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目的： １、探討測驗等值法的意義與方法。 ２、垂直等值法檢驗羅桑二氏非語文智力測驗層次BCDE試題排列。 ３、水平等值法建立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SPM ）與羅桑二氏非語文智力測驗層次 B 等值分數。 ４、探討IRT 中Rasch model 對傳統等值方法改善心理測驗之成效。 本研究樣本取自台北市立五常國民小學四、五、六年級學生，依年級各隨機抽取五個 班級，以及台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二年級學生，依班級人數比率隨機抽取百名研研究 工具包括羅桑二氏非語文智力測驗層次BCDE和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SPM ）。 統計分析： １、Wright.B.D以Rasch s logislic model發展之MSCALE, 估計試題難度及受試者能 力, 並考驗資料與模式之適合度。 ２、因素分析檢證測驗是否符合Rasch 單一向度之假設。 ３、迴歸分析線性、百分等值方法。

自一九六○年後，世界各國紛紛針制定或修正既有國際私法之內容，國際私法的理論發展蓬勃，相形之下，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於民國四十二年制定後，迄今從未修正，在內容上頗與世界潮流、國際條約相背離。從而我國學者紛紛對之提出應予以修正之建議，至於本論文則選擇國際婚姻法中違反男女平等原則之部分，加以討論，並提出修正建議。 以下則簡述本論文各章之內容： 本論文之第二章，首先約略介紹西方及我國男女之間的地位，由此一介紹可知，自古迄今，女性長期處於一受歧視及不平等待遇的地位，然而，追求男女平等之腳步，從未停歇。特別是男性與女性無論是在身體或生理，在外觀上雖有明顯的不同，然而在近代法思想中，男女間的平等即為正義之實現的觀點，更激勵女性追求自我地位提昇的信心。 至於男女之間何以必須平等，其法理基礎為何，學者間或有自人類共通性出發，認為人之個性，不問其為自然的或是社會的性格，均因人而異，但從男女均屬於「人」之觀點而言，即具有共通性，男女既同為人類之一份子，就應不分性別一律擁有永恆及本質之人性及其為人之尊嚴，因此，基於此共通性，男女應為平等；亦有從社會需要之角度出發，認為男女平等之根據應建立在社會需要之上，亦即，女性也為組成人類社會不可或缺之構成員，在促進全人類幸福的同時，也應顧慮女性之幸福，男女不平等之狀態易引起社會罪行（如夫之暴行），為阻止此罪行之發生，基於社會之需要，男女應平等。而人類共通性說尚可分為：1、能力平等說；2、綜合能力平等說；3、社會慾望平等說；4、永久的人類平等說。至於社會需要說則可分為：1、社會任務平等說；2、社會罪行救濟平等說；3、宗教平等說；4、自然科學的法則平等說；5、自然法之平等說；6、近代法的平等說；7、民主主義之平等說。 惟男女平等之根據，應從人類共通性與社會需要性兩方面求之，換言之，男女應為平等，除自人類之共通性說明外，尚須從人類社會需要之觀點予以說明，因為男女間縱有事實上之差異，仍可要求待遇上之平等，男女平等之意義，並非指兩性間之全面平等，而是指男女間某一面之平等也。是以，所謂的男女平等，乃是在男女能力事實上平等之部分，使其在社會待遇及社會關係上予以平等；而生來無法平等之部分，則應另予不同之社會待遇及社會關係，始合於正義之要求。至於男女必須平等的理由，乃是因為男女各個人均為有其自我目的之尊嚴存在，此個人為自我目的之生存，為發展人類社會全體幸福的必要，加上以男女同屬人類及在能力、慾望上具有共通性之觀點，故男女必須平等。因此，男女平等之觀念，不在於男女自然事實之平等，而在於社會上之平等，非全面性之平等，而係限定範圍內之平等，同時，男女平等，並非係事實，而係基於規範所要求，為一種理想，至少係人類社會所努力之永恆目標。 本此，二十世紀後，平等之概念由注重形式平等，轉而注重實質平等，對於經濟上、生理上、心理上之弱者，給予保護，使之能與常人齊，此為人民公權的重要演變，亦為近代憲法與現代憲法間的重要區別，至於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六項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再再揭示男女間實質平等的要求。至於應如何判斷是否違反男女平等原則，大法官解釋第三百六十五號之解釋理由書中所提出之標準為：「因性別而為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方為憲法之所許，而此種特殊例外之情形，必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始足相當。」以上在第三章中有所說明。 第三章的另一重點為男女平等原則在國際私法上的實踐，由於準據法之指定，乃是就一般、抽象之法律關係決定其應適用之法律，與實質法係決定具體、個別之權利義務關係，有所不同，從而應如何實踐男女平等原則，即成問題，對此，本論文首先介紹德國學說之演進。 德國於一九四九年制定的基本法中，在第三條第二項明定男女平等之原則，並規定抵觸男女平等要求之條文，自一九五三年四月一日以後，失其效力，從而一九八六年修正前之德國民法施行法中，夫之本國法的規定，是否違反基本法之要求，而有修正之必要，即引發爭議。當時，多數學者及實務見解認為，夫之本國法主義並無違反兩性平等原則，理由在於男女平等原則所要求者，乃男女的實質平等，而非指形式平等，至於國際私法僅只不過是對於個別法律關係，指示應依何種法律秩序的法律，是以，於具體的情形下，與男女間是否符合實質平等，並無直接關係。並且，優先適用夫之本國法的結果，未必將對夫有利，而對妻不利，因若夫之本國法的規定，較妻之本國法的規定有利時，則在適用結果上，對妻而言，其將可得到較自身本國法有利之結果。從而，究竟對哪個當事人有利或不利，必須依具體被適用之準據法的內容定之，其內容並無法預見。此外，因不存在較夫之本國法為佳的立法方式，是以，國際私法上採行夫之本國法的規定，並不違反男女平等之原則。 惟採違憲說者認為，在婚姻及親子關係中，選擇夫妻中之一方的本國法作為準據法，決非一純粹而技術性，對當事人而言不具重要性者。理由如下：在以特定人的屬人法為優先的決定上，與其法律之具體內容無涉，由以下三個觀點，此一決定乃是有利於該當事人：一、人對於國籍或常居所之變更有著某種程度的自由，故可選擇其屬人法。二、相對於其他法律秩序言，無論是誰，均會對其固有之屬人法感到較為適合自己。三、一般而言，人對其固有之屬人法多認為理所當然，易言之，乃較為了解，於行動上或多或少以之為基準，從而在連結點之選擇上，男女平等並非不值得考量者。況且，若不肯定基本法所定之平等原則得於國際私法上直接適用，則將會導致實質法的正義與國際私法的正義產生根本上相違的結果，所謂父的優先，於實質法上為「實質法之家長地位」，於國際私法上則為「父之本國法之抵觸規則的適用（即使此一適用乃是對其不利）」。即基本法所要求之男女平等，並無排除抵觸規則之意思，而是追求實質法上與抵觸規則上的平等。是以，國際私法中夫之本國法的規定，有違男女平等原則，而應予修正之。 自一九八○年代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數次認定國際私法中優先適用父或夫之本國法之規定，係違反基本法所明定之男女平等原則，而德國於一九八六年時修正其民法施行法，廢除夫之本國法的規定，而改採符合兩性平等之新立法方式。 至於日本就國際私法中夫之本國法主義是否有違男女平等原則的問題，係由學者溜池良夫首先加以提出，其認為男女平等原則所要求者為男女間之實質平等，故在實體法領域及抵觸法領域中，均須符合此一要求。蓋憲法中實質平等之要求，在實質法領域乃是追求在具體、個別的權利義務上的平等；而在抵觸法領域則是就一般、抽象的法律關係決定其準據法時，必須符合平等之要求，從而在準據法的決定上，應自具體個案中所適用之實質法的內容中抽離，且須排除使兩性之間的任何一方獲得實質上有利的情形，方能達到抵觸法之平等。是以，國際私法上夫之本國法的採用，實有違憲法上男女平等原則，而有修正之必要，故日本則於一九八九年通過法例之修正，刪除夫之本國法的規定，而改採符合兩性平等之新立法方式。 而我國學者對此一問題，或有以國籍觀點出發，認為夫之本國法較妻之本國法的優先適用，對妻並不公平；抑或有以衝突正義與實體正義的觀點出發，論述夫之本國法的不妥之處，在結論上，學者均認為夫之本國法主義有修正之必要。對此，本文以為，誠如學者所說，優先適用夫之本國法的結果，究竟對夫或妻有利或不利，須端賴實質法上的規定，無法在準據法指定的階段事先預知，但是在抵觸法上適用個人之屬人法，在種種意義上，仍對本人較為有利，而對他方的當事人較為不利，此點在採行夫之本國法主義並採變更主義時最為明顯，因夫得以其意志而任意變更國籍，選擇對其保護最有利之國家，進而影響夫妻間婚姻關係之準據法，而侵害妻之利益。是以，在婚姻關係係以夫妻為共同生活體的架構下，國際私法上授與夫之本國法優先的地位，乃是承認家父長制之國內實質法投影至國際私法上，即便在實質法上係符合男女平等，但此一使一方國籍優先於他方的立法方式，於現今追求男女平等的社會上，仍無從合理化其存在。並且，男女平等所要求者為男女間之實質平等，而所謂實質平等，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上若以性別為差別規定，必須是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方可為之，而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的準據法的指定上，以性別為區分，使夫之本國法優先的規定，斷難認為係符合所謂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的要求，是以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夫之本國法的規定，實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又由於國際私法上夫之本國法主義的採用，有背於男女平等之要求，從而應如何修正此一規定，使之符合兩性平等，成為國際私法之學者研究之重心。經多方討論後，最後發展出階段連結之方式及擴大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適用範圍，使之得以適用於身分關係上的兩大概念。在階段連結上，由Rivière、Lewandowski、Tarwid三案所建立之Rivière-Lewandowski-Tarwid基準認為，就婚姻而生之法律關係，於 一、夫妻有共同國籍時，依其共同本國法。 二、無共同國籍時，依其共同住所地法。 三、無共同國籍亦無共同住所時，依法庭地法。 而學者Kegel則認為婚姻身分上效力準據法之指定，應依以下六個階段定之： 一、夫妻之共同本國法。 二、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最後共同本國法，但以配偶之一方仍為該國國民為限。 三、依夫妻之共同常居所地法。 四、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之最後共同常居所地法，但以配偶之一方仍居住在該地為限。 五、夫妻之共同居所地法。 六、夫妻婚姻存續中之最後共同居所地法。 而此二基準成為各國在制定或修正國際私法時的重要參考，故本文在其後討論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之修正時，亦有參考此二基準，而提出修正建議。 至於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得以適用於婚姻關係上，多見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的選擇，因夫妻財產制本身即具有財產性質，本於尊重當事人得以其自由意思處分其財產的概念，故多數國家的立法上，允許於符合一定要件下，當事人得以合意選擇其準據法。 以上為第三章之內容。 自第四章起至第六章，本文依序介紹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關於婚姻之身分上效力、財產上效力，及離婚之原因與效力之準據法，以及奧、瑞、德、日等國之條文規定，並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修正草案之內容為準，討論應如何修正婚姻之身分上效力、財產上效力，及離婚之原因與效力準據法中之夫之本國法主義。 由於夫之本國法主義有違男女平等，而為修正此一問題所發展出之階段連接方式，係將夫妻視為一婚姻的共同體，以夫妻間之共同法律作為連繫因素，例如共同國籍、共同住所、共同常居所……等。至於其理由為，在婚姻制度下，夫與妻並非一個個單獨存在的個體，而是組成一不可分的婚姻生活體，從而在衡量婚姻關係的準據法時，不得僅以夫妻個人之屬人法為考量，而必須依從兩人所共同之單一準據法，而此一方式係符合兩性平等之要求，且不至於產生夫妻之間何者優先的不公平現象，故本文亦從之。是以在婚姻之身分上效力之準據法，建議為如下之修正： 婚姻之效力，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者，依共同常居所地法；無共同之常居所地法者，依其他與夫妻婚姻生活關係最密切之地的法律。 之所以在第一階段採行夫妻之共同本國法而非共同之住所地為婚姻身分上效力之準據法，主要理由有三，一為參考大陸法系各國之立法例及國際私法公約之內容，多以共同本國法為第一階段所應適用之法律；二為以作為一連繫因素的觀點而言，國籍具有之高度固定性的優點，實難予以抹滅，蓋一般而言，國籍之變更較住所困難，在避免當事人規避法律適用的觀點言，以國籍作為連繫因素較妥，特別是在具有強行性質的身分關係事項上。並且，因國籍之有無，在認定較為方便，不似住所之有無，須探求當事人主觀之意思，以國籍為身分關係之連繫因素，較為明確；三為因婚姻之身分效力係結婚後立刻發生，且對夫妻雙方影響極深，對當事人而言，法律關係之盡早確定，著實重要，而國籍的固定性與明確性，正符合當事人之要求。若以住所地法作為身分效力之準據法，因住所會因當事人之意思而變動，導致身分效力須適用新的法律，使婚姻之法律關係陷於不確定之狀態，比較二者，應採本國法主義為佳。 又本條文並不採德、奧之立法例，於第二階段以最後共同本國法為婚姻身分上效力之準據法，而是採日本之立法方式，主要理由為，採取最後共同本國法、最後共同住所地法或最後共同常居所地法之規定，將使準據法之指定過於複雜。再者，國籍之變動並非易事，可使配偶之一方藉由變動其國籍而影響他方配偶權利的情形大幅降低。並且，準據法之指定在於尋求一與當事人關係最為密切的法律，就變更國籍之配偶言，應可認為其已不願受舊法律秩序的拘束，若在準據法指定上仍要求須依最後之共同本國法，對變更國籍之一方而言，其利益與正當權利之保護，實有不周。基於以上觀點，本文認為在立法上無須以最後共同之連繫因素作為身分效力之準據法。 在第二階段上，本文認為應以共同常居所地法作為婚姻身分上效力應適用之法律，因常居所能客觀的反應當事人與某處社會之結合，使連繫因素的運用上，更為個別化、柔軟化及彈性化，以其作為屬人法之連繫因素，可獲得個別之妥當性。且常居所為一事實概念，在認定上，以當事人持續在某地居住一段期間為已足，不以當事人視其為常居所之主觀意思為必要，此一無須探究當事人主觀意思之優點，較以住所地法為連繫因素為佳。 而第三階段上，本文認為應以與夫妻關係最密切之法律作為準據法，而非適用法庭地法，以避免招致「一有疑問，即依法庭地法之思想」的批評。 最後，就婚姻身分上效力準據法是否允許當事人以合意之方式選擇其準據法，本文採否定之態度，因在實質法上認為身分關係具強行性質，不容許當事人隨意選擇，若身分效力準據法之指定上卻允許當事人以合意方式選擇其應適用之法律，實難自圓其說，並且參考各國之立法例，採肯定見解者少之又少，基於以上兩點，本文以為應採否定見解，並不允許當事人以合意方式選擇其身分效力之準據法。 而關於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與婚姻之身分上效力之準據法同，採階段連接之方式，以共同本國法、共同常居所地法、及與夫妻關係最密切之法的順序，為應適用法律之順序。但與婚姻身分上效力之準據法不同的是，係允許當事人得以合意之方式，選擇一方之本國法或常居所地法，為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而此一準據法之選擇，應以書面為之。又為保護與夫妻交易之第三人，並規定夫妻財產制適用外國法者，除於中華民國登記者外，關於在中華民國所為有關夫妻財產之法律行為，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此一不得對抗之行為，依中華民國法律。 允許當事人得以合意選擇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的主要理由為：一、夫妻財產制雖為因婚姻而生的效力之一，但其具有財產法之性質，基於當事人有自由形成其財產關係之權利，應允許當事人得以合意選擇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二、以客觀之基準所決定之準據法，對婚姻關係而言，未必是最為密切之法律，而當事人對於何法律與其關係最為密切，知之最深，從而允許當事人合意選擇其準據法。此外，於階段連結之最後一階，若是以與當事人最密切關連之法，作為應適用之法律時，就何方為最密切關連之法，在實際判斷上並非容易，倘允許當事人選擇其準據法，則可避免最密切關連之法適用的可能性，以達法院判決之一致。三、就夫妻財產制應採變更主義或不變更主義，學說上迭有爭論，在各國立法上亦各有擅場，若本於尊重當事人之意思，在立法上允許其以合意選擇應適用之法律時，則可克服變更主義與不變更主義之缺點。四、由於英美法系之各國就夫妻財產制準據法的選擇，係採取容許之態度，倘若大陸法系之國家亦能同意夫妻得以選擇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則就夫妻財產事件，將可達到國際判決同一之目標。五、一九七八年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及大陸法系之各國多承認當事人得就其夫妻財產準據法加以選擇，是以，應肯認夫妻得選擇其財產制之準據法。 又關於當事人法選擇之對象，基於立法政策與考量因素……等之不同，各國在立法上亦不盡相同，然其共同點則為，限於與夫妻間具相關連性之法秩序，方得作為夫妻選擇其財產制之準據法的對象。此點，本文亦與贊同，從而當事人法選擇之對象，應採量的限制，限於夫妻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 此外，因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對於與夫妻交易之第三人利益的保護，未設任何規定，從而對第三人而言，其必須先知悉夫妻結婚時夫之本國法為何，再瞭解該國法律關於夫妻財產制之實質法內容，方能充分保護自己的權益，然而，此等調查義務對第三人而言，實過於繁重且不可能，故參考一九七八年海牙關於夫妻財產制準據法公約第九條、德國民法施行法第十六條及日本法例第十五條……等國之規定，而設保護第三人之條文。於夫妻財產制適用外國法者，除於中華民國登記者外，關於在中華民國所為有關夫妻財產之法律行為，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而此一不得對抗之行為，應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 最後，關於離婚之原因與效力之準據法的指定，亦應以夫妻共同之本國法，共同之常居所地法，與夫妻婚姻生活關係最切之法的順序為之。需注意的是，大陸法系之各國基於離婚自由之目的，於離婚準據法上，多設有特別規定，以便於當事人得於婚姻已發生破綻時，終止婚姻關係，避免加深當事人與其家屬之痛苦，是以修正草案中，定有內國人條項，規定夫妻之一方為中華民國國民且在中華民國有住所者，就離婚之準據法，應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惟本文並不認為有設此特別規定之必要，因蓋對於具我國國籍且於我國設有住所之配偶言，我國法或許與之關係最為密切，但對他方配偶言，則未必如此，故遽以我國法作為離婚之準據法，對他方配偶利益與正當期待之保護，實有不足。並且，此一內國法優先適用之規定，實違反國際私法上內外國法平等之基本理念。再者，日本學者針對法例第十七條但書之規定，多有批評，我國參考此一立法方式，並非妥當。從而本文以為，雖各國基於離婚自由之目的，設有許多離婚之特別規定，但基於目前禁止離婚之國家為數不多，且避免跛行婚發生，及內外國法律平等理念之要求……等理由，本文以為並無設置離婚特別規定之必要。況且，倘若適用外國法之結果導致當事人無法離婚或離婚條件過於嚴苛而有違我國公序良俗時，尚可依公序良俗條款排除外國法之適用，故草案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應刪除之。 綜上，本論文建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應為以下之修正： （婚姻之身分上效力準據法） 婚姻之效力，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無共同之本國法者，依共同常居所地法；無共同之常居所地法者，依其他與夫妻婚姻生活關係最密切之地的法律。 （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夫妻財產制，準用前條之規定。但夫妻得合意選擇夫妻一方之本國法或常居所地法，為其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 （合意選擇準據法之方式） 夫妻合意選擇夫妻財產制之準據法時，應以書面為之。 （第三人保護） 夫妻財產制適用外國法者，除於中華民國登記者外，關於在中華民國所為有關夫妻財產之法律行為，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前項不得對抗之行為，依中華民國法律。 （離婚準據法） 離婚及其效力，依夫妻共同之本國法；其國籍不同者，依共同之常居所地法；無共同之常居所時，依其他與夫妻婚姻生活關係最切之國之法。

所謂的憲政實際是指所有國家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依其職權適用憲法規範所形成的具體現實發展。理論上，客觀規範與實際適用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然在經濟此一事物領域中，憲法規範與憲政實際間似乎有相當程度的緊張與斷裂。考量到定期改選、背負民意壓力的立法者最能感受、反應社會現實變化的發展，並著眼於釋憲權與立法權間長久存在的緊張關係，本文的重心將擺在立法者的經濟法規範上，換言之，本文欲處理的議題乃就經濟此一領域中，憲法規範與法律規範間產生的緊張關係。本來解決這緊張關係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透過修憲，修改不合時宜的憲法規範(若我們肯定經濟法規範所彰顯的價值較符合當代國人的需求) 。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規定，其程序顯較憲法本文更加繁雜、冗長，進一步地強化了我國憲法的剛性特質，欲透過修憲回應時代變革更顯困難，因此，本文遂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在釋憲者身上，期能透過憲法解釋舒緩、調和這緊張關係。本文擬從憲法變遷的觀點出發，探求憲法規範與法律規範間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將社會變遷納入憲法的考慮，使憲法具有自主的生命力，成為一「活的憲法」。另一方面，以憲法規範作為一國憲政發展的界線，使現實社會變革不致脫溢合憲秩序。

法律衝突係國際私法之主要研究對象，凡涉外法律關係所應適用之法律，必與兩個以上之國家法律發生牽連，究應適用何國法律以為解決，此乃國際私法所欲研究之課題，因此，尋求妥適之準據法，應為國際私法學研究重心之一。而不同之法律關係，例如：結婚之方式、夫妻財產、監護、遺囑、侵權行為、契約等等，在尋求連結因素（Connecting Factors, Points of Contact）之際，均有其各自考量，或與主體（Subject）有關，或與客體（Object）有關，或與行為（Action）有關，或與當事人之意思有關。 就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準據法而言，因跨國金融業務之蓬勃發展、有價證券之無實體化發行、集中保管及帳簿劃撥交易之普及運用，或有價證券之實體權利證書由集中保管機構統一保管，交易時不必實際移轉有價證券權利證書之實體，甚至發行人發行有價證券，並不發行實體證書，有價證券係直接在網際網路上，以虛擬之數字交易，直至有價證券賣出變現，並且投資人至金融機構或提款機提領現金之那一刻，該財產始轉變為有形之實體鈔票，此致傳統與「客體」及「行為」有關之「物之所在地」或「權利成立地」連結因素，面臨空前挑戰，從而在國際金融需求下，不得不有所調整，以尋求更為妥適之準據法。本論文即在說明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傳統準據法為何？其有何缺失？在現代有價證券之交易架構下，哪些有價證券不宜再適用傳統之準據法，而宜採取如何之新準據法？ 本論文於第一章敘述所欲解決之問題、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後，即依下列順序鋪陳分析，以求獲致研究成果。 本論文之第二章，擬先敘述有價證券處分行為之傳統準據法，包括有價證券之概念、處分行為之意義、有價證券處分行為傳統之準據法為何，以及在實務上，傳統之準據法有何窒礙難行之處，並藉此釐清需重新探詢其準據法之有價證券有哪些，或符合何種特徵之有價證券，係有必要重新檢討並特別另行規定其準據法者，復接續於第三章中，說明當代跨國有價證券之交易架構，以及可能做為新準據法有哪些，以便後面各章之論述，能針對不再適合適用傳統準據法之有價證券，提出新準據法之立法論。 在理解具有何種特徵之有價證券，始有特別規定其處分行為準據法之必要後，本論文於第四章開始探究應如何獲致妥適之準據法？在探討何為妥適之準據法前，其先決問題，係究竟應以何種原則或態度，來找尋妥適之準據法？申言之，即究竟應採行剛性或彈性之選法規則？因此本論文擬於此章中，將特別說明時下流行之彈性或開放性選法規則，似無法全面適用於所有國際私法領域，其中特別注重預見可能性，以保障交易安全之案件，尤需適用剛性選法規則，而需單一而固定之準據法，基於同一原理，反致理論亦不適用於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此際準據法之規定，並非實現實體法規之價值判斷與利益衡量，而係金融政策之工具或手段，因此亦需附帶論述國際私法之工具論，並彰顯「選法規則實體法化」之論點有時而窮。 承接本論文第四章，在理解為達金融政策及交易安全之目的，致有價證券之處分行為，需單一而固定之準據法，並排除反致之適用後，本論文第五章開始尋找究竟採用何準據法較為適合？首先應觀察相關學說、先進國家立法例及國際公約，俾明瞭國際走勢趨向。 分析國際趨勢及相關學說後，本論文於第六章檢討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草案條文，並於第七章總結論點，並提出能與國際接軌，且符合我國法制之立法論供參。

我國繼受羅馬－日耳曼法系傳統，法學教育的內涵是博雅教育。英國與美國在普通法學徒制的傳統下，法學教育的目標是訓練合格律師的職業教育。此即Max Weber區分的理性的法學教育與經驗性的法學教育模式。本文將以法律文化研究中法律多元主義的觀點，觀察並描述整體法律運作的實際狀況，包含法律歷來的演進過程，以及支配法律運作的原理原則。並將法律體系與社會的其他部門，同樣置諸文化脈絡之內，探究法學教育模式之間的相互影響。 法律文化傳統影響法學教育目標，而教育目標的確定又帶動教學方法的演進。近年來美國的學士後法律學位模式，亦即一般為期三年的J.D，被東亞的日本、南韓與中國紛紛借鏡，我國也有全面引進之議。但在確定法學院的教育目標和教學品質之後，即不應以任何形式控制法律從業人員的數量，而應依循資格考的原則，讓接受過充分法學訓練者皆能進入法律的實踐階段。

本論文的目的在比較標準法和風險值法（VaR）於外匯部位資本計提數額上的差異。在VaR法方面，本篇採用變異數-共變異數法、歷史模擬法以及極端值法等三種衡量方法，並利用回溯測試（backtest）對三種方法預測風險的能力做一檢測。標準法是指財政部規定的資本計提標準方法。 本篇論文實證結果發現用VaR法所計提的資本數額是依標準法所需計提數額的一半。也就是說依標準法提列會造成過多的資金成本。另外，從安全性的角度觀之，經過回溯測試，發現採取歷史模擬法或極端值法則是值得信賴的資本計提的方法。反之，變異數-共變異數法會有低估的現象。但因計算極端值法所需要的資料過於龐大，建議使用歷史模擬法，如此相對於標準法將可省下可觀的資金成本。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章 國內外資本適足的規定…………………………3 第一節 資本適足規定(BIS)的發展……………………3 第二節 台灣相關法令規定……………………………6 第三章 文獻探討……………………………………… 10 第四章 研究方法與模型……………………………… 14 第一節 VaR模型…………………………………… 14 第二節 回溯測試…………………………………… 24 第五章 實證分析……………………………………… 28 第一節 實證資料介紹……………………………… 28 第二節 實證結果…………………………………… 29 第六章 結論…………………………………………… 42 參考文獻……………………………………………………44

實廣告管制的社會科學化不僅有學術上的意義，在不實廣告管制的實務上，也具有深意。誠如Brandt & Preston(1977: 61)所言，行銷界總期待法律人不僅嫻熟實體法律與程序，也能詮釋與採用消費行為研究資料，一方面據以解釋法律的構成要件，一方面在法律事實的認定上，提出更強而有力的證據。換言之，正因為不實廣告法律解釋與事實調查有賴整合社會科學知識，一個法律人如果就攸關社會科學的變項一無所知，或是所知有限，勢必無從詳實地解釋法律構成要件的意義，亦無法運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調查事實，更無力分析社會科學證據方法之採證法則，遑論還要達成維護消費者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目標。 本研究分就不實廣告管制之基礎規範構，內容類型社會科學解釋，詮釋方法社會科學解釋，證據方法與採證法則社會科學化等五個層面，就社會科學管制程序與實務管制程序之差距，加以對照描述。 一、不實廣告管制之基礎規範 從本研究歸納之廣告管制的立法模式類型可發現，除了愛爾蘭、荷蘭、大陸、西班牙、希臘以及比利時少數幾個國家，就不實廣告管制採取單一立法的模式，我國和多數國家都採取複數立法的模式。 就定義不實廣告之基礎規範分析上，本研究採用Petty & Kopp(1995)的概念框架，分就不實廣告的內容類型、詮釋方法加以比較。雖然各國法律或實務多半顧及暗示訴求與隱匿重要資訊（Miracle & Nevett, 1987:42; Schotthofer, 1992: 91; Petty, 1994: 327），不過也只有美國與德國在實務上會引用文本觀察法與消費者認知觀察法協助詮釋之(Petty, 1996: 36；劉孔中，1997)。以美國為例，由於「聯邦貿易委員會處理虛偽不實政策綱領」中宣示，在詮釋暗示訴求時，宜先動用文本觀察法，如有必要則會審慎援引消費者認知觀察法與外部證據，透過如是縝密的步驟規範，確立了管制科學化的基礎，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制定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大體上繼受了美國對於不實廣告詮釋方法，同時強調文本觀察法與消費者認知觀察法，一則未能說明何者優先適用，二則未表明採納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必要性，使得不實廣告的觀察方法運用上，並不能依照廣告內容類型與時機適當地援用正確的觀察方法。 另一方面，就推論方法言，推論群體與相關大眾人數的認定上，依照各國採行的推論群體標準，大體可以分為「無知者標準」、「一般人標準」與「懷疑者標準」三種（Sullivan, 1986:601; Black, 1988: 530-532; Schricker, 1990: 630-633; Lysonski & Duffy, 1992: 183; 羅明宏，1993：70-73; Jocoby, Handlin & Simonson, 1994:887-888; Pretty, 1996; 吳翠鳳，1996：170）。公平交易委員會所制定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與美國的立法例更為接近，一方面，均採取「一般人標準」，同時針對專業產品改採「相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二方面，在推論上強調交易相對人認知的重要性；三方面，認為必須要有相當數量的消費者有受誤導之虞，才構成不實廣告。 另一方面，不實廣告的管制結構中，可分為司法管制、行政管制與準管制三個體系。Posner(1992: 367)就指出，就行政管制模式與司法管制模式兩相比較，司法模式有如下的優點：一方面，當事人對於政府機關的倚賴程度最小，可依據消費者自主能力進行訴訟；二方面，受有損害的消費者受到能夠獲得損害賠償的激勵，可以強化其提起訴訟的動機。不過，行政管制也有其不可抹煞的優點：一方面，當事人不必花費過高的訴訟成本（訴訟費用與律師費），可以依賴行政機關代為遏阻不當行為；二方面，行政管制下的主管機關會基於公共利益、保障公共安全等考量，對於就個別當事人損害過小的不實廣告侵害案件，主動介入。 綜上所論可發現，在我國司法管制的模式下，一來由於實務界的意見至為分歧，民眾往往無從自司法管制機制下獲得損害賠償；再者以法院的被動性、個案性、訴訟耗時的本質，先天上就不適合擔任不實廣告的管制者。三者，不實廣告造成個別消費者的損害往往不大，加上我國民眾尚不熟悉消費者團體訴訟模式，實難期望透過司法模式矯正不實廣告的歪風（廖義男，1996：119）。因此，這也就造成國人捨司法管制機制，普遍倚重公平交易委員會，作為解決不實廣告爭端的重要機制。 不過單靠行政管制機制想要解決不實廣告爭議，實非易事。透過第二章的各國管制機制比較，可以發現無論是美國採取的媒體自律與自律組織管制雙軌制（Rotfeld, Abernathy & Parsons, 1990; Rotfeld & Parsons, 1989）； 或如英國交由「廣告標準局」、「廣告實務委員會」與「獨立電視協會」分就不同媒體出現之廣告加以自律；或如鄰國日本由「日本廣告審查機構」從事自律的工作。這些國家在行政管制與司法管制之外，創設出一套準管制模式，自律組織依照自律規章或是法律授權，對不實廣告的爭議案件進行管制，限制違反規定廣告主刊播廣告的權利，或請求主管機關從重處罰。使得絕大多數的不實廣告爭議並未進入司法或行政程序，而藉由自律機制以非正式程序止息紛爭（Miracle & Nevett, 1987：218-219; Boddewyn, 1992:78-84; Hotchkiss, 1993: 80-86）。準管制機制的付諸闕如，可謂我國不實廣告管制機制設計上出現了漏洞，也無形中加重了公平會的負擔。 二、不實廣告內容類型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就不實廣告內容類型社會科學解釋言，Preston(1994:31)曾經指出，不實廣告的爭議案件在適用法律上，有的易如反掌，有的卻難如登天。前者指的就是明示的廣告訴求，通常只須比對廣告與產品屬性即可得知是否不實；後者則指暗示廣告訴求，雖然不容易判斷，但可透過考察一般消費者認知上是否有受誤導之虞，藉以澄清此不確定法律概念實係可描述與經驗得知者。 然而，就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觀之，不僅暗示廣告內容有引人錯誤之虞，評價訴求一樣會引起消費者對於廣告意義的誤解（Holbrook,1978: 545-547; Richards & Zakia, 1981: 133; Richards, 1990:38-39, 53）。所謂評價訴求係指，以情緒性、感性、主觀的方式，陳述對於產品屬性的印象或意見，並未就產品或服務的屬性加以描述，而此一訴求會衍生出另一個關於產品或服務屬性的意義，如果消費者因為信任此一意見，誤以為產品具有「衍生的屬性」，則可能會陷於錯誤。 我國公平交易法第21條的定義中，把不實廣告區分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此一立法定義十分周延，在解釋上不僅包含了明示訴求單純的不實，特別是「引人錯誤」的概念上，應能涵蓋了暗示訴求以及評價訴求的廣告內容引起一般大眾錯誤認知的狀況。否則在電子媒介時代，廣告主與廣告代理業不斷將明示訴求、真實訴求以及傳統的文字訊息，轉換成暗示的訴求和評價訴求，廣告內容雖然表面上不觸及產品或服務的屬性，無從直接從廣告內容上觀察出有虛偽不實之處，但在廣告訴求蘊含的多種意義中，一旦有一個意義會使消費者陷於錯誤，一樣可能使消費者受侵害，亦仍有影響市場競爭之虞（Shimp, 1979；Richards & Preston，1987；Richards, 1990:38-39）。 不過，上述內容類型的分類法僅停留在「社會科學管制程序」學說上討論，尚未完全獲得實務界採納。透過本研究第二章與第三章的個案分析可知，實務管制程序下對內容類型之法解釋仍存有下述問題：第一、所謂「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廣告之意義究竟有無區別之必要，仍有疑義(Ford & Calfee, 1986: 82；Jacoby & Hoyer, 1987: 54；周德旺，1992：206)，從「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5點所定義「虛偽不實」，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不符，其差異難為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而足以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者。」仍以引人錯誤為不法之要件，可見兩者的區別仍不清楚，以至於在規範體系上，舉凡觀察方法、推論方法與證據方法都未將兩者加以區分。第二、公平會對於利用「影射」、「隱含的意義」、「含混標示」等暗示訴求方式，使消費發生錯誤認知，公平會都會解釋為「引人錯誤」廣告；從本研究內容分析部份顯示，在888則案例中，將暗示訴求納入管制者，已佔全部案例的3成8，可見公平會已經重視暗示訴求之管制。第三、目前公平會幾乎就評價訴求都不加以審查與處分（詳見第三章第二節貳的討論），從本研究內容分析部份顯示，在888則案例中，將評價訴求納入管制者，僅佔全數案例的2成7，足證評價訴求的內容類型確實受到管制者的忽視。。 三、不實廣告詮釋方法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不實廣告法律解釋的第二個層次，即針對引人錯誤之虞的廣告，以社會科學解釋說明法律規範不實廣告之觀察與推論方法。 所謂觀察方法係指，法令中就管制者如何認識廣告有「引人錯誤之虞」加以規範，一般來說可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觀察法，一為文本（text）觀察方法，亦即就系爭廣告的陳述，單獨觀察或整體觀察，以確認廣告的意涵（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7點第2項、第3項）。二為，探究消費者認知的觀察方法，則須以一般公眾的認知為準，方能確認廣告訴求的真實意義（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5點、第6點）。 而推論方法則指，法令中規定判定廣告訴求是否有誤導消費者之虞前，必須分別證明兩個爭點：第一，潛在消費者中有多少或然率會受到廣告誤導？第二，那一種類型的消費者是不實廣告認定之推論群體（Pretty, 1996: 40）？公平會制訂的行政規章觀之，公平會也已經就推論方法有明文規範：回應第一個爭點，「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5點與第6點明確指出，無論是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廣告，均以「相當數量之一般或相關大眾」陷於錯誤為判斷依據，此處「一定數量」或「或然率」則郊遊主管機關推論與裁量；回應第二個爭點，公平會也主張，一般商品或服務以一般大眾施以普通注意力仍陷於錯誤，或如係專業性產品則以相關大眾之普通注意力仍陷於錯誤，即屬不實廣告（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7點），顯採「一般人標準」為推論群體，主管機關進行推論時，要決定「相當數量」則應依照此一標準。 從社會科學管制程序觀之，無論是規範觀察方法或是推論方法的法規中都包含了不少的經驗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例如「一般大眾」、「認知」、「相當數量」等，均可透過社會科學知識加以描述，轉化為操作型定義，進而以實證方法加以測量與評估。 既然消費者認知是一個複雜的資訊處理過程，藉此從個人所處的環境中，把消費者所受到刺激的資訊組織起來，並且將訊息加以詮釋成為具有意義的觀念（Wells & Prensky, 1996），則在法律解釋上，如牽涉一般大眾的錯誤認知之觀察，就應當深入此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 然而「實務管制程序」上，關於詮釋方法之法律解釋仍與社會科學管制程序存有差距。從第二章與第三章的文獻探討可知，至少有下列四個問題： 第一，在觀察方法層面：為確認引人錯誤廣告中多重意義究竟何者有誤導消費者之虞，主管機關應先動用文本觀察法，在文本觀察尚不能確認者，則再動用消費者認知觀察法，就足以引起消費者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訴求，援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證明之，但是公平交易行政上並未區別兩者的先後秩序，處分書中援用消費者認知觀察方法者，較文本觀察法者為多。 第二，在觀察方法層面，雖然有不少處分書援引消費者認知觀察法，卻不見在處分書中說明「一般消費者」的定義。當管制者動用「一般大眾」、「消費者認知」等概念時，其實管制者並未正確理解消費者認知觀察法的含意，也就沒有以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解釋所謂「一般大眾」與「消費者認知」之意義。缺乏社會科學化的法律解釋的情況下，「實務管制程序」上所謂消費者認知完全仍只是建基於個人（或委員間）的直覺常識而已。 第三，在推論方法層面，如何獲得「一般大眾」認知的推論方法，主管機關也未完整定義，換言之，無論是「一般人標準」或是「相當數量大眾」的意義界定上，都缺乏清楚之闡釋。 第四，就內容類型與詮釋方法的關聯性言，「社會科學管制程序」上需要經過詮釋方法確認的內容類型，亦即暗示、評價訴求的內容類型中，從文獻探討中會發現，「實務管制程序」上往往未援引任何觀察方法與推論方法，就直接認定為虛偽不實，反而有相當高比例「明示/真實」訴求的案件論及了詮釋方法。此處顯現出了主管機關在解釋法律時，並未釐清「明示/真實」訴求可以直接比對廣告訴求與產品屬性間差異即可確認為不實廣告，實無庸在案例的理由中論及「一般大眾」、「消費者認知」等概念之必要。 對照第六章的內容分析可進一步證實上述四個問題點，雖然公平會頒佈「不實廣告處理原則」中，對於不實廣告詮釋方法有詳細的規範，但實際案例的廣告詮釋方法上，運用詮釋方法的個案數量並不多，僅案例中提到「消費者認知」的案件較多，約佔總案件數的2成8，可見不實廣告詮釋方法並不受主管機關之重視，前述「經驗性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意義自然也一直未獲得公平會澄清。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實務管制程序層面，內容類型與詮釋方法關聯性的檢驗上，主管機關在援引文本觀察法時，有較高比例的案件是屬於暗示訴求；另一方面，如單純探討「暗示訴求」與詮釋方法間之差異性，或「評價訴求」與詮釋方法之差異性，都無法檢驗出其差異具顯著性。不過如合併變項後，則可發現「暗示/評價訴求」與詮釋方法間確實有顯著的差異（根據卡方檢定之中，D.F.=1, p<.001）：亦即「暗示/評價訴求」的廣告內容類型案件，主管機關動用詮釋方法的機會，要較「明示/真實訴求」者為高。足見，公平會已經開始針對不同內容類型的案件，適用不同的詮釋方法，這一點與文獻探討所得有所不同。 四、不實廣告證據方法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既然在不實廣告法律的解釋上整合了社會科學的觀念，也指出「一般大眾」、「認知」、「相當數量」等經驗性不確定法律概念，均可須透過社會科學方法澄清之，本研究的第四章即就事實調查的社會科學化加以分析，主要的討論焦點在於公平會的行政調查程序上可應用的各種證據方法。 本研究界定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意義為，透過量化或質性社會科學方法評估過的事實資料，可使是法院或行政機關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而可供證明用的有形物體，均屬之（Cecil, Drew, Cordisco & Miletich, 1994；Pappalardo，1997：793）。其次，又參酌學說將證據的來源劃分為內部證據與外部證據（Brandt & Preston，1977：56； Preston, 1987:637），以及質化證據與量化證據兩種類別。透過兩種分類的交叉比對，可以發現不同證據類型具有不同的證據力，對不同類型的待證事實亦具有不同程度的解答。 在證據方法層面，如就「社會科學管制程序」觀之，基於不實廣告詮釋方法之法律社會科學解釋，暗示、評價訴求之個案往往不能由內部證據，也就是無從由執法者以直觀推論就可得知消費者的認知狀況，應當要透過消費者證言或量化證據等外部證據，方能充分說明一般消費者所認知之廣告意義，因此應採用外部證據，較能釐清待證的法律事實（Brandt & Preston, 1977； Armstrong et al., 1980 : 27；Preston, 1987；Preston, 1989；羅明宏，1993：102-103; Petty, 1996: 38；Pappalardo, 1997）。 另一方面，如就質化證據與量化證據比較，無論是座談會、焦點團體討論都有助於擴大學者、專家與業者代表的意見參與，協助法律解釋與事實調查，對朝向更深入的詮釋與評估，通常在不實廣告的事實認定上，此類方法會運用在證實業界度量衡標示習慣、價格標示習慣與鑑定意見討論（Haskins & Kendrick, 1993: 103；胡幼慧，1996：139）。而量化證據，諸如調查法、實驗法或準實驗法，則在應用上多以澄清消費者對廣告內容的認知為主，其中特別以調查法透過系統、標準化的資料蒐集過程，可以找出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消費者意見，也較能協助執法者判斷是否有「相當數量一般消費」發生錯誤認知，因此也是較受到主管機關、當事人或學者重視的證據方法（Preston, 1986；Preston, 1987；Preston, 1990；Richards, 1990: 112;羅明宏，1993；劉孔中，1997）。 從「實務管制程序」層面觀之，公平交易委員會實務上開啟了運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先河，特別在「上盟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所為之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中，公平會採用相當進步的事實認定方法，認為應考察「讀者自廣告中認識廣告主所從事或實際從事之事業活動」，為了呼應這種貼近消費者行為與認知的取向，公平會遂主動進行問卷調查（參照公平會(81)公處字第001號處分書）。另一方面，此案件之所以採納調查法證據，據前任公平交易委員會副主委廖義男（深度訪談，1999年2月1日）表示，「上盟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所為之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是公平會處理的第一件案件，如果僅以會內同仁的判斷恐引起不必要的批評，為求慎重起見，使被檢舉人信服，委員會議在展期剩下一天的情況下，決定進行問卷調查，故委由五個同仁在展覽場地外進行訪談。不過此一案件的證據方法並未為其他同類型案件所沿用，絕大多數的不實廣告案件都顯現，主管機關不主動調查消費者對廣告的認知，但如果當事人提出關於市場佔有率、營業額、公司形象、品牌形象以及相關大眾所共知的調查法證據，公平交易委員會也不拒絕，通常均相當重視，並會援引作為事實認定的重要依據。 公平交易委員會雖不排斥社會科學證據方法，但是如透過案例的分析，依據公平交易法與公平會頒佈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檢視實例中證據與構成要件間的關係，不難發現主管機關並未依照法律及命令的規定來詮釋不實廣告內容。以商標或包裝等矇混的案件類型，法律要求事業就其營業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為限（參照公平交易法第20條）。但透過案例檢索與分析，僅「宗柏企業有限公司被處分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4.2.14.公處字第017號處分書）與「美商摩托羅拉公司訴願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4.3.2.公訴決字第011號訴願決定書）中，檢舉人為了證明其商品達「夙著盛譽」，已廣為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當事人因而提出市場調查證據。其他類似案件就「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者」的事實認定顯然並未受到正視，公平會所頒佈的「處理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原則」中雖然規定遇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舉行公聽會或座談會；「影響重大且有相當爭議致難以判斷」，得委由公正、客觀之團體、學術機構進行問卷調查，但多半的案件仍由主管機關以主觀推論以確認「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遍認知」的構成要件，顯得過於輕率。 一般不實廣告的案件類型中，公平交易委員會在檢驗公平法第21條所謂「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時，也未嚴格遵守其自行頒佈的「不實廣告處理原則」，除了前述的「上盟廣告事業有限公司所為之引人錯誤廣告處分案」中以問卷調查測量「閱讀廣告者的認識」，多數案件在判斷有無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前，並未討論到交易相對人對表示或表徵的認知，也沒有在處分書中依照一般商品(服務)與專業性產品(服務)的前提，區分一般大眾的普通注意力」以及專業性相關大眾的普通注意力（參照「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第7點）。在法律解釋層面未嚴格遵循法律構成要件認定事實，也未說明認定事實的方法，自然會影響證據程序偏向質化的、簡單化的推論方法，對事實認定的周延性就顯得不足。 不過以少數個案的狀況，尚無從全面說明公平交易行政在證據方法社會科學化的實況，實有必要就公平會歷年來的不實廣告處分書加以系統性分析。如參照本研究第六章內容分析之結果，可發現將外部證據與內部證據的數量相較，公平會所採用的證據方法多數還是集中在內部證據上，但外部證據特別像是「被檢舉人抗辯」與「書面證據」及「其他主管機關意見」等質化證據出現的頻率也不低，顯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在證據調查程序上，採取相當開放與多元的態度，能夠借重機關外的專家、學者、研究機構、法院、消費者或當事人等提供經驗，以協助判斷不實廣告是否有引人錯誤之虞，令人耳目一新。不過在外部質化證據的類型上，仍有過度偏重當事人的意見陳述與書面證據，以及過分仰賴政府機關專家鑑定意見，鮮少採用是半結構團體的證據方法，如聽證或座談會，或是結構團體的證據方法，如焦點團體法的缺點。換言之，公平會採用的外部證據方法，多傾向單一來源的專家鑑定意見，忽視更周延、更嚴謹、更意見多元的質性證據方法，至於聽證與焦點團體討論都沒有出現在本次研究分析的案例中，此為美中不足之處。 如就質化證據與量化證據相較，「實務管制程序」上出現量化證據的案例約佔總案件數的0.5成，可見量化證據方法在公平交易行政上相當罕見。不過誠如文獻分析所言，為了證實消費者對廣告之認知，多數案例中出現的量化證據都是調查法證據。 另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則是「實務管制程序」上，採用量化研究的案例中，有7成4是「暗示/評價訴求」，只有2成7是「明示/真實訴求」。而且卡方分析的結果，證實「暗示/評價訴求」與量化證據間確實有差異。這個發現或能證明實務管制模式在處理「暗示/評價訴求」時，較會採取量化證據，較符合社會科學證據方法的理想，但由於所蒐集到出現量化證據的案例只有34個案件，假設檢驗是否具有統計上的意義，頗值商榷。 五、不實廣告採證法則社會科學化之差距 在事實調查層面上，社會科學證據方法（尤其是量化的科學證據方法）往往被視為權威與不可挑戰的，林鈺雄（1999： 52）就指出，人力無法挑戰科學證據的迷信由來已久，許多法律人只要看到統計數據就可能俯首稱臣，完全不考慮科學證據是否經過合格的操作程序和法庭的證據程序等基礎問題。足見法律工作者不僅要能夠運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更要能瞭解研究問題如何形成、研究如何進行、結論如何獲致以及研究成果如何解釋與呈現等各層面的細節，才能進一步判斷與評估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是否可靠（Faigman, 1989:1030-1031），也方能避免鑑定人、專家或市場調查公司喧賓奪主，成為實質的裁判者或是裁判的支配者。 社會科學管制程序下之採證法則層面，應整合社會科學方法論、實務見解與美國證據法的法理，以確認採證法則之內涵（Cecil, Drew, Cordisco & Miletich, 1994），其具體的途徑有二：一方面，界定檢驗一般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時，都必須考量的研究者資格；二方面，就檢驗量化證據時，應當注意的問題設計、抽樣方法、資料蒐集程序、資料分析與解釋等層面，逐一加以說明，以確認不實廣告管制採證法則內涵，以期讓管制者採納社會科學證據方法時有明確的標準（Preston, 1989: 508; Jocoby, Handlin & Simonson, 1994）。 在「實務管制程序」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已經頒佈「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使社會科學管制程序界定之採證法則不再停留在學說的討論，而已經有具體法規範可供執法之參考。如此一來，雖然主管機關面對社會科學研究未必比學者、研究人員、市場調查公司更專門，既然採證法則的規範已經綱舉目張，則執法者自然可以運用形式的證據法則，來檢驗程序是否無誤，並進而判斷社會科學證據方法可否接受。 不過就現行法規範的檢討可發現，公平會制訂之「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雖然已經詳細地就市場調查之採證法則以規範，令提出調查證據之當事人負擔說明義務，然經過第五章的討論，可發現在當事人資格的限制、抽樣方法、樣本大小與採證法則、問題設計與採證法則以及資料蒐集程序與採證法則等項目上，仍存有缺漏，殊值注意。 如就公平交易行政適用前述採證法則的實況考察，由於此一評估要項遲至1997年12月31日才由第322次委員會議通過，經1988年7月1日第347次委員會議修正，到同月13日才正式發布，加上實務程序採納量化證據的數量不多，就少數出現量化證據的案例分析，可以發現實務管制程序下，處分書中論及採證法則的案例並不多見，僅有23個案件，而其中有12個案件沒有逐一說明量化證據中問卷設計、抽樣、統計方法、資料分析方法、研究者資格等細節，使公平會的處分書顯得在審查量化證據時失之簡陋，也與社會科學管制程序的概念差距甚遠。當然這或許和多數案例的理由欄並未詳細記載採證法則的內容有關，但在行政程序法公佈、實行後，行政機關對證據的採納與否應當附理由告知當事人（參照第43條），將來是否會改善，值得期待與檢驗。 綜上所論，本研究提出具體建議如下： 一、法律解釋之改革 (一)內容類型之改革 1.檢討「不實廣告處理原則」（以下簡稱為「原則」）中虛偽不實與引人錯誤廣告的定義 2.將暗示訴求之定義規範在「原則」中 3.將評價訴求之定義規範在「原則」中 (二)詮釋方法之改革 1.修正「原則」，文本觀察法應先於消費者認知觀察法適用； 2.「原則」中界定「消費者認知觀察」法之意義 3.修正「原則」，以消費者資訊處理模式界定「一般人標準」與「相當數量之大眾」的意義 4.「原則」中增訂暗示、評價訴求應適用詮釋方法 二、事實調查之改革 （一）證據方法之改革 1.改變舉證責任法則，視內容類型詮釋之必要令當事人負提出外部證據之責任 2.改變舉證責任法則，視內容類型詮釋之必要令當事人負提出量化證據之責任 3.一般消費者提起爭訟之舉證責任倒置 4.「原則」中增訂暗示、評價訴求之判斷，必要時應適用社會科學證據方法 5.證據方法應多元運用 （二）採證法則之改革 1.修正「處理當事人所提供市場調查報告之評估要項」（以下簡稱「要項」）缺漏事項 2.落實「要項」令當事人應負說明義務 3.因應「行政程序法」施行，令主管機關採證時論及採證法則 4.由當事人就證據交互辯論 三、管制機制之改革 1.不同內容類型適用不同行政流程 2.引進準管制組織

立法委員因連任動機及選區壓力，使國會議場的立法參與成為選區服務的延伸。立委會將陳情民眾的意見轉化為法律提案，以便向選民宣稱功勞；為展現立法績效，並會以「搭便車」或「加碼」等方式，積極追逐立法數量。若立委選區的立場，與政黨政策方向不一致，立委可能以「切割」立場、表達異議的肢體語言，向選民表態。立委或政黨雙方各自堅持立場，甚至政黨以黨紀懲罰，仍是另一種形式的妥協，立委也藉此免於選民究責。原則上，雙方會權衡得失，在政黨包容立委選區的壓力下，避免完全撕裂關係。 　　本文以農業法案為例，用意在分析農業區與非農業區立委，於農業立法參與度的差異。觀察對象從立法院第一屆增額立委時期至第七屆，參與度的測量針對首提案、共同提案及發言次數累加，但考慮提案的付出相對較高，故予以加權計算。統計結果，農業區立委相對於非農業區、民進黨相較於其他政黨，在農業立法參與度比較高，國民黨則是黨際競爭激烈的農業區立委較積極。此外，第二屆的國會全面改選及第七屆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對立法參與度皆有顯著影響。 　　在方法的運用上，本研究測量農業立法參與度，以量化（立法紀錄編碼）為主，並藉質性資料（公報、報紙、訪談）輔助解釋。立委因選區考量促成的行為態樣，包括競逐立法績效及突顯異議立場的分析，則以質性資料的案例檢證為主，且以數據資料輔助佐證。 / Legislative participation in congress by legislators who want reelection and feel pressure from constituency is extension of servicing constituents. Legislators propose bills that transform from petitions of constituents in order to claim credit, and propose more bills to raise legislative performance by “free riding” and “raising the stakes.” Besides, legislators may “segment” position or express objection to conforming constituency if legislators and their party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t this situation, legislators and their party maybe stand each position or party enforces punishment to maintain discipline that is another compromise, and legislators can avoid charge from constituency. In principle, party will tolerate legislators who feel pressure from constituency and each will avoid to tear both sides. 　　The dissertation applies case of agricultural bills aims to compare degree of legislative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district. The range of observation is from First(additional members) to Seventh Legislative Yuan. The degree to measure include first and joint proposal, speaking. However, the proposals had weighted for more devotion than speaking. As a result of statistics, legislators’ degree in agricultural district was more high than non-agricultural, DPP’s degree was more high than other party, and KMT legislators in marginal agricultural district st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legislation. Furthermore, the Second’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Seventh’s single member district had more influence on legislative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methods, the degree to measure legislative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al bills mainly applies quantitative analysis(to code legislative records). Further, legislative behavior of raising legislative performance and standing objection position mainly applies qualitative analysis(bulletin, newspaper, interview).

我國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實質課稅原則】規定自立法迄今仍爭議不斷，故為求於稅捐爭訟案件中妥當適用實質課稅原則，有必要對於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前提、定位、解釋及適用界限等議題進行分析，特別係指明實質課稅原則應有之適用界限，避免稅捐稽徵機關過度擴張適用，俾保障納稅義務人之合法權益。特別是我國立法院於105年12月28日制定公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訂於106年12月28日生效施行，為我國納稅者權利保護邁出一大步，而此專法之通過，對於稅捐稽徵機關及行政法院適用實質課稅原則時，應有何種程度之影響亦值探討，俾能發揮納稅者權利保護之立法目的與意旨。本研究以法學方法論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意旨為分析方法，提出實質課稅原則之適用前提及界限，並選擇納稅義務人進行租稅規劃時常用租稅工具（包括信託、保險、土地交易、所得性質）之相關行政法院判決，進行評析驗證，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供納稅義務人、稅捐主管機關及行政法院參考。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18597号 / 工博第3958号 / 新制||工||1608(附属図書館) / 31497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化学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長谷部 伸治, 教授 大嶋 正裕, 教授 河瀬 元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