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分述研究動機、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本文以「組織」及「地位」概念 為理論架構，並以問卷詢問輔助資料蒐集，採用凱氏平方分析及百分比，來瞭解縣市 民對縣市長地位的認同，與對縣市長地位的認同，與對縣市長候選人資格檢覈辦法意 見。 第二章台灣省縣市長的地位，分述地位的涵義、縣市長的身分地位、地方行政首長地 位、縣市長地位新陳代謝及縣市長地位的評價。 第三章縣市長應考試問題，分述 國父對此問題的見解、行憲前我國縣市長考試辦法 、行憲後台灣省縣市長候選人資格檢覈辦法、及卸任縣市長出路安排的途徑。 第四章結論，分述吾人對台彎省縣市長地位的瞭解與建議、及吾人對目前縣市長侯選 人資格檢覈辦法的瞭解與建議。

我國自隋唐以降，即採行科舉制度，透過科舉考試來拔擢優秀人才進入政府部門服務，此制度使得布衣可為卿相，除可淡化了社會的階層意識，對於社會階層的流通亦有顯著貢獻。考試用人為我國公務人員主要進用方式，亦為我國文官制度的特色之一，整個人事計畫的成敗，端賴考選政策之良窳，及考用之間能否相互配合，否則日後政府不論如何經營，均不能使吏治蒸蒸日上。又國家考試舉辦之目的首在選拔優秀人才，並藉以消除分贓制度，因此，國家考試須本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舉行並配合用人機關需求，為政府選拔優秀人才，進一步為人民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本研究採取的是比較研究途徑，試圖將英國、美國、日本及德國的考選及任用制度做比較及探討，並運用質化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方式，對中央及地方機關用人機關人事單位主管、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負責考選及任用制度之業務單位副主管進行深度訪談，期能藉由上述各類人員從不同職務立場、地位，來探討我國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考選與任用制度施行迄今可能潛在的問題及對本制度施行的看法及評價，並輔以考選理論、公務人力甄補理論之運用，希望找出現行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考選與任用制度之優劣，以提供考選機關作為未來修正相關規定之參考。 關鍵字：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考選、任用

「考試獨立」是中山先生五權憲法政治制度中，所提出的一項重要政治理念。其特色在於將人才政治的「人治」思想，納入現代「法治」思想的體系脈絡，成為「治人」與「治法」兼具的政治組織。 　　我國憲法，承襲中山先生的政治理念，成立五院制的中央政府體制，獨立設置「考試院」。近年由於「人事行政局」與「考試院」所引發的職權範圍之爭，而形成一股人事的憲政改革風潮，使「考試獨立」之意義歸趨模糊。任何一項政治制度組織，其建構的層次，總離不開政治文化面、法規面、實際運作面三種面向的解析。「考試獨立」之制度，亦不屬例外。本文之內容，即是準此三種面向，來探討中山先生「考試獨立」主張之主張之意涵。 　　首先以「人才政治」、「權能區分論」與「考試權之淵源」，探其基礎理論；並以中山先生之闡釋，明其內涵性質及思想背景；配合考試制度的發展概況，作一整體之觀察。

有鑑於新加坡政府高階文官的高薪資機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官員關注焦點，又國際組織，例如國際透明組織及世界銀行，近年均評比新加坡廉潔為亞洲第一，本文擬以上述高薪資所得與廉潔2個變項，探討我國政府部門人員薪資提昇與廉潔變化的關係。 　　本研究對象以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員工為例，試圖瞭解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員工對廉潔及各構面的差異情形、探討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員工對高薪及各構面與廉潔及各構面之關聯性、檢視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員工對高薪及各構面與廉潔及各構面之預測力。 　　研究結果發現，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受試者男性對資訊透明、行政效率、服務品質、貪腐控制的廉潔認知顯著高於女性；不同年齡之受試者對行政倫理規範構面有顯著差異情形存在；不同年資之受試者對廉潔及其行政倫理規範、資訊透明等2構面有顯著差異情形存在；不同職等之受試者對行政倫理規範構面有顯著差異情形存在；受試者為主管對廉潔顯著高於非主管；不同個人年所得之受試者對行政倫理規範構面有顯著差異情形存；其餘不同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人員屬性之受試者行政倫理規範、廉潔價值觀、資訊透明、行政效率、服務品質、貪腐控制等6構面無顯著差異情形存在。又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員工對高薪及各構面與廉潔及各構面均具關聯性。另考試院暨所屬機關員工對高薪及各構面與廉潔及各構面具有預測力。

本研究係以考試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考試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對工作壓力、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相互間的評價程度；其次探討研究對象之個人屬性對工作壓力、工作滿足及離職傾向之差異情形；再者探討工作壓力及工作滿足各構面與離職傾向構面間的相關性；最後探討工作壓力各構面及工作滿足各構面對離職傾向之預測力。期盼能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俾供考試院及所屬機關未來在組織發展及人力資源運用、管理上之參考。 　　本研究係採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考試院及所屬機關之公務人員，計發放問卷724份，共回收有效樣本603份，問卷有效樣本回收率為83％；研究問卷內容包含工作壓力之構面量表、工作滿足之構面量表，離職傾向之構面量表及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對於問卷調查所得資料的係利用統計套裝軟體SPSS for Windows 12.0版，以描述性統計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皮爾森積差相關係數（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efficient）及迴歸分析（Regression）等統計分析進行資料處理。 　　本研究經實證分析後，所得結論如下︰ 一、考試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對工作壓力各構面的評價程度，就各構面之平均數比率得分情形而言，以「組織工作特性」得分最高（74.95％），其次依序為「焦慮憂鬱」（60.16％），「角色衝突」（57.79％），而得分最低的則為「人際關係」（55.40％）。 二、考試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對工作滿足各構面的評價程度，就各構面之平均數比率得分情形而言，以「工作環境」得分最高（71.36％），其次依序為「成就感」（70.46％）、「工作本身」（65.36％），而得分最低的則為「薪資福利與升遷」（61.90％）。 三、考試院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對離職傾向構面的平均數得分情形為54.93。 四、個人屬性對工作壓力各構面的差異情形，其中不因婚姻狀況及職務身分之不同，而對工作壓力之評價有顯著差異存在；而會因性別、年齡、學歷、服務年資、官職等及服務機關之不同，對工作壓力之評價有顯著差異存在。 五、個人屬性對工作滿足各構面的差異情形，工作滿足之評價會因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學歷、服務年資、官職等、職務身分及服務機關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六、個人屬性對離職傾向構面的差異情形，離職傾向之評價除不會因性別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外，其餘會因婚姻狀況、年齡、學歷、服務年資、官職等、職務身分及服務機關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七、工作壓力之各構面與離職傾向間相關性 　（一）工作壓力各構面對離職傾向構面間均已達顯著相關存在，且均呈正相關，也就是工作壓力越大，離職傾向越高。 　（二）工作壓力構面與離職傾向構面的相關係數為0.446，顯示兩者間具有中度的正向相關性。 　（三）工作壓力各構面與離職傾向相關性之強度順序為： 組織工作特性＞角色衝突＞焦慮憂鬱＞人際關係。 八、工作滿足之各構面與離職傾向間相關性 　（一）工作滿足各構面對離職傾向構面間均以達顯著相關存在，且均呈負相關，也就是工作滿足越高，離職傾向越小。 　（二）工作滿足構面與離職傾向構面的相關係數為-.526，顯示兩者間具有中度的負向相關性。 　（三）工作滿足各構面與離職傾向相關性之強度順序為： 工作本身＞成就感＞薪資福利與升遷＞工作環境。 九、工作壓力各構面對離職傾向之預測力 　　　　對依變項「離職傾向」的預測力以角色衝突的預測力最佳，其次依序為組織工作特性及焦慮憂慮；而人際關係對離職傾向則不具有預測力。 十、工作滿足各構面對離職傾向之預測力 　　　　對依變項「離職傾向」的預測力以工作本身的預測力最佳，其次依序為薪資福利與升遷及成就感；而工作環境變項對離職傾向則不具有預測力。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台灣升學導向高中任教之外籍教師在面對不同議題時之信念是否受到大學聯考的影響，以及其教學信念及實踐是否一致。 為了能夠深入了解外籍教師的教學信念，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來進行資料採集及分析，所使用的資料採集工具為訪談、課室觀察及文件分析。除了訪談一名擁有三年私立升學導向高中教學經驗的女性教師，研究者更進一步訪談該校外語中心主任以期能了解該校對其外籍老師的要求及期待。研究結果呈現此外籍教師對於學習、教學、英語、大學入學考試、台灣教育以及本籍及外籍教師間之異同的信念及看法。 在本研究最後，研究者也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了建議，以期能提供給教育當局、學校以及學者作為參考。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beliefs of a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 (NEST) in a college-bound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and to see if the JUEE has influence on her teaching beliefs.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re used to compare with the NEST’s beliefs to check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them. In order to have a complete picture of NEST’s beliefs, the researcher made us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study and selected an experienced NEST who was currently teaching in a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pei City. By adopting three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document analyses,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the data from the NEST.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 also interviewed the director of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to see if the NEST’s beliefs were congruent with the school’s expectation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to present the NEST’s beliefs about learning, teaching, English, the JUE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STs and NNESTs.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implications were offered for the policy makers and th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ers.

相較於其他台灣研究，五○年代移入台灣之政治移民﹝也就是今日所泛稱的外省族群﹞的研究，一直是被相對地忽略。僅有的一些研究多半集中於認同，或圍繞在眷村等主題之上，而忽視了國民黨政權的一些安置的政策及其效果。本文試圖以巨觀的角度，勾勒出移入的國民黨與這批政治移民的互動關係。 本文藉由官方的統計數據、以及九○年代三次立法委員選後的訪問調查資料作為基礎，去分析這些政策的產生脈絡並檢証這些安置政策的效果，得到以下幾個發現： ﹝1﹞安置政策是由國家中心之政治菁英理性考量之下所產生。在特殊歷史脈絡之下，為了中國法統的維持、及安置因美方裁軍壓力下所裁之軍隊及其眷屬而創造。因此它並非如系統論是來自社會輸入﹝inputs﹞壓力，或新馬克思福利理論所言為了達到社會控制以維持資本積累所不得不之措施。 ﹝2﹞政治移民和本土統治在結構有很大的差異。本土的統治，主要是藉由利益的給予換取各地方派系選舉時的選票支持，因此可說是一種代理統治的結構模式。而政治移民的統治，則是由國家直接創造正式部門，以國家所提供制度化的服務來安置這批政治移民。 ﹝3﹞政策反饋的效果是存在的。受安置政策之公部門的外省籍選民，在九○年代立法委員選舉時，相對於私部門的外省籍一直對國民黨政權有較高的支持，尤其在新黨出現後，兩者的差距顯得更加明顯。未受安置的外省籍選民，有一小部分支持民進黨，在新黨出現後則較易轉而支持新黨，或傾向不去投票。這顯現了政策的反饋效果，以及外省族群內部因政策影響所產生的歧異性。 ﹝4﹞物質基礎的影響力。除了認同外，安置政策所提供的物質基礎及其在選舉時所產生的反饋效果，是我們在分析外省族群同質性的投票行為時，所不可忽略的一個變數。

專業技術人才在我國經濟成長與產業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專技人員在市場交易過程中提供足以令人信賴之專業知識服務，在知識經濟時代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來臨，證照制度顯得格外重要。隨著專業分工日趨細密之社會，因應新興職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需求，專技人員種類不斷增加。現行的考選制度能否因應此一時代變遷，繼續擔任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推手，實值得關注。 現行專技人員之考試及執業管理分由不同機關負責規劃，考選部負責考選，為專技人員之考選單位，而專技人員之訓練、管理則由職業主管機關、所屬公會學會負責，亦即考選及管理單位不同，難免各做各的。 國家考試追求「教、考、訓、用合而為一」的目標，專技人員考試制度應在考試權獨立並保障人民工作權之基礎下，有效結合社會資源，辦理進行專技人員考試，促使考試方式與內容更加符合社會期待，提高專技人員專業地位，使渠等人員得以發揮所長，貢獻社會。

自世界有萬物以來，即存在「雌、雄」二性，人類亦有「男、女」性別上的差異。我國古代社會的結構，以士、農、工、商為基礎，隋煬帝開科取士，確認了「士」的地位，而「士」則為社會的高階層，他們對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不但可以影響政治，而且也可以左右大眾的社會生活，因此，人人都想成為士的階級，士子應試，除其本身的基礎條件外，並無任何因素剝奪其應試的權益，「寒窗苦讀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布衣可以為卿相，是為最佳寫照。 經由國家舉辦考試選任政府官員，可說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我國古代因受傳統宗法制度影響，男尊女卑，可說毫無兩性平權意識，即便科舉制度亦多以男性為對象，女性可謂與科舉考試絕緣。國家考試性別設限政策並非今日獨創，其可上溯隋唐，自隋、唐、宋、元、明、清至民國18年可稱為「性別設限黑暗期」。民國18年至36年由於考試法公布，不再以年齡及性別作為應考的基本條件，女性開始取得參加國家考試之機會，本時期可謂「性別設限曙光期」。民國36年施行憲法後，考試法亦於民國37年修正公布，明定國家考試以高等考試及普通考試為主，遇有錄取不足時始以特種考試為輔，從行憲迄今以來，國家考試甄補初任公務員之主要管道，即高普考試與特種考試，高普考試無性別設限，特種考試則依業務性質，由限制女性報考→分定男女錄取名額→大部分特考性別不拘，性別設限政策係在各界呼籲改進與磨合中，逐步遞演而來，故本時期可謂「性別設限磨合期」。 國外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徳國等，其公務人員之招募均未有性別限制。我國公務人員高等、普通及初等考試雖亦未有性別限制，但特種考試則基於業務性質設有性別限制，雖然在近19種特種考試中，迄民國94年底僅餘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調查人員特考、海巡人員特考、基層行政警察及消防人員特考、司法人員特考之監獄官、監所管理員、法警類科與原住民族特考之監所管理員類科等6項考試，仍定有性別設限，或限制女性報考、或分定男女需用、錄取名額。但上述6項特種考試，其性別設限是否合理、合法，本文乃就考選理論、兩性差異、性別角色、就業理論、平等理論及美國、英國、日本及我國兩性工作平權相關法制等面向加以探討，並就國家考試性別設限現況與國內外性別歧視案例等，作綜合整理分析，發現國家考試性別設限對男性有利、用人機關確實有用人困境，且目前用人機關性別設限之理由，除基於分監管理需要之監所管理人員及派赴中東地區人員外，其餘很難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之檢核，形成實務面與法規面之執行落差，針對研究發現本文亦提出未來展望及研究建議，俾提供相關機關在兩性平權觀念、法規修正及政策執行等面向之參考。 關鍵詞（keyword）：國家考試、性別設限、兩性平權 / Since the earliest origins of life, the distinction of male and female genders has been a characteristic of nature that is manifested in the human race as well.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cient China was founded on its division into classes of scholars, farmers, workers and merchants, and when the Sui Dynasty Emperor Yangdi (569-618) initiated the “keju”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members of the scholar class were automatically favored, and these scholars came to represent the upper class of society. They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not only in terms of governance but also in many ways upon the everyday lives of the populace, and many thus aspired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 scholar class. No factors other than a candidate’s personal aptitude restricted the rights of all to challenge the examinations. Indeed, the cherished image of a penniless peasant rising to the heights of state is expressed in the well-known aphorism, “No one calls at the cold window where the candidate studies long, But let him pass and all will praise his name, his fame, in song”. The selec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through examinations is perhaps the most unique fea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a’s clan system, however, which strongly favored men over women, there was no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equality, and only men took these examination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women were absolutely excluded. The notion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national examinations is thus not a modern phenomenon but one which can be traced forward through the Sui, Tang,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til as recently as the 18th Year of the Republic (1929), a period we can call the ‘Dark Age’ of gender-based restrictions. The period from 1929, when the Examinations Act promulgated that year removed age and gender restrictions as part of eligibility criteria, through until 1947 can be called a ‘Period of Awakening’, as women began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examination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came into force in 1947, and the Examinations Act as amended the following year, named the Senior and Junior examinations as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s of the system, and stipulated that where these did not supply an adequate number of qualifiers for various needs, Special examinat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Since that time, national examinations have been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new recruits to the Civil Service, and while no gender restrictions apply in the Senior and Junior examinations, they are to be found in the terms of various Special examinations, in keeping with the nature of the work the examination addresses. These restrictions are manifested in various ways, from outright denial of female candidacies, to varying quotas for male and female qualifiers, to no gender restriction whatsoever. Under increasing social pressure, policies of gender limitation have gradually eroded, and this most recent period can be termed one of ‘Gender Restriction Erosion.” Civil service recruitment in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A, the UK, Germany etc. is not touched by gender restrictions, and Taiwan’s Senior, Junior and Elementary examinations are similarly free of any gender-based eligibility criteria. Such criteria do exist, however, for various of Taiwan’s Special Examinations in view of the specialized nature of some of the occupations they address. Specifically, six of Taiwan’s nineteen Special Examinations feature gender restrictions of some type. These are the Special Examinations for National Security Personnel, for Agents of the Investigation Bureau, for Coast Guard Personnel, and for Entry-Level Administrative and Firefighting Police Officers, as well as the prison guard and bailiff categories of the Judicial Officers examination, and the prison guard category of the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Indigenous Peoples. The nature of the restrictions varies from outright exclusion of female candidacies, to gender-based quotas for qualifiers and persons employed. It i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to explo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xamination and recruitment theory, gender differences, gender attributes, employment theory and equality theory whether the gender restrictions of these six Special Examinations are justifiable and legitimate. Gender equality law in the USA, the UK, Japan and Taiwan is also studied in this context. The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prevailing gender restrictions in national examinations and case studies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both in Taiwan and abroad, and observes that while gender restrictions in these examinations are to the advantage of males, employing agencies have trouble finding suitable personnel. It is further observed that the reasons cited for current gender restrict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where supervisory duties are designated by sex as in prisons, or where individuals are sent to represent Taiwan in Middle-Eastern countries, are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aiwan’s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Act, and lead to ‘enforcement gaps’ between the letter of the law and its actual implementation. The paper posits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is area and proposes further areas of research for reference by concerned agencies in the contexts of gender equality per se, amendments to law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Keywords: national examinations, gender restrictions, gender equality

本論文共乙冊，約六萬字，分五章二十二節。 第一章「緒論」，談論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問題與限制、重要名詞詮釋等。 第二章「文獻探討」，包括焦慮與考試焦慮的區別，研究工具的種類、因素特質與考 試焦慮的成份和影響，考試焦慮的理論、考慮焦慮與智力、成就動機、學習習慣等兩 兩之間的關係及對學業成績的影響，最後並提出歸納分析的綜合敘述。 第三章「研究方法」，針對前兩章提出研究假設，選取樣本、修訂工具、並確定統計 方法，以期解決本研究的待答問題。 第四章「研究結果」，根據分析結果，找出研究變項間彼此的關聯性，預測學業成績 的最佳因素，以及重新對考試焦慮的影響力加以評估和分析。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歸納分析結果，獲得研究結論，並根據研究結果及結論提出 建議，以供輔導學生克服考試焦慮之參考，再針對本研究之限制提供今後改進研究之 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