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環境污染不斷惡化，隨著動態的傳遞過程，境內受到污染的物質隨著河流、海洋、空氣的流動而移轉，甚至以人爲移動的方式傳遞至其他國家，形成跨國界的環境污染，全球因為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與治理的成本難以估計。 中國環境污染的問題，有其歷史的淵源，又與各時期領導者政治思維、經濟發展及環保政策相關。面對國際社會的關注和環境惡化的壓力，中國被迫嚴肅正視其環境污染問題，在「北京奧運」舉辦前後，中國政府展現整治控制的決心及投入，確實使北京環境因為奧運短期成效，讓世人驚豔。 深入探討中國環保政策面臨問題，根源於政策體制缺陷、國內參與不足及國際化程度不深等因素。對中共而言，面對發展與環保、地方與中央及國內與國外情況，已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挑動政權敏感神經及智慧，左右為難。

在大多數的政治系統中，由於公共議題的潛在數量遠超過系統的資源與負荷能力，因 此只有少數議題能夠進入正式議程，受到權威當局的慎重考慮。而權威當局考慮議題 與決策範圍的有限性，除了因資源與能力的限制外，最主要是來自於系統本身的偏差 （BIAS OF SYSTEM）。這種偏差通常有利於某些衡突議題的呈現，而壓制其他議題的 產生。而由於以往有關公共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議題如何處理，政策如何制定、 價值如何分配，但對為什麼某些議題能在正式議程上佔一席之地，而其他的卻被排除 於議程之外，可以說是知之甚少。因此近來有關議題或備選方案的來源及界定過程， 亦即議程建立（AGENDA-BUILDING）或前決策（PRE-DECISIONAL PROESS）過程，乃被 認為是影響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 本文之研究目的在以我國環境保護議題為個案，探討系統偏差的形成因素及在系統偏 差下，受壓制議題如何建立議程之過程。 全文共計五章，其內容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文之題目界說、探討問題、研究現況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為分析架構，說明系統偏差的形成因素及議程建立的過程與模型。 第三章則說明我國環境污染現況，及造成輕忽環保的系統偏差因素。 第四章說明我國環保議題在系統中之議程地位，議程建音過程及政府在此一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為結論，就本文之研究發現，提出檢討與建議並展望未來。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方法與本文架構 第二章 理論基礎及前人研究 第一節 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之影響 第二節 人體健康受空氣污染之損害成本評估 第三章 實證模型 第一節 資料之特性－被解釋變數為count data 第二節 count data計量模型之遞邅 第三節 本文採用之模型 第四章 台北市學童之實證分析 第一節 反應函數之估計結果分析 第二節 損害成本之評估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限制 第二節 未來展望 內容說明： 由於經濟成長伴隨著人口增加及都市化，都市中空氣污染情形日益嚴重，為求最適之 污染水準，必須使污染之損害成本與防制成本之和最小，本文研究重點放在損害成本 之估計上。 污染損害成本之估計過程：步驟一，求出污染源之污染排出量以及大氣之擴散速度； 步驟二，人體對於污染物的反應程度；步驟三，人體對於污染所造成之貨幣損失，本 文以估計出污染的反應函數與損害成本為目的。 本文貢獻： 在估計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之影響時，考慮資料為非負整數之特性，在計量模型上有 所修正，並以台北市學童受空氣污染而罹患氣喘病之資料抽樣估計，評估其因罹病而 遭受的貨幣損失。

第一章緒論：在本章內，將分兩節來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方法，及全文結構與 研究限制。 第二章污染稅在防治空氣污染上的優越性：在本章內擬分四節討論。第一節是污染與 直接管制政策的比較；第二節是污染稅與補貼政策的比較；第三節是課徵空氣污染稅 與發售污染權的比較；第四節是空氣污染防治政策的福利分析。 第三章污染稅政策理論的回顧：第一節是污染稅的稅基問題；第二節是污染稅率的決 定；第三節是市場結構對污染稅政策的影響；第四節是探討課徵污染稅時，需要單邊 課徵或雙邊課徵的問題；第五節是分析污染稅配合短期與長期污染防治政策的有關問 題；第六節則介紹剖分均衡分析與一般均衡分析結果的差異。 第四節台北市民對空氣污染及其防治的態度分析：本章乃利用作者在台北地區所做約 二百五十份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進行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 第五章課徵空氣污染稅的一些實務問題：第一節探討防治污染利益的衡量問題；第二 節公營事業的課徵污染稅問題；第三節污染防治的國際面問題；第四節稅務行政的問 題。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文之目的，在探討國際法的海洋污染問題，為求深入，將把重點置於由「船舶」 引起的「油料」污染。 第一章為海洋污染之定義，種類及原因，並將仔細研究海洋污染之原因及防止方法 。第二至四章則在討論現行防止海洋油料污染之國際法規則，分別為：習慣國際法 與海洋污染，國際防止油污公約，現行制度之優劣得失。第五章則針對現行制度缺 失，討論過去數年來各國家及學者所提出之改善意見，第六章則以聯合國第三次海 洋公會議中之「非正式綜合談判草約」(ICNT)是否能截各種意見之長補現行制度之 短做論文結論。 由於海洋污染亦為一高度科技性問題，文中將以法律問題為重，技術方面亦不可避 免涉及，但非本文重點，亦非作者能力所及。

社會可持續性已成為全球討論之議題，作為氣候變化之回應，特別是農業生產之可持續性，因為它仍然是社會基本需求之基本支柱。吾人透由測量運輸、包裝、加工、分銷與保存等過程反映真實可持續性。為此，本研究使用LCA(生命週期評估)作為系統評估整個生產週期之適當工具。本文考察2015年台灣農業生產置重點於糧食生產可持續性之三個方向：環境、經濟與社會方面，以及其影響，並確認渠等在週期內之相對關係。因此，利用LCA描繪台灣農業生產系統之整體情況，有助於瞭解整體農業情況。環境層面講述能源消耗、使用效率，及土壤、水汙染。經濟層面包含生產週期中之自給自足分析與價格分析。社會層面揭露食品安全問題，特別是暴露於農藥之健康風險。最後，將結果與實際意義綜合表現，並提出許多可後續繼續研究之議題。 / Sustainability of society became a globally discussed issue as a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especially, the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it remains a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the society for fulfilling basic needs. It is time to move forward real sustainability through measuring the whole proces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mbracing transportation, packaging, processing, distribution, and preservation among others. For this purpose,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as an appropriate tool for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whole cycle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aiwan in 2015 focusing on sustainability of food produc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as well as its impacts and identify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ach part in the cycle. Therefore, with drawing the whole picture of Taiwa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 using LCA, it helps to understand circumstances behind the whole agriculture sector. The part concerning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talks abou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fficiency of its usage; as well as, contamination of soil and water. Economic dimension consists of self-sufficiency analysis and price analysis of some components in the life cycle of production. Finally, the social dimension reveals certain problems in food safety, particularly, health risks of exposure to pesticides. And finally, a summary of resul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research are presented.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many issues which could be further investigated.

許多策略性環境政策的相關文獻，大多在探討生產外部性的問題，較少著墨在消費的外部性，且在模型設定上，大多假設廠商生產同質性商品，因此本文將商品之差異性納入考量，在單邊貿易模型之下，建立一個兩階段賽局，來探討消費外部性的情況下，廠商與政府的策略性行為。而本文亦將貿易政策與環境政策做連結，探討當關稅因貿易自由化而調降時，對環境政策與環境品質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發現：(1) 不論廠商的競爭型態為何，政府會將最適污染稅稅率訂在低於污染所造成的邊際環境損害之水準。(2) 不論廠商的競爭型態為何，貿易自由化會提升最適污染稅稅率。(3) 在廠商進行 Cournot 競爭時，貿易自由化將提升環境品質。(4) 在廠商進行 Bertrand 競爭時，關稅調降與否，須考量商品間的替代程度，在商品替代程度很低時，貿易自由化的結果將使環境品質向下沉淪。 / This thesis develops a two-stage game to investigate the strategies of government and firms concerning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consumption. It also discusses the linkages betwee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namely, the effect of tariff reduction due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Most of the literature on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only consider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production, but this thesis deals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consumption. Several conclusions emerge: First, the optimal pollution tax is less than the marginal pollution damage. Second, the environmental tax increases as a consequence of a tariff reduction. Third, if firms compete in terms of quantity, environmental quality could be improved by liberalizing trade. Finally, if firms compete in terms of price, when the degree of goods substitutability is low, trade liberalization may lead to a “race to the bottom” in environmental quality.

台灣隨著經濟發展營建業的建設，帶來便利性，也帶來環境的污染，由營建工程所產生的空氣污染對生態環境有重大的危害，使得各國政府不斷加強空氣污染防制的立法。而為落實「污染者付費」的精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開始徵收空氣污染防治費，由於空污費所徵收的費用均由各縣市地方政府用於改善當地的空氣品質，同時也配合各工廠由污染源之技術控制到增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來進行污染減量。因此，本研究藉由各縣市空污費徵收的探討，據以瞭解台灣各縣市不同種類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治費徵收狀況，並且依分析結果提出結論，其結論分述如下：： 1.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和基隆市共7個縣市，其總體空污費於民國100年和101年間呈現下降趨勢。 2. 新北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台東縣、花蓮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共15個縣市，其總體空污費於民國100年和101年間呈現上升趨勢。 3. 宜蘭縣隧道空污費徵收於民國100年和101年間呈現下降趨勢。 4. 花蓮縣隧道空污費徵收於民國100年和101年間呈現上升趨勢。 5. 金門縣橋樑空污費徵收於民國100年和101年間呈現上升趨勢。 6. 集群分析發現五都的空污費實收金額屬於中高金額分群。

利益團體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在各國均時有所聞。本文主要探討當政府面對利益團體的政治獻金操作時，在謀求社會福利水準極大下，將如何影響污染管制政策的制定。藉由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所建立之政治獻金模型為架構，分析利益團體如何藉由政治獻金的捐獻來達成影響政府制定最適污染管制政策的目的；並藉由此一模型分析政府如何在考量政治獻金的收入下，訂定最適污染管制政策。我們發現廠商及一般民眾所提供政治獻金的多寡及最適污染標準的高低，受到政府對全國福利水準重視的程度，及一般民眾組成利益團體的人數所影響。當一般民眾組成利益團體的人數愈多時，政府制定之最適污染標準將愈趨於嚴格，尤其全體民眾組成一共同利益團體時，最適污染標準值將與未收受政治獻金時之數值相等。然而一般而言，政府所制定最適污染標準值卻是較有利於廠商。 /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interest groups us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optimal control policy of pollution. We find that both th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pollution and the amount of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are affected by the weight that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puts on the social welfare and the population. When the weight is larger, the political contributions of interest groups will become smaller. Secondly, the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pollution, the more strict th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pollution will be. Moreover, in general, the optimal control of the pollution tends to favor the manufacturer.

本研究主要以土壤污染問題為探討對象，並採用Milbrath「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之概念，以及Jacobs「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土地利用計畫概念作為理論基礎，對土壤污染的形成原因；政府、污染者（廠商）及民眾之間在土壤污染事件的互動情形；以及土壤遭受污染後，其土地應如何再利用等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辯及探討。 為瞭解上述各項問題，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乃採取個案研究法，選擇桃園縣蘆竹鄉鎘污染事件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經由對蘆竹鄉個案的深入研究，本研究有著如下發現及主張：首先，在政策層面上，本研究發現政府及專家們仍然習於環境問題化約為科技問題，往往以科技指標為其解決環保問題及土地利用問題的最佳憑藉。故而，本研究認為，政府此種基於主流社典範的思考模式，是造成蘆竹鄉的鎘污染問題遲遲無法解決之主因，必須予以揚棄，而試著納入新環境典範中之各項重要概念。 其次，本研究發現鎘污染的元凶「基力化工公司」乃以極為不負責任的態度來面對無辜的受害民眾，對於已發生的污染，並未設法加以補救，以致於鎘污染範圍一再擴大，其間僅象徵性的給與農民微薄的賠償及補貼金，並在民國77年停工後，完全跳脫其任何賠償責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工業界不負責任的本質，也可以因此理解此等市場運動的可貴處與不得不然，因為法律與政策所保護的竟是污染性的工廠，在此等情況下，唯有藉由民眾的直接抗爭方足以使得生存環境不再惡化。 最後，在土地利用政策上，本研究認為政府及各界不應再奉科學方法為圭臬，並且純然的由科技專家來掌控，在新環境典範及後現代主義的階段，土地利用政策的決策權力應適度下放至地方及社區，並讓地方民眾的意見進入政策制訂過程之中，並且，土地利用政策也應該是一個政治及社會辯論的重要場域，服膺「民主」、　「公平」及「正義」等社會上的重要價值。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乃提出下列的政策建議： 一、在蘆竹鄉個案問題的解決上：環保署及政府其他單位應對蘆竹鄉當地農民將鎘污染土地予以變更使用之期盼予以回應。至於，變更之方法應採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新編都市計畫等何種手段，可以與當地民眾充分進行溝通後決定。 二、在土壤污染的防治上：政府相關應該加強台灣島肉工業污染的防治，讓生產者負擔起其應負的責任與環保改善成本，不再允許其任意污染島內珍貴的環境資源。而且，不應再以科技方法，作為解決土壤污染問題的唯一手段。 三、在土地利用政策上 （一）政府應將權利適度下放：政府應拋棄「由上而下」的政策制訂模式，改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將權利下放適度至地方及社區，聽取地戶及民眾對土地利用政策上之意見，並可提供辯論的空間，尋求最符合民眾利益之政策走向。 （二）政策規畫者應追求社會價值：政策規畫者在參與政策制訂過程時，應是帶有價值的，應試圖將民主、公平、正義等社會價值納入政策之中，而非僅一味盲從於科技及專家之意見。 （三）專家應調整社會定位：專家們應積極涉入土地利用政策之政策制訂過程，並其中教育民眾，幫助民眾瞭解政策制訂上之問題，而非用高深的理論，將民眾意見完全排除於決策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