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心體是近溪學的核心，在他的思想體系裡舉足輕重，他的理解、規定與貫通，也表現了近溪學的特色。良知心體是本論文的主軸，也是探究其它概念時的線索，諸如學界至今尚未處理過的惡之根源的問題、本論文所詳細討論的近溪對於格物的詮釋、以及猶如良知心體的反面的光景問題等等。本論文仔細討論了近溪從知愛知敬、明明德、生生之心以及獨知，來論述良知，認為這是近溪學之核心與特色，亦是其義理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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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以往研究指出有許多變項會影響關係滿意度，但似乎忽視了「比較」此一變項也在改變關係滿意度中佔有一席之地（VanYperen & Buunk, 1994）。本研究從Buunk與Ybema（1997）的認同-對比模式，針對台灣一般大眾的親密關係進行社會比較研究，試圖瞭解「社會比較方向」是否會對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及關係滿意度產生影響，及其影響程度是否會受到「認同比較對象程度」與「社會比較傾向」的調節。本研究的主要設計為2（社會比較傾向：高、低）× 2（比較方向：向上、向下）× 2（對比較對象認同程度：高、低）的受試者間獨立設計，其中社會比較傾向用以愛荷華-荷蘭比較傾向量表（INCOM）施測；比較情境則由實驗者操弄，讓受試者閱讀不同比較對象之親密關係的編構故事版本；認同則遵循Buunk的派典加以測量。研究對象是在本研究進行時有交往對象者，第一階段受試者中男性267人、女性673人，第二階段受試者中男性36人、女性119人。調查所得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MANOVA、ANOVA及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認同於向上比較對象的受試者，比起低（不）認同者，產生較高的正向情緒，較低的負向情緒，而認同於向下比較對象者比起不認同者，產生較多負向情緒，亦即發生了情緒的類化效果；低認同者，不管是向上或向下比較，在正向情緒上，沒有產生差別反應，但是在負面情緒上，則產生了情緒的對比效應，向上比較時，其負面情緒高於向下比較時，唯滿意度變化上無顯著影響。高社會比較傾向者的負向情緒於比較後顯著高於低社會比較傾向者，高社會比較傾向者的滿意度下降也顯著多於低社會比較傾向者，意即高社會比較傾向者較易受到社會比較的影響，特別是負向的社會比較效果。最後，研究者針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出說明。

當代媒介社會特質之一是媒體充斥大量影像，內容真假虛實難以區辨，本研究從閱聽人角度出發，關注真人實境節目閱聽人解讀節目真實的能力，研究以日本節目《戀愛巴士》的台灣閱聽人為研究對象，以質性研究的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探究閱聽人如何解讀真人實境節目中層次複雜的真實。研究無意、也無法知道成員究竟是否忠於自我，或是製作單位是否操弄故事情節，而是聚焦於閱聽人解讀，詢問閱聽人如何判斷參與者是否忠於自我、製作單位如何再現真實。 閱聽人普遍都認知媒體內容本來便不完全等同於真實，但大體而言皆相信節目內容確實有一定真實性，唯相信的面向、相信的程度可能因人而異，可見節目整體的真實保證得以運作。 戀巴閱聽人之所以暫時擱置對節目的懷疑，主因有三：1.節目確實營造出真實感，足以讓閱聽人的情緒寫實感超越對節目的疑慮。2.閱聽人無法完全確知真實狀況為何，而認為深究顯得徒勞，反失去看節目樂趣。畢竟，觀看節目本身出發點便不是考驗自己區辨媒體真實的能力，而是為了放鬆精神、尋找笑料、為成員感情感動。3.戀巴閱聽人原本便將《戀愛巴士》明確定位在娛樂導向，因此允許節目在不完全破壞真實標榜下，加入操弄元素以提升娛樂效果。 戀巴閱聽人透過自身生活經驗去檢視節目情節，也藉由節目證實自己日常經驗的真實。節目真實不是純粹鏡相，而是真實的角力，它是透過參與者演出、製作單位編輯、閱聽人加入自我想像所共同組成的拼湊真實，拼湊出的真實沒有標準答案。這種具有高度反身性，透過相互反射而確立的真實，是真人實境節目最大的特質。 綜言之，閱聽人對戀巴及新聞、其他媒體內容的真實性判斷，正描繪出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接收判斷的細膩光譜，這絕非以一般人認定的真假二元便能劃分。戀巴閱聽人的媒體真實區辨力，有力挑戰了質疑節目作假或認為戀巴閱聽人沒有分辨節目作假能力者的粗淺預設。 關鍵字：真人實境節目、閱聽人、真人實境節目閱聽人、戀愛巴士

墨家法思想與傳統中國法學所引為依據的儒家仁學是完全不同的：儒家之仁乃是以自身道德的直覺判斷作為衡量世間萬物的最高準則，並藉此與生俱來的直覺與其他萬物有了所謂''感通"之效應來評斷世上價值。但楊日然教授已在三十年前就提出這種以自身道德直覺為準的儒家哲學，將有導致個人將以其內心的道德判斷取代客觀的禮儀及法律規範的危險。 依據撰著者的觀點，論文最重要在於第二章，即承襲先聖前賢思想的寶貴結晶，把墨家的兼愛思想分成兩個層次而定義為： 兼愛的消極定義：透過自我否定來達到消除敵對意識的精神作用。 兼愛的積極定義：所愛之人的實然性欲求(即被愛之人的期待與物質利益)，即是自我的應然性義務之內涵。 換言之，在墨家法思想中，應然與實然是交互影響的，即他人實然欲望即為自己的應然義務，我的實然欲念即為他人的應然責任。 此論文第二章之目的即在於以現代法學觀念對墨家法思想重新作整理，彰顯中國傳統法思想較忽視的一面，作為往後與傳統法思想對照的一塊墊腳磚，從而在價值規範的論證上可獲儒家思想以外的參考資料，故為墨家法思想所做的整理與歸納是希望可達到本文第一目標。 本論文之第二目標即在於比較墨家與聖多瑪斯自然法並歸納出兩者相同之處，蓋在時間相隔長達一千七百年(墨子約是450 B.C.時代的人，而 聖多瑪斯則為1250 A.D.左右的人)，空間距離超過數萬公里之遙，兩者不可能有任何的影響，若能在此絕對隔絕的環境下產生相同之思想，那這些思想的結晶或許真有其普世性的價值存在，此為本文第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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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治時期的「醫師」是新興的領導階層，醫師取得執照後其專業即受到保障。總督府對於開業醫師能夠干涉的部份較為有限，醫師的高收入與身份的獨特性，對於身處差別統治之下的臺灣人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不過即便是醫師，也無法完全擺脫殖民統治的差別待遇；臺灣島內的習醫機會僧多粥少，有意習醫的臺灣人只能負笈海外，另一方面，總督府訂定的醫療規範，對部分的臺灣醫師產生排擠作用，在臺灣無法取得執照的醫師，前往規定較寬鬆的海外，也是開拓新天地的機會。 對於日本帝國而言，鄰近的中國始終是向外擴張的重要目標，同時也是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前往海外的主要目的地。由於醫療是日本帝國自我粉飾的重要手段，前往中國的臺灣醫師，可以視為帝國人才周流(circluation)的一種表現。 本文所要處理的課題，乃是以日治時期在中國的臺灣醫師作為對象，探討日本帝國的發展，以及臺灣人的原鄉、人際網絡，如何影響臺灣醫師的流動？其階段性變化與區位差異性為何？ 本文首先探討總督府衛生政策與醫師的關係，以及總督府開辦醫事教育與臺灣醫師的養成過程，呈現殖民地臺灣衛生改造與臺灣醫師養成的相關性。其次以日本在華醫療事業作為討論的對象，探討同仁會、博愛會的活動如何影響臺灣醫師流動。最後探討臺灣醫師受到1930年代日本向外擴張的影響，在滿洲國、佔領地的發展情況以及戰後的流動與困境。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行醫與習醫，受到島內與島外因素的影響，在華南、華中、華北、滿洲地區呈現區位性差異。另外，戰爭與醫學院校的成立，則是造成階段性變化的因素。其中，島內因素有三，為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教育政策、對岸政策；島外因素有四，為習醫機會、行醫機會、日本大陸政策、臺灣人特殊身分與人際網絡。 總之，影響臺灣人前往中國習醫、行醫的背後原因以及分布形態的階段性變化，是殖民地差別性、日本帝國大陸政策、臺灣人際網絡、區位因素等所交錯影響的結果。

本研究分別從理性層面與感性層面探討品牌愛慕對品牌關係的影響，前者由品牌愛慕與顧客滿意在顧客品牌關係架構中扮演的角色切入，探討如何藉由功能、體驗與象徵價值增進品牌愛慕與顧客滿意，以及品牌愛慕與顧客滿意對依賴與行為忠誠的相對影響。後者探討人際關係中的正向幻覺（情人眼裡出西施）現象是否也會出現在品牌關係，藉由驗證品牌愛慕者對品牌評價的理想化，說明品牌愛慕的感性影響機制。 研究一透過質化研究發掘維繫品牌關係的關鍵，兩階段研究共訪談27位受訪者，分析結果發現要讓消費者忠於品牌，光靠顧客滿意是不夠的，還要讓消費者對品牌產生愛慕，方能維繫品牌關係。研究二藉由量化研究驗證品牌愛慕與品牌關係的關聯性，藉由調查法蒐集北、中、南三所大學共130位學生對誠品書店的消費經驗，實證結果顯示：（1）品牌愛慕是功能與象徵價值對依賴與行為忠誠的完全中介變數，顧客滿意則是體驗價值對行為忠誠的完全中介變數。（2）品牌愛慕取代顧客滿意成為影響依賴與行為忠誠的主要變數。（3）功能與象徵價值對品牌愛慕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體驗價值則對顧客滿意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三以實驗法操弄品牌愛慕與行銷刺激，探究其對智慧型手機品牌評價的影響，以大學生為受測對象，得到315份完整樣本，研究發現：（1）過去研究認為正向幻覺僅存在於人際關係中，本研究發現正向幻覺可適用於顧客品牌關係。（2）相較於低品牌愛慕者，高品牌愛慕者對品牌的評價存在理想化的現象。（3）高品牌愛慕者會放大正向事件的認知重要性與頻率，並淡化負向事件的頻率。最後，參考研究結論提出品牌管理的研究與管理意涵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統一超商公仔代言人OPEN家族成員為觀察對象，分析其商品符號之迷群樣態，並將這樣的迷群現象與源自日本的贈品及可愛文化相連結，說明其消費意涵。 本研究的理論根據為Baudrillard的符號消費理論以及John Fiske關於迷現象的論述。研究發現，OPEN將從最初的贈品形式演變為超商集點活動的贈品主角，並進一步走上獨立品牌的道路。迷群透過不斷地消費OPEN家族這個可愛符號，達至閃躲社會規範的愉悅感以及對美好童年的懷舊想望。她們對於「可愛商品」的喜愛，其重要關鍵便是OPEN家族成員的形貌之為符號，背後所指涉的「嬰兒貌」（infancy）特質。本研究的受訪者之為迷群，展現了典型「迷」的特質，他們藉由在網路上大量貼出自己的蒐藏與OPEN家族成員的合照，作為一種文化資本的累積，為其顯著的迷群樣態。另外，這些迷群也會在網路上積極的貼文、串聯，無論是線上或線下的迷群活動均十分積極。 /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mascots of the 7-Eleven convenience stores in Taiw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fans characteristics who love the symbols (i.e. the mascot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link the fandom to the “kawaii” and free gift cultures originated from Japan. This study adopts Baudrillard’s symbolic consumption and John Fiske’s fans theories to interpret this fandom culture prominent in Taiwan. It reveals that products of the “OPEN-jiang Family,” created by 7-Eleven convenience store, emerged originally as free gifts but gradually transform themselves to paid and even collected items as they garner more support from the zealous consumers. Through continuous consuming behaviors on these merchandises with “kawaii”characters, fans are able to escape social norms that discourage adults to act like mascot-loving children. Fans interviewed said that their love for OPEN-jiang, resulted from their consuming behaviors, help them to regain fabulous childhood memories and pleasure. The key concept behind these “kawaii” symbolic consumptions is “child-like infancy.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sharing of a large quantity of photos on their collections, fans treat the behavior of such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their main goal in fans’ life. They also actively communicat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sharing a feeling of camaraderie in the fan 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