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以非西方國家而於短期間內躋入開發國家行列之日本為個例，以其行政體系之發展過程及現象為研究主題。 為探討階段性發展或不同類型發展之特徵起見，乃參照政治結構之變動，法制建構之情形及社會經濟發展之進度等因素，區分為五期，分別加以析述。 全文分為七章，前後二章係緒論及結論，第二至第六章即按期論析，凡三十餘萬言。 各章要旨如次。 第一章分為三節，臚陳本文研究之意義及動機，闡釋行政發展與變動、現代化、成長及發展行政之區別，並與政治發展之關係，提出個人試擬之界說。嗣即提出研究之範圍及分析架構等，明示本文研究之準繩。 第二章係以現代化準備期為對象，始於明治維新，迄於一八八五年創立內閣制為止。 第三章係以立憲君主政治及法制確立期為對象，始於內閣制成立，終於一九三一年進入戰時體制前夕。 第四章係以戰時體制之動員期為對象，在維持原憲法體制下，以特別法規配合戰時需要。 第五章係以占領期的對象，此一階段，在盟總管理下改革政治行政體系。 第六章係以自主期行政體系之發展及運行為對象，本期整個行政體系之內容，植根於占領期建立之架構，惟為匡正前期在外力改革下矯枉過正之缺陷，並配全科學管理技術之進步、經濟之高度成長、社會結構之急遽變化及民主意識之滋長，再度引起行政體系之修正，以提高體系之適應能力。 第七章結語，係依據行政發展論所關心之問題，綜述影響日本行政發展過程之動因，及其結構功能調整之現象，並於檢討發展階段之後，歸納為國家興建型、體系完成型、外力改造型、發展型及戰時變則型之各種徵相。 /

本研究從傅柯統管理性（governentality）理論及Beck的風險社會與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討論在全球生產網絡之下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歷程裡的國家角色問題。做為國家培植重點策略工業的高科技產業，被社會認為是先進、低污染、高獲利的產業。由於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的成功運用，讓台灣在高科技產業全球生產網絡中佔有一席之地，成為東亞後進國家發展典範之一。高科技產業也成為1990年代後台灣成長最快，投資金額最高的產業類別。透過理論回顧與個案分析，本研究希望藉著分析國家機關、公民社會等重要行動者的相關文獻、報導、論述與行為來回答下列問題：在全球生產網絡下，國家機關扶植高科技產業的政策背後隱含著何種價值？在台灣發展歷程中，新自由主義以及發展型國家如何逐步成為國家理性和統管理性？當風險社會逐漸形成，國家機關又如何回應新興風險帶來的衝擊？針對高科技產業發展帶來的新興風險，公民社會透過何種方式途徑去制衡影響國家機關以改變舊有統管理性？ 本研究認為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等因素的衝擊，國民黨政府統治正當性逐漸減弱。為了持續統治台灣，重視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遂取代單純的維持政權存續而成為國家理性。國家機關透過引進技術、排除障礙和提供優惠等政策手段，在加上威權統治下對公民社會、環境與勞工權益的忽視和壓制，來引導和扶植高科技產業發展。本研究藉由檢視了霄裡溪污染、中科三期、中科四期與日月光污染等高科技發展過程的重大爭議案例。發現雖經過政黨輪替，但後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仍接續運用過去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透過土地徵收設立科學園區、提供租稅優惠和維持低度環境管制方式來促使高科技產業繼續擴張。但在民主化後，高科技產業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及副作用也逐漸於公民社會浮現，產生統管危機。而促使倡議團體與居民緊密合作，透過行政、立法、司法、監察與國際供應鏈施壓等方式，利用國家機關內部的相互制衡關係。希望能改變過去政府只注重經濟發展的發展型國家統管理性模式，使其朝向重視多元價值與風險管理的反身性統管化方向改變。雖然其一時之間仍無法完全跳脫舊有模式，但由於預警原則、資訊透明公開和公民參與等帶來統管藝術與管制技術的創新與變革，使統管理性能漸往反身性統管化的方向前進。藉由面對和處理新興風險歷程中的多元價值激盪與衝突，新自由主義國家理性亦逐漸受反身性現代化影響而改變。國家機關應體認除了發展經濟外，其亦有保護環境、保障人民健康與社會安全的職責，故應成為促使社會各種價值平等對話的價值平衡者。在科技與產業生態快速變化的今日，其亦應了解已無法再預先規劃經濟發展路徑。而必須以建構並維持公平、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來替代過去方式。成為「價值平衡者」以及「公平安全產業環境的建構者」，才是國家角色的新定位。

1978年，中國開始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至今已歷經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經濟增長明顯加快、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準改善，食物消費也因此更加多樣化。為了提供足夠的糧食安全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自2004年以來，已經達成了「十連增」的記錄。 本研究特別針對中共在「十五時期」（2001年～2005年）、「十一五時期」（2006年～2010年）」所採行之糧食政策及執行成果進行分析。研究顯示，中國雖然在21世紀初難得地維持了相當高度的糧食自給，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日益縮減和惡化、人口快速成長以及工業化、城市化的社會變遷，都是中國糧食安全必然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影響中國對安全的感受。 為應付國內的糧食缺口，並在國際糧價處於相對低價時增加儲備，從2009年開始，中國連續幾年成為大豆、玉米和小麥等穀物淨進口國，進口量並逐年攀升，因此中國的糧食需求已成為國際間影響糧食安全的關鍵。只要中國糧食自給的能力稍有變化，都會帶來大量的糧食國際貿易，甚至有人主張這也是導致糧價高漲的原因之一。 隨著全球化的進展，糧食也成為國際貿易商品，糧食相關金融產品成為跨國企業及財團運作資金的另一種選擇。但若從宏觀開放的視野看待進口糧食，中國的資源配置和農業生產結構，可望透過貿易自由化而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自十八大拋出「城鎮化」的概念後，很多投機者已經虎視眈眈，寄望從城鎮化帶來的土地盛宴中攫取財富，認為「新土改」將是中國繼城市化之後又一個炒作房地產的機會。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不只是民生經濟問題，處理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動盪；「城鎮化」是否將排擠農業耕種面積、「農村現代化」如何兼顧總體經濟發展和增加農民收益，都是值得持續密切觀察的重點。

隨著一九八○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來臨，學者們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關注焦點乃不再僅限於經濟層面，同時也開始重視其政治發展過程以及與經濟活動間的互動關係。特別是針對東亞與拉丁美洲這兩個發展中的區域；由於它們各自有一些重要國家繼引人注目的經濟表現後，接著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有著大幅突破，因此逐漸成為學界的研究重心之一。在此，我們便企圖以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區域性的代表國家為例，來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 儘管上述兩個國家各自擁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與社會組織結構，地緣環境方面也相距極遠，但它們在從傳統社會邁向現代民主國家的過程中，不論是政黨體系、政治運作規範、國家發展途徑、經濟成長表現、民主化變遷歷程，以及最近的整體轉型特徵方面，都有甚多可供統合歸類的相似之處；這些共通點同時也構成我們進行比較研究的根本基礎。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希望藉由對民主概念的整理，利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察視野，並透過「現代化理論」與「新制度主義」研究途徑間的互相補充，針對台灣與墨西哥這兩個國家的長遠歷史進行綜合與深入的剖析；一方面設法獲致其政治發展的真實面貌，同時也期盼對區域研究以及民主化理論做出一定的貢獻。 / In the 1980s, after the coming of a strong current of democratization called "the Third Wave", scholars who study about the Third World began to transfer their main focus from the economic level to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s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Especially to some counties in Easter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 such as Taiwan and Mexico ), their achievements of reform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eye-catching. In spit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geographical position, Taiwan and Mexico have owned many points of similarity, for example, the party system, political norms, developing approach,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o on. Except for providing the analogy between above two countries, such similarities also constitute the foundation of m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this dissertation, I tried to view the matter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On one side, I will analyze the long history of Taiwan and Mexico deeply; and on the other hand, I hope simultaneously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area study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中國與日本早在1866年就接到法國邀請參加1867年在巴黎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日本幕府組團參展，而中國的滿清政府以「曉諭商民參加」搪塞，並未組團，到了1873年方由海關洋員組團參加奧國舉辦的「維也納世界博覽會」。另日本明治政府於1877~1907年間共舉辦六次「內國勸業博覽會」，而中國卻遠落後30多年於1910年方首度舉辦等同規格的「南洋勸業會」，是什麼因素造成彼此間博覽會發展的延誤落差？有鑒於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且深度尚淺，另有鑒於中日兩國現代化也有類似延誤落差的研究，大多限於某些狹小範圍的努力，可惜少了整體的解釋，我們需要一個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綜合觀點，以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國社會的變遷。本論文以中日兩國參與世博會事業進行案例研究(Case Study)，並兼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方法上以歷程分析法(Process Analysis)，除了要分析影響博覽會事業成敗的關鍵活動成員(Player)，在接觸意會、參展學習及引進實做過程中的認知、能力與經驗之外，還要掌握關鍵活動成員和博覽會引進過程是被鑲崁在社會脈絡(context)，一些地理、經濟、社會、政治及文化等脈絡因素不容忽視。企求能從綜合的觀點進行歷程分析，釐清兩國博覽會事業落差，進而以此綜合觀點討論兩國現代化發展差異。

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現代化以農藥利用、肥料推廣、品種改良及機械化發展為最主要方式。其中農業機器之利用，與機器產業乃至工業、製造業有密切關係，可說是溝通工農部門的關鍵。故本文以農業機器產業為線索，關注農業現代化中工業及其他現代部門參與的情形，及其所發揮之「農工並進」作用。 　　農業機器大約自十九世紀末期傳入中國，二十世紀初有少部分商人注意到斯業前景可期，著手製造販售。到1920年代，受到國外農機利用蓬勃發展的影響，江南地區機器業者也有不少轉而生產農業機器。這些以農業機器為主要產品的新式機器廠，發展出標準型號、大量生產，以及成立事務所、刊登廣告、參與展覽會、辦理講習等種種經營與行銷方式，更由於農業機器帶來的大量利潤，吸引資本家投資設廠，也使之轉型為新式企業組織。因此來自農村市場的機器需求，支持了工業部門的機器製造業進展。 　　除了民營事業的推進，政府當局也創辦公營製造廠、推廣模範灌溉與合作運動，國家力量促成農業機器利用的擴大。戰時儘管受到一定影響，但汪精衛政府在1940年代復籌措鉅資成立新式農業機器工廠；重慶政府則在同時間成立中國農業機械公司。前者在戰後改組為農林部無錫農具廠，對戰後江南的復員工作及農業生產極為重要；後者則在戰後接受聯總援華物資，承擔「全國農機擴建事業」在各地建立機器廠的任務。大略言之，近代中國農業機器產業之發展，是民間先於政府，但隨後在農業機械化之目標下，國家力量又主導產業成長，這種趨勢在1950年代以後達到高峰。 　　整體而言，近代中國農業機器業，並非如過去所認識的規模狹小、技術落後，反而是獲利豐厚的產業；由於在經濟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農業機器的利用，故而上海、無錫及常州等地密集普遍的機器工廠，能提供農業機器維修保障，因此以江南為例，可以看出農業機器產業不僅是農業機械化的基礎，也是機器產業提昇技術、擴大獲利之關鍵，二者互為因果。本文以江南為中心，但在空間方面注意到與東北經驗之比較、在時間方面也注意到戰時淪陷區的經營及戰後延續情形，擴大既有研究的時空範圍；通過對農業機器產業的探討，可以觀察工業與農業發展之互動關係，亦為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補充另一觀點。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台灣先住民還我土地運動之瞭解，呈現先住民泛族群社會運動之生 成因素。資料來源區分兩方面，一為相關文獻之蒐集，包括學者專論、中文期刊、記 錄報道、座談會資料、及報章媒體記載；一為運動幹部之訪談，範圍以「高山青」發 刊以來參與先住民社會運動之各運動團體幹部為主，其中又以「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 進會」 (簡稱「原權會」) 為首要。研究方法乃在相對剝奪理論、資源動員理論之概 念指導下，從事人類學之深度訪談，整理報導人口述資料檢驗上述理論之相關要項， 據以呈現運動之可能生成因素；為求周延，本研究在訪談運動幹部之外，並進行對先 住民公職菁英、政府相關單位主管、在野社團 (含政黨) 三方面之深度訪談，以為佐 證避免偏失。研究內容方面，本文將先住民社會運動放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來看，現代 化理論以及先住民現代化適應為第一項內容；還我土地運動之聯盟組織及動員過程為 第二項內容：先住民泛族群社會運動之生成因素為第三項內容。研究結果呈現三方面 主要影響因素，一為歷史發展因素，指出世界各國處理少數民族事務之多元文化觀對 台灣先住民之啟迪，其中以美、加、紐、澳、中共最具影響效力；一為社會情境因素 ，指出執政黨山地政策大現代化發展下造成之先住民相對剝奪感，在野政治勢力之政 治轉化過程明顯介入泛族群運動，以及基督長老教會宣示入世教義以關懷弱勢為名成 為運動之最大支助力量；一為心理文化因素，指出都市先住民之適應困境衍生疏離與 不滿，新興知識菁英有感於傳統文化流失而生之族群生存危機，以及部份運動幹部以 介入運動之方式滿足個人成就動機等共同形成運動之內在推力。以上歷史發展因素、 社會情境因素、心理文化因素乃先住民社會運動之主要生成因素。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 ），簡稱「東 協」。成立於一九六七年，迄今正好二十一年。它是亞洲區域主義下的產物。經過多 年來的努力，東協不僅成為經濟上欣欣向榮的地區，而且被讚為第三世界國從事區域 合作的典範。 本文的研究動機便在探討這個曾經動盪不安的地區，如何透過六個會員國（印尼、馬 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汶萊）之間的合作，對內追求現代化，對外以集體 力量，追求現代化。其次，最近兩年我國商人前往東協地區投資金額日益增多；但是 ，一般人士卻對東協這個組織較陌生，本文便在探討這個組織的外交與經濟合作，以 增加本國人士對東協動向的了解。 本文共分七章，二十六節，約十萬字。 探討的時間限制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七年。 第一章：前言。描述東南亞概況。本文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各國外交政策。介紹六個會員國的外交政策，尤其著重其在一九七○年外交 政策的轉變，對區域主義的態度。 第三章：東南亞區域組織的歷史。介紹一九四五年以後，東南亞區域組織的發展，以 及東協的組織特色。 第四章：東協與區協安全。東協在處理其區域安全的態度。同時，討論八十年代的三 大問題，柬埔寨問題、非核區問題及菲國美軍基地問題。 第五章：東協的對外關係。介紹東協與其對話夥伴的關係，與中共、蘇聯的關係。另 外是東協在新國際經濟秩序中的表現及太平洋共同體的態度。 第六章：東協的經濟合作。介紹東協經濟的發展，合作的情況，以及「自由貿易」的 構想。 第七章：結論。以區域整合理論的來檢討東協區域整合的情形及缺點。並探討東協發 展的兩大關鍵：戰略觀點及對經濟合作的認知。

本文旨在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如何透過人力資源管理的活動，使人盡其才，事竟其 功，以促進行政現代化，加速國家發展。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說明本文的基本概念，第二節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第三節 說明研究範圍、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現代高級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節論述現代環境背景，第二節探討高級 行政人員的角色變遷。第三節探討高級行政人員應具備的才能。 第三章高級行政人力規劃。第一節論述高級行政人力規劃的內涵，第二節說明我國行 政機關實施公務人力規劃的情形，第三節檢討我國行政機關之公務人力規劃，並提出 改進建議。 第四章高級行政人員的引用制度。第一節說明高級行政人員的甄選，第二節論述高級 行政人員的任用，第三節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的引用，並提出改進建議。 第五章高級行政人員的培訓。第一節說明高級行政人員培訓的內涵，第二節說明我國 高級行政人員培訓的情形，第三節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之培訓，並提出改進建議。 第六章高級行政人員的管理。第一節探討高級行政人員的俸給，第二節探討高級行政 人員的考核獎懲，第三節檢討我國高級行政人員的俸級及考核獎懲，並提出改進建議 。 第七章結論。第一節論述高級行政人員有效運用的效益，第二節針對我國高級行政人 員有效運用提出綜合性的建議。

第一章：結論。分別說明研究旨趣，研究方法、架構及限制，並闡釋行政現代化及形 式主義相關概念。 第二章：造成形式主義的環境因素探討。分別從歷史文化、國民性格及社會變遷三方 面來探討造成形式主義的原因。 第三章：造成形式主義的輸入因素探討。分別從民眾的政治參與感、利益表達功能、 利益集結功能、行政地位及政治社會化過程等方面來探討造成形式主義的原因。 第四章：造成形式主義的轉化因素探討。分別從人員素質的限制、組織功能的限制、 決策理性的限制及內部監督的限制，四方面來說明形式主義的成因。 第五章：結論。首先把造成形式主義的所有因素作一回顧，再提出減免形式主義的努 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