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22786号 / 農博第2429号 / 新制||農||1081(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R2||N5306(農学部図書室)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森林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柴田 昌三, 教授 神﨑 護, 教授 小杉 賢一朗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農学) / 乙第12932号 / 論農博第2812号 / 新制||農||1033(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H27||N4891(農学部図書室) / 32142 / (主査)教授 水山 高久, 教授 谷 誠, 教授 藤田 正治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19801号 / 人博第772号 / 新制||人||186(附属図書館) / 27||人博||772(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32837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相関環境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杉山 雅人, 教授 梶井 克純, 教授 石川 尚人, 准教授 小木曽 哲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は、沖縄戦後史研究において、復帰運動や反戦平和運動の前史と位置づけられてきた伊江島土地闘争を研究対象とする。そして、実証性に乏しい伊江島土地闘争の具体像、及び新たな運動像の実証的な考察を目的とした。本研究の特色は二点ある。第一に、従来土着の問題として論じられてきた土地闘争に対して、沖縄住民の流動的な生から再検討したこと。第二に、運動から人びとの「自」を探る視点の再検討として、看過されてきたポスト「島ぐるみ」期の土地闘争を日本本土での学習経験や反戦平和資料館から考察したことである。 / 博士(現代アジア研究)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本論は、広島の平和記念施設の敷地において、原爆ドーム前身の物産陳列館設立（1915）から慰霊碑後方の「平和の灯」設置（1964）まで、一貫して、平和ではなく繁栄を目指す造営と展示がなされてきた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また、原爆ドームは、慰霊碑がある南からの眺めでは、原爆犠牲者の象徴のように見做されるのに対し、原爆スラムがあった北からの相貌では、被曝後を生きるものとして捉えられていたことを指摘した。以上のことから、現代における記念碑の意味を問い直した。 / In this dissertation I revealed that there had been consistently construction and exhibitions aimed at prosperity rather than peac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duct display hall (1915), the predecessor of the Atomic Bomb Dome to the setting up of the "Peace Flame" behind the cenotaph (1964) on the site where the Hiroshima Peace Memorial Facility is located. In addition,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the atomic bomb dome was regarded as a symbol of the victims of the atomic bomb in the view from the south where the cenotaph is located, and the appearance from the north where the atomic bomb slum was made to live after exposure. From the above, the meaning of the monument in the present age was questioned again. / 博士(芸術学)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rt Theory / 同志社大学 / Doshisha University

于西太平洋的東北亞是亞太地區經濟的心臟與政治的主要舞臺，原因在于其包括美國 的最大經濟利益－日本，與亞洲的火藥庫－朝鮮半島。 戰后，國際關系是以美蘇關系的變化為主軸，東北亞亦然。東北亞區域安全，不但依 賴美國的安全承諾，而且其完全是相互依存，即日本的安全來自于朝鮮半島的穩定。 一九六九年以前，東北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是美蘇對峙型態，之后中共崛起為本區的 國際關系帶來變化；區域安全不是只受蘇聯的安全威脅與美國亞洲政策之影響，中共 勢力的加入，使東北亞地區成為三足鼎立局面。另外，隨著日本區域強權地位的日漸 穩固，使本區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必是朝向四角關系，尤其是在朝鮮半島上。 八○年代中期后，美蘇對峙關系的松弛，東北亞緊張的國際關系亦隨緩和，不但中蘇 共走向和解，北韓亦不得不隨之調整其政策；美、日開始與北韓作試探性接觸而南韓 與蘇聯、中共接觸比以往頻繁，日蘇關系、中日關系亦獲改善，這不得不歸動于美蘇 八○年代和解所帶來的新氣象。本文研究的動機即欲對八○年代美蘇和解氣氛下的東 北亞區域安全作分析、探討。 第一章為導論。 第二章為對美蘇關系的本質作一分析并對八○年代美蘇和解作一介紹。 第三章則探討東北亞區域安全的變數，其中包括美國的亞洲政策，蘇聯的亞安體系， 中共力量的崛起。 第四章則是對東北亞現況作探討，東北亞區域包括日本與朝鮮半島，朝鮮半島由于地 理位置特殊，存在著美、蘇、中共、日本四國的利益，對此復雜情形，本章中會加以 分析。而日本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儼然成為國際上的次解超強與東北亞地區的區域 強權。因此，在本章中也對其未來的角色作一探討。 第五章為結論。對以后東北亞國際關系作一預測，更進而探討東北亞國未來的課題。

為了解南韓金大中政府自1998年起對北韓所採取的「陽光政策」，在國際、國內政治環境變遷後可能的發展與衝擊，本論文分別就「陽光政策」施行前後，分析兩韓關係在政治、經濟、軍事關係上實質的改變。除此之外，並同時探討美國在南北韓關係上可能造成的影響，及「陽光政策」對於美國與南韓之間關係的重要性。 透過靜態的比較與動態的分析，筆者認為，「陽光政策」的施行確實對南北韓關係、美國與南韓關係造成影響，且隨國內、國際環境的變遷，此一政策的發展將因美國、南韓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的不同考量下，有更多的分歧與不協調的可能。然而，可以確定的是，2002年底南韓新任總統盧武鉉的就任，使「陽光政策」將持續施行，但美國與南韓之間，勢必需要有更多的磨合與折衝，才有可能獲得理想中的平衡，並能有效的改善與維持南北韓的關係。

台灣在這複雜且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充滿了各種大小不同的挑戰。自17世紀台灣經由西方海權東來而進入了國際社會，分別由不同的政權治理一段時間，其作為均由統治者決定，不同的政體即有不同的企圖與思維，不同的企圖與思維既改變了台灣的處境與命運。是基於何種因素，才導致此種現象？是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是強權爭奪利益決定了台灣的命運？抑或是有其他因素呢？在這一連串的問題下，我們應如何看我們所處的國際局勢，要如何透過台灣歷史上地緣政治的發展，來探索冷戰前、後台灣的地緣政治的改變，在此一變化中，是否有其可遵循的脈絡？藉以找出一條開拓國家發展的生存空間。 研究地緣政治須瞭解，此處所指的「政治」這一概念，是指「單一國家與其餘國家間的相互關係。換言之，在區域地理及政治環境和他們所構成部份的物質世界及人類整體之間，存在更爲廣泛的關係」。再加上地緣的因素，使地緣政治已成為各國制訂國防和外交，甚至在內政等政策的一項重要依據。各種地緣政治理論的研究，雖然都是以地理環境為基礎，但分析的依據重點有所不同。過去多從歷史、政治、軍事等方面考慮。冷戰後，在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環保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也日益重要。 回顧台灣在早期歷史過程中，不同時期的地緣政治地位，受國際局勢及台灣對區域或世界的影響。台灣在16世紀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回到中國懷抱前，一直是一個無主體性政權統治之地。台灣的統治主體由明、清的北京、荷蘭的阿姆斯特丹至日本的東京，其一切地緣政治作為皆視其主體政權的利益與政策而定，台灣是毫無喙啄的餘地。這些對台灣具有主體性統治的政權，除中國外，皆與台灣為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傳統風俗習慣，因此，一直把台灣視為其爭取利益之地，對台的建設，亦是以母國利益為導向。四百年前台灣因靠近中國的地緣位置而受到世人的注意，從此以後開始了東西海權圍繞著台灣而展開的互動，台灣的歸屬就在每一次的互動最後上升到戰爭的階段之後被決定了。 在冷戰時期，台灣雖被納入了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前鋒島鏈中，但美國的主要作為仍是以此一島鏈對抗具有陸權之利欲向海洋發展的共產集團，是封鎖大陸陸權向海洋發展的一種圍堵陸權的思維。而當時台灣一切的努力，是為了要運用外國勢力協助確保台灣安全，準備反攻大陸，要回到大陸上，認為中華民族未來的發展與希望均在大陸，台灣只是一個暫棲之地。一切作為仍以大陸為主體，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的方向。忽略了此時中華民國的主體及政權影響所及僅止於台灣地區，應站在台灣島上以海權的眼光來看未來的發展，利用台灣所具有的海權之利，向海洋延伸，發展貿易，藉以厚植國力，加強與週邊國家的關係、互賴的程度，提升我國家在區域內，甚至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並充份運用國際局勢，結合週邊國家的利益，擬訂適切的地緣政治作為，把有限的資源運用在適切的發展方向上。 由於世界地緣政治及亞太地緣政治形勢的變遷，經濟全球化、新科技的發展、民主與人權的抬頭，衝擊了冷戰後的地緣政治，亦衝擊了台灣的地緣政治。全球化與新科技的發展，使得一個以全球做為範圍的市場更形緊密，資金的往來可以無視國界的存在，導致傳統國家主權的鬆動，國家在參與國際活動時甚至必須適度交出主權、國家疆界已再不顯而易見。在此一改變下台灣最好的策略，就是將台灣開放的社會和民間旺盛生命力的優勢儘量發揮，並儘速加入全球化，將自已與全球緊密的連結在一起，暫時擱置代表中國的主權爭議，讓台灣成為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成員、多國公司、全球資本市場的重要舞台，以為台灣累積維特台灣安全所需的能量，則台灣的國家權力必將會相對擴大，在國際間國家的權力增大，對國家安全亦多一分保障，更進而可能獲得所望之主權。台灣應利用此一機會，可不必然的依循著海、陸權的思維模式，確立國家主體位置，重新規劃與定位台灣在全球的角色。運用民主的普世價值與中國的王道精神，為台灣價值取得戰略制高點，發揮台灣海洋性格彰顯台灣主體性特色，以充實台灣的實力。 經由地緣政治的發展與冷戰前、後台灣地緣政治比較研究發現，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經由地緣政治的發展與冷戰前、後台灣地緣政治比較研究發現，人權、環保議題與經濟、科技發展，已超越國家主權，成為地緣政治要素下的一項。就全球化的地緣政治而言，給予台灣在地緣政治上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間。台灣或許無法擺脫因地理位置，成為強權體系在地緣政治運作上佈局的歷史宿命，但卻可掌握台灣的特殊地理位置與在東亞地緣上中轉的重要性，利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自我定位，在強權體系的地緣政治運作上成為互利的中介，而非其運作的工具。因此，在全球化發展下的地緣政治，台灣具有何種機會，則應從地緣政治的要素上加以觀察。

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朝鮮半島的安全政策經歷了不同的轉變。韓戰後各個時期的政府主要仍是以對南韓的安全承諾與〈美韓共同防衛條約〉的軍事嚇阻作為其政策與戰略的基石。冷戰後朝鮮半島遭遇了兩次核子危機，但是柯林頓政府卻改變政策，以合作與對話的方式試圖解決危機。小布希政府團隊在執政以前，對於柯林頓政府的作法始終抱持反對的態度，認為應該要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但是隨著小布希政府執政、911事件的發生與反恐戰爭的進行，小布希政府對朝鮮半島安全政策卻採取了與柯林頓政府類似的作法。這種變化是否意味柯林頓政府在朝鮮半島安全政策上有其優點，值得後任政府效法。因此，本論文以薄富爾的「行動戰略」理論作為研究途徑，藉由政策與戰略選擇的分析、行動計畫中「政治診斷」與「戰略診斷」的研判，以及各種戰略行動模式的鋪陳，探討柯林頓政府時期的朝鮮半島安全政策。同時比較柯林頓和小布希政府政策與戰略上的差異與因襲，並分析當前情勢，嘗試提出未來可能的變化。 本論文發現，柯林頓政府對於北韓自始至終都是採取「交往與擴大」政策，希望能以「交往與擴大」政策將北韓拉回國際體系內，使其遵守國際體系的規範。小布希政府則是一開始採取典型的現實主義政策，不願意與北韓交往，因為典型現實主義者所重視的是和國際體系中強權國家之間關係的處理，而不是注重在衰敗國家或轉變中國家的事務。一直到911事件後才改採兼具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新政策，對北韓的態度與作法才有所轉變。 柯林頓政府始終均是運用多邊主義的戰略行動。小布希政府最初對於北韓是「冷處理」的方式，不予理會，但是911事件之後，開始調整政策，在戰略也有所改變。小布希的戰略是所謂的「鷹派交往」。「鷹派交往」戰略和「選擇性交往」戰略比較貼近，但是二者還是有差異。雖然「鷹派交往」戰略和「選擇性交往」戰略的內涵均是以多邊主義的方式，聯合經過慎選的重要國家採取間接模式的總體戰略行動來追求政策目標，但是「鷹派交往」戰略卻對對手國更具有壓力，因為「鷹派交往」戰略在採取交往的同時，不忘記強硬的手段。換言之，「鷹派交往」戰略將交往的內容作為誘因，引誘對手國往本國所期望的方向行動，當其行動違反本國所欲時，這項誘因便可以隨時轉變成為懲罰的工具。從這點看來，小布希的戰略選擇，在戰略行動的產出上較柯林頓來得有效率。 由於戰略是「兩個對立意志使用力量以來解決其爭執時所用的辯證法藝術」，因此在決定戰略的選擇時必須考量敵我之間的各項資源、行動自由的大小，乃至於互動模式，這些都是在進行行動計畫，選取戰略之時，必須審慎考量的，否則便可能產生無法指導行動的戰略。柯林頓政府的戰略雖然立意甚佳，但卻沒有考慮到採取此種戰略是否能夠從中規劃出有效的行動模式，來維持原有的行動自由、並進一步爭取最大的行動自由。這是柯林頓政府朝鮮半島安全政策的缺憾。 /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U.S.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post-Korean war era, each administration makes its policy and strategy on the basis of security promise to the South Korea and military deterrence toward the North with U.S.-R.O.K. Mutual Defense Treaty. There were two nuclear cris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changed its policy and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way of cooperation and dialog. Before taking office, George W. Bush’s team was against Clinton’s policy and declar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take coercive actions against the North Korea. However, since George W. Bush took office, 911 broke out and the war on terror was going o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ook the similar polic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as the Clinton’s. Does this mean that Clinton’s policy may have goodness that worthy for the administrations after his to follow? Thus, I took Andr□ Beaufre’s “strategy of action” theory as my thesis study approa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choice of policy and strategy, the decision on “political diagnosis” and “strategic diagnosis” of action planning, and the display of each kind of strategic actions, this thesis analyzed the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in the Clinton era. At the same time, I compared the difference and continuance between the two administrations and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would-be changes in this thesis In the thesis I discovered tha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ook the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polic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hoping that the policy would pull back the North Kore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make it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t the beginning, Bush administration took the classical realist policy and was not willing to engage North Korea. Because the emphasis of classical realists is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 among power nations,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affairs of declining and falling states. Not until the outbreak of 911 di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ake new policy composite with realism and idealism, and change the attitude toward North Korea.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ndertook the strategic action in multi-polarity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Bush administration chose to ignore North Korea at the beginning, but changed his policy and strategy after the 911. What Bush undertook is called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is similar to “Selective Engagement Strateg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ough both Strategies unite those states carefully chosen and undertake indirect total strategic actions to chase the policy goals in multi-lateral way, the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is much powerful in pressing the rival states. That is because when people undertake the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to engage, there are still ways in coerciveness. In other words, the “Eagle Engagement Strategy” provides engagement as motive to make rival states undertake the way we wish. When the rival states do not follow our will, this motive may switch into the tool of punishment. In this point of view,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Clinton’s.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strategy was base on good will, but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did not considerate its effective action modes to maintain its original action freedom and chase the most action freedom by this strategy. To Clinton’s Korean Peninsula security policy it is a pity.

2002年在文建會積極倡導推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下，將世界遺產的保存觀念陸續引進國內，形成一股風潮，也衝擊著台灣二十餘年來，在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上的偏差與不足，不論是在保存項目上、保存觀念上、保存工法上、保存法令上，都明顯跟不上世界潮流。世界遺產的研究議題也在這股風潮帶動下逐漸興起，其所涵蓋的學術領域包羅萬象，是門必須跨學科領域的綜合學問。 2005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後，文化事權已統一，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也進入另一個新時期。值此，在國內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如火如荼的向前邁進，並與國際觀念接軌之際，不管是有形的文化資產或是無形的文化資產，都要從世界遺產保存的新視野，重新審視如何加以保存與維護。以世界遺產的觀點來探討雅美族文化資產的保存，希望能從中進一步對台灣文化資產的保存有所省思，提醒我們對於這塊土地最原始的原住民族，所遺留下來具有豐富台灣特色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在長期受到忽視及邊緣化的情形下，有機會被正視及喚醒。 蘭嶼面對全球化、現代化過程，造成雅美族傳統文化的衝擊，值得雅美族人及各界共同關注。而朗島傳統聚落本身就是一部真實且具體的人類文化紀錄，隨著時空環境的演變過程在朗島留下痕跡。維持朗島傳統聚落及文化景觀的永存是一項持續不斷的工作。也必須在保存時不斷思索探討創新問題，以確保其在新的經濟條件下能持續發揮其功能。朗島傳統聚落及文化景觀的永續保存，對當代及未來人類歷史都在在豐富了其在文化上的多樣性與豐富性。而且其中無形文化資產，如傳統歲時祭儀、技藝、語言等，相較於傳統聚落、住屋、船屋等有形文化資產，更有保存的急迫性，因為這些有形文化資產，在拆之前都還有機會留下或復原，但那些無形資產則容易隨著年代久遠而消逝。所以，除了保存，更重要的是傳承，這也是世界遺產強調的精神所在。雅美族人對其後代子孫或全人類究竟要保存些什麼？傳承些什麼？端視雅美族人自行深思與決定。本論文並不期望探討蘭嶼是否能成為世界遺產，而是希望能將世界遺產的保存觀點、管理機制、案例等介紹給雅美族人，讓雅美族人現在及未來面對自己的文化資產保存問題時，多一種思考保存的選項。期盼藉由本論文的研究，呼籲各界重視最具台灣特色的原住民族文化資產，並且讓以往台灣在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觀念上累積的錯誤經驗，不要重蹈覆轍在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的保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