關係。所得之主要結論如下： 1.性格愈內向的，筆壓愈重。 2.性格愈外向的，筆壓愈輕。 3.場地獨立性傾向愈高的，筆壓愈輕。 4.場地依賴性傾向愈高的，筆壓愈重。 5.精神病人之筆壓平均高於正常人組。 6.筆壓愈重者，書寫速度愈慢。 7.筆壓愈輕者，書寫速度愈快。

本研究旨在探討文章結構與主題知識對國小學童說明文寫作表現的影響。 正式實驗的受試包括台北縣秀朗國小五年級三個班級共 138名學童，分別 接受文章結構明示、暗示與不提示三種實驗處理，然後受試均各寫一篇對 主題知識熟悉與不熟悉的說明文，依變項為組織結構與內容觀念兩個寫作 表現的成績。研究結果發現，在扣除智力與國語科成績的影響後，在寫作 組織結構的表現上，提示文章結構並沒有幫助，反而是以不提示文章結構 的控制組表現最優；在內容觀念向度的表現上，以暗示文章結構的方式最 有助於寫作表現，而且文章結構的提示方式與寫作主題知識對內容觀念產 出也具有交互作用的效果，當寫作主題熟悉時，暗示文章結構最能提高內 容觀念向度的寫作表現。無論是在內容觀念或組織結構，都是以當寫作者 對寫作主題知識熟悉時的表現優於當寫作者對寫作主題知識不熟悉時，因 此本研究建議，在寫作教學上，教師應該針對學生所熟悉的事物來命題， 同時與其他學科的領域知識相結合，以豐富寫作內容。

大陸新時期作家中，余華小說不論在敘事手法或語言風格都獨樹一幟，其作品透過翻譯，在國際間並取得相當的關注與肯定，但在台灣研究界卻相對冷清，本文於是以「毛魘記憶」為余華小說研究核心，所謂「毛魘」，在本文意指「毛權夢魘」。所謂「毛權」，在本文限定為「毛澤東於1949年建政至1976年逝世止，其間推動的政治措施與背後的意識形態」；而名之為「夢魘」，則含括「後毛澤東時代」（毛逝世迄今）中國人民受「毛權遺產」影響的趨避狀態，特別是那揮之不去、如「魘」隨行的心靈特徵，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形成錢理群所言今日「毛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現象，潛移默化著國民性格。 本文除了試圖以「毛魘記憶」連結余華前後期貌似迥異的小說書寫風格，呈現余華筆下個人獨特的「毛魘」書寫，藉此歸納毛權對中國人民的精神戕害，從而造成國民性格的重塑和價值意識的轉變；再者，更進一步將余華置於五四以來新文學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其承先啟後的獨特位置，尤其是與魯迅的遙相轉承。

本文探討寫者如何將日常經驗轉化為文字作品，尤其如何將難以言喻的飲食經驗透過文字生動地表現。透過此問，試圖揭櫫經驗訴諸文字的過程，以及其間複雜交錯的課題。本文採用體現的取徑(embodied approach)，以當代飲食書寫為考察對象，擇取其中代表作家，蔡珠兒與謝忠道的文字作品與兩位作家的訪談資料，來詮釋經驗轉化為文字的脈絡，梳理經驗、身體感以及書寫之間的關係。本文的研究結果為，第一，書寫並非只是由「心」而完成的活動，也涉及「身體」的角色。第二，書寫並非是文字單純對應經驗的表徵過程，而是重新創造的過程，經驗、身體感與文字三者彼此相互作用，在書寫之下連動與共生。第三，本文以飲食書寫來關照書寫活動，重新揭示「書寫」的本質。最後，本文認為體現取徑可作為文學評論的全新視角，並以此對飲食書寫的寫作策略提出相關建議。 /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does a writer transform ordinary experiences into written languages, and how does he vividly express diet experiences that are beyond expressions. Based on thes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swer a sophisticated ques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s and languages. Taking the embodied approach to study contemporary food writing,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e context of experiences transforming into written languages, with representative written works and interviews by two writers, Jewel, Tsai and Chung-Tao, Hsieh. Also, with these materials, I explai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experience, bodily feeling and written language.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three points. First, writing activity is affected not only by human mind, but also by human body. Second, writing is not the simple process that languages represent experiences, however, it is the creative process that experiences, bodily feeling and languages interplay each other. Third, this article redefines the essence of writing. Especially, I think that the embodied approach is likely to be a method of literary criticism. On the basis of this approach, I suggest some writing strategies about the contemporary food writing.

本文以《文壇》為研究對象，嘗試說明文學光譜上傾向官方的文學刊物，支持官方文藝政策的立場，如何影響刊物的經營與文學實踐的傾向，基本上我認為支持官方立場的刊物帶給戰後台灣文學環境的影響，不全然是負面的，正是借用官方的資源，《文壇》的影響力才得以開展。論文以《文壇》史料的整理與閱讀為主軸，先概述刊物發行各時期的發展狀況與經營策略，說明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使經營獲得利用官方資源的優勢，再加上以讀者為導向的行銷策略，拉攏各界寫作人才的努力，使《文壇》在50、60年代有辦厚大刊物的實力，也有持續經營的條件。但傾官方的習性也讓編者抗拒過度商業化，難以適應商業機制的挑戰，促成此刊60年代後期之後，影響力逐漸式微，顯現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對《文壇》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影響。其次，由《文壇》的中外文學介紹，可發現《文壇》為了解決反共困境而介紹中外文學，但意識型態不完全主導傳播效果。支持主導文化的習性，造成對外國文學側重技巧面的學習，抗拒現代主義批判的面向，限制心理分析技巧表現尺度，但所介紹的外國文學暗藏批判的火種，雖然因當時文學環境的禁制力量，無法完全發揮力量，但給讀者留下了文學暗示。《文壇》的中國文學介紹亦然，著重文學脈絡和知識的介紹模式，以及用「匪情描寫」的框架詮釋三十年代文藝，皆和《文壇》文學位置有關，甚至《文壇》致力於寫作教育，也為了培養反共文學寫手。但其文學教育卻不限支持反共者才可享受，而向任何有志於創作者開放。在創作實踐方面，雖然《文壇》反共立場鮮明，但反共懷鄉和台灣書寫始終是《文壇》並存的書寫趨勢。本文著眼當中的台灣書寫，發現《文壇》的台灣書寫，一方面如同范銘如討論5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般，有關注家台灣困與樂的傾向，但反共活動的支援，亦為《文壇》台灣書寫的一部分，作家們並未因為關注台灣生活，就完全放棄書寫反共或懷念原鄉，此現象給予我們補充「家台灣」論述的機會。過去，「家台灣」論述提醒研究者注意「反共之外的異聲」，但由《文壇》的個案差異，可發現家台灣書寫不一定是反共之外的異聲，而可能是反共內外作家們同時關注的課題。從不同作家書寫台灣的差異，也可發現刊物雖有特定立場，但編者極力傳播反共立場之餘，也努力實踐開放園地給創作者的初衷，盡量容納不同觀點的創作，使《文壇》中的創作彼此有對話空間，而不只是服膺官方文化政策而已。

張愛玲現象是台灣文學無法迴避的書寫主題，故本論文以台灣張學研究為出發點，探討所謂：「張迷」、「張學」、「張腔」。本論文首章整理了近三十餘年來，在台灣以張愛玲為主要考察對象的專書評論，除此之外，並論及近十餘年來，台灣以張愛玲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論文。 綜觀張愛玲一生，其散文相較於小說在數量上誠屬不多，卻依然卓然有成，故本論文在第二章探討張愛玲散文風格，申論其精神內涵與書寫技巧。張愛玲散文亦強調參差對照的手法：既庸俗又脫俗，既艷情又絕情。 台灣女性散文藝術為一值得關注的領域，「張腔散文」便是一個極佳的觀測切入點，釐清張腔散文在台灣的流布與形塑，將可建立更完整的張學系譜，亦有助於台灣散文史的建構。本論文第三章便由張腔散文出發，並探討其周邊問題，張學在台的重要性是逐漸累積起來的，張愛玲作品的引介至台灣，前後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過程，本論文回溯張愛玲文學在台的「接受史」與「抗拒史」，不但整理了張派小說理論，並延伸討論張腔散文的成形，再論張腔散文作家系譜的界義與建立。 本論文第四章延續了第三章對張腔散文作家系譜的界義，探討張腔散文的承繼與轉化。張愛玲熠熠生輝的名號也許遮蔽了張腔作家，本論文探討的張腔散文正是為了凸顯張腔女作家的成就，系譜的建立不是為了簡單的化約，而是為了異中求同，同中求異，希望在與張腔女作家有關的各式議題下，關注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藉由研究張腔女作家文本彼此間的多重互文關係，開拓台灣女性的書寫的新視野。 本論文第五章藉由對張腔女作家文學思維的整理，以了解她們對文學的執著與堅持，並將張腔作家與其同世代、前後作家比較，並由此肯定張腔女性散文的藝術評價。 本論文冀望能藉由張腔散文系譜的建立，為張腔散文尋找更合理適切的文學定位，也為台灣文學史上的女性散文作一點小小的填補。在張腔散文中，後繼研究者將可各自找到自己關心的議題，正視張腔散文，建立張腔散文系譜，台灣女性的書寫也將由邊緣漸趨向中心。

本篇論文題目為「《史記》中的復仇書寫」，共分有六章，約二十萬餘字左右。首章為緒論，略述前人研究成果與研究動機。第二章討論司馬遷與復仇書寫的關係，由司馬遷的李陵一案為起點，爬梳對司馬遷受刑後的心理，包含心理上的羞恥感、受刑之後的壓抑與苦悶的心理、背負極大的倫理壓力等，這些都使司馬遷難以承受，勢必尋求療傷止痛的途徑。司馬遷有復仇慾望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藉由書寫作為其文化復仇的方式，將復仇慾望昇華為學術生產的內在動力。第三章以迄第五章，對於《史記》中的復仇故事加以整理歸納，得出三大類型：即為己復仇、為親人復仇、為主復仇。並且就復仇事例的歷程，包含復仇者與復仇對象產生衝突，復仇者與復仇對象持續對立，復仇者透過復仇行動的實踐以取得平衡等加以分析。 其中，第三章針對為己復仇來討論，藉由為己復仇書寫之重要事例的梳理，從而分析《史記》中的為己復仇者進行復仇行動的歷程。無論復仇者與復仇對象衝突的導火線為何，復仇者都矢言復仇。復仇者多藉個人力量與第三者力量展開與復仇對象的抗衡，過當的復仇行動成為常態，復仇對象也有擴大化的傾向，復仇者與復仇對象偶有互換的情況，使得復仇行動有循環開展的現象。復仇者身分的多元，展現了復仇現象的普遍，同時復仇行動的完成兼有為己洗刷恥辱的意味。 第四章聚焦於為親人復仇之類型，司馬遷筆下為親人復仇當中，以為父母復仇者最多，尤其為父親復仇遠超過為母親。即使復仇對象與復仇者之間勢力懸殊，但復仇者的決心未曾動搖，有「匹夫報萬乘」的現象。親人遇害是否事出有因，都不影響復仇者為之復仇的行動，甚至復仇對象已死，復仇者仍將復仇利刃揮向復仇對象的子嗣，「父債子償」的現象，與古代禮書中主張的復仇不除害是相牴觸的。和為己復仇相同，為親人復仇也有明顯的過當復仇、循環復仇的現象。 第五章針對為主復仇書寫加以討論。「主」的範圍包含了國君、主君、與恩主。為主復仇者，往往犧牲個人性命，然而卻多能受到輿論的讚美與認同，例如豫讓為智伯復仇，復仇對象趙襄子許為義人。甚至連復仇者之主，都被稱許為能得人，譬如聶政為嚴仲子復仇，聶政之姐以身殉弟，天下人不惟讚美聶政姊弟，還稱頌嚴仲子能得士。加上為君主復仇與否，成為檢視忠臣的標準，在這種復仇氛圍的推波助瀾下，復仇行動也就更加活躍。復仇者之主一旦與復仇者建立恩遇的關係，復仇者即以為主復仇作為回報，也就是司馬遷所提出的「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復仇者在復仇行動中，同時完成了個人生命價值之圓滿達成。 第六章為總結論。從《史記》中的復仇書寫的類型與事例的剖析，歸納出司馬遷採取的敍事策略與修辭效果。司馬遷對於復仇者有意刻劃其正面形象，並呈現復仇對象的負面形象，使復仇行動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得到提升。加上對於復仇事例取材異於其他典籍，流露出濃厚的復仇意識。再者處理復仇書寫時，司馬遷刻意操控敍事時間，對於傳主的復仇行動，刻意描摹，而聚焦於復仇人物的復仇行動。又注意到復仇行動影響極大，牽動國際局勢，將復仇書寫與歷史發展主軸予以連結。並且藉由復仇書寫，建立其「士為知己者死」的論述。 關鍵詞：史記 司馬遷 復仇 書寫 敘事

有許多的研究已經證實圖片提示提供具體且相關的訊息有助於英文寫作。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探討使用圖片提示對於高低成就高中學生英文作文的內容、結構、字彙及整體寫作表現之影響。本研究的對象是108位屏東縣某所高中的高三學生，根據全民英檢寫作測驗的成績，他們被均分成兩個高成就群和兩個低成就群。他們填寫問卷(一)提供他們的背景資料。接著實施兩型記敘文寫作測驗，高成就群(一)及低成就群(一)接受只有引導句的寫作測驗；高成就群(二)及低成就群(二)則接受另一型提供引導句加圖片提示的寫作測驗。所有的研究對象填寫問卷(二)提供他們對英文寫作的態度，而高成就群(二)及低成就群(二)接著再填寫問卷(三)提供他們對圖片提示的看法。最後的小組訪談旨在更進一步瞭解學生對於圖片提示的觀感及寫作態度動機的轉變。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1）圖片提示對於高分群學生的寫作的內容、結構，及整體的寫作表現有幫助，但是對於單字沒有明顯的幫助。（2）圖片提示對於低分群學生的內容、結構、字彙及整體寫作表現都無任何明顯的幫助。（3）高低成就學生都對圖片提示抱持正面的態度，並且因為有圖片提示更願意從事英文寫作。 / Lots of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picture prompts elicit English writing with concrete and relevant information. This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using pictures as prompts on English writing performance of high and low achievers in senior high school in content, organization, vocabulary and overall writing performance.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were 108 third graders in a senior high school in Pingtung County who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f high achievers (HA1 and HA2) and two groups of low achievers (LA1 and LA2) based on their scores in a GEPT writing test. Questionnaire I was done to know the participants’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wo types of narrative writing test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108 participants. One with verbal prompt was taken by HA1 and LA1 and the other with verbal-plus-picture prompt was taken by HA2 and LA2. Questionnaire II regarding the participants’ attitudes toward English writing was filled out by all subjects. Questionnaire III was done by HA2 and LA2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on picture prompts. In-depth group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further explor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and attitude toward picture prompt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picture prompt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content, organization and overall writing performance of the high achievers but no significant effect was found on the vocabulary. Second, picture prompts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low achievers’ writing in content, organization, vocabulary and overall writing performance. Third, both high and low achievers kept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picture prompts and were better motivated to write when guided by picture prompts.

本論文的架構除了第一章的緒論與第六章的結論之外。第二章集中討論的是台灣「自然寫作」產生的背景、原因與初期的兩種類型。第三章到第五章是以類型研究（generic study ）的方式來進行，特別要說明的是，劉克襄的作品數量與種類眾多，必須要分別放在三個章節中才能處理完成，而且，經由他創作歷程這條線索，可以將三種類型之間的發展關係串連起來。在研究方法與精神上，本論文強調的是跨學科整合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底下便試著說明本文在每一個章節中所呈現的內容： 第一章為緒論共分四小節，分別處理的是研究動機、研究範圍、文獻檢討與研究方法等問題。 第二章共分為四個小節。主要是探討台灣「自然寫作」與起時的諸多背景與原因，以及「自然寫作」初期的兩種類型。第一小節準備援引發展社會學對台灣政治經濟情勢的相關研究作為論述的背景，以凸顯1945到1980年代的台灣，是透過怎樣一種資本主義在全球運作流動的情勢，導致了台灣捨本逐末的國家發展政策的制定。造成台灣在世界體系中依賴與邊陲的性格，對於這種社會貧富情勢的拉大，與山水田園的破壞，正是導致台灣環保運動與「自然寫作」與起的主要背景與原因。第二小節則從國外生態學思潮的導入，本論造成台灣「自然寫作」運動的另外一個不可或缺之因素。第三小節則是從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論「自然寫作」興起的原因，這包括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和「報導文學」的興起這兩點。最後，第四節則是從文學史描述的進路，將「自然寫作」初期的「環保文學」（韓韓、馬以工、心岱、楊憲宏）與「隱逸文學」（陳冠學、孟東籬、粟耘）這兩種主要的類型作品，作一梳理。 第三章共分為五個小節，主要論及台灣「自然寫作」中的「觀察記錄」類型，分別談及劉克襄、陳煌、洪素麗、沈振中與徐仁修。這一種類型可說是台灣「自然寫作」的重要基礎，許多作家都是從這個類型的磨練中走出自己風格。 第四章共分為四個小節，主要論及台灣「自然寫作」中的「自然誌」類型，分別談及劉克襄、楊南郡、陳玉峰和「地方誌」類作品。這一種類型可說替台淺「自然寫作」加強了歷史的縱深度與人文思考的面相。 第五章共分為四個小節，主要論及台灣「自然寫作」中無法歸類在前兩種類型的「其他」作品。分別談及劉克襄、王家祥、廖鴻基和陳月霞。這些無法歸成一類的作品，可以說五彩繽紛，各具特色，有「動物小說」、「歷史小說」、「自然繪本」輿「攝影文集」等。 第六章為結論，共分為兩小節。在第一小節的部份，先替當前的台灣「自然寫作」的成果作一個總整理與回顧，並舉出目前「自然寫作」發展的危機在那裡，另外，我要將它放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詮釋這個文類的獨特意義。第二小節則是根據之前的文本考察與歷史分析，試圖替台灣「自然寫作」的未來性問題提出一些看法，這些看法是對當前「晚期資本主義與後現代社會」困境的回應，將「自然寫作」當作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的運作核心，從文學（語言和敘事）、思想（後殖民論述和生態女性主義）、社會運動（社區意識和自然教育）等三大層面，由文本的內部往外推移，藉由一種整合式的眼光，指出「書寫」與「社會」的未來性究竟在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