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雖然在台灣已經實行了將近二十個年頭，由近來民眾對於政府或私人之開發行為，採取激情抗爭手段等「溢流」現象仍然屢見不鮮之情形，如近來的安坑掩埋場事件，從電視頻道的現場轉播中，可以發現二十個年頭雖然已經過去了，民眾對行政機關表達不滿的方式仍然如出一轍，由此可足認建構本制度之最大目的--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開發，調和住民利益與政府或私人之開發利益--仍然有未竟之處，有檢討之必要。 因此本文以作者親身參與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實務經驗，對照法制上建構本制度之規範目的與法理基礎，認為問題之核心，除了注重評估程序中公眾參與之途徑，以增加環境影響評估結果之公信力外，應係在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組織架構之下，如何在實體上作成最富正當性的評估決定，才是建立人民對環評制度信心之關鍵。 職是，本文認為雖然環評委員會形式上屬於內部單位，但是其所為之行政行為已有可能影響人民法律上受保障的權益，參酌大法官釋字第462號的見解，應認為環評委員會為實質的行政機關。接著探討現行環評會之組織與委員的遴選規定，在民主原則、行政效能與行政效率的考量之下，是否有利於最適決定之過程，並提出改進之建議，即為修改環評法第三條使委員會融入全部或部分審查小組之建制精神。而委員會作成決定之理由，屬於判斷餘地之範疇，然就判斷餘地之適用界線尚未有定論之情形，導致委員會於審查時往往流於恣意判斷，並藉諸判斷餘地之保護傘避免司法審查之介入。因此本文認為即使劃分判斷餘地之界線仍然有其難度，至少在判斷瑕疵的認定上，司法不能再如現行實務般採取放任之態度，應就重大而明顯之瑕疵部分進行司法審查，俾使評估決定之正確性及可信度得以提升，也能加強人民對評估決定之信心。 至於公眾參與之途徑，本文認為，我國的環評程序與公眾參與間的互斥程度，與公眾參與本身效力的強度成正比。因此，與效力最強的公民投票相較之下，採取較為溫和但是能夠有效拓展參與深度的公民諮詢委員會之模式，應該比較能夠達成最適參與的目標。

環境影響評估法自實施以來已屆滿十二年，該制度首開國內將民眾參與納入制度中之先例，原本其立意是讓與環境切身相關的民眾得以參與公共政策，以減少衝突，然而，民眾不滿審查結果的相關爭議卻未曾停歇，據此，本研究認為應該找出開發案例特性、參與方式與審查結論之間的關係，以增進對我國環評實務的瞭解。本研究是以環境影響評估資料庫中的書件查詢系統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在於瞭解1996年至2005年行政院環保署所累積之中央開發案例之趨勢，以期對於參與程序做實證評估促使評估機制獲得社會的公平與信賴，減少抗爭衝突之發生。 本論文首先透過文獻探討公民參與之意義與限制，並以理性選擇學派對於參與之詮釋，釐清參與可能遭受的挑戰與問題，其次檢閱目前與環境影響評估研究相關的文獻，藉此找出本文之定位，並整理各類文獻，建構本研究對於參與情形之評估構面與操作化問題，並以之為內容分析法問卷之基礎。 實證資料蒐集時，以參與主體、資訊公開以及民意調查五大準則先進行資料內容之評估、分類與編碼，據此進行統計分析與比較，最後進行訪談。整體案例共有440件，彙整統計資料加以分析討論，輔以訪談內容，得出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之發現如下： 一、在整體趨勢上，以委員會年度而言，近半數之開發案例集中於90年至93年四年期間；開發單位方面，若將國營事業列入政府相關單位計算，則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開發案件趨近一比一；在開發類別，顯示我國仍偏重交通之硬體建設之開發；在基地行政轄區，開發案例明顯集中於北部及南部兩大區域；在審查結論上，全部案例之中有八成開發案於第一階段通過審查。 二、法律規範參與方式之實際參與情形為，以公開說明會實行比例最高、環保團體之出席狀況偏低、民眾踴躍參與公開說明會，現場勘查參與情況不佳、政府人員與專家委員與民意代表參與習慣之差異。 三、民意調查之實行情形為，開發單位偏好實行民意調查更甚於其他參與程序、引導式問卷問題已逐漸改善，但問卷之效度仍須注意。 四、以440件案例中有舉辦民調之213件案例，探討民眾意見與專家結論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審查結果通過之案例其整體贊成開發民眾之比例，明顯大於審查結果為不通過之民眾比例。 / The law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12 years. EIA,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nflict by facilitating civil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cy making process, is the first institution for civil participation in our country. However, peopl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never ebb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development cases, methods of civil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liberative result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IA in. Taiwan. The main purpose l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trend of the deliberativ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cases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aiwan by means of assessing these cases, expecting to make the mechanism and its procedure trustworthy for society and redu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flicts. The target of the study is 440 EIA cases from the electronic research system in the EIA database, from 1996 to 2005. To build evaluative items and check participatory pattern differences, the study is proposes three frames, including the participatory subject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five major criterion of public opinion polls, followed by content analysis and data coding. After carrying 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hrough the above framework, the officers were interviewed to verify and supply the previous results. After integrat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 First, looking at the time period as a whole, nearly one half of the cases were held during a four year period (from 2001 to 2004); for organization of exploitation, the number of cases possessed by the government was as much as folk enterpris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exploitation, the data showed that our country still str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hardwar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ffic; for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the exploitation base, obviously the cases polarize o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of the island; and the final conclusion of the examination show that 80% of the developing cases are being passed at the first stage of EIA. Seco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legal ways of participating is that public explanation meetings were held 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 ways; the rate of attendanc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and scene inspection was low; people participated enthusiastically in public explanation meetings; and there was difference of participation (participating) behaviors between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governmental officials. Third, the situation of conducting polls is, exploitation organization prefer conducting poll far more than other methods; the situations of inductive questionnaire had been improved gradually already, still, researche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validly of questionnaire. Finally, there are 213 cases of conducting polls out of 440 cases, which obviously shows that in most cases a favorable result (“pass”) is given by the people rather than an unfavorable result (“fail”).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3187号 / 工博第4831号 / 新制||工||1755(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環境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田中 宏明, 教授 高岡 昌輝, 准教授 西村 文武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中科三期（后里基地-七星農場）自2006年的環評審查之始即爭議不斷，但最終仍在四個月內速審通過，6月30日於第142次環評大會以一階有條件通過作結，爾後地方民眾不服提尋求司法救濟；2008與2010年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據認為中科三期的環評結論係「出於錯誤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對地方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將2006年的環評結論撤銷。伴隨廠商的土建施工、營運量產，2010年展開的中科三期二次環評更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即便如此，2010年8月31日的第197次環評大會，仍然第一階段即有條件通過。中科三期這個似乎不可治理、也無法治理的環評爭議便一直縈繞在身為研究者、亦是倡議者的筆者心中。 筆者認為若沒有深刻討論環評決策的特殊脈絡，公民參與的強調雖然仍屬重要，但很可能會落入「加強溝通」之概念而模糊了對於環境爭議根本上的檢視，在現今面對諸多重大環境爭議的公民參與困境之下，要理解公民參與的不足，首先要先釐清專家、科學知識和公共決策間的關係。科學知識和專家角色在環境決策中的角色自1990年代以後的美國即被廣為討論(Jasanoff,1990; Douglas, 2009; Keller, 2009; Ascher, Steelman and Healy, 2010)，本文即延續科學知識和公共決策的分析脈絡，欲解構中科三期的環評爭議。除把握環評會場等各種參與觀察機會的場域、中科三期后里基地的實地走訪，以及對相關專家、環評委員的深入訪談取得質性資料外，也藉由環評會議資料、影像記錄、環境影響說明書等二手資料進行資料蒐集和分析。 本文於第四章深描中科三期2010年二次環評時專案小組、專家會議的審查歷程，並進一步檢視環保署環境治理的認識論；第五章從制度層面檢視造成環評審查困境的結構因素，並於第五章第三節對現行環評制度提出建議。最後於第六章提出｢中科三期環評過程中，環保署是在解決衝突、並非釐清爭議｣、｢環保署『政治與科學分離』的知識論限制環境治理的想像｣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承擔開發許可之責任｣等三項研究結果；並針對｢經濟開發促進國家繁榮的舊思維，是牽連環評爭議的根源｣、｢專家角色與定義的扭轉｣和｢『民主』能讓『專業』更『專業』｣三個層面進行延伸討論。

台灣近年重大環境開發爭議多與環境影響評估有關，這套政府用於管制環境風險的審查決策機制，因專業門檻高和參與管道有限，非專家之社會大眾難以直接進入環評場域，往往需仰賴新聞媒體的報導得知其中的審查內容、討論情形及決策結果等。有鑑於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國內媒體如何報導環評這一類環境風險議題，瞭解其呈現形式與訊息內容有何特色。 本研究以國內主流與非主流媒體為對象，包括《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立報》、《環資電子報》、《環境報導》及《新頭殼》等八家媒體，蒐集2009 年6 月1 日至2014 年3 月31 日有關「國光石化」與「六輕」之環評報導文章，採取內容分析法檢視各媒體的報導量、文章形式、報導版面、報導主題、消息來源、風險知識訊息及參與訊息等項目，並比較不同風險性質之個案差異。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主流與非主流媒體在環評議題中各有其報導特色：非主流媒體報導量多且普遍關注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個案（如國光石化），重視審查過程及結果的報導，在環評議題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提供較多專題性文章，幫助讀者深入瞭解環評議題及相關風險爭議，達到風險預警的目的；相較之下，主流媒體報導雖多寡不一，關注的個案也不完全偏向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卻有較多從法規或政策面向切入討論的報導，也有較多評論性文章，呈現社會各界對環評議題 的意見與討論情形。 關於消息來源的引述，主流媒體的環評報導相對倚重官方消息來源（如非環評主管機關之政府單位及官員及環評主管機關等），反映在上位者或管理者的風險觀給讀者；非主流媒體新聞中的消息來源除了「環評主管機關」和「專家學者」，「公民團體」被引述的情形甚高，代表非主流媒體重視環評議題中的公眾立場，能將非官方或具在地性質的風險論述納入報導內容。此點亦反映在環評新聞中的公眾觀點呈現，非主流媒體較常透過「實證資料」、「過去案例」、「經驗常識」及「價值觀」等，陳述或討論公眾所感知到的環境風險。 在增進公眾理解及參與方面，非主流媒體在「個案與風險資訊」和「批評、爭辯與建議」兩大類訊息呈現普遍比主流媒體多，顯示對環評關注程度較高的非主流媒體在報導這類議題時，能較能兼顧各面向重要資訊，提供讀者較詳細的報導內容。不過在「促進參與近用」訊息項目上，國內環評新聞提及的情況甚少，可知無論是主流或非主流媒體，在增進公眾參與環評的報導表現都不明顯。 另外，經由個案比較可知，國光石化和六輕的環評報導特色及訊息內容呈現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媒體在報導未發生風險之環評個案（如國光石化）時，除了會在新聞中強調誰將受風險所害，也提供較多風險案例當作參考，並告知讀者參與環評的相關資訊。而在風險未被完全掌握、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媒體不只會依賴專家系統，大量引述專家學者的言論，公眾根據其經驗常識、價值觀等提出的意見亦透過媒體反映在風險爭議的討論過程中。若是已發生風險的個案類 型（如六輕），媒體會有較多關於風險成因及後果的報導內容，並向公眾說明風險的可接受程度或容許情形。在風險及其影響已知的狀態下，監管環境風險的政府單位及熟悉地方環境現況成為媒體主要的消息來源，新聞中也較常引述以科學研究結果或統計數據為主的公眾言論。以上分析結果顯示，媒體對不同性質的環境風險議題有不同的強調面向和報導表現，不應一概而論。 由於本研究僅以石化產業為例，其他個案未列入討論範圍，日後可再針對環評議題進行跨個案與歷時性的實證研究，分析項目亦可擴及至新聞圖表和報導框架等，甚至進一步檢視消息來源（如公民團體）的議題操作手法和媒體使用情形，或公眾對環評的認知情形以作為媒體報導內容的參考依據。 最後，根據國內媒體的環評新聞報導表現，本研究建議記者應致力提供讀者較詳細的風險背景訊息，試圖針對環評中具衝突性或爭議性的資訊內容進行解釋分析，並善用圖表或新聞小檔案等方式，將有利促進公眾參與環評的資訊項目整合於新聞報導當中；記者另應設法再自我進修，充實科學相關背景知識，報社則可提供教育訓練或資源，強化記者處理科學議題的能力，進而提升環評新聞的報導品質。

台灣自從解嚴後，民主政治邁向多元發展，社會運動因環保意識抬頭，民眾對於爭議性公共設施設置大多持反對態度，以致有抗爭與自力救濟行為的產生，即為「鄰避情結」。而開發業者為求建廠順利興建與永續經營，是以制度性的回饋方式作為解決策略，以消弭當地民眾對於鄰避設置所產生負面外溢效果與環境影響。基於此，台電公司在電源短缺的情況下，為使電力開發順利進行，特別設置「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並訂定執行要點，統籌辦理睦鄰回饋業務，其政策目標在於提昇地方建設外，並增進當地居民的福祉。但是回饋機制是否合理適切？是否能達成睦鄰回饋的政策目標？是本文研究關注的焦點。 本論文的分析分成兩大部分，其一是以開發業者因公共設施興建導致的負面 外溢效果與環境影響，對所在地居民造成的衝擊有彌補之職責；另一部分，回饋金對所在地提供公共建設之規畫興建、維修與營運及促進產業發展等公益活動運用是否能符合多數人的期望。 根據此一電力設施設置為研究對象，並以大潭燃氣火力發電廠於90年間由北部施工處進駐,並自94~98年期間1~6號機興建至開始商轉之睦鄰回饋制度的個案分析作為研究，在此除了相關文獻及回饋金執行制度之回顧外，台電公司為提昇企業形象及善盡社會責任，並就建造大潭發電廠周邊地區之公共建設回饋金建立制度流程，主動積極協助地方建設，期能將協助金真正用於地方，以帶動地方繁榮；並增進當地居民福祉。

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工学) / 乙第13404号 / 論工博第4190号 / 新制||工||1761(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都市環境工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酒井 伸一, 教授 高岡 昌輝, 准教授 平井 康宏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農学) / 甲第24649号 / 農博第2532号 / 新制||農||1096(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R5||N5430(農学部図書室)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応用生物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廣岡 博之, 教授 横井 伯英, 教授 舟場 正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環境影響評估法公民訴訟條款的解釋與操作在我國訴訟實務中已發展十餘年，文獻上亦多有討論。但是在觀察過我國環評案件的公民訴訟判決，尤其是近幾年頗受矚目的美麗灣度假村案，就可知道縱使環保團體與周圍居民以公民訴訟取得勝訴判決，後續仍不斷產生撤銷訴訟的現象，代表開發案件之核心爭議並未被終局解決。另外，經由比較美國公民訴訟的起源與發展，就會發現我國公民訴訟制定在環評法中是一項有問題的立法。在美國制度原型中公民訴訟條款並非搭配環評制度運作，而我國將兩者結合，似乎並未釐清其中制度目的的差異。 本文欲從環評法的原理原則，也就是以風險管理與預防原則為基礎，說明環評法在環境法規中之角色與作用。並透過介紹美國、德國與中國的環評制度與相關訴訟制度，如美國的公民訴訟、德國的團體訴訟與中國的公益訴訟，進而釐清公民訴訟真正的制度目的，與探討監督環評制度的正確模式。最後再回到我國法，分析環評法與公民訴訟條款與整理訴訟實務案件，了解我國目前環評法公民訴訟條款的操作現況，並提出批評與檢討。 就結論而言，本文認為環評制度做為風險管理中之風險評估與預防原則之體現，不應以公民訴訟為司法監督管道。公民訴訟僅應用在監督風險管理決定之開發案件，規避環評與環評審查有瑕疵之案件都應遵循傳統行政訴訟，對開發許可提出撤銷訴訟，以達成紛爭一次解決並減少人民訟累。 / Citizen suit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ct (hereinafter EIAA) in Taiwa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discussed over ten years. By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cases, several issues in our citizen suit legislation would be discovered.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Beautiful Bay Resort, which was once the focus of public attention , the problem of the citizen suit in EIAA was been highlighted that the main issue wasn’t been solved, even though the environmental group won this citizen suit.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compare to american legisl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EIAA and citizen suit clause is inappropriate because these two systems are established on different legal theories. In the thesis, the basic theories of the EIAA, that is, th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would be illustrated at first. Then the american, german and chinese relative legal systems would be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session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al purpose of the citizen sui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third session, the citizen suit clause and the cases in EIAA in Taiwan would be explained. In conclusion, the opinion in this thesis is that the citizen suit could only be applied to the case in which the risk management decision has been made. Otherwise people should institute the rev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ction to avoid the litigation diseconomy.

研究目的﹕台北市議會於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日通過大眾捷運系統第一期工程特別預 算時，曾附帶但一要求在工程施工期間，對沿線住戶如因此受害時，應給予工程受害 補償費，並酌情減免營業稅、房屋稅及地價稅。此決議顧及特別犧牲民眾之權益，可 謂極其明智，值得喝彩！但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關係人民權利、義務之事 項，應以法律定之。」故在缺乏一套完整之工程規模龐大的大眾捷運系統，因其施工 所造成人民權益之損害，在補償救濟上，建立一套可行的法律依據及其法律理論基礎 。〞受益付費，受害補償〞為一基本之法律理念，然我國現行法僅有〞受益付費〞之 「工程受益費微收條例」，卻無〞受害補償〞之法制，本論文藉此研究，對此一工程 中受害補償法制，提倛一解決方向，此本論文之另一目的也。 文獻﹕參考中興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研究之「台北地區大眾捷運工程受害與受益之研 究」；中鼎顧問公司研究之「台北地區大眾捷運系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交通大學 運輸研究所研究之「台北市中運旺捷運系統環境評估」等做為主要之文獻回顧，以對 捷運工程之施工影響有所認識，再據此作為本論文研究之開展。主要之研究文獻，因 國內缺乏，故多引用日本、新加坡、香港、德國等之資料。 研究方法﹕本研究著重於法制之探討，以現行法制所無者，對新法制之可採，為實現 、改革之鼓吹；故研究方法著重於法理的週詳建立，外國相關法制之比較研究，以求 其同、觀其異、採其長、捨其短。主要研究方法比較研究法及理論探討法兩種。 研究內容﹕本論文之研究內容除文獻回顧外，再就新加坡、香港、德國之立法例予以 比較研究；並從憲法理論、國家責任理論、損失補償理論深入探討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最後得出工程中受害補償法制之輪廓及可行方向，以結論及建議終結本論本。 研究結果﹕無論從法學理論或外國法例，甚至從公平正義之觀點視之，我國均有必要 建立工程中受害補償之制度；短期作法，可將之列入「大眾捷運法」中，以求對此一 鉅大工程所帶來之侵害影響，有一解決之道；長期作法，則應另行建立一套完整的「 工程中受害補償法」，以期政府部門因興建公共工程，對人民造成損害結果時，有一 妥適完善之解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