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社會統合主義的利益團體模式做為主要的詮釋觀點，對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進行個案研究。研究以訪談方式來了解第一屆婦權會委員的參與經驗，並加入一些既存的文獻資料，除了反應了參與者對於此一組織的運作觀感，而透過這樣一個民間與政府合作的運作方式，這個組織中是否存在了某種特殊的政府與民間的互動模式，亦即是否具備了社會統合主義的雛形，以及它對婦女運動主要的意義在那裡，都是本研究關心的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第一屆台北市婦權會中的民間委員是相當具有主導權的，第一屆婦權會的提案幾由民間委員提出並交付政府機關執行，表面上似乎是民間帶領著官方的施政，然而這個民間委員的主導權卻是在市長的強力支持下才被行政官僚所重視，使得台北市婦權會有「因人施政」的隱憂。而由於婦女團體普遍缺乏群眾基礎，不僅讓她們因此而缺乏政治上的實力，也使得由團體互選而產生的民間團體委員有代表性上的問題，團體很難聲稱其有民意基礎，可以代表台北市婦女發聲。實質民意基礎的缺乏，正是台北市婦權會邁向社會統合主義發展的一大阻礙。最後，在對婦女運動的影響上，台北市婦權會其實提供了一個較有利於婦女參政的管道，排除了選舉體制對婦女參政可能有的障礙，讓婦女可以在較友善的環境下接近決策核心，而透過在體制內與政府的合作，可以加速婦運理想的實現，因此這是個值得推廣的婦女參政模式。只是，最重要前提仍是需加強婦女團體的群眾參與，只有在婦女團體掌握了足夠的民意，才能夠真正的由下而上地影響政府施政，類似的婦權會組織才能夠永續經營。 婦女運動與政府體制的結合？ 以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為例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1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2 第三節 研究方法…………………………………………………3 第四節 理論與相關概念的探討…………………………………5 第二章 台北市婦權會組織的形成與功能 15 第一節 台灣婦運的發展與政府和民間團體的關係……………15 第二節 婦權會的形成背景………………………………………19 第三節 婦權會的組織與運作……………………………………21 第四節 小結－當「體制外」進入「體制內」…………………35 第三章 台北市婦權會中的民間與政府 38 第一節 台北市婦權會的「不同」：三個婦權會的比較………38 第二節 民間委員的代表性－誰參與了運作？…………………42 第三節 民間委員的條件與角色…………………………………48 第四節 政府與民間的共事關係…………………………………53 第五節 小結－「體制內」的「體制外」………………………58 第四章 台北市婦權會對婦女運動的影響 61 第一節 婦權會對婦女團體間關係的影響………………………61 第二節 公娼事件的意義：婦運路線的爭議……………………64 第三節 體制化的婦運？…………………………………………69 第四節 小結－從體制外走向體制內……………………………74 第五章 結論 76 第一節 婦權會出現的意義…………………………………………76 第二節 台北市婦權會的未來與對婦運的思考……………………79 參考文獻 83 附錄 87 附錄一 台北市婦權會設置要點……………………………………87 附錄二 台北市婦權會各次大會提案與決議內容…………………89 附錄三 台北市婦權會第一屆民間團體代表互選名單……………100 附錄四 訪談記錄……………………………………………………102 附錄五 訪談大綱……………………………………………………103 表目次 表一之一、社會統合主義與國家統合主義之區別…………………12 表二之一、台北市婦權會第一屆委員名單及分組狀況……………24 表二之二、台北市婦權會第二屆委員名單及分組狀況……………25 表二之三、第一屆台北市婦權會政策成果…………………………29 表三之一、三婦權會之比較…………………………………………38

本研究主旨在探討農會系統、派系組織與政黨運作對新北市選舉所產生的影響，進而瞭解台灣農會與地方派系的形勢消長及政治能量之轉變。此外，並藉由2002年開始的第15屆縣議員與2005年第16屆縣議員選舉及2010年第1屆市議員之選舉結果，探究新北市各政黨歷屆席次與得票率的變化，以觀察新北市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政黨版圖的變動，與農會競爭體系及派系侍從的改變，對選舉關係的影響。為深入探討國民黨重新執政前後農會與派系對候選人的影響，遂進而分析三屆基層議員選舉過程中，農會背景與派系色彩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力，透過卡方相關與迴歸分析評估其間的變動，並明瞭農會、派系與政黨之間的新關係。本研究提出主要結果如下： 壹、新北市地方派系由初級關係之基礎演變成政經結盟 2000年與2008年兩次總統選舉的政黨輪替，地方派系因國民黨分裂而造成成員出走，加上陳水扁意識型態掛帥與馬英九清廉執政的堅持，目前仍擁有較大影響力的派系為都會型具有經濟規模的派系系統及鄉村型具有基層服務的樁腳體系，為新北市現階段實力最堅強的派系。 貳、新北市選舉政黨影響力上升，派系影響力下降 新北市傳統地方派系與選舉的關係已形成一個主要特徵：即候選人的派系色彩逐漸淡薄。都市化與民主化的人口大量移入和民主政治的透明化，移入者的派系觀念淡薄及政治利益已經無法由單一勢力所掌控，派系的固定票源下滑，導致候選人需與其他社會與民間團體或特定族群結盟合作。由於勝選的壓力，候選人必須強調本身的學經歷、問政風格與口碑，致使派系色彩在歷屆的選戰漸為稀釋。 參、新北市地方派系現未產生大規模恩主之轉換 本研究根據文獻回顧認為派系與政黨在新北市市議員選舉中，為決定候選人得票率的兩個主要因素，故選定以迴歸模型之設計來預測此兩自變項對於得票率的解釋力。分析結果呈現：地方派系對於市議員候選人得票率之影響力有逐漸式微的傾向，因為有越來越多因素涉入影響候選之得票率，使得地方派系對於候選人得票率之解釋力下降。 肆、農會功能的逐漸轉變 由於台灣出現政黨輪替，農會為單一政黨服務的政治動員功能下降，雖然許多農會理事長、總幹事仍具國民黨籍，但根據訪談結果，農會不再單獨公開支持特定政黨，甚或部分黨部失去與農會對話、聯繫的管道，農會由以往的協助政治統治的工具性格，轉變成具有自主性，而與政黨採取保持距離，有條件合作的關係。 伍、新北市農會變數的影響力雖然下降，但仍是最高的 本研究進行農會背景、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依變數）與當選與否（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農會影響力高於派系背景、國民黨背景、民進黨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背景」此一變數的影響力已逐漸上升，除了三屆總合資料來看，民進黨屬性影響力已高於國民黨外，2010年選舉，「民進黨背景」是所有變數中影響力最大的，新北市的政治結構顯然在政黨政治下，有結構性的轉變。 陸、新北市農會與地方派系關係模型-多數農會仍被派系掌握 新北市派系、農會關係的模型中，模型一（全控型）有8區，模型二（分佔型）有5區，模型三（參與型）有4區，模型四（獨立型）有7區，因此，模型一與模型四為主要模型。本研究有以下三點看法：一、不應把農會簡單地視為國民黨或地方派系的禁臠，或單純工具看待，許多農會仍有自主性。模型三（參與型）與模型四（獨立型）的農會都具有自主性。二、許多農會自成一局，但有些農會涉入地方政治，自己成為派系，而被稱為「農會派」，譬如：樹林、三峽、深坑，通常「農會派」與「公所派」或「鎮長派」對立。若自成格局，卻又不涉入政治，或並無重要幹部參政，則此區模式為模型四；若已成一派系，則為模型一。三、本研究深入訪談時，常聽訪談對象表示農會與派系無任何關係，但經研究比對資料後得知，新北市各區農會中，能排拒地方派系力量的只有7個，佔全部24個區農會的29％，其餘仍受地方派系影響，惟程度有異。

本論文旨在對80~90年代政治社會學或利益團體研究中的統合主義(cortoratism)或新統合主義(neo-corporatism)進行理論層次的討論，對其日見紛雜且模糊的定義、特性、結構、操作模式及研究趨向，進行整理、分析與檢證，整理出其作為政治經濟系統、國家型式、利益中介體系、政策形成與執行模式、甚或作為一種政治結構等不同面向的組成結構與運作模式，並以文獻研究的方式，對照統合主義理論在不同解釋層次的運用問題。最後，更嘗試對統合主義與民主、統合主義與多元主義之間的辨證，提出基本的看法。

本篇論文主要論點有三，分述如下： （一）在相似的統合治理結構中，制度內的差異造成了統合治理模式運作成效的不同，也導致相異的經濟發展、勞動市場與社會福利表現。特別是國家治理能力與社會治理能力上的差異。就業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是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發揮高度的國家治理能力，促使社會伙伴締結以改革為導向的社會契約，並且化解分配聯盟抵制的難題，進行制度與政策的改革。 （二）高度統合治理模式促成了高度經濟成長、失業率的降低與總體就業的增加。相對的，當統合治理模式退化時，就會導致經濟成長降低與遲緩，失業率升高與總體就業增長不足的情形。因此，統合治理模式與經濟表現、勞動市場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但統合治理模式與社會安全支出之間的關係取決於政黨政治的中介影響。政黨擴張社會安全支出以爭取選民的支持，特別是爭取勞工階級的支持。惟在失業率高漲與福利國家危機之際，政黨都會採取社會安全支出的合理化的政策。 （三）統合治理制度調適的可能，在於啟動良性循環來促進與維持高度統合模式。經濟成長與低失業率都得力於高度的統合治理模式。高度國家治理能力，協助勞資社會伙伴重整利益匯集的代表性組織，並授與社會行政管理權力與參與經濟社會政策制定的門徑，達成了高度的統合結構的制度整合。同時高度的社會共識源自於國家與社會伙伴之間的社會伙伴精神與主導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的意識型態確立，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在當時和諧的勞資關係上，糾合了統合治理所需的社會性支持。高度制度性治理與社會性支持的統合治理模式促成了那一時期內經濟快速成長與低失業率。

隨著中共政權對社會控制的放鬆，中國大陸的宗教現正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勃興時期，原本在文革時期被迫害的宗教活動日益繁榮起來。但是中共雖已放棄消滅宗教的激進路線，卻還是透過所謂「愛國宗教團體」掌握著對中國各種宗教的控制。但因為與羅馬教廷之間的關係，使中國大陸天主教所面臨的局面比其他的宗教更為特殊。針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特殊之處境，本論文欲探討問題如下：中共的宗教政策與天主教政策在改革開放前後有何不同？中國大陸天主教的發展在目前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與挑戰？中共、梵蒂岡、官方教會與非官方教會四者的互動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發展的影響為何？

由於台灣地區地形陡峻，雨水蓄積並不容易，再加上近來全球氣候變遷，致使台灣地區降雨型態轉變，豐枯季節降雨不均，枯水期河水短缺，豐水期則任由洪流入海，上述因素使得南部地區民眾長期以來深為用水問題所苦。 為了解決用水問題，技術官僚咸認為開發水庫為當今謀求水源之不二法門，因此計劃於美濃地區興建水庫，以滿足南部地區用水需求。其認為興建美濃水庫一方面不僅可解決長期以來南部地區民眾無水可用之苦，另一方面則藉由供應工業園區用水，進而建設台灣成為科技島，可謂立意良善。然而此立意良善之政策，卻屢遭美濃當地居民抗爭，延宕至今仍無法動工。究竟在美濃水庫興建決策的研擬過程，出現了什縻問題？其造成爭議的論點何在？而相關政策參與者間又如何互動？以上種種問題則引發筆者對於美濃水庫興建之政策網絡型態研究的動機。 對於美濃水庫興建政策之研究，首先要思考的，即是採取何種研究之途徑，較有助於分析不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及其對政策結果的影響？筆者檢閱相關文獻後發現，傳統論述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之途徑大致可分為社會中心論與國家中心論，而社會中心論又以多元主義為核心，國家中心論則以統合主義為核心。然隨著國家事務之日益繁雜與多樣化，政策問題似已無法藉由傳統多元主義或統合主義之單一模式來獲得有效的解決。相對地，強調不同行動者之間為遂行其目的，透過具策略性與複雜性的互賴互動過程而作成公共政策之政策網絡概念應聲而起，儼然成為多元主義與統合主義之外，研究國家與社會在決策過程中互動關係之另一途徑。因此，筆者在從事我國美濃水庫興建政策之研究時，則試圖以新興之政策網絡概念取代傳統論述，從不同角度觀點來進行分析。 在章節安排上，本論文共分五章，茲將其內容簡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 說明本文研究的動機、目的、問題、方法及限制。 第二章：政策網絡之文獻探討 主要係探討政策網絡概念之緣起、理論基礎、意涵與類型，以明政策網絡概念之輪廓。並對政策網絡相關之實務應用文獻作一檢視與批判，以建構出適於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研究之分析架構。 第三章：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系絡分析 主要係介紹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產生之歷史背景以及政治、經濟、社會與其他相關環境因素對該政策網絡之影響。同時從政治資源、利益需求與價值規範等面向來探討相關參與者之意識型態與信念系統，以瞭解其涉入決策的理由及所持立場之論據，進而分析該政策之爭議所在。 第四章：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互動分析 主要係將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發展過程劃分為政策潛伏期、政策發展期、政策合法化時期及政策後續發展期等四期，逐一探討政策網絡中相關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情形，以瞭解美濃水庫興建政策網絡之互動模式。 第五章：結論 最後總結全文，分別說政策網絡概念與美濃水庫興建政策提出個人若干研究發現、建議及未來研究展望。

觀察台灣近代的發展過程，學者主要將焦點放在國家（State） 對經濟場 域的干預或控制，尤其多著重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的策略操導，至於維繫 生產活動的兩大族群：資本家和勞工，則明顯地沒有在「經濟發展」議題 上被同時納入來進行討論；換言之，在發展過程中‘國家與資本家’及‘ 國家與勞工’的關係為何？國家透過何種方式來掌握資本家和勞工？國家 對‘個別資本家’和‘資本家聯盟’的態度是否一致？這些問題當在解讀 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時，顯然地並沒有被同時放在分析網絡中進行思考， 因此本文在解釋台灣的經濟發展經驗時，除了探討國家的角色扮演外，還 嘗試分析國家與資本家、國家與勞工的關係，期能週延地解讀台灣經濟的 「發展經驗」。本論文以國家統合主義檢視台灣的經濟發展，藉由‘攏絡 性統合主義’和‘排斥性統合主義’兩組概念可發現，國家在追求經濟成 長的前提下，和資本家維持著‘利益的合夥關係’：此不僅體現在生產過 程中國家以財政和金融政策來施惠於資本家，國家更配合資本家來提供生 產要素（土地、資本）以利生產活動的持續進行，而在特定時空下國家亦 扮演生產者（如委託商、上游獨占廠商）的角色，和資本家構築彼此合作 的生產型態。對國家而言，施惠於資本家的目的在求國內的經濟成長。另 一方面，國家對勞工階級的排斥則體現在其長期未調整勞工的基本工資基 數，藉以避免因工資上揚而抵消了資本家的投資意願，影響經濟成長；而 工資基數的長期凍結，除了使資本家能盡量壓低勞動所得外，亦使勞工所 得遠落後物價波動，導致勞工消費能力薄弱和偏低的生活水準；此外，國 家還透過法令編織強力禁制罷工活動，在此情況下造成勞工無法藉集體行 動來改善勞動條件。 儘管如此，國家與資本家的合作關係，似乎僅止 於在生產活動的個別授受，本文從「意識型態」、「組織設計」、及「組 織控制」等三個面向可發現，國家不管是對資本家聯盟抑或勞工聯盟，事 實上都有著強烈的干預現象－－即國家企圖將二者‘轉化’為整合及動員 機制。由於聯盟本質上蘊含龐大的動員力量，基於對聯盟的疑懼和防堵， 國家並不允許有組織的聯盟擁有真正的實力，進而藉此實力來挑戰或分享 國家在政╱經資源的分配權。於是種種干預措施使得聯盟力量被真正地化 整為零，無法壯大來抗衡國家。此不僅反應在資本家聯盟身上，在勞工聯 盟方面，亦同樣可見；在國家的強控制下，資本家聯盟和勞工聯盟僅具有 象徵意義而已。

兩岸關係研究除了在方法論、理論概念層面中出現「宏觀結構」與「微觀理性」的衝突外，針對兩岸的交流互動的發展模式、政策動力、具體影響又衍生出「國家中心」與「社會中心」的爭議。這使得學術社群在解釋胡錦濤對台政策的內內容，出現了「蕭規曹隨」與「制度創新」以及「政治主宰」與「經濟誘導」等兩組對立的問題群組。 為了從方法論上建構研究分析的新框架，處理「理性與結構」的衝突，本研究採取「歷史制度主義」的認知觀點，假設「胡錦濤的理性抉擇及其政策行動，是鑲嵌於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的系絡內容中」。這意味胡錦濤的對台政策並非是在憑空與任意的環境條件下進行，其理性抉擇是歷史情境與結構轉型下的產物，具有「情境理性」的屬性。更重要的是，結構轉型的過程與內容，不僅提供對台政策作為的「初始條件」，也產生了「路徑依賴」的變遷與發展軌跡。 此外，中共對台政策固然有其合法性的政治邏輯與前提，但是不能忽略經濟社會因素對於政策產出的輔助性、補充性的思維；經濟社會的誘因功能雖然促成兩岸關係的互賴整合，卻難以取代國家權力的主導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對台政策的分析，不可能孤立或外在於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脈絡中，應當與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規劃互為接軌。因此，「國家統合主義」的思維提供了本研究理論的切入點換言之。

本論文強調以國家中心論的觀點 並從新國家主義的研究途徑 分析臺灣地區國家與勞工之間關係 運用該新國家主義的兩個概念 國家自主性與國家能力 以之比較臺灣地區不同勞工政策在自主性及能力之高低演變本論文參考諾丁傑的國家自主性類型觀點 並約化為兩個重點 一國家偏好如何強化進而取代社會導向 導向公共政策 二當前述兩者偏好不一致時 國家如何轉化社會偏好?透過國家與勞工團體對事業單位關場歇業政策及引進外勞政策兩項勞工政策偏好做論證以取得國家自主性程度評估 並進而與國家能力做關連性比較 是否國家自主性高低與國家能力強弱有必然關係 而最主要不同於以往研究論點 在不能忽略國家中心論者的論點亦即必須觀察國家在政策上的自主性 以及其執行政策的能力 避免僅以社會中心論的單面向研究途徑 而獲致對研究議題更正確及深刻的了解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是屬於社會保險，早期在推行健保時決策模式是傾向國家主義，然而隨著民主化時代的來臨，人民權利意識抬頭，各種利害關係團體相應而生，因此民主治理變成重要的課題。在重要政策參與中各個利害關係人皆希望能夠被納入決策。我國目前健保政策體制內的參與管道最主要為費用協定委員會及監理委員會，主要監督及決定健保預算分配，這兩會在2013年整併為健保會。不論整併前後，委員會基本上是以統合主義的精神運作，邀進行決議，最大的優點在於能夠藉由與多方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溝通，凝聚社會共識。然而哪些團體能夠代表參與政府制定決策的過程，參與的代表能否充分表達團體的意見？因此代表性正是統合主義中最具爭議的，故如何找出遴選團體的標準是刻不容緩的。 　　本文嘗試以社會統合主義的觀點，套用在健保會運作上。然而社會統合主義要運作的良好，基本上必須要在水平及垂直方面的機制建構完善，垂直層面必須要各級組織匯集各級團體的意見，並由代表進入水平的平臺進行協商；而在水平溝通平臺上也需要各方代表皆能有平等及有效的決策。本文最主要了解的是垂直面的整合情形，亦即這些被派入健保會的政策利害關係團體代表是否有充分的被賦權，在會中討論的結果能否充分落實，因此要衡量團體內部本身的治理。本文欲透過專家座談建構組織內部運作的指標，建構指標測量健保會內部實際運作情況，對於好的健保會參與組織建構初探性的評估。希望未來能夠作為健保會遴選組織進入委員會的參考依據。 /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HI) policy is a part of social insurance in Taiwan.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program, the pattern of decision-making tended to be based on a Statist model, but as Taiwan democratizes, citizens and various interest group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ir rights. Therefore, the democratic governance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olicy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as stakeholder groups all hope to be included in the NHI’s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n Taiwan, the two main participation channels within the system are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Negotiation Committee and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 The main missions of these two committees are to control health care costs and to allocate medical resources. In 2013, these two committees were merged to form a singl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Whichever their merger status is, the committees basically functio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Corporatism, whereby peak-level organizations are invited to take part of the committe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e biggest advantage of the merger is that the committee would be able to achieve social cohe-sion and consensus through its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various policy stakeholder groups. But the problem with this arrangement is the following: Which group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an the representatives fully express the views of their respective groups inside the committee?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in Corporatist theory,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develop the proper criteria by which major interest or corporatist groups are selecte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observe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rporatism. For social corporatism to function well in society, basically both it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mechanisms have to work perfectly. Vertically, groups must be able to amass and integrate the views of their sub-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horizontally, the group’s representatives must all have equal capacity to make effective decision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understanding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corporatism, which means ask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an/do the representatives fully and adequately represent their group? And whether the outcomes discussed at the committee meetings are fully implement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t is thereby necessary to measure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of the groups themselves.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various internal operating indicators developed through experts’ panel discussions, with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determining good committee participation 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se internal governance indicators will serve as the criteria by which future corporatist groups or stakeholder organizations are selected into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Com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