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共六章、十二節，約八萬多字，裝訂成一冊。內容在分析中共工業化的策略， 工業化的成果，以及現階段中共工業面臨的問題、中共所做的工業改革。最後探討中 共工業發展的展望。 過去三十年中共工業在集權計劃制度強力的推動下，創下八％以上的年成長率，並且 建立一個種類齊全的工業部門，但也造成了效率低落、產品品質不佳的弊端。目前中 共推行的工業改革，企圖在宏觀上多用一點自由市場的力量，在微觀上多給企業一點 誘因，以提高效率，改善產品品質。但礙於國內外的客觀因素，中共工業改革前途多 艱。

「限證政策」在我國政治界、新聞界的議題，是個「結」。從民國四十多年來，就十 直是關心中國「新聞自由」者爭執不休的熱門課題，曾掀起多次討論高潮。 究竟是「開放登記」？抑是繼續「維持限證」？論者大抵都是「公說公理，婆說婆有 理」。而依我國目前所居開發中國家的處境來說，需要何等的「新聞自由」程度，才 能符合真正的「新聞自由」？有沒必要仿效先進國家儘可能不設限，保障憲法所賦予 人民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二者利弊如何？這些問題交織一幅「網」，必須層層去 剝落這些「綱目」，才能對「問題」有所洞燭，進而發現「癥結」，予以「解決」。 本文擬從下列途徑來分析研討這些問題： 第一章 分三節。先就本研究的研究動機、問題、方法及限制去界定、廓清本研究範 圍。 第二章 分四節。予本題下定義，進而回顧「限證政策」的歷史背景、沿革及目前我 國報業現況。 第三章 分五節。探討「限證政策」所考慮的因素，並逐項加以剖析。 第四章 分三節。研究「限證政策」所造成的影響及其法令依據。 第五章 分四節。介紹「新聞自由」理論，並深入探討「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 新聞管制」、「開發中國家的新聞自由」等類目。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係就前五章所述，予以總結，並提出幾點建議。

本文從「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關係」這一角度，研究邊沁關於功利原則、自由、民 主這三個概念的主張。貫穿全文的一項基本假定是： 「邊沁政治思想的重點，在於如何透過制度改革，達到兼顧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目 的，個人利益指向個人價值，普遍利益指向社群整體的秩序，亦即如何在不侵害個人 價值的前提下，維持社群秩序，以及在不損及社群秩序的同時，使個人價值得以確保 。」 由此一基本假定，衍生為下列各章研究的重點： 第一章的研究要點在說明本文研究之目的與範圍，並討論有關資料，以指出邊沁生處 的時代環境對其思想的影響。 第二章的研究重點在檢驗功利原則立論的基礎；從人性趨樂避苦解釋功利原則的實然 ，由邊沁對其餘道德原則的批判，確立功利原則的應然，井鉯倫理計算做為調和此實 然與應然的方法，另一方面，普遍利益乃功利原則的另一說法，而調和個人利益與普 遍利益，即是調和個體價值與整體秩序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的研究重點在指出邊沁對自由採消極性定義，自由不復為一自然權利，而是由 法律所保障的安全，亦即免於個人與政治權力侵犯的保障，而出版與集會自由則是免 於政治權力濫用的救濟方式之一。 第四章的研究重點在探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原則與代議民主的關係，以指出就 人性實際面而言，統治者必追求一己私利，而理想的政府目的應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 幸福，為求調和這實然與應然的衝突，代議民主乃成為必需的制度。 第五章除提出筆者個人研究心得外，並嘗試將邊沁的思想做一綜合評論。

本論文共一冊，約一萬五千字─二萬字，共分三章。 第一章為以前文獻的爭論：先簡略回溯近代貨幣理論發展的趨勢，並解釋自由通貨理 論的意義。再敘述M.Friedman, J. Gurley & E. Shaw, B. Pesek & T. Saving, B. Klein, E. A. Thompson, F. A. Hayek & R. Vaubel等人對自由通貨理論所持之贊同 或反對的意見。 第二章為模型的建立：由於先前自由通貨理論的爭論大都只集中於貨幣市場的討論。 作者認為欲判斷自由通貨理論所擁護的由私人依完全競爭來生產貨幣、由私人以獨佔 的方式來生產貨幣和由政府壟斷貨幣的發行這三種貨幣制度的優劣，應該由總體模型 來加以考慮。為了簡化其討論，假設整個經濟體系可劃分為私人部門、貨幣（或銀行 ）部門及政府部門。每一部門各有其預算限制及特定的目標函數。並使用T. Saving 的交易成本方法來探討貨幣及債券的需求的決定。由這些假設及理論工具來探討在三 種不同的貨幣制度下，當其外生變數發生變化時，對在各不同貨幣制度下內生變數值 影響的相對大小。並進一步探討當長期均衡達成時，在各不同貨幣制度下各內生變數 的長期均勢值及穩定的問題。 第三章為總結：將第二章模型所得的結果，來和Klein-Hayek 的自由通貨理論作一比 較。並指出本模型本身的限制和由該模型進一步擴充的可能性。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神信仰的民族，神廟為本省民間宗教信仰之一種，對於撫慰信眾心靈，促進社會祥和，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在社會教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國憲法明文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使的國內各宗教都能在自由、平等下蓬勃發展，神廟亦秉持宗教濟世救人的理念，積極投入公益慈善事業教化事業，發揮其社會功能。 但是近年來台灣社會，於物質文明的急遽轉變，衍生出整體運作機能的脫序現象，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日漸疏離，傳統倫理道德日漸淪喪，有少數不肖之徒利用國人的宗教需求，從事不法的宗教詐財騙色行為，發生了多起的宗教事件，諸如宋七力事件、妙天禪師事件等，有違害社會公序與善良風俗之虞。 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深度訪談法，來探討神廟的社會功能並從法制面及實務面，研究神廟管理及運作情形，提供建議，俾提昇神廟宗教素質及發揮其社會功能，並提高神廟行政管理效率，

本文主要研究戰後台灣金融體系從國家獨占到金融自由化的演變過程。 作為新興工業國家的台灣，金融業歷經戰後四十年來政府政策的管制，在1980年代後半開始朝向金融自由化發展，而1990年開放新民營銀行的設立，則是打破國家壟斷金融業的第一步，開啟了金融自由化的時代。 在金融體系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家權力對金融體系的滲透與控制。總的來說，1990年以前，台灣有組織的金融體系，無論直接金融或間接金融，資本市場、貨幣市場、銀行體系均被國家政策緊密的控制著，構成了金融產業的主要內容。而民間資本僅能在處於邊陲位置的黑市地下金融中存在著。 進入1980年代後，原本經由金融部門扶植發展的經濟體系快速成長，使得既有的金融結構跟不上經濟體系發展的腳步。金融中介的阻塞造成經濟體系極大的壓力，超額儲蓄問題、地下金融規模的不斷擴大，透露出經濟體系與金融部門無法配合的現象，同時國外壓力也隨著貿易談判進入台灣市場，終於迫使金融業往開自由化的方向發展。然而政府並不直接開放新銀行進入市場，反而首先冀望於提高公營銀行經營自主性以解決金融中介的問題。然而公營銀行在重重法令束縛與保護政策下，反應遲緩而鈍重，使得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不得不轉往開放民營銀行的方式進行。 綜觀金融業從國家獨占往自由化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結構性的因素。過去，政府以投資關係及政策性融資，由上而下的控制著經濟結構的發展。然而金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個工具，金融體系在無法配合經濟結構的變遷進行變革，無法滿足經濟體對金融的需求，終於造成金融自由化的發展。1990年新民營銀行的設立，台灣的金融體系進入了金融自由化時期的新里程碑。

著作權法基本上是一個立意良善的法律，與憲法權利保障及民主價值秩序並沒有本質的不相容之處。藉由法律擬制排他性，為作者創造經濟誘因，著作權法促進資訊生產及散布的功能，具有健全民主體制的作用。但不能忽略的是，保障作者的經濟利益除了是著作權法的目的，也是一種手段。如果因為保障私益致有害文化的進步，或者不適當地侵害他人權利，私益應該有所退讓。此處涉及一個思考出發點的問題。如果衡量公、私益的出發點是認為，作品是作者所創造的財產，作者有享受百分百權利的道德正當性，那麼公益對於著作權的限制將很難站得住腳。但如果換個角度思考，認為作者所創造出的資訊是一種沒有消費敵對性的無體物，任何人的使用都不會減損作者本身的使用，反而法律將此資訊私有化的結果限制其他人本來可自由利用的權利，那麼，公益可以發揮的空間自然就比較寬廣。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度，前者是援用自然法的思想，後者則主要本於功效主義的思想。對於大陸法系國家而言，著作權受到憲法財產權的保障（另可能包括人格權），一定程度會傾向類似自然法的思考方式，較大程度限制了公益概念的發展空間。 在這種困境中，著作權法的公益思想只能運用財產權的社會義務概念、表意自由及民主原則的規範作用，勉力主張其正當性。本文區分四個部分，即第二章到第五章，論述著作權法公益思想的憲法基礎。第二章「著作權法的公益思想及其困境」是論文背景與架構的說明；第三、四章正式介紹著作權法公益思想的主要憲法基礎，主要以美國實務、學說為整理分析的基礎；第五章則係上述研究成果的應用，藉以分析我國著作權法合憲控制體系的可能架構。

近代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家竭盡心智所追求的不外乎自由與平等兩大核心價值。自由主義作為西方世界思想的主流，有其悠久的歷史與傳統，面臨時代的演進和環境變遷的挑戰，自由主義思想迄今雖然屹立不搖，但是沿著歷史發展的軌跡，可以發現歷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也針對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嘗試著作出新的詮釋，以讓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依然能夠對新的時代發揮引導的作用。 一九九○年代以來，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導力量的全球化浪潮席捲全世界，經貿自由化發展的結果，卻造成貧富差距日益懸殊之「Ｍ型社會」的來臨。當社會正義與公平再度成為普遍關注的嚴肅課題之時，自由主義對於平等的價值究竟抱持何種觀點，乃成為亟待釐清之焦點。本研究依循近代自由主義思想之歷史沿革，探索古典自由主義以及功利主義之平等觀點。 觀照古典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平等思想之後，本研究簡要地引述當代自由主義式平等主義思想家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及另一位自由主義大師德沃金的平等理論概念，以揭示其公平正義原則與平等理念所啟發的道德價值，對於國家社會努力方向的指引。 從自由主義平等思想之演變，吾人可以清晰地發現：沒有平等作為基礎的自由，很可能徒擁高貴之名，卻產生卑劣之結果。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對處於歷史關鍵十字路口的台灣而言，既有危機也是難得的契機。在追求個人自由與國家經濟成長的同時，唯有兼顧社會公平並且給予全體國民平等的關注與尊重，作為一個世代相繼的社會合作體系，人民的安居樂業以及國家的長治久安才有實現的可能。

1949年遷至臺灣的中華民國，由於蔣中正政府在取得臺灣統治權的正當性充滿爭議，加上恐懼中國共產黨的滲透破壞，和蔣不願政治權力被分享的心態。以蔣中正為中心的「強人威權體制」在確立前後，對內便以動員戡亂、戒嚴法規結合情治機關，大肆搜捕異議分子，於是臺灣進入了「白色恐怖」籠罩的人權黑暗時期。 強人威權體制製造全面性的白色恐怖，影響遍及社會每個角落，校園自然難以倖免，而被當局建構了「校園控制體系」加以管控。校園控制的結果，不僅安定了校園，無形中亦延緩臺灣自由民主的進展，讓中國國民黨在1990年代巨大的民主潮流壓力下，還能繼續維持部分強人威權體制時期擁有的政治利益、從容地處理各項政治爭議。 不過，強人威權體制加諸於學生身上的言論、行動限制，引發了學生的反抗，最後形成1980年代初期臺灣學運重新出現的因素。經過學生們的努力，使得大學校園漸漸擺脫校園控制的枷鎖，進而成為臺灣自由民主改革思想、行動發展的根據地。 此外，學運參與者更逐漸投入爭取臺灣民主憲政改革的運動。由於學生擁有的良好形象，使得學生之主張常能受到較高的社會關注及支持。經由學生運動的努力，最終使臺灣人民對國會全面改選、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修正刑法第一百條等議題形成「全民共識」，因此加速了政府自由化、民主化的腳步，讓臺灣脫離非常體制，告別白色恐怖的時代。

本篇研究針對公共空間的影像監視，以科技社會學的切入角度，探討這個現象的社會學意義。主要焦點在於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以Latour與Postman的看法為基礎，主張科技特性有別於功能，它是一種意識型態與特殊能力。而影像監視的特性，就是它將真實詮釋為影像的獨特意識型態，以及能夠跨越時空距離的收集影像資訊，並且即時傳輸的能力。本研究探討影像監視的科技特性，在普遍設置於公共空間之後，會對人類共同生活的核心價值：自由與安全，產生什麼影響。根據Virilio對當代影像科技的分析，以及Bauman延伸自Foucault的全景敞視，所提出的自由/不自由的相對概念，本文主張，當影像監視將人類的眼睛延伸出去，讓它可以跨越時空距離的從事監視的同時，無論是監看者或被監看者，他的行動自由都將被化約甚至是取消。然而在影像監視所造就的，一種「遠距觀看」、「遠距移動」的錯覺下，人們如今不再追求以身體為基礎的行動自由，轉而追求一種久坐、靜止的生活模式，同時，這種以觀看取代行動、從公共空間中退出的生活，又被設想為一種安全，一種身為旁觀者的安全。 關鍵詞：影像監視、影像科技、全景敞視、自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