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源起於美國。二十世紀之初，美國一些大型誘館對其優良客戶發行信用卡，馮 卡記帳住宿。九一三年開始，百貨公司、石油公司亦開始發行信用卡，持卡人在其銷 售綱內馮卡記帳消費。 一九五一年八月，紐約富蘭克林銀行，首創銀行信用卡，為金融機構介入信用卡業務 之嚆大矢。迄今歷經幾度演變，已使信用卡與傳統支付工具－現金、支票鼎足而立， 而有「第三通貨」之稱。 由於信用卡乃是二十世紀新型交易媒介工具，與傳統交易媒介工具迥然不同，國入對 其均感陌生。本論文旨在研究信用卡在臺正式發生之可行性及其可能對臺灣經濟社會 之影響與貢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與目的。第二節研究方法與範圍。第三節資料來源與研究限制。 第二章 中共「四化」政策之提出與其工業目標 第一節「四化」政策產生之背景。第二節中共內部對新經濟路線之爭論。第三節工業 現代化之目標。 第三章 大陸資本形成之途徑 第一節影響資本形成之因素。第二節中共初期之資本形成：一、俄援時期（一九四九 －－六○年），二、「自力更生」時期（一九六一－－七五年）。第三節現階段資本 形成之主要途徑。 第四章 工業建設與外資利用 第一節石油工業。第二節煤炭工業。第三節電力工業。第四節鋼鐵工業。 第五章 利用外資方式與其對中共工業發展之影響 第一節經濟特區。第二節合資經營。第三節補償貿易。 第六章 中共工業化過程中外資吸收能力之評估 第一節由能源輸出與人員素質評估。第二節由投資計劃之綜合平衡評估。第三節由經 濟開發之決策能力評估。 第七章 結論與預測 第一節工業薄弱環節之深化。第二節今後利用外資之前途。

內容大要：綜合檢討傳統分行作業及「實驗分行」作業，並業，並考慮國內現階段分 行交易的環境後，提出個人對當前現代化分行作業之擬議；其次討論實施擬議中現代 化分行作業之條件；最後以現代化分行作業未來之發展作為本文之前瞻。 各章結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就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目的、範圍、邏輯設計及結構，作概括的說明。 第二章 傳統分行作業與其遭遇之問題 本章係描述傳統分行的組織系統、作業環境、櫃台作業、授信作業、服務台作業、及 內部控制制度，並提出傳統分行作業所遭受之問題，計分為五節： 第一節 組織系統 第二節 作業環境與服務台作業 第三節 櫃台作業 第四節 授信作業 第五節 內部控制制度 第三章 「實驗分行」的作業方式 本章係描述「實驗分行」的組織系統、作業環境、櫃台作業、授信作業、服務台作業 、及內部控制制度，計分營六節： 第一節 組織系統 第二節 作業環境 第三節 櫃台作業 第四節 授信作 業 第五節 服務台作業 第六節 內部控制制度 第四章 國內現階段分行交易的環境與在此環境下推行「實驗分行制度」所遭遇之困 難。本章分為兩節： 第一節 國內現行階段分行交易所面臨的環境 第二節 國內推行「實驗分行制度」所遭遇之困難 第五章 當前現代化分行作業之擬議 第一節 組織系統 第二節 作業環境 第三節 櫃台作業 第四節 授信作業 第五節 服務台作業 第六節 內部控制制度 第六章 實施擬議中現代化分行作業之條件 第七章 現代化分行作業未來之發展。

本篇論文以高步侗族村寨為研究地點，其位於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坪坦鄉。高步侗寨屬於通道縣坪坦鄉下轄的村組織，由高升行政村、高上行政村、克中行政村所組成，三個村底下管轄著岩寨、秧田、上寨屯、高升、龍姓、高坪六個自然村。高步侗寨四週為山地，中間有一條河流經，其中約有561戶、2410人，交通較為不便，因此少有外人進入。 　　侗族村寨整體與周遭自然環境相輔相成，進而達到巧妙的平衡；侗人家屋的空間格局，與人在其中的活動息息相關；在公共空間──鼓樓、風雨橋中，看見人群間的交際往來；村寨中的田地、道路、水塘、河流，串聯起人們的生產生活。侗寨中的每個空間，都是人與環境交互影響之下的產物，筆者欲從中探討其文化脈絡與空間建構的關係。 　　近幾年來，中國各地的少數民族村寨旅遊也如火如荼地發展著，觀光成為村寨快速發展經濟的主要途徑，但在發展觀光業的同時，卻也逐漸流失其珍貴的傳統文化而不自覺。因此，筆者欲以高步侗寨為例，探討高步侗人的空間建構文化，分析隱含於其中的文化內涵，小至家屋、大至整體村寨，觀察人與自然環境之間如何相互牽繫，相輔相成地形成獨特的居住形式，探究高步侗人在面臨劇烈的現代化變遷後，如何經過自身文化體系的調適，在傳統文化與新事物的相互調和中，發掘高步侗人的文化價值，筆者欲針對現代化之影響提出相對應的觀念與措施，進而保存傳統文化，避免文化流失於洪流中而不復返。 / The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Kam in Gaobu village, which is located in Huaihua City, Hunan Province. Gaobu village i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Pingtan, Tongdao Dong Autonomous County and comprises thre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Gaosheng, Gaoshang, and Kezhong. Under the administrative villages, there are 6 natural villages: Yanzhai, Yangtian, Shangzhaitun, Longxing, and Gaoping. Gaobu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There is a river flowing through the area, which lives about 561 households and 2,410 people. Visitors are not often to see because of the inconvenient traffic. Kam villages are influenced by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reach a subtle balance. The spaces of Kam houses are highly related to their daily life. Interactions between villagers happen in public spaces, such as Gǔlóu (鼓樓) and Fēngyǔ Bridge (風雨橋);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people are composed of the fields, paths, ponds and rivers in the villages. Every space in Kam villages reflect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Kam villages. In recent years, the rural tourism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s been fast-expanding. Tourism has become the main s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villages. Meanwhile, people have gradually lost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out consciousness.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Gaobu village as an example and attempts to talk about the cul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of Kam people in Gaobu; analyz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within; observe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 the unique way of inhabitation from houses and the whole villag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at how Kam people in Gaobu bring back cultural values afte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ir culture system, and the harmoniz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ew things, when facing the drastic modern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ncepts and measures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ulture instead of los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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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中山先生開始撰寫「實業計畫」，並在一九二一年完成這個作品，本書的另一個名稱是「物質建設」。中山先生在這個計畫中提出了六個發展設計：交通系統、電力與電廠、礦業、農業和工業，同時還包括其他如林業、灌溉、邊區發展、人口和國防等。中山先生想透過龐大的建設計畫使中國邁向發展，這是他增進人民經濟財富願望的一部份，而「實業計畫」的完成，代表了中山先生經濟思想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在這之前，中山先生的觀點眼著於強化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發發展的的渴求，樣的觀念一直停留在建設方針的建立上，至於明確的建設計畫則付之闕如。但在「實業計畫」產生之後，中山先生開始將其經濟計化思想轉換成完經濟建設計畫，「實業計畫」正是這種情狀下的心血結晶，而這也是中山先生企圖使中國由貧窮走向富強的努力和嘗試。姑且不論其是否真正的付行，或是計畫內部的細節設計是否得當，單是豬這樣的觀點和見識，便不當時中國傳統教育下的學者所能觀察和了解到的問題，而這也是中山先生之觀察深入，洞燭機先的地方。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可化歸為以下幾點： 　　1.對於西方發展社會學的研究向度、理論架構及關注重點，進行基本的探究和了解。 　　2.經由中山先生的若干著作和原典，了解中山先生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內外條件的認知，歸結這些內外條件之後，對於中山先生的國家發展觀所具有的整體性規畫進行詮釋。 　　3.分析實業計畫的整體設計，並利用第二部份所獲得的研究結論，超脫傳統經濟範疇內的討論，重新給予實業計畫在文化及社會層面的定位。 　　4.由實業計畫的國際觀出發，了解在中山先生的觀點，中國未來的發展對於世界將有何種貢獻。

自1980年代以來席捲至今的全球新公共管理式行政改革，可說是與國際政治哲學與意識形態的辯證發展同步，即「新右派」政治哲學，透過政黨因素（如政黨輪替與政黨定位），對各國政策議程產生影響，連帶影響各國行政改革政策。 　　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闡述所謂「新右派」的政治哲學概念，以及其與1980年代以來的新公共管理（如精簡組織及員額、民營化、執行機構、契約管理等等）之間內在聯繫。事實上，新右派似可含括古典自由主義及新保守主義的重大政經主張，核心關懷在於「消極自由」（不同於1945年以後國家干預下的較為「積極」的自由），希望減少政府干預，讓個人依自我判斷，利用市場及與社會機制，追尋個人幸福。 　　其次，歐陸國家同時開展出「行政現代化」改革模式，這種改革模式除了有「新右派」價值意識外，並堅持各國原有的社會民主體制特性，如國家干預、對公務員特殊的保障、對公共利益之期許等。歐陸政府運作模式其實高度反應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價值，如有機社群、社會連帶關係、平等、產業民主等，並可能與當今「第三條路」或「新中間路線」政策路線有關。 　　復次，秉持公共性主張的「新公共行政」，則對新公共管理提出高度的質疑。新公共行政可稱係融合三個哲學基礎，包括新自由主義（以羅爾斯的正義論為代表）、社群主義、以及法蘭克福學派。一方面，新公共行政以其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特性，而做與新公共管理有著「表親關係」，也與歐陸行政在某些地方相近，即對積極自由及集體主義有較高程度的偏好；但另方面，新公共行政秉持社群論點，對新公共管理的個人主義基礎提出強烈批評，而新公共行政似偏重「社會社群」而非「國家共同體」、追求較高度的機會均等而非結果平等，其實與歐陸行政頗不相同。 　　最後，若我們把公共行政的分析視野，加入國際觀以及史觀，將可以對行政運作以及改革理念了然於胸。因為，公共行政經常與政治哲學的演變及意識型態的發展有著同步的脈動，而中介因素經常是政黨對於經濟管理及社會平等的特定傾向。 　　當我們討論過政治哲學對公共行政的影響後，接下來檢視我國行政體制經驗。我國自民國87年初開始，推動「政府再造綱領」，從綱領目標及內容來看，諸如企業精神政府、精簡組織及員額、民營化、契約管理等，堪稱能與國外改革潮流同步，但政治哲學因素是否透過政黨因素發生影響力？ 　　依據我們檢視文獻資料，並訪談部分中高層實務界人士後發現，我國行政部門推動改革時，純係基於實務需要而仿效他國改革經驗，並末考量過意識形態的因素。再者，國民黨政府時期可稱為「企業精神政府改革類型」，民進黨政府可稱為「混合型」，包括「企業精神政府」次型及「社群主義」次型，這些都可以在陳水扁總統競選時的文宣、「520就職演說」，以及民進黨政府的行政改革政策中發現。前者尤以陳總統所說政府的四大管理類型（目標管理、成長管理、走動管理、危機管理）為代表；後者尤以「全國行政革新會議」之行政價值文化再造為代表。 　　如前所述，行政改革政策作為總體政策一環，應考慮總體政策定位因素。國民黨在創黨初期，有很濃厚的左派社會主義色彩，表現在如國營企業、土地漲價歸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主張，但在遷台以後，國民黨逐步調整政策定位，呈現中間偏右威權保守的特色，但仍維持左派高度經濟管制的政策工具。 　　民進黨方面，在黨綱屬性上明顯有著社會民主主義特色，但內部的派系則分為兩派，其一為陳水扁總統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派，崇奉自由化及市場化，主張縮小政府職能，尊重市場及民間社會機制；另一派為以新潮流系為代表的環保社會民主派，主張維持政府干預，促進社會平等。依據國外經驗，這兩派因信奉的政治哲學歧異頗大，很難共存於同一政黨之內，這或許是當前民進黨政府政策搖擺不定的因素之一。

中國為控制龐大的人口，自1979年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一轉眼已經過了30年，一群1980年前後出生的獨生子女紛紛邁入婚姻、走入家庭，形成了獨生子女相互婚配的「獨生父母」，也同時造就了有別於傳統中國「發散型」家庭結構的「四二一家庭」。 本研究以此為出發，探究「四二一家庭」結構中的新型家庭關係，並挑戰結構功能論大師帕森斯關於現代化家庭之理論。本文認為，由於夫妻雙方皆為獨生子女，父母要協助子女分擔家務不再分身乏術，三代同堂的擴大家庭將成為中國城市的主要家庭模式，並非現代化理論所認為的核心家庭為主；而在四二一家庭中，親子關係也將居於核心地位，有別於帕森斯所認為的以夫妻軸為主。 筆者於2010年5月親赴北京對10位「獨生父母」進行訪談，深入了解獨生子女從擇偶、新婚、一直到四二一家庭成形所遇到的種種情況，包括夫妻家務分工上的不適應、為人父母後的角色轉換，以及在四二一家庭中獨一無二的天倫樂。 本文最後依據中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及獨生父母的訪談內容，結合各方專家意見，對計劃生育政策做出利弊分析，並探究生父母們在邁入家庭、準備「哺乳」的過程中，對父母的依賴，究竟「斷乳」了沒。 /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lossal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ve been implementing the birth control policy since 1979.Thirty years on, more and more children born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have arrived at nubile age. Marriage of only sons and only daughters compose the dual-core famil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This text focuses on the dual-core family, to explore the new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to challenge the Modernized theory of family proposed by T. Parsons. The tex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extended family model with three generations will become the main family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as opposed to the nuclear family described in the Modernized theory; the focus of the family will be on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Parsons suggested. The author visited Beijing in May 2010 for interviews with ten “only-child parents”, This grante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ange of circumstanc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partner selection, marriage and family formation by adult only-children. These include maladaptation in housework allocation, the role switch after becoming parents and the familial relationships and happiness unique to the extended family structure. In summation, the text combined findings from the sixth Chinese national census 2010, the conducted interviews and the opinions of various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to comment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birth control policy and to assess the level of parental dependence of adult only-children in China and their readiness for parenthood.

滿清末年以來，中國文官節制武官的傳統受到嚴重破壞，地方團練取代政府軍，地方軍隊演變成軍閥主義，國家領導人都是由戰場上勝利的軍人擔任。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實施世代交替，黨、政、軍高層領導人，轉移給一批技術官僚與軍事專業人員手上，此期間中共黨、政、軍互動關係為本文研究之目的。透過歷史比較，江澤民，是一個幾乎與解放軍毫無淵源的文官，沒有任何服役與作戰的經驗，卻能順利掌握軍隊與國家，本研究證明在中國中斷數百年來「文官統制武官」的歷史傳統，已經恢復。此外，近二十年來，中共軍事現代化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與江澤民的外語專長及電機專長有密切關係，這些人格特質也是他令軍隊信服的重要工具。軍政軍民關係上，江澤民堅持民主集中制，排除多黨制，造成軍隊遠離政治紛擾，並與黨充分合作，以獲致預算並做好軍民與軍政關係。在解放軍內部，推動軍事教育的改革，也造就解放軍戰略思維的重大轉變，形成解放軍現代化的動力之ㄧ。然而，敏感性的軍文關係議題，例如一黨領軍，中共有禁忌而且沒有試驗場，台灣的寶貴經驗，很值得大陸參考。 關鍵字：中國共產黨、軍隊現代化、解放軍、文人統制、軍事專業主義 / During the decline of Chin Dynasty, as an unintended result to rely upon localized National Guard defeating upraise even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an Control system was replaced by warlord system. Since then, the war hero was the one who advanced to political leadership. Until Jiang Zemin, a civilian with civil college certificate took leadership over the PLA, CCP, and PRC.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 the civil-military interaction during Jiang Zemin’s journey. Through historical comparison, this paper confirmed tha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Control system has been revived. Also, Jiang Zemin was the military leadership over PLA modernization. With personal attributes of profound languages and electronic profession, he shaped his position successfully in PLA community. This paper also recognize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party theory and PL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　NDU and strategic thinking.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eople Liberation Army, Civil-Control and Military Professionalism.

臺灣的世界史教育自1949年以來已經走過一甲子，歷史課本的改革卻不會因為歲月匆匆而走到終點，課本只能不斷的被完善，方能教育出更好的下一代，以完成百年大計。本文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五章結語之外，正文一共分為三章。第二章講述課綱與時代的互動，歐洲中心觀是如何在臺灣的世界史扎根，將討論臺灣政治氛圍與兩岸對峙的影響，以及冷戰與後冷戰時代，歷史學術思潮的變遷。第三章將進入課本文本，分析歐洲中心觀與課本論述方式，首先從十八世紀興起的大論述與輝格歷史學切入，討論兩者如何相輔相成，呈現在教科書內。再者討論戰後臺灣成為美國冷戰結構下一環，學習諸多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對課本的書寫產生了許多影響。以及臺灣內部的國族主義訴求，跨越了本國史進入世界史領域。第四章則討論課本細部的名詞翻譯與圖片使用，除了反應了歐洲中心觀，還可以追尋出臺灣課本強烈的英語中心觀，讓臺灣的世界史至今仍然籠罩在不列顛的影響之下。透過上述各章節，我們可以從課綱、課本、圖文等三個層次來檢視臺灣的世界史如何呈現歐洲中心觀，寄望能給予課本編審者作為參考 / Taiwan’s high school has taught Wolrd History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over sixty year since 1949. Nonethless, the need of revising the course would never come to an end: constant improvm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teaching for the next generations. The main part of the dissert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Chapter Two starts with the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the background, illustrating how the base of Eurocentrism was built in Wold History courses. It relates the phenomenon to the context that Taiwa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political atmophere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later scholarly trends in global Post-Cold War academe. In Carpter Three, the focus moves to textbooks, specifically on (1)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Whigs History and their reflections in textbooks; (2) The adap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ies from the US, in a context of Taiwan as an ally in Cold War that this is exacly the reason for the overwhelmingly presence of the States in Taiwanese history education; (3) The ideology of Nationalism, which results in a phenomenon that the narratives of World History in textbooks are often biased to meet the nationalist need. Last, in Chapter Four, it manifies the deatails in textboks, i.e.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al terms and the arrangement of maps. It contends that terms and maps in Taiwan World History textbooks reflect not just Eurocentricem but English-Centrism which still envelops nowadays Taiwan. In brief, the analyses of Eurocentrism in these chapters are arranged in theree levels: curriculum guidelines, textbooks, and finally terms and maps. Additionally, the dissertation provides some advice for textbook wri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