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0年代開始，「女性生殖（身體）自主權」的呼聲－爭取的主要是所謂的墮胎權－即伴隨著婦女運動的萌芽與發展，而始終具有一定的能見度，甚至成為婦女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與之相對（或者是對立）的，則是捍衛胎兒（胚胎）生命權的另一方。時至今日，與生殖自主權相關的墮胎爭議方興未艾，仍舊為法律爭議的焦點以及核心議題；另一方面，由於當代的醫療以及科學在技術上的進步與突破，雖一方面賦與了生殖更多的可能性，同時，也帶來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無論是已紛擾半個世紀之久的墮胎權爭議，或者是被歸類為新興議題的生殖科技相關議題，概括觀之，這兩項爭議的論辯主軸，皆能夠廣義的包含在「生殖自由」－主張與生殖相關的私密行為，應交由個人自由決定，故必須盡可能地減少任何形式的干涉，以及「對於人類生命（human life）的保護」－主張應賦予任何形式的人類生命最低限度的生命權保障，或者至少為某種生命倫理的概念所約束，因而不應全然地任由個人恣意決定，這兩個彼此相互衝突的上位概念之下。 　　在《生命領域》（Life’s Dominion）一書的前半部，德沃金（Ronald Dworkin）由墮胎爭議出發，提出超越選擇權（pro-choice）與生命權（pro-life）的折衷觀點，主張無論是懷孕女性或者是胎兒（胚胎），其生命的神聖性與生命的內在價值，皆應納入考量並同時予以尊重，試圖為當代已陷入對立僵局的墮胎爭議，尋求某種和解之道。而康奈爾（Drucilla Cornell）所抱持的後現代女性主義立場則格外強調，墮胎爭議的論辯與解決，必須有女性觀點與意見的加入、甚至必須全盤採納，期能以更設身處地的方式，探討女性在社會以及性別結構中的處境，並聚焦於女性面臨墮胎決定時的兩難困境，為原本中性（neutral）、超然的墮胎爭議，帶入不可忽視的經驗性面向的討論。 　　德沃金與康奈爾皆分別針對墮胎爭議，提出其各自的看法與意見，而兩者所採取的立場以及所支持的見解，則各有其獨到之處；此外，德沃金與康奈爾在具體的墮胎爭議中所顯現的態度與提出的主張，也反映了德沃金與康奈爾其各自理論在立論基礎上的類似點以及相異之處。比較兩者理論的異同，對於我們以有別於以往的視野，觀照墮胎爭議的論辯－尤其在自主個人與社群關係的連結、針對正義理論所進行的反省，以及對於法律體系的架構與本質所採取的觀點等面向上，格外有所裨益；大致上來說，德沃金乃以自由主義脈絡及其整全性理論為基調，探討上述幾個理論發展的軸線，康奈爾則是以女性主義與後現代的角度，對這些議題進行處理。在針對墮胎爭議而提出的具體主張中，德沃金與康奈爾的相關論述所各自蘊含的深厚理論基礎，不僅開拓了墮胎議題討論的深度與廣度；另一方面，在墮胎爭議的論辯中，德沃金與康奈爾所採取的觀點以及立論基礎，亦提供了我們在處理當代生殖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新爭議時，一些重要的思考切入點與紛爭解決的大方向。 / Since the 1970's, the right of women’s reproductive self-determination has been put forward as one of the principal claim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s. Against this stream, those who defend right to life of fetus (embryo) called “pro-life” camp are in opposite position. Up to now, the controversy over "pro-choice" and “pro-life” is still clamoring. Besides, “abortion” as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debate is also what legal disputes focus 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gress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al treatments even make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advance, thus create more possibilities on reproduction. Accompanied with such developments, lots of issues about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e brought about and call for immediate solutions. Arguments on abortion which have assailed for a half century as well as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developing in recent decades and approximately esteemed as newly arisen subjects; in general, whether abortion disputes or new issue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e both involved in the following superordinate but conflict concepts: First, “reproductive self-determination”, which asserts that all decisions on reproduction should ensue from personal choice and reduce any form of control as possible. Second, "protection of human life",　which advocates that human life of any form owns the right to life to a certain extent, thus should be guaranteed. 　In Ronald Dworkin’s Life’s Dominion, Dworkin offers a compromised standpoint on the controversy of abortion, claiming that whether the expectant mother or the fetus (embryo) should both be given the respect of "the sanctity of life". Dworkin attempts to attain certain agreement on abortion issues rather than variance. Different from Dworkin’s devoting himself to eliminating the antagonism between “pro-choice” and “pro-life”, as a postmodern feminist, Drucilla Cornell emphasizes on the female perspective, concerning about female’s predicament in the gender structure in particular. While applying her abstract notions to concrete abortion issues, Cornell focuses on the dilemma which nearly every female should confront while making the abortion decision. This insight of Cornell brings the "neutral" abortion controversy into more profound discussions. Dworkin and Cornell state their opinions on abortion controversy respectively, and each of their statement is original and simultaneously reflects different foundations on which their theories are based behind concrete abortion issues. Discussions on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of theories between Dworkin and Cornell not only help to regard abortion issues in a different and brand new way, but also expand the widths and depths of the discussions on abortion disputes: Particularl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mmunity, the gender consciousness which Cornell stresses on, theories of judgments and legal structures, and so on. Broadly speaking, Dworkin proceeds his statements from liberalism and his theory of integrity; on the contrary, Cornell sets out from points of view of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Finally, put issues from abor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contemporary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the main foundations and argumentations which Dworkin and Cornell provide for abortion debates may also guide us to deal with issues of developments of the contemporary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本論文對於川上弘美文學作品之後現代戀愛進行研究。以越界和變身、後現代的身體性、戀愛的不可能性以及後少女的戀愛為各章標題進行探討。透過川上弘美對於異界空間的幻想、日常和非日常的轉換和後現代戀愛之型態和不可能性等議題，筆者針對川上弘美文學當中，異界空間、戀愛形態、死亡描寫等特徵進行考察。並且比較在東日本311大震災之後，川上弘美文學的變化。 / 本論文は川上弘美文学におけるポスト恋愛を研究する。 各章のテーマは越境と変身、ポスト現代の身体性、恋愛の不可能性、ポスト少女の恋愛を分けられている。ここでは、川上弘美文学における異界空間への幻想、日常と非日常の変換とポスト恋愛の形態と不可能性などの議題について考察を試みる。さらに、東日本311大震災が発生した後の、川上弘美文学の変化を比較している。

呈現足球的公共形象在19世紀中晚期英格蘭地區的演進，以及此形象的演進如何促成現代足球(特別是協會足球)成形與流行，就是本論文的主要目的。 　　目前學界對於現代足球起源與成形有兩種主要看法：出身社會中上層的公學、大學師生，在19世紀中葉透過制定成文規則，「馴化」並保存此前社會上原有的民俗足球，最後促成統一足球規則的努力──此為其一；修正派學者則認為，早在公學、大學師生投入前，19世紀中葉以前的英格蘭社會中早已存在有組織、有規則的足球，而早期學者過分誇大了社會中上層對於現代足球帶來的影響。然而，現有史料尚不足以證明上述足球活動實際如何進行、組織，也無法顯示各種以「足球」為名的運動間是否有因果關係。 　　人們呈現過去的方式，足以暗示了他們希望別人，甚至是自己應該如何看待目前的現實。足球的規則，以及人們希望足球所能承載的價值、作用，都會隨著時間改變。除了用規則的出現與演變來追溯現代足球的起源，由制定規則的群體來判斷現代足球受到哪一階級影響較深以外，從時人對於足球的「印象」、「觀感」，也就是他們所相信的東西著手，或許更能推演出「現代足球」的「概念」源起於何時。 　　《英格蘭19世紀中晚期足球形象的演進》即以此為目標，利用19世紀《倫敦時報》的讀者投書，以及其他運動報紙和嚴肅期刊文章，試圖重建足球在19世紀中晚期英格蘭輿論中的公共形象，繼而回應、調和學界已有的兩種不同觀點。第一章〈斷裂或延續：現代足球起源問題〉呈現公學觀點與修正派學者的主張與其優劣擅場，並提出以足球的當代「形象」做為解決起源問題的可能方式。第二章〈公學地位競爭與足球議題上升的能見度(1858-63)〉直接回到上述學術論爭所指向的關鍵時代，透過當時媒體上有關「統一足球規則」的爭論來證明當時公學、大學師生與社會中上層人士對提高現代足球運動地位的影響。第三章〈從惡名昭彰到男子氣概：19世紀末輿論中足球形象的演進〉，則綜觀整個19世紀，在長時段中呈現足球形象在英格蘭輿論中的轉折，進一步突顯現代足球概念成形的時間。 　　透過足球形象的轉變與形塑，以及時人對於足球發展歷程的看法，我們得以了解19世紀中晚期的英格蘭人為何投身一種新興的運動，從而接近他們所追求的價值，並希望別人如何看待他們的所作所為。 關鍵詞：現代足球　協會足球　《倫敦時報》讀者投書

本研究從傅柯統管理性（governentality）理論及Beck的風險社會與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討論在全球生產網絡之下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歷程裡的國家角色問題。做為國家培植重點策略工業的高科技產業，被社會認為是先進、低污染、高獲利的產業。由於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成功運用，讓台灣在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佔有一席之地，成為東亞後進國家發展典範之一。高科技產業也成為1990年代後台灣成長最快，投資金額最高的產業類別。透過理論回顧與個案分析，本研究希望藉著分析國家機關、公民社會等重要行動者的相關文獻、報導、論述與行為來回答下列問題：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機關扶植高科技產業的政策背後隱含著何種價值？在台灣發展歷程中，新自由主義以及發展型國家如何逐步成為國家理性和統管理性？當風險社會逐漸形成，國家機關又如何回應新興風險帶來的衝擊？針對高科技產業發展帶來的新興風險，公民社會透過何種方式途徑去制衡影響國家機關以改變舊有統管理性？ 本研究認為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因素的衝擊，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逐漸減弱。為了持續統治台灣，重視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遂取代單純的維持政權存續而成為國家理性。國家機關透過引進技術、排除障礙和提供優惠等政策手段，在加上威權統治下對公民社會、環境與勞工權益的忽視和壓制，來引導和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本研究藉由檢視了霄裡溪污染、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與日月光污染等高科技發展過程的重大爭議案例。發現雖經過政黨輪替，但後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仍接續運用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透過土地徵收設立科學園區、提供租稅優惠和維持低度環境管制方式來促使高科技產業繼續擴張。但在民主化後，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及副作用也逐漸於公民社會浮現，產生統管危機。而促使倡議團體與居民緊密合作，透過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與國際供應鏈施壓等方式，利用國家機關內部的相互制衡關係。希望能改變過去政府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模式，使其朝向重視多元價值與風險管理的反身性統管化方向改變。雖然其一時之間仍無法完全跳脫舊有模式，但由於預警原則、資訊透明公開和公民參與等帶來統管藝術與管制技術的創新與變革，使統管理性能漸往反身性統管化的方向前進。藉由面對和處理新興風險歷程中的多元價值激盪與衝突，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亦逐漸受反身性現代化影響而改變。國家機關應體認除了發展經濟外，其亦有保護環境、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的職責，故應成為促使社會各種價值平等對話的價值平衡者。在科技與產業生態快速變化的今日，其亦應了解已無法再預先規劃經濟發展路徑。而必須以建構並維持公平、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來替代過去方式。成為「價值平衡者」以及「公平安全產業環境的建構者」，才是國家角色的新定位。

1978年，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至今已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食物消費也因此更加多樣化。為了提供足夠的糧食安全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已經達成了「十連增」的記錄。 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共在「十五時期」（2001年～2005年）、「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所採行之糧食政策及執行成果進行分析。研究顯示，中國雖然在21世紀初難得地維持了相當高度的糧食自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日益縮減和惡化、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都是中國糧食安全必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影響中國對安全的感受。 為應付國內的糧食缺口，並在國際糧價處於相對低價時增加儲備，從2009年開始，中國連續幾年成為大豆、玉米和小麥等穀物淨進口國，進口量並逐年攀升，因此中國的糧食需求已成為國際間影響糧食安全的關鍵。只要中國糧食自給的能力稍有變化，都會帶來大量的糧食國際貿易，甚至有人主張這也是導致糧價高漲的原因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糧食也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糧食相關金融產品成為跨國企業及財團運作資金的另一種選擇。但若從宏觀開放的視野看待進口糧食，中國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結構，可望透過貿易自由化而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自十八大拋出「城鎮化」的概念後，很多投機者已經虎視眈眈，寄望從城鎮化帶來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財富，認為「新土改」將是中國繼城市化之後又一個炒作房地產的機會。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只是民生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城鎮化」是否將排擠農業耕種面積、「農村現代化」如何兼顧總體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益，都是值得持續密切觀察的重點。

本研究旨在以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概念為理論基礎，討論社會「液化」過程中新聞工作本質有何轉變，並探究當前未曾經歷台灣新聞產業蓬勃、初入行即面臨新聞價值、專業與勞動條件不穩定狀態的新一代記者，如何看待新聞工作及其自身角色意涵。 　　Bauman指出，當前社會在由固態現代性過渡至液態現代性過程中具「時空關係轉變」、「資本與勞動力分離」、「生產者社會轉向者消費社會」及「權力運作方式改變」等特質。本研究循此討論新聞工作之本質於「時間與速度」、「傳受雙方關係」、「工作穩定性」及「媒體組織角色」等面向的轉變，並以敘事探究之方式蒐集新一代記者的工作故事，分析其對新聞工作及自身角色的認知。 　　研究結果發現，當前新聞工作深陷伴隨媒體科技而來的速度競賽中，使報導傾向快速淺薄，記者個人工作成果亦難以累積。而由於媒體組織內未能提供穩定薪資成長或以裁員及短期約聘為營運手段，促成當前新聞工作的高流動性與低穩定性。且當前媒體組織與新聞記者之權威地位常賴閱聽人／消費者之觀看與評價而確立，使新一代記者改視新聞工作為提供資訊之「服務業」。 　　此種媒介境況影響著新一代記者對自身角色的認知：工作不穩定使其須時時關注自身表現能否被組織看見並達成期待，凸顯其為「組織中之工作者」；當其應組織要求執行業配等額外工作時，又須「兼具記者、廣告與業務之角色」；在組織頻以商業利益主導人事策略之際，則迫使其屢「以商業價格衡量自身價值」，認為「便宜又好用」是其未被裁員或受聘雇之緣由，無法感受自身的不可替代性。 　　但另一方面，當前媒體境況中的新一代記者亦「期待改變並尋求突破」，希冀藉由接觸新的人事物刺激思維且提升能力，並於固有工作中尋找突破之可能；而於媒體環境及記者社會地位不佳之際，他們仍「對自身表現充滿期許」，認為須每日拿出成績、努力獲得挖角加薪之機會與他人肯定；新一代記者亦認為新聞工作「具影響力與個人意義」，個人的興趣與工作成就感是其繼續工作之動力。 　　綜上所述，液態現代性社會中的速度競賽、勞資分離、消費者社會以及對輕盈流動與彈性靈活的追求顯皆促使整體媒介境況變遷，改變新一代記者與新聞工作、媒體組織及閱聽人／消費者間之關係。而新一代記者對自身角色的理解一方面受媒體組織內的工作形態與工作穩定性之影響，另方面則反映其在具流動靈活的液態現代性社會中猶能積極工作的心境。

本論文是以旅行敘事的角度來解讀魏勒恩 (Ursula K.Le Guin) 的科幻小說《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討論在旅行至異地時，自我與他者的相遇，他者的「異質性」(the alterity of the other,簡稱「他異性」)如何影響甚至改變個人的自主性與既有的社會認同。本論文首先以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所提出的「怪異經驗」(the uncanny experience) 理論，以及克莉斯緹娃 (Julia Kristeva) 對此經驗的闡述，說明人對「他異性」所引起的反應，其實是來自於其本身早已具有的異質性。 克莉斯緹娃認為人之所以會將他者視為不可理解的陌生人，是因為人的內心也蘊藏著一個陌生人。本論文接著引用列維納斯 (Emmanuel Levinas) 「絕對他者」(the absolutely other) 的理論，延伸克莉斯緹娃的主張，並且將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構築成一個倫理關係。列維納斯認為他者的激進他異性無法整合進入自我的知識系統，因為它只能被經驗感知，既不能被概念化，也不能被智性思考。因此，他者的無限內在性無法被掌握，而主體有選擇是否回應他異性的自由。對於列維納斯而言，選擇回應並超越自我中心，或者不回應且拒絕面對他者之無限性，二者並無對錯可言，皆為可接受之選項。 《一無所有》的主要人物薛維克 (Shevek) 的故事敘述他如何成為列維納斯倫理的見證人。他的故事提供了一種另類模式，用來觀照現代殖民旅行小說 (modernist colonial odysseys) 中主要角色的旅行經歷。亞當斯(David Adams) 主張這些小說中的主角旅行至殖民地，是尋求在家鄉已不復見的神聖他者，換言之，即上帝的角色。西方世界因宗教的絕對權威崩潰，導致人類的存在價值無法再由神來保證，而有關存在的問題無法由神學來回答。這些小說的主角在異國土地上找不到答案，無功而返，甚至釀成悲劇。列維納斯認為尋找上帝的路是透過對他者沒有保留的仁慈與慷慨而展開，薛維克的故事正好詮釋了列維納斯的主張。 本論文的主要論證是將《一無所有》這本小說定位成繼承現代殖民旅行小說的脈絡，卻成就另一番文學風貌，不僅因為此書解決了現代殖民旅行小說的神學難題，也因為早在十九世紀末，當地球上已無多餘之地可供殖民時，已有作家在文學的領航下，開始了在異想世界或外太空的殖民。 / This thesis tries to examine Ursula K. Le Guin’s work of science fiction, The Dispossessed, as a travel narrative in term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The term dialectics means the condition of the tension or opposition between two interacting forces or elements. The thesis aims to discuss how encountering others exerts the impact on the self whose autonomy and identity structured in the homeland are re-structured during travel in a foreign land. It will first explicate that the uncanny response to the otherness arises from one’s own otherness by employing Freud’s theory of the uncanny and Kristeva’s re-investigation of Freud’s. Secondly, Emmanuel Levinas’s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absolutely other is used to broaden Kristeva’s contention that one is always already a stranger in her/himself, and to tur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nto an ethics. Levinas maintains that 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 (“alterity” by Levinas’s term) is radical and cannot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elf’s totality; the alterity in the other is as infinite as that in the self. Neither the other nor the self is graspable. The subject is free to choose between responding to the alterity of the other in order to transcend its own solipsism, and incorporating the other and treating it simply as a reflection of the self. To Levinas, there is no right or wrong with either choice. The story of the protagonist, Shevek, delineates how he becomes a Levinasian ethical man. His travel experience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model that would otherwise accomplish the quest that the modernist colonial odysseys have failed—according to David Adams, to seek the divine absolute in an age when the theological questions in the Western world are no longer answered as God has been perceived to be absent. Levinas suggests that the way to the divine absolute, that is, God, is through the detour of opening oneself to the other with generosity and hospitality, which Shevek demonstrates in his travel.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of the whole thesis expects to put The Dispossessed in the continuum of the modernist travel narratives because it offers the solution to the theological problems embedded in those travel narratives, and because to colonize or to transform a familiar place into an imagined land has,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long been manifested in the works of those writers of science fiction.

隨著一九八○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來臨，學者們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關注焦點乃不再僅限於經濟層面，同時也開始重視其政治發展過程以及與經濟活動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針對東亞與拉丁美洲這兩個發展中的區域；由於它們各自有一些重要國家繼引人注目的經濟表現後，接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著大幅突破，因此逐漸成為學界的研究重心之一。在此，我們便企圖以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區域性的代表國家為例，來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儘管上述兩個國家各自擁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社會組織結構，地緣環境方面也相距極遠，但它們在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民主國家的過程中，不論是政黨體系、政治運作規範、國家發展途徑、經濟成長表現、民主化變遷歷程，以及最近的整體轉型特徵方面，都有甚多可供統合歸類的相似之處；這些共通點同時也構成我們進行比較研究的根本基礎。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希望藉由對民主概念的整理，利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察視野，並透過「現代化理論」與「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間的互相補充，針對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的長遠歷史進行綜合與深入的剖析；一方面設法獲致其政治發展的真實面貌，同時也期盼對區域研究以及民主化理論做出一定的貢獻。 / In the 1980s, after the coming of a strong current of democratization called "the Third Wave", scholars who study about the Third World began to transfer their main focus from the economic level to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specially to some counties in Easter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 such as Taiwan and Mexico ), their achievements of refor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eye-catching.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Taiwan and Mexico have owned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for example, the party system, political norms, developing approach,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o on. Except for providing the analogy between above two countries, such similarities also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tried to view the matter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On one side, I will analyze the long history of Taiwan and Mexico deep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hope simultaneously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area study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心城》描寫主角馬修的邂逅戀情和著墨他平日對倫敦市景的冥想。兼具建築師專業和都市行人特質使他更能洞察倫敦，而其城市冥想和四位時代的敘述者交替更迭，《心城》編織出層層刮覆式和萬花筒般視界。若簡化看待交錯的今昔倫敦時空，《心城》不是被視為情節貧乏空有冥想，就是被冠上賴芙莉以往作品中貫有特色的印記─即強調歷史和記憶。因此本論文企圖利用馬修的城市經驗來重新檢視《心城》，並漸次引申城市論述中互為錯綜的三面向：現代性、空間和心靈。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賴芙莉的研究價值和生平、摘要小說、回顧評論，和闡述如何以城市經驗的三面向為研究重心。第二章探討《心城》的現代性面向，馬修扮演和修飾波特萊爾型和班雅明式的漫遊者(the flâneur)，以簡克斯提出的「步行方法論者」(walking methodologist)強化馬修和現代性的聯繫。第三章探討《心城》的空間面向，以傅柯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s)和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討論馬修的空間經驗，而《心城》不僅是倫敦的城市文本並呈現特殊「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型態的空間文本。第四章探討《心城》的心靈面向，以齊莫爾提出的「神經刺激的強化」(intensification of nervous stimulation)和班雅明對現代都市反省出的「震驚」(shock) 和「憂鬱」(melancholy)輔助論述城市和馬修的心靈互動，並指出馬修的心理狀態與四位倫敦歷史人物亦互相映照。希冀透過檢視《心城》能從中反省文學作品中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經驗。 / City of the Mind (hereinafter CM), Penelope Lively's ninth novel (1991), is about Matthew Halland's budding love story and his meditation on London. As an erudite walking architect, Matthew gives a portrait of a metropolis. Due to the textured images of the cityscape, his narration is periodically punctuated with the episodes of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figures. Lively builds up a palimpsest and kaleidoscopic web where time and space collide. However, most book reviews and scholar critics either regard CM as a novel with a thin plot or think of it as a repeat of Lively's consistent concern, the operation of memory and history. I think otherwise. Since CM is a book about the city of London, Matthew's urban experience braids together from modernity displayed by walkabouts,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and a metropolitan mind. The first chapter clarifies the scholarly value of the Lively study, marks the influence of her unusual childhood in WWII Egypt, gives a summary of CM in a palimpsest and kaleidoscopic vision, discusses previous approaches to CM, and points out the scaffoldings for a troika of my study—modernity, space, and mind. In Chapter Two, I first explain the Baudelairean poetic flâneur and the Benjaminian Marxist flâneur, and support Chris Jenks's walking methodologist or the flâneur in the (post)modern city with which Matthew modifies the flâneur and revisits modernity or contemporaneity. In Chapter Three, I notice Matthew-as-architect walker with a flair for the spatiality of the urban spectacle. The influence of space piques Matthew to experience Michel Foucault's “heterotopias” and Henri Lefebvre's “production of space.” Because space and time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I propose a concept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with which CM as a spatial text represents a particular sort of urban space. In Chapter Four, as the book title suggests, I explore how the city sophisticates mental life. I take Georg Simmel's “intensification of nervous stimulation” and Walter Benjamin's “shock” and “melancholy” to describe how a metropolitan mind like Matthew's subtly interacts with a metropolis. Especially, four different historical figures resonating in London are counterparts of Matthew's psyche. A final concluding chapter emphasizes that the trio of my study on CM reflect upon urban representations and upon metaphors and metamorphosis in city fiction.

當代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從當代新儒家一派對於荀子性惡論的批評，透過各種論述來強調其「性惡論」不能成立，其對於孟子的批判乃不明人性的真義，以此來貶抑荀子的思想與地位；到陳大齊、張亨、韋政通等學者，開始對於荀子「性惡論」作「客觀」疏理而欲顯現出荀子哲學的價值，但荀子的價值仍不可與孟子同日而語；一直到近年有一批學者積極闡述荀學的價值與意義。但無論荀子人性論的研究如何開展，這些研究始終有著一個迷思：始終執著於探究荀子人性論中人是否有天生的內在價值。無論是早期當代新儒家一派明言其無而以此批評荀子的人性論無根，或是近年來學者所提倡的「潛在的性善論」、「弱性善論」，或以「人觀」、「人的概念」來言其有，進而肯定荀子人性論的價值，都沒能跳出這個追求內在價值根源的窠臼。這樣的論述似乎隱含著一個思維：「性善論」才是好的有價值的，也就是我稱為受到「性善的誘惑」下的思考進路。 我認為，荀子人性論研究應該要跳脫以往以孟子性善論為基礎、以根本善為進路的思考框架，而轉以惡為核心思維去探究荀子的人性論。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正視「性惡」的正當性，不必對「惡」有所避諱；只要一套修養工夫論是將人導向美善境地的理論，就是有價值的論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惡」又有何關係呢？我將這樣的研究進路稱之為「後新荀學」。所謂「後新荀學」一則凸顯出其與「新荀學」以善為參照的論述觀點之不同，一則顯現出以後現代思維為方法去探尋荀子性惡論的意義與價值的進路──一種不追求形上價值、不追求永恆根源、不追求完滿無瑕為善必然性的思考模式。 在「後新荀學」的思維下，我們可以打破對於性惡的偏見，重新理解荀子性惡論的內涵與意義，並應該了解到，一個講求「人性本惡」的人性論也是有其正當性與價值的。進一步我們應該破除以往對於「善」的迷信，而誤將《荀子》中諸多脈絡以孟子「性善」的思維來思考，而對荀子的理論產生誤解與責難。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了解，即便人沒有內在根源的善，在現實中依舊有產生善行的可能，並不一定要以基礎主義或是本質主義那樣的思維來作思考，也就是說在儒學人性論在孟子「人性本善」一路外，荀子「人之性惡」一路也應有其合理的地位與公平的理解。因為荀子的性惡論是搭配著一套完整的修養工夫論，就整體而言其具有使人趨向善的可能與理想，由此可以正可以凸顯出荀子作為儒家的正當性及其人性論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