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營事業民營化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發展趨勢，不論是先進國家或開發中國家都出現對企業放寬管制或出售公營事業讓民間接手經營的趨勢。藉由公營事業民營化，導入自由競爭，從而提高經營放率，降低成本，並改進服務，提升人民生活水準，增進全民福祉。 我國早在民國四十三年，即首開公營事業移轉民營之先例。近年來，政府為順應世界經濟發展趨勞及經營潮流，已於民國七十八年成立由中央有關部會及省、市首長組成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積極推動國、省市營事業民營化的工作，以加速邁向經濟自由化的目標。 由於公營事業民營化已成為國人矚目的焦點，然而移轉民營是否即能紓解目前公營事業的困境？政府的民營化方案內容如何？對員工的權益及消費者利益上如何才能作周妥之保障？本文經由我國公營事業的演進過程，目前的營運狀況、民營化的可行性、規劃步驟等提出分析，進而參酌各方意見與國外民營化的經驗，提出具體之改進建議。 全文共分五章、十八節，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闡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說明研究方法與限制，並對「民營化」一辭提出界定。 第二章：探討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有關問題、闡述民營化的形成背景、理論、例證、執行的步驟與方式。 第三章：說明我國公營事業的發展與趨勢，由我國公營事業的起源、重要性、目前的營動困境、說明民營化的可行性。 第四章：闡述我國公營事業民營化的規劃。說明其目的、政治方向、處理原則推動要點，並提出個案探討。 第五章：探討民營化的障礙，說明對民營化觀念的誤解、民營化的限制及其在發展中國家所遭遇到的難題。 第六章：綜合上述各章節的意見，參酌我國目前各界意見與國外民營化經驗提出改進建議。

本文以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如國家主權為全民所有、保障人民權利及限制政府權力等 出發，檢視盧梭對民主的態度，從而探討他的民主思想的真象。 本文假定，盧梭雖然對民主抱持批判的態度，想對民主政治的一些偏差有所修正、補 救，所以提出了許多新的詮釋。但基本上他還是認同並接受民主政治的統治型態。基 於此一假定，本文就下述重點逐一進行研究： 第一章說明研究目的與範圍，並說明外在環境對盧梭思想的影響。 第二章分析全意志的意義，並指出全意志係基於同意而來，故不應被視為極權思想的 理論溫床。同時，說明全意志理論在實際應用上的困難與解決之道。 第三章指出，盧梭出對人民權利－尤其自由權－的獨特界定、及其所含的意義。從而 澄清此一觀念所遭受的批評。 第四章研究重點，在探討盧梭對政府權力的設計與主權者制衡政府的制度。對於他反 對代議治也從不同角度提出反駁。 第五章除綜合上述，肯定盧梭支持民主外，並指出，他的思想對避免現代民主的流弊 似有啟發意義。

一、論文共壹冊，全文約五萬餘字，計分五章十四節。 二、論文內容摘要：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毛澤東死後的中國大陸，在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進行經濟改 革、改下黨風，實施幹部的知識化、年輕化、專業化、革命化的「四化」政策後，中 共會不會成為一個後革命階段制度化的一黨體系。 論文首先界定共黨政治體系的特徵，共黨國家實施經濟改革造成的影響究竟如何，以 及共黨對經濟改革的態度。 第三章討論最近幾年中共黨內的變化及未來的趨勢。第四章從制度化的一黨體系的三 個面相，即制度化的領導階層、黨的領導角度和政治的範圍，檢討中共在邁向制度化 一黨體系的過程中應有的調整與中共實際的政治行為。 第五章結論，檢討中共的自由化政策的實際意義與自由化政策在中共未來的政治變遷 中的角色。

第一章說明研究方法、動機及「問題意識」；第二章說明「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內容 概要，創辦經過，並以若干統計資料做為佐證；第三章敘述前後期言論的轉變，並試 剖原因；第四章，綜合說明該判物的政治思想與主張，並著重與當時政治情勢的印證 ；第五章試圖解釋這份判物及繼起的組黨運動何以失敗，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威的歷史 關係。全文的主要意義在說明政論雜誌的社會性與時代性，及「自由中國」在台灣三 十年民主運動中的歷史地位。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英兩國主導建構的國際金融體制，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這個體系在一九七一年解體後，國際金融就沒有明確的制度規範，再加上資訊科技的發展、各國資本帳的自由化、各國資本市場的規模擴大、以及多國籍企業對資金移動的需要，使得國際金融規模益大、流動速度益快、全球金融的整合益強。國際金融因此對國際政治、國內政治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近二十年來國際間接連發生的金融危機，正透露出改革過程中，國家適應緩慢的徵候。以一九九四年墨西哥的債務危機為例，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墨西哥由於外匯短缺，停止償還外債，巴西、阿根廷及智利等國亦跟進，引發債務危機，整個八０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接連遭受經濟危機的挑戰，被喻為「失去的十年」。終於從一九八０年代末期一九九０年代初期以後，拉丁美洲開始了另一次發展策略上的巨大轉折，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採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透過經濟開放、金融自由化和提高出口數量等方式，逐步走出債務危機的陰影，然而，這波拉丁美洲國家改革的成功果實並沒有延續整個九０年代。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墨西哥當局宣布放寬政府干預披索匯率上限，從3.4712兌一美元，調整為4.0016兌一美元，此舉又再度引爆墨西哥外匯市場的大幅賣壓，帶來另一場金融危機。 墨西哥的案例或許是一個借鏡，我國於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後，金融自由化與市場開放的壓力勢必難以抵擋，如何面對國際金融體制轉變帶來的改革壓力，並承擔改革過程中經歷的變動與危機，將是本論文關注的焦點。本文將比較分析墨西哥與台灣這兩個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經驗，檢視兩國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同時，國內金融體制如何進行調適與改革等相關議題。

過去許多研究日本經濟援助，將重點放在日本援助體制──四省廳制 ，甚至直接分析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及外務省在對外援助方面的不同立場， 亦即研究主題是傾向於外交政策形成的層面進行分析。但事實上若單從政策面分析可能無法瞭解整個援助的全貌，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因此，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建立分析架構，而進一步分析日本經濟援助的演變。 第二章先由新現實主義為首建立基本的分析架構。根據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論點，一國的外交政策是受國際結構的因素所影響。而國際結構是由國家間不同的能力分配所促成，不同的國際結構及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共同決定該國的對外行為。 以此作為論述的基礎檢視日本在戰後的對外關係是否受到當時美蘇結構性對抗所影響，尤其日本在援外政策的執行上是否亦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換言之，即外壓因素在日本對中共的政策開發援助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國與國的互動受到國際結構的影響，不容易合作。新現實主義如何解釋現階段中各國間的合作現象呢？而國際社會的本質若依新現實主義者所述為一具有衝突的本質，但論述過程中似乎也不排斥國與國間合作的可能。因此，新現實主義是否有其適當的論點能說明合作之所以可能發生的原因呢？另外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囚犯們因為外在環境的限制自然而然會選擇背叛，尤其是加上安全困境的推波助瀾，更使得遊戲者不信任彼此。 因此，藉由合作之建立，增加彼此的信任方是遊戲規則中的大贏家。而如何防止背叛的發生等問題，依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仍無法提供一完善的解決。 冷戰結束後，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日本對中共的援助政策？日本的經濟援助政策是否有所轉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是否能對此轉變作一合理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在安全議題的合作受到國際體系影響的層面較大，在經濟議題的合作則是受到國內政治層面影響的程度較大。此是否可以解釋中日雙方儘管在安全議題雙方有所衝突，但郤在經濟議題方面多所合作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及的國際建制可以減少，甚至避免背叛的發生。 而中日雙方是否藉由援助而建立在經濟議題方面合作的機制。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說明日本在1979年後，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計劃的變與不變。 第三章則是論述日本與中共間正式開始援助關係的時空背景因素，並且檢視新現實主義的論點是否能夠說明雙方間援助關係。尤其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是否透露著雙方間經濟合作前景的不樂觀？亦或是雙方援助關係不受到天安門事件而能持續維繫？ 第四章則是論述冷戰後，國際環境結構的調整及日本國內因素是否影響日本對外援助理念的轉換？而以1992ODA援助四大綱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且說明中共核武試驗違背日本ODA援助理念後，日本政府的相關作法為何？日本國內對中ODA是否應該持續已出現不同的意見，是否會影響中日雙方的援助關係？而未來雙方間的ODA援助關係是否應有所調整或轉型？ 第五章為結論，將本論文中所探討的問題作綜合整理，以新現實理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說明1979年中日開始ODA援助關係後的演變，並且試圖預測未來兩國間ODA援助關係可能的走向。

「中美洲—台灣自由貿易協定」經濟影響評估

本論文之撰寫乃是針對刑事訴訟中自由心證主義之相關問題加以分析，並不及於其他訴訟程序中之自由心證主義。蓋僅以自由心證主義是否必須以證據裁判主義或嚴格的證明為前提，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因訴訟理念及機能之不同，即有相異之考量。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至第四章則為本文欲分析之主要部分，分別是自由心證主義之概念與歷史沿革、自由心證主義之法理構造、自由心證主義之擔保及自由心證主義之例外；第六章則為結論。 在第一章緒論中，首先指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並指出以下各個論文主題之主要研究方法與目的。 在第二章中，分析自由心證主義之概念與歷史沿革。其中自由心證主義之概念，係從其與證據裁判主義、法定證據主義之比較，以及自由心證主義本身中心證與自由的意義等等予以架構。又自由心證主義之探討，慮其長久苦難歷史產物之性格，因對其歷史沿革作一簡介。 在第三章中，分析自由心證主義之法理構造並將其解構為主體、客體、精神及心證程度四個要素。 　　在第四章中，分析自由心證主義之擔保機制。首先對擔保機制及其他與影響自由心證內容之其他機制作一區別，並進而對個個已在學說實務上成為探討對象之擔保機制，分析其內涵及與自由心證之關係，並得出有無實質擔保機能之看法。 　　在第五章中，分析自由心證主義之例外。分析之範圍為被告之自白、共犯之自白、告訴人之陳述、審判筆錄之證明力及與錄音帶、錄影帶內容不符之被告筆錄之證明力，並得出肯定與否定之結論。另提出將自由心證主義之例外作為檢驗近來修法通過之起訴審查制審查基準之看法。 　　在第六章結論中，說明自由心證主義之將來、總結先前之分析探討，並指出筆者尚未能解決之相關問題點。

本研究乃鑒於台灣的學校教育，未因台灣的民主化讓訓育式教育的力量消失，人權教育的落實就更顯重要。然而人權的概念源於民主理論，所以欲從Dahl與Sartori的民主理論著手釐清。 從人權教育的發展脈落可以發現，人權教育所應包含的核心價值，即平等、自由與民主三者—(1)平等方面：平等不在於外在的平均主義，而在於個人內在的價值上，這種平等的判斷方法稱為「內在平等」原則；(2)民主方面：民主一詞源於古希臘雅典城邦，但現在的民主，指的是一種以有限多數的有效參與、充分知情和議程控制，以及公平選舉與代表權轉移的政治制度，用以保證其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3)自由方面：十七至十九世紀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為的是防止政府權利對個人的戕害，到十九世紀，更進一步要求政府為人民謀福利，成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並且平等、民主與自由三者間，可歸納出「以民主達成自由，並以自由完成平等」的關係。 經過分析後，提出幾點對人權教育的建議：(1)釐清人權教育核心概念的意義；(2)涵蓋內在平等原則的人權教育；(3)學習並運用有效的民主議程；(4)諮詢相關專家的重要性；(5)視人權教育是民主社會的根基。如此才能使台灣人權教育的落實更為徹底。 /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aiwan, it is needed to make the meaning of human rights more clear. However, the value of human rights i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search for the construction on human rights education through democracy theory, especially by the view of Robert A. Dahl and Giovanni Sartori, to set u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t could be found out that equality, democracy and liberty are important concepts. After analyzing, we can discover that: (1) Equality is not equalitarianism but “intrinsic equality.” (2) Classical Greece is the source of “democracy”, but the democracy of nowadays is not totally the same to the classical one. (3) The thought of liberty comes from liberalism, and it i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eople from the invasions of the government. On the basis of Dahl and Sartori’s writings, democracy is the strategy to achieve liberty, and the liberty is the condition to achieve equality. At the e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made: (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quality, democracy and liberty are important. (2) “Intrinsic equality” must be taught in class. (3) The efficient agenda of democracy must be learned. (4) It is needed to consult the experts. (5) We should take human rights education as the base of the democratic society. These above could be helpful to human rights education in Taiwan.

在新國際貿易理論的討論中，強調政府應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以提升福利水準，然而這部份的探討大多忽略了廠商的逃漏稅行為。我們不禁要想，在加入廠商逃漏稅後，政府是否仍可扮演其主動積極之角色，採取稽查以降低廠商逃漏稅行為，或藉由調整關稅以降低廠商逃漏稅行為。本文建立一貿易模型，分別以簡單的廠商逃漏稅模型及政府查核的廠商逃漏稅模型做探討，研究結果發現，由於在逃漏稅經濟體系下，利潤稅制仍具有中立性，因此最適關稅決策不會改變；另外，由分析結果知，關稅的存在無法影響本國廠商逃漏稅行為，即貿易自由化無法改善地下經濟規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