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分為四節。問題的性質及其重要性，研究架構，研究途徑，研究目 的與假設。主要內容在說明本論文的研究旨趣和研究的價值性。採取實證調查方法 ，俾能對公務員的心理狀態作進一步描述與了解。 第二章 有關文獻的探討，分為五節：權威性人格研究的淵源及其發展，權威性人 格的理論基礎，權威性人格的特徵，有關個人現代性的研究，個人現代性的心理特 徵。本章主要在探討中外學者對此二科人格特性的研究成果及看法。 第三章 研究步驟及方法，分為三節：樣本的選取，量表的編製，統計方法及基本 圖示。這是對本論文的整個研究過程的介紹，以便以後研究此類問題的學者可參考 比較。本論文的樣本取自三十幾個機關，一百多個單位，實得有效問卷五七八份。 本論文所採用的量表，一為取自楊國與睢海源所編訂的個人現代性量表，一為筆者 所設計，並經過試測後，證實其信度與效度而後採用的「權威性人格量表」，本論 文的統計方面由華航電腦所計算。 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擬分成三節，公務員的權威性人格的分析與討論，公務 員的個人現代性的分析與討論，權威性人格與個人現代性的關係。由調查所得的資 料和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較性的分析。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除了對本論文的回顧與要點摘記外，並對研究方法上所遭到 的限制和困難作一交待，並對公務員的性格分析進而提供一些行政管理上的建議。 #2810424 #2810424

本論文的硏究目的是以現代性爲媒介，考察臺灣現代文學的發展經過及其動因。現代性是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以及人的自我發展爲核心內容。因此，本文試圖透過過去臺灣文學所指向的內容，來預期正在進行和將來也會持續進行的資本主義的現代，對文學如何的影響，以及文學又應如何的因應等問題。另外，透過這樣的考察，期望能化解現今臺灣文學硏究所面臨的現代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分歧現象，以及因意識形態的不同，在整體臺灣文學的理解上所造成的障礙和過度的主觀性問題。 本論文的硏究範圍設定在1920年到1949年。這期間涵蓋將近一半的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可說就是臺灣現代文學的初期階段。這兩個時期雖然歷經被殖民和解放的歷史變遷，在自主發展上多少受到限制，但從意識的覺醒、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市化的進展，到現代文學的開始，在在都說明這個時期是臺灣現代的開始，同時也是開啓自主發展可能性的時期。第一、所謂「現代」問題，最早卽是在這個時期被提出來，成爲具體且具有現實性的討論對象；而且在社會各個層面，也都面臨著現代化的各種挑戰。亦卽，在政治上，處在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局面下，以提出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的形態，謀求政治自決；在經濟上，尋求對現代産業體制的適應；在社會上，則面臨到身分社會及家族觀念的挑戰；而在文化上，開始流入了標榜理性和進步的啓蒙主義。雖然這些現代的徵兆，在被殖民的環境下，它的發展普遍受到壓抑與限制，但是它仍然透過多樣的現代性論述，試圖爲確立現代化以及民族主體性付出努力。第二、這個時期企圖把有關時代變革的討論重點，透過文學性論述來進行傳播，而其具體形態就是新文學運動的展開。新文學運動是以追求現代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之一環展開，因而在內容方面不只包含追求文學本身的現代性，還企圖把時代變革的觀點注入到新文學裡。總而言之，這個時期比起任何時期，都要强調文學的社會效用，同時也非常重視時代精神和文學發展的關聯性。 本文硏究範圍分成日據時期和戰後初期兩大部分。第二到四章敍述日據時期部分，第五章則敍述戰後初期部分；然後再就各個時期的時代精神、文學理論和批評，以及小說作品，考察其所反映的現代性，並進行分析與評價。章節安排方面，第二章爲「日據時期的時代精神與現代性」；此章就文化啓蒙、社會主義運動，以至皇民化時期的時代精神和現代性論述，進行審視評論。在第一節中，考察了文化啓蒙運動的理論根據，並從中分析當時新興知識分子所接受的現代價値和評價；第二節探討社會主義發展所意味的殖民處境及現代性特徵；最後，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本質和皇民化運動所帶來的現代性歪曲和挫折，進行分析論述。 第三章爲「日據時期文學理論與現代性」。此章第一節，首先就新文學運動中所提出的主義和主張，試作一番整理，並找出其中的文學現代性成分；第二節除說明社會主義左翼文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經過外，設法整理出透過文藝大衆化、鄕土文學論爭和臺灣話文論戰中，確立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接著，在第三節中，檢視代表右翼民族主義立場的葉榮鐘和張深切的文學觀；最後則對身陷日據末期皇民文學的澎湃浪潮中，爲擁護文學主體性而努力的記錄－寫實主義論爭，進行考察與評判。 第四章爲「日據時期小說所反映的現代性」。此章依據日據時期主要小說作品所要傳達的內容，分成初期的敍事樣式和啓蒙論述、殖民統治帶來的現代性問題、殖民資本主義的弊病和現代性、現代化眞相和人的疏離現象、個人的主體性自覺和慾望、對皇民化的文學對應等小節，探討其所反映的現代性內涵。 第五章爲「戰後初期的時代精神及文學所反映的現代性」。此章主要是討論從日帝手中獲得解放，對當時知識分子所帶來的希望及意義所在。在第一節中，就當時民衆對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期待，以及對民主主義的渴望，擧出實例來加以論證，並討論現代國民形象與民族認同問題；在第二節中，論述戰後初期重建臺灣文化和臺灣文壇的問題，以及寫實主義人民文學論的內涵； 在第三節中，則把戰後初期的小說內容，分成光復的喜悅與歷史的方向、批判殖民統治及其留下來的問題、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狀況等三個部分， 針對光復帶來的希望未能落實在臺灣的原因，作一深入的探討。 本文希望藉由上述的討論，能使我們對現代初期臺灣社會所反映出來的現代性思考，有較全面的掌握，同時也希望能對現代文學理論和小說中的現代性思考，有所了解。如前所述，「現代性」是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以及人的自我發展爲核心內容。臺灣在殖民地狀況之下進入現代，因此這些現代性內容的進展，一開始就面臨了許多困難。帝國主義日本在以自國利益優先的前提下，强制臺灣實施資本主義及現代社會體制，在這過程中，大部分的臺灣人民無法自主的參與自我民族的歷史發展，甚至還面臨到生存的危機。因此，西方現代的核心課題－個人自我和個性發現，更是難以實現。而且這種狀況還延續到光復後，回歸祖國懷抱的短暫喜悅，很快的變質爲同民族之間的對立，而且在反共意識形態的統制下，民衆追求自主性現代的希望，同樣落空幻滅。 不過，儘管如此，現代初期的知識分子和民衆，透過文化啓蒙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新文學運動，仍然努力的摸索著適合自我民族現實的現代性－抵抗的、民主主義的指向。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把這個時期，看成是資本主義的現代和代替方案的現代，技術的現代性和解放的現代性，這兩者的相互作用所産生出來的歷史空間。而這些現代性樣貌，透過文學理論、批評和小說作品，形成了現代性論述。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已成旣定趨勢的現在及未來，這個現代性論述，仍然是有效的硏究課題。個人至爲期盼本硏究能作爲將來硏究二十世紀臺灣文學全面的一個基礎。

論文架構——梁實秋先生的事蹟與著作╱梁實秋先生的散文作品的分類與考述╱梁實秋先生的文學觀與批評觀╱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觀與雜文觀╱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藝術成就╱梁實秋先生的雜文藝術成就。 第一章緒論中，敘述研究動機、方式。第二章勾勒作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生活經歷、時代背景，都會影響到他的創作與風格。並且將梁實秋先生畢生著作，涵蓋散文、文學評論、翻譯、英語辭典編著、英語讀本與教材的編著等，按年代先後順序一一羅列，並且說明出版社、版本及頁數，以完整呈現梁實秋一生的重要著作。第三章進一步將梁實秋先生的三十六本散文作簡介與考述。 第四章是論述梁實秋先生的文學觀與批評觀。梁實秋在華學校就讀時期，創作理念接近於浪漫主義，但到美國哈佛留學後，在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的影響，思想轉到了古典主義。因此，在這部分，分述梁實秋的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及人文主義的思想。此外，自西元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梁實秋與魯迅之間的論戰，震撼了整個中國文壇。梁魯之間論戰的主旨，著重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文學的階級性和普遍的人性問題；另一則是關於翻譯中的硬譯問題。但是爭論的核心是文藝批評中最引起爭論的問題──「人性論」，其他爭論都環繞此軸心而轉動，並以此為焦點擴散延伸。其次是文學批評觀，主要從《文藝批評論》及《梁實秋論文學》二書中，去闡發論述其在文學批評上的觀點。 梁實秋在〈論散文〉一文中，曾指出散文的形式、特色、文調及原則；也論及散文最常見的毛病，如：太多枝節、太繁冗、太生硬、太粗陋等。透過他散文作品的分析、論述及舉證，可以歸納出梁實秋的散文創作理念包含了散文要忠於自我，切記模倣；散文講求感情滲入與文調雅潔；散文的根本原則是「割愛」；散文的最高理想是「簡單」。此外，檢視梁實秋的散文創作，有半數均是「雜文」寫作的風格及題材；而有些著作甚至直接以「雜文」命名，如：《實秋雜文》、《秋室雜文》及《雅舍雜文》等。因此在第五章中，根據作品內容，整理、歸納出梁實秋的雜文創作觀點。 第六、七章分別就梁實秋先生的散文藝術成就與的雜文藝術成就作闡述與探討。從題材、情趣、風格、修辭等方面，作分析與舉證，以凸顯梁實秋先生散文作品之成就。 　 第八章結論，簡論梁實秋先生一生在學術、編輯、散文、翻譯等方面的成就，進而肯定梁實秋在現當代文學史上絕對有明確的定位。

原教旨主義是穆斯林世界回應現代化所產生的政治與社會思想，尤其當時代表穆斯林世界的鄂圖曼帝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漸崩解，不僅結束一統的伊斯蘭社群，同時因財政與內政問題下喪失政治與經濟的主權。現代化伴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在穆斯林世界投下負面陰影，卻也激發了Jamal ad-Din al-Afghani等人，期望以社群團結回應殖民主義的思想，是為現代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濫觴。 al-Afghani的思想為後人繼承，弟子Muhammad ‘Abduh建立了伊斯蘭的理性主義，一方面回應西方對伊斯蘭的誤解，另一方面論證穆斯林及其社群自身權利的來源。Rashid Rida則透過al-Afghani的政治架構來表現‘Abduh對社群權利的肯定，提出「新哈里發制度」作為嘗試。原教旨主義的嘗試，雖然沒有成功，迄至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成為穆斯林爭取獨立的意識形態，尤其埃及受到英國勢力的入侵，企圖更形強烈。埃及民族主義日趨世俗化，卻遲遲未能解決問題，終於導致日後伊斯蘭原教旨躍然而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創立穆斯林兄弟會的Hasan al-Banna以行動發起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運動，以積極而群體的方式涉入政治與社會事務，並指出伊斯蘭和民族國家之間的融通，期望以穆斯林社群作為「跨國之國」來統整穆斯林世界的力量。在政治體制上，甚至主張神聖統治下的伊斯蘭民主。這種具有政治與文化歸屬感的政治體制，既是一種追求政治、經濟獨立自主的力量，同時也是文化認同與原生的產物。 然而，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理念從未落實。埃及在歷經三十餘年的君主立憲後為軍人推翻，一九五二年由那瑟主導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取代。新政府名義上保留立憲民主，實質上卻走向社會主義的集權統治，引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強烈的批判，視為仿效西方失敗後變形而成的「新暴政」。 其中影響廣泛的伊斯蘭激進主義思想家Sayyid Qutb，重新定義「蒙昧」與「奮戰」（Jihad）的教義，鼓勵民眾用和平或暴力的手段積極參與政治。除了對於西方文明、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以及物質主義等大加撻伐，並試圖從伊斯蘭的宗教內涵提出神聖主權的政治法理與正義的社會型態，逐漸周延原教旨主義的政治、社會、經濟藍圖。

本論文考察晚清以降，面對廿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台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做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媒介。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因此日益繁複，漢詩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的文學形式與生產空間。本論文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台事件，結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一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士人在一八九五年以降面臨的時代鉅變，產生了悲憤憂患的國族書寫、現代的時間與地理感受，造就晚清曖昧的政治或文化遺民，並連同中原境內與境外的知識份子，捲入了一種離散現代性的體驗。他們透過文學試圖描述與定位自身的遷徙，卻必須面對時代的變化與衝擊，同時回望、召喚難以斷絕的傳統。這是一個區域漢文學交流與互動的歷史時刻，一個以漢詩為主導文類的文學現場。我們從離散敘事的論述框架，重新觀察了漢詩作為跟隨傳統文化一同陷落的舊文體，如何在地理遷徙的現代時空內，重新架構了詩人經歷的主體飄零、肉身苦難、絕域風土和文教播遷的種種經驗。 這些文人分別在不同區域之間流動，從中國到台灣，從台灣內渡中國，再從中國奔往南洋，三個區域的互涉，凸顯出清末民初的文化遺民型態各異，但又共同處身一個裂變下的帝國解體與現代體驗。無論他們生根中國、台灣，或流寓、移居南洋，文人遊走區域之間，表現出不同的文化想像與文學生產。 本論文選取的四組詩人個案，包括乙未割台時期內渡大陸，後往南洋推展儒教的丘逢甲、在殖民地台灣以遺民自居的王松和洪棄生，流亡南洋的康有為及移居者丘菽園，客死南洋的許南英和郁達夫。這些不同脈絡背景的詩人個案，都同時聚集在一個境外離散式的寫作氛圍。他們的歷史機遇由晚清跨度到民國，不同的主體與客觀經驗，展現了形塑流亡詩學和南方視域的可能。漢詩在海外的不絕如縷，尤其見證一代知識分子或花果飄零，或靈根自植的心路歷程。這些寫在境外的漢詩橫跨新舊文學的分野，在同一傳統／現代交替的歷史結構裡出沒，一再説明漢詩歷久而彌「新」的現代意義。其中內蘊的文類意識，提醒了我們進一步理解漢詩播遷所塑造的區域文學型態，同時藉由這些遺落在海外的詩人足跡，形成地域觀照的「文學現場」脈絡。 /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Chinese diaspora in terms of a particular group of loyalist poets scattering in South China, Taiwan, and Nanyang in late Qing, including Qiu Fengjia, Wang Song, Hong Qisheng, Kang Youwei, Qiu Shuyuan, Xu Nanying and Yu Dafu and discusses transcendence and modernity of their Han poetry. This study deals with the time span from territorial cession of Taiwan in 1895 to Japanese surrender /the end of war in 1945. The discussion start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st group of loyalists in late Qing in 1895 and closes with Yu Dafu’s missing in Sumatra in 1945.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social upheaval due to the transition to a new era and the impact from colonization in Taiwan and westernization in China forced common people as well as intellectuals massively migrated and emigrated. For example, Qiu Fengjia exiled from Taiwan to Chin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and later went to Nanyang. Kang Youwei, Qiu Shuyuan, Xu Nangying and Yu Dafu exiled or moved to Nanyang and the later two even died there. Poets in Taiwan, like Wang Song and Hong Qisheng,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emigrants from China. Being deserted and colonized, these poets threw themselves into loyalist writing, intending to construct identity in terms of space and time. Drawing upon such loyalists’ works of Han poet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ketch out those poets’ mental state as political/ cultural loyalists and the way their Han poetry displayed transcendence and modernity. Having an established tradition as the genre to represent the spirits, morals and emotions of intellectuals, Han poetry was naturally chosen by intellectuals to use when they endeavored to depict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collapse of a dynasty. Han poetry thus in turn manifested itself as an epitome of diaspora and the loyalists’ state of mind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In addition, after Yiwei and Xinhai political upheavals, the emigration formed intriguing paths of disseminating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this context, Han poetry turned out to serve 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form and space, by which we are able to interpret and discuss modernity.

本研究針對紀登斯（Anthony Giddens），探討其對於現代社會的結構特性、作為能動者的人類主體之構成，以及建構合乎現代人性需求政治制度的思想，並推演其在教育上可以有的發展。研究發現：一、紀登斯將主體重建為兼具身體與人格、意識與無意識、論述與實踐、自我與共在、源流與變化、例行性與創造性的能動者；二、意識可分為三個層級但其與行動層級並非一一對應關係；三、本體安全感除透過擱置之外，仍須透過生活政治學反思性地處理本體安全感的需求；四、結構概念具有多項特性，並與人類的能動性呈現雙重性及二元性兩種關係；五、系統與結構的區分應從組合式及聚合式之間的差異來瞭解。六、高度現代性社會有不同於以往的制度、動力、後果與特性。七、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之下人們有更多自我決定的空間與必要性。八、針對高度現代性的各種特性，政治治理必須有不同以往的思考，並秉持烏托邦現實主義、世界主義，調和懷疑與獻身，使每個人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依據上述發現，筆者在教育方面針對個人、結構、現代性、政治治理，與社會學研究方面進行衍釋，作為教育方面的啟示。 / This dissertation study Anthony Giddens’s thoughts about Structuration theory, modernity and politics, and try to find the implications in education. The author find that Giddens reconstructed subjects as agents by 6 pairs of concepts, pointed out 8 relative characters about structure, and contrasted structure with system as paradigmatic with syntagmatic. The author also find that Giddens’ stratification model of personality did not simply correspond to his stratification model of action. And the existential questions which are bracketed by the ontological security should be answered by life politics. Radical Modernity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 in institutions, dynamics, consequences and properties. People living in this era have more space and necessities to make decisions for themselves. To avoid the possible risks, people should hold the utopian realism, cosmopolitanism, balance the doubts and commitments. Implications in education are addressed on these findings.

阿嘉莎•克莉絲蒂一般被視為是一位傳統及經典的偵探小說作家。此類小說家通常會在小說裡強調「最後的真相」以及一個穩定社會秩序的回歸。然而，在此論文中，我將試著去證明克莉絲蒂的作品其實已超越了傳統偵探小說家的境界。由於她另類地在小說裡鋪陳「不確定真相」並且展現了一個介於工業社會以及後工業「風險社會」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不穩定社會秩序，她甚至可以說是一位「反身性」的現代主義作家(“reflexive” modernist)呈現「高度現代性」(high modernity)的社會寫實。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主要探討了克莉絲蒂對英國工業社會的「現代化進程」(modernizing process)的反身性及批判性的思維。在她的小說裡，所呈現的所謂「現代化進程」，包含了對理性真理的建構、規律化的時間及空間實踐以及國家之各法制機關的運作。在克莉絲蒂的小說裡，此過程與深受資本主義所影響下的工業化以及都市化的英國社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因此，貝克(Ulrich Beck)對「風險社會」(risk society)以及「反身性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的見解，被用來廣泛地討論克莉絲蒂的作品。此外，其他談論「現代性」的幾位學者，例如哈維(David Harvey)、列菲弗爾(Henri Lefebvre)、瑟鐸(Michel de Certeau)以及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理論也被運用來解析她的文本。之所以涉及到這幾位學者的學說的原因，主要是他們都對工業社會下的理性化及紀律化的日常生活提出他們的質疑，也對現代科技及都市生活影響下的全新空間/時間的感知，發表了他們的見解。這些都有助於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來暸解克莉絲蒂在其小說裡所呈現的社會情景。 總之，本論文的主要目標是要探討克莉絲蒂的小說文本與小說的社會背景兩者的關係。以「高度現代性」的理論架構，而非以傳統結構主義以及文類研究的方式，來審視她的小說。藉此，我期盼克莉絲蒂的小說能在英美現代文學作品的研究裡，能夠被重視並且能有重新的評價。 / Agatha Christie is often regarded as a traditional and classic detective writer who accentuates an ultimate truth and promotes the restoration of a stable social order in her novels. Yet, my study attempts to evidence that, with her writings transcending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etective fiction, she acted as a “reflexive” modernist by alternatively dealing with an uncertainty truth and demonstrating a shaky social order in a transitive changing reality from an industrial society to a post-industrial risk society. My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six chapters, which focus on examining her reflexive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a modernizing process,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rational truth, disciplinary spatiotemporal practices, and legal institutions in her contemporary society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 The study of Christie’s works will be based on Ulrich Beck’s notions of ‘risk society” and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The theories of other modernist scholars, including those of David Harvey, Henri Lefebvre, Michel de Certeau, and Walter Benjamin, are also applied to witness Christie’s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nventional detective writer to a modernist one. These four theorists interrogate the rational and disciplinary control of everyday life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deal with brand new spatio-temporal perceptions ris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odern city life. Thei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re helpful to analyze Christie’s texts. Christie’s writings exhibit a changing social reality, a change from an early modernity to a later development of high modernity. Other than applying traditional approaches like structuralism and genre study, I employ a high-modernist perspective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ristie’s literary texts and their social background. My study is expected to relocate Christie as an experimental writer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detective fiction.

附屬於台鐵的《暢流》半月刊（1950~1991）是一本為火車乘客、鐵路員工發行的綜合性雜誌，講求「消閒」與「興趣」，內容五花八門，包括詩詞、遊記、書畫金石、人物軼聞、歷史掌故、文化探源、海外新知、文學創作等，堪稱一般大眾居家旅行必備良伴。本研究藉由細讀《暢流》，管窺戰後二十年間的文學文化生產的情況，一方面爬梳《暢流》的發展史及其週邊，一方面由文學研究的角度出發，指出《暢流》的特色、文學史上的定位，以及《暢流》所代表的美學取向。 　　本研究首先交代《暢流》刊史，分從：一、組織面上，說明《暢流》發行單位與歷任主事者的更迭與改組；二、經營面上，說明《暢流》的行銷方式、普及情形、售價調整、叢書出版等概況；三、編輯面上，點出編輯和作者的互動關係，闡釋編輯方針、刊物內容、讀者反應之間的交流與影響。接著，本研究聚焦《暢流》的形式與內容，追溯其承襲日本明治末期及中國民初以來鐵路附屬雜誌之脈絡，並在與同時代報刊的各種功能、類型對比下，照見《暢流》的綜合性。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著重以「日常生活理論」分析《暢流》的旅遊書寫與生活新知。在外省人士以「由景點至風景線」的趨勢逐步認識台灣的同時，旅遊活動的頻繁複寫，使我們見到個體在現代的日常世界中，藉著「移動」所呈現的豐沛活力。另外，差異性不斷地展現在《暢流》的旅遊書寫中，展現在旅人對異地風俗、景觀的敏銳感知當中，於是，旅遊書寫的「非常」意義也由此展開。更重要的是，文本中橫貫公路、福隆海水浴場這些「地點神話」的建構過程裡可以得見，隨著五○年代中期以後台海情勢緊張、反共話語沸騰，同時期的《暢流》卻因為滿眼盡是遊山玩水的旅人，遂勾勒出一個現代化社會的輪廓：即連長年備戰的離島空間，都褪去反攻戰略跳板的色彩，而更接近於現代性不斷滲透、施展其神力的實驗場。另一方面，《暢流》的生活常識、科學新知則是時人在濃厚現代性的環境下，對「日常」萬象的期許與再現。 　　承上，本研究的第三部分由日常生活理論提示的「變動」、「流動」出發，析論《暢流》的文學作品內涵及其美學特徵。第一，本研究標舉「日常生活書寫」作為思考五○年代台灣文學的新框架，其具體文本內涵則包括購物活動、鄰里角力、社群關係的解散或重組、對愛情的質詰、以及寫實的社會百態等。第二，《暢流》的日常生活書寫顯示：所謂「反共」集體意識很可能是一種虛張聲勢，當脫去政治框架，「日常」仍將獲得普遍的關注。另外，在現代性的介入使日常不斷流變的歷程裡，「懷鄉」不再只是政治話語的附屬品，而成為日常書寫的同質異構體。 　　對《暢流》的全面探析，有助調校關於五○、六○年代社會實況的刻板印象。在看似政治掛帥、反共聲浪不斷的外象之下，現代性的滲透、現代生活的浮現，一一成為不宜忽略的面向。由此，五○、六○年代台灣文學的文藝美學、活動板塊、評價定位等，將再次走入評家論者的視野，亟待進一步的詮釋。 / With the research strategy of close reading and the methodology of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e theory,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Chang-Liou Fortnightly(1950-1991) to discover its developmental history,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and representative position in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Aiming at the staff and the passengers, the Chang-Liou Fortnightly is an affiliated comprehensive magazine to the Taiwan Railway Administration, which includes classical poetry, travel notes,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graphic arts, anecdotes, gene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verseas experience, literary works and creative writings, etc. In the first place, this thesis explicates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Chang-Liou Fortnightly in three aspects: 1,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2, at the management level; and 3, at the editing level. The second part of study borrows a lot from Everyday life and culture theory to analyze the travel notes and the common knowledge in the Chang-Liou. While the mainlanders build a gradual understanding into Taiwan by the sequence which is named as “from scenic spots to landscape”, the frequent replication of tourism activities shows rich vitality in the course of moving and commuting. In addition, we can indicate a strong “non-everydayness” from the observation on local scenery and customs out of the travel notes. Above all, the emergency of “location myth” surrounding the Central Cross-Island Highway and the Fulung Beach for example reflect a modern image and also reveal a modern atmosphere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gene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verseas experience all together outline the “everydayness” in the Chang-Liou. The third part of this thesis, Chapter 4, discuss the mea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text feature of the literary works especially those written by women writers. In view of “flowing” and “changing” hinted by Everyday life Theory, literary works in the Chang-Liou present a distinctive array of themes including shopping, neighborhood wrestl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 restructuring, questioning love, and investigating social issue. Besid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veryday life writing”, the widespread perspective on taking the 1950s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requires further reading and revaluation. Therefore, so-called nostalgic prose is no longer the produc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but another type of practice on Everyday life writing. Studying the Chang-Liou on the Everyday life Theory basis improves the formation of railway magazine history and helps recognize how modernity influences everyday life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in postwar Taiwan, so as to urg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s of 1950s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 Taiwanese female literature to make certain alterations. Although purpose of the magazine is for leisure and for interests, the Chang-Liou expresses serious concern o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society, that is definitely a key no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本論文由作者／編輯群、文本、文化三大脈絡切入，以此觀察晚清四大小說之一的《月月小說》。藉由此環環相扣三者，以考察《月月小說》作為一本小說、文學刊物之主體性，及其在文學史、小說發展史上的意義。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相關文獻回顧，以及研究方法與步驟，以此作為本論文之基礎；第二章討論《月月小說》聚合的作者／編輯群體，探討其小說觀、知識狀態及編輯行為，我們可從中了解，《月月小說》除了「啟蒙」的重責大任外，更具備了小說休閒、趣味、通俗的本色。而小說家們選擇了融合新舊的文化道路，以此回應當時社會的諸多問題。 第三章討論小說敘事的轉變，透過對傳統小說技巧挪用的考察，以及對「譯」、「述」的梳理，可知《月月小說》對於「小說」文類具有高度的自覺與嘗試；第四章為小說題材類型論，將《月月小說》的小說文本分為趣味、道德、啟蒙三大部分考察，即便就表面看來十分不精準且雜亂的分類，仔細探究後，仍可見其中各自的特性與相互對話之處；第五章討論小說的時事與社會關注，以文本世界為中心，考察小說如何重寫時事。可以發現，《月月小說》雖揭露、陳列許多問題，但卻用小說的幽默、趣味筆調消解了當中的重量，用笑聲翻轉了政令、美德的價值。 第六章著眼於《月月小說》其他文類的作品，由此我們發現，《月月小說》透過多種文類去支撐、呼應其刊物主旨，但在隨筆、燈謎等文字背後，卻折射出了知識遊戲的光芒，凸顯了對啟蒙的質疑，以及其中休閒的可能。 第七章為結論，總述先前論點，並提出本論文之觀察：《月月小說》在近、現代小說史上，正巧連接了「新小說」（文學啟蒙）和「禮拜六」（文學休閒）兩者，並為充滿啟蒙、現代性智識體驗的晚清小說，開啟了其他面向的風景。 / I attempt to analyze The All-Story Monthly(《月月小說》) which is one of the 4 modern times novel magazines in 3 ways that are authors-editors, text and culture. I attempt to derive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ll-Story Monthly from these 3 ways, and elucidate its mean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ction history.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of this essay. In second chapter, I discuss the authors-editors. I conclude that in addition to enlightment,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gist of The All-Story Monthly . In third chapter, I discuss the transition of narrative skills. To study the using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skills and analyze the texts of translations, we could comprehend that the authors tried various methods to vary narrative skills with highly conscientious of “novel”. In forth chapter, I discuss the classified catalogues of The All-Story Monthly. In my opinion, there is a distinct theme of each catalogue and they all rely on the gist of the magazine. In fifth chapter, I stud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ovels and essays which using same social materials. It is clear to perceive that authors using an interesting way to “rewrite” news or histories. In sixth chapter, I deliberate about the texts of other literary genres. There is a leisure literary phenomenon in these texts. In seventh chapter, the conclusion, I present that The All-Story Monthly is a significant magazine of Chinese modern times literary history. It is a transition stage between Xin Xiao Shou(新小說) (literary enlightment) and Li Bai Liu(禮拜六) (leisure literature).

《臺灣婦人界》（1934-1939）為日治時期最具規模的女性雜誌，也是1930年代刊載最大量通俗小說的刊物。本論文以殖民現代性與女性經驗的交織為主軸，提出《臺灣婦人界》小說的後殖民閱讀。日治時期台灣女性最初的現代體驗，奠基於殖民現代性所帶來的教育機會與物質文明，一方面秉持啟蒙開化的信念給予女性前所未有的自由與選擇，另一方面則訴諸文明優劣程度築起一道文化同化的門檻。「世界」指新女性走出家屋展望世界的文本效應。女性透過教養、知識提升成為公領域典範的可能，以及不同族裔、背景的女性基於文明信念而想像出的共同體，是《臺灣婦人界》一再宣揚的普遍價值。「民俗」是與上述普遍性對照之下的差異性，信仰漢人宗教的女性成為奇觀的拼貼素材，也化身被排除的迷信舊慣。這些文化差異性復又受到「帝國」殖民同化計畫的整編與改造，其透過女性之於家庭與社會的角色，以日本現代文明與大和民族的優越位階，對不同出身、階級與族裔的差異主體實行精神統馭。 　　筆者從《臺灣婦人界》觀察到上述三個大方向，並參照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後殖民觀點，進一步解析殖民現代性排除與整編的策略如何在小說中一一受到挑戰。被體制重重壓迫的底層女性身影解構了以自由主義理念為根基、中產階級身份為前提的文明女性想像。被現代理性準繩貶抑的民俗迷信拯救了台灣女性的主體分裂危機，證明原生文化始終是殖民現代性無法割除斬斷的一部份。混血的女性身體隱喻著台灣多層歷史與地緣脈絡的軌跡，那難以馴化的混雜性揭發了殖民改造計畫的破綻。本論文探討的包括黃寶桃、西川滿等已受學界所知的作家，以及陳華培、別所夏子等未曾受到討論的台日創作者，期能為這份議題性與份量兼具、卻幾乎未受到注意的史料梳理一個輪廓，揭示《臺灣婦人界》之於日治時期文學研究、女性史研究以及後殖民研究的價值。 / Taiwan Fujinkai (1934-1939)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women’s magazine in colonial Taiwan, on which women’s experience were closely interweaved with colonial modernity. For women in colonial Taiwan,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was founded on the modern education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 by Japanese power, and thus contained double sides. One was the sense of liberation brought by the belief of enlightenment, another was the awareness of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superior and the inferior. “The cosmopolitan” refers to an imagined community where women from all backgrounds can be canonized if they followed the universal route of modernization. Being a contrast of this universality, images of women in “the folklore” was represented as the backwardness eliminated from the modern society. In the civilizing mission of “the empire,” these eliminated cultures were assimilated into the imperial project again, which seek to rule and reform the colonized through the hand of civilized wives and mothers.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Homi Bhabha’s postcolonial concept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Japan’s strategy of eli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was challenged in the fictions in Taiwan Fujinkai. The subaltern women in the bottom of social system broke the liberalist imagination of women’s civilizing route. A ghost haunted in Taiwan women’s mind implied that the native folklore can be oppressed but never divisible. The mixed-blood woman’s body disclosed the invalidity of Japan’s attempt to discipline the hybridity of it colony. My discussion includes Huang Pao-tao, Nishikawa Mitsuru and other undiscovered texts. Probing into this important but rarely investigated magazine, I seek to uncover its value for the literature study, women’s study and postcolonial study in the field of Taiwan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