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工會，係一種由勞動者為勞動條件之維持與改善，以及經濟地位向上之目的，依民主原則所組織的永久性團體。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工會必須發揮組織的功能，並依賴其成員來執行組織的各種事務。不過，由於我國多數工會是以廠場為主要的組織範圍，在保有勞雇關係方得成為廠場工會會員的條件下，當工會需要於正常工作時間來運作時，即需要讓工會會員於工作時間內請假來執行會務，或者由工會自行聘僱專職會務人員來處理會務。然而，我國尚有中小企業林立的特殊環境，故廠場工會多不具規模，且經費嚴重不足，難以聘僱專職會務人員來處理會務。也因此，我國工會組織需要特別的制度來保障其存續與發展，而所謂的會務假制度，正是用來協助工會組織達到前述目的之工具，特別是對以廠場工會為主要組織範圍的我國而言，更為重要。目前我國的會務假制度，規定在工會法第36條中，其規範內涵為，工會有於工作時間內執行會務的需求時，由工會與雇主約定相關事宜，並由工會的代表作為執行者，於工作時間內向雇主請假執行工會事務。而我國現階段的會務假，多以「公假」的形式為主要模式，且實務上會務假制度確實廣為我國工會組織所用，甚至發展出所謂的「全日駐會」模式。 然而，會務假制度雖對於工會組織的存續與發展有所幫助，我國以「公假」為主的執行方式卻會讓會務假制度產生侵害工會自主性的疑慮。蓋因會務假到底係基於何種立法政策或理由，讓本質上與工會對立之資方，必須依法給付工會幹部在工作期間內辦理工會事務與從事工會活動之薪資，不無疑義。尤其當勞資關係進入緊張時期，因會務假終究必須向雇主申請，此時的該制度的主導權即容易掌握於資方手中，並藉此介入工會的內部事務，動搖工會的自主性。故本研究的核心，在於探討會務假這種看似方便，卻在論理基礎上存有瑕疵的制度，所可能衍生的各種問題，以及尋求解決之道。 因此，本文先從會務假的起源，以及司法、裁決、行政機關發展出的實務見解進行研究，抓出會務假制度的主要核心問題。再從工會活動權的本質進入討論，並認為會務假制度應作為工會活動權之一部分而受到保護。其後，針對會務假的執行形式進行檢討，並釐清工會活動權利與雇主經營管理權利的界限。最後，以外國法制與經驗為借鏡，並輔以實務訪查我國會務假的執行概況，點出現行制度下我國制度得以改善的空間，並指出我國會務假法制未來得以進行修正的方向，來確保工會組織的自主性。故本文結合我國法制，外國法制與經驗，以及實務面作的訪查結果綜合分析後，最後分別從我國法制層面與工會經營策略層面提出相關建議。

本文旨在討論地方黨政機構對當地社會組織的治理動機及治理行為，以「統合主義」結合「國家能力」作為理論工具，觀察中國現階段地方黨政機構與社會組織互動的實質情況。本文認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目前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大架構下，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在對經濟性中介組織進行治理時，其主要理性來自於「幹部責任制」 ，官員為確保自身政治前途，而會極力設法達到上級政府訂定的經濟指標──如「經濟增長」及「財政收入」──因而會產生「增強治理能力」和「延伸治理邊界」兩種動機，對合乎其要求的社會組織進行選擇性的治理行動，即「組織改造」或「組織創造」。文本同時提出，在地方層級，「黨」與「政府」的角色有所分化，地方政府會基於「增強治理能力」的動機，選擇是否創造一個社會組織；而地方黨組織則會基於「延伸治理邊界」的動機，決定是否將已存在的社會組織納入管制範圍，其前者是經濟性的動機，而後者則是政治性的動機，二者分別決定了政府部門與黨組織的行動方式。至於受到選擇的社會組織，因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環境下，通常會與政府合作作為交換利益的方式，而雙方互動的方式則是以社會資本為媒介進行的組織資源移轉。

國民黨執政期間國家社會關係為上對下威權統治關係，而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最突出的現象為社會自主性的提昇，國家社會關係轉變為平行合作伙伴關係，經濟自由化促進政治民主化，表面上「民意」成為台灣政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支持台灣後威權時期民主政治發展之多元制度卻仍付之闕如，促使台灣發生類似民主民粹化現象。高漲的民意反噬民主政治賴以建立的根基—多元化民主，政治一元化論述撕裂了民主社會應有的基本共識與互信，並造成國家認同問題，筆者認為，民主民粹化現象使後威權時期台灣國家社會關係反而回到國家社會衝突對抗關係，多元與互補性認同是撫癒此種社會裂痕的主要關鍵。而缺乏制度性安排是造成此種緊張關係的主要原因，國家社會鑲嵌性不足，聯帶影響台灣整體國家能力。 後威權時期台灣所臨的困境主要在於如何以制度性安排重建國家社會鑲嵌性，社會需求、想法能循正常制度管道完全供輸至公部門，而公部門在制定重大政策時能同時整合私部門的需求與想法，但切忌以國家基礎建設能力為祭品，讓行政官僚體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能，不僅社會鑲嵌性出現問題，也使貧富差距加大，造成社會不穩定。 台灣正處於政經轉型階段，如何以正面適切的回應解決來自全球化的挑戰，是政府和民間社會必需共同面對的問題，制度若無法成為民主政治的主要屏障，則民主化不必然保證多元社會的出現。

改革開放後，文革中一度瀕臨絕跡的宗教再度復現於神州大地上，並有了長足的增長。而隨著中國大陸近年來政經情勢的轉變，向被視作黨國傳輸帶的官方宗教團體，其自主性也有相當發展，在國家與信徒間的角色亦有轉變，並影響各宗教的發展方向。本研究以基督教為研究對象，援引新制度主義之研究架構，以基督教領域中黨國、三自教會、家庭教會等主要行動者為焦點，梳理各行動者之間的制度性關係，以探討當前中國大陸宗教團體自主性成長之因，以及各行動者在基督教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透過代理人理論的分析，本研究指出，中央和地方黨政宗教事務部門之間存在著代理人問題，造成中央政策無法在地方貫徹執行。國家社會關係朝向統合主義的轉型，則給予了官方宗教團體自主空間，同時促成教界利益崛起。與此同時，基層教會也發展出自主意識，同時習得運用若干技巧，以消解來自官方宗教團體的壓力。此外，前述黨國內部的代理人問題與統合主義的轉型，同樣給予家庭教會生存的空間，而在宗教市場邏輯的運作下，家庭教會將始終有其存在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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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建政8年後，就宣布完成全行業社會主義改造（1949-1956），實現了公有制與計畫經濟體制，取消了中國既有的混合經濟體制與私有財產制度。然而，自70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試圖搞活經濟的措施開啟了中國經濟制度變化的序幕，30年來，中國已經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轉變到今日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形態。 那些力量驅動了這場變化？那些變數與其交互作用影響，變化了經濟改革的方向？通過經濟制度變化的過程，那些成果帶來經濟制度走上不歸路的效用呢？這是筆者試圖解釋的課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是一連串政權行動者「始料未及」的變化的結果，這場制度變遷─中國由公有制計畫經濟體制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一開始並未有指引變革行動的藍圖，變革的方向亦是在變化的過程上才漸次浮現的，它受到制度的限制，也受到偶發事件的影響，當然也就不意味是整體領導層的共識結果，它是在特定歷史結構與制度交錯相互影響下的產物。換句話說，是歷史（時間序列上的事件與變化）、制度與行動者組構了這場變遷。同時，這也是一場動態的變遷過程，變遷的路徑有來自制度遺產的影響，它也存在著路徑依賴的現象。 不過，路徑因行動者與制度安排的激勵而強化，從而實現變遷，但也在行動者基於觀念（意識形態）或利益下予以限制，從而轉折到不同的方向上。筆者認為，在中國獨特的政經體制下，路徑自我強化的現象不是內部自我激勵造成的結果，而是來自外部的因素；在路徑依賴的背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筆者認為，改變中國經濟制度最重要的取徑，就是「雙軌制」。「雙軌制」是一項行動者非意圖的創造，它始自陳雲倡議「摸著石頭過河」，獲得鄧小平的贊同，從而形成「試點」模式，並作為該模式的指導原則。 此外，觀念的引進與衝突是這場變化過程的重要部份，像是在推動「經濟特區試點政策過程中尤為明顯；當政權領導人受外部引入的觀念的影響，產生經濟特區政策，而領導人內部也因觀念的分歧，形成足以阻滯特區試點政策的衝突；他們之間的衝突（正統派vs改革派）貫穿整個變遷過程，這也正好說明了觀念因素在中國改變經濟制度過程上的重要影響。 / 8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socialist reform has been successfully conducted.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replaced mixed economy as well as private ownership. In the end of 1970s, however, a series of economic reform challenged public ownership with planned economy, which leads China enter into a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that drive economic reform.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which leads China’s economy into a no return road. In fact,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is an unexpected result by political regulators. Originally, it did not have a blueprint to lead the way. The direction from public ownership to mixed economy emerged throughout the reform, which is not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stead, it is dominated by history,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regulator in a dynamic way. This path dependency with institutional heritage character is the spot ligh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author claims the importance and direction of this reform is dominated by external factor. The most importance factor that change China’s economic is the launch of dual system. This system, with the slogan of “crossing the river by groping the stones along the way,” is proposed by CHEN Yun and approved by Deng Xiao-P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rough the reform, which can be seemed from the process during the promotion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When political regulators received outer concept and launched SEZs, internal diversity emerged that blocking the reform. Conflicts between orthodoxy and reformist can be seemed throughout reform period, influencing the fo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