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字：行政權、內閣制、總統制、半總統制、總統、行政院院長、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 「行政權」在任何政治體制的運作中，都是一個無法令人忽略的中心，對我國來說亦正是相同，尤其是在談最高行政權的歸屬。而在我國的憲法中，與行政權牽涉最深的，莫過於總統與行政院，所以我國「行政權」的中心，究竟是在總統抑或是行政院長，就是憲法研究者不曾中斷的探討議題。是故本文就是將從理論基礎－民主國家主要中央最高行政權歸屬類型、我國相關規定以及我國實際運作狀況來研究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歸屬的問題。 在理論基礎的探討上，本文發現實行總統制的國家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總統，也就是國家元首即最高行政首長；而實行議會內閣制的國家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內閣首相或總理，也就是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分由兩人擔任；至於實行半總統制的國家，是由總統及總理二者來共同分享行政權，惟權力關係劃分不清，彼此的權力消長，是隨著議會席次的變化而決定的，所以其中央最高行政權歸屬是未定的，換句話說，任何半總統制的憲法，必須以某種方式，建立國家元首總統與政府首長內閣總理的兩頭政治體制。 在我國相關規定的探討上，本文從孫中山原始想法以及相關憲法條文著手，本文發現：第一、孫中山的原始想法是較傾向於我國應為總統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應是歸屬於總統；第二、五五憲草的政治制度與美國式的純粹總統制仍有不同，但其精神是較傾向於總統制的政治制度應是沒有疑問的，因此是中央最高行政權屬於總統的類型；第三、從憲法本文來看，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屬於行政院長；第四、從臨時條款來看，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總統；第五、從增修條文來看，由於中央政府體制的若干變動，所以使得我國有法國第五共和「半總統制」取向，不過行政院院長是我國最高行政首長應還是確定的，畢竟最根本的憲法第五十三條並沒有任何變更；至於總統只會在所謂的大政方針上有其決策權，畢竟任何政策要落實還是得靠行政院來推行，而且責任政治仍是以行政院作為主角，因此這應該都是沒有疑問的。 在我國實際運作狀況的探討上，本文發現在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不論是動員戡亂時期或是增修條文時期，由於受到「以黨領政機制」這個關鍵性因素的影響，因此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幾乎部是歸屬於總統，除嚴家淦擔任總統、蔣經國先生擔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時期除外；至於在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由於陳水扁總統是完全以總統制下的實權總統在操作著各種施政作為，包括人事、公共政策皆然，所以這段時間以來，我們清楚地看到，我國中央最高行政權是歸屬於總統的。 為了避免因認知不同而導致我國憲法條文規範與實際運作有差距的情形繼續存在，本文最後建議將來不論我國體制究竟要走向何方，都應再修憲。而相較於總統制與內閣制，本文雖然也不否認半總統制有些問題存在，但卻認為是我國現在必須應繼續遵循的制度，畢竟這樣一方面可以滿足人民要求總統是由直選產生，並至少其有部分實權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可讓立法院可像內閣制下的國會較有揮灑的空間，而且這樣的架構基本上還是屬於責任政治的機制，是與我國憲法本文的精神相近，因此這是本文支持繼續沿用此制的主要理由；進一步來說，本文會在三種制度中，會支持我國應繼續採行半總統制的理由，更重要是因為其完全符合下列三項原則：1.中央最高行政權的歸屬基本精神應是有權有責，2.中央最高行政權的歸屬設計應將我國傳統政治文化內涵納入考量，3.孫中山與最高行政權歸屬之相關想法，我們也應將之列為未來體制設計的考量範疇。本文希望，立委諸公們在下次修憲時，能真正拋開個人及黨派私利，以為國家提供一個非因人或因黨設事、可以真正長治久安的制度來思考，在一旦通過施行後要完全尊重且服從，如此我國中央行政權歸屬將不會再出現理論與實際的巨大落差，而所有因之紛紛擾擾的事情亦將不再，這才是國家人民之福。

本論文是以「行政院組織法」修正過程之「個案分析」，配合「歷史面向」－民國76年至82年，以及「生態面向」－台灣政治環境變遷，歸納出修法過程中的重要因果連結關係。全文共分七章，分別簡述如下： 第一章導論旨在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整理與探討、以及研究方法與架構。 第二章先介紹台灣解除戒嚴後的政治環境變遷，包括以「重大事件」和「內閣更迭」為分期的不同階段描述。 第三章介紹民國76年以前的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之背景分析，其中分成憲法公布（民國36年）前後兩大階段，並簡略探討各階段中央行政組織架構變遷之原因。 第四章描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之第一階段（民國76年至79年），其中又以行政院研修小組研擬過程、行政院院會決議過程、立法院委員會審查過程、立法院院會審議過程等分成四段進程。 第五章描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之第二階段（民國79年至82年），分成停頓期、郝內閣時期、連內閣時期等三段進程。 第六章則結合第二章的政治環境變遷背景，和第四章、第五章行政院組織法修正的兩個大階段，綜合歸納在此修正過程中，其影響進程的因素分析；此章係筆者連結前述各章所作的全盤性研究成果。 第七章結論部分，除了總結發現與建議（包括行政院組織架構之個人芻議）外，並對未來發展作一些前瞻性的期望。

為了探討與分析長期以來存在，關於行政院高階政務官、事務官員調動的「普遍說」與「特殊說」爭議，並且探究哪些制度性、組織性因素，對於行政院的高階政務、事務官員更替，會有所影響。本研究嘗試在制度的代理人理論架構，以及相關理論預設之下，以一九八八年第一季到兩千零一十年第四季，時序橫跨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三位總統主政期間，包括行政院本部暨所屬三十二個部會的高階政務、事務官員，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的分析。 在本文的第一到第四章，我們分別說明了研究動機與背景、進行相關文獻回顧、探討研究理論，以及說明研究問題與模型。而在第五章則是分析、探討，台灣於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到一九九零年代中期，因為持續進行憲法增修條文的制訂，進而使得總統在憲法本文，以及憲法增修條文，所構成的憲政制度上，獲得了行政院高階行政官員的人事任免權。而且總統在取得了這個制度上的重要權力之後，行政院高階行政官員的任命、調動，就成為總統掌控行政體系的重要制度性工具，同時更是高階行政官員控制的重要手段。 此外，我們更進一步在第六章，分析了台灣從一九八零年代晚期，到兩千零一十年間，分別在不同階段，先後掌權的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等三位總統，對行政院高階行政官員，所採取以高階行政官員任命、調動，作為手段的控制模式，並且探討於第四章所提出的假設一、假設二、假設三，分別獲得實證資料支持的情況。至於第七章則是先透過總體資料的分析，探究假設四到假設十一，能否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同時更以部會為單位的季度別資料，建構縱橫資料的多元迴歸模型，用以分析哪些因素，對於行政院高階行政官員的更替，是有所影響的。 然而，在相關的實證分析之後，我們可以確切的認為，以往關於行政院高階行政官員控制上，所存在的「普遍說」與「特殊說」的爭論，是以普遍說可以獲得理論上，以及實證資料的支持。而就各種可能對於行政院的高階政務、事務官員更替，會有所影響的制度性、組織性因素而言，總統處在什麼樣的政治時機、面對哪些性質的部會，將會是關鍵。當總統必須更為重視行政體系的穩定，以及施政品質時，必然會選擇壓抑行政官員控制的強度。反之，當總統所面對的是，委託代理人難題疑慮的攀升，且有較大的空間容忍行政體系的不穩定時，那麼可以預期的是，大範圍、數量龐大的高階行政官員清洗，將會接踵而至。 最後，透過相關資料的分析，我們也發現了，在一次、二次政黨輪替，於西元兩千年到兩千零八年，相繼的發生，以及相應出現範圍廣泛、人數繁多，全面性高階行政官員清洗，也使台灣社會，在短期間之內，必須付出可觀的政治交易成本。這樣的情況，也使得台灣民眾的民主信念，是有所動搖，同時這也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是一個不容被忽視的隱憂。 / This reasearch offers an analysis of the long-standing discourse on transferal pattern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aiwan, with the focus on the much-debated “general theory” vs. “special theory” approach. We will look at the systemic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appointment, replacement, and transferal of both administrative and executive officers in the higher echelons of governmen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ime period from 1988 to 2010, employing a systematic agent framework in combination with related theoretical parameters to explore the concrete situation in the Executive Yuan and its 32 ministries, commissions, and other agencies under three consecutive administrations (i.e. presidents Lee Teng-hui, Chen Shui-bian, and Ma Ying-jeou). In the first four chapters, we will outline background and motive of this paper, give an overview of past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crutinize relevant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illustrate research problems and models. In the fifth chapter, we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eriod from the early to the mid-1990s, a time that saw repeated 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to the constitution that gave the president increasingly greater powers of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cabinet members. These powe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tools the president wields, allowing the nation’s leader to exert highly effective and immediate control over the Executive Yuan, in particular over its highest-ranking officials. In the sixth chapter, we will cover the entire period from the late 1980s to the 2010. During this time, three presidents were successively at the helm (Lee from 1988-2000, Chen from 2000-2008, Ma since 2008), and we will scrutinize the different appointment and transferal modes applied during their terms, in particular as regards their use as a tool of political control. In addition, we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first three hypotheses initially proposed in chapter four, and show if and how they are borne out by the data and facts assembled in this research. Chapter seven contain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ntire set of data to facilitate our discussion of hypotheses four to eleven as first proposed in chapter four,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se are supported by the empirical data. At the same time, we look at the quarterly figures from Executive Yuan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to create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 which will help us to analyze which specific factors influence the substitution and transferal of high-ranking officials. After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empirical data, we will find that of the two theories usually applied to the problem of systemic and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higher echelons of the executive, i.e.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al theory mentioned above, the general theory is in fact better supported by the relevant set of data. As for which particular systemic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may influence the replacement or substitution of high-ranking administrative and executive cabinet members, the crucial parameters affecting this question are the larger political climate that the president faces, as well as the type and political weight of the concerned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At times when administrative stability and quality are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s, the president will necessarily deemphasize his control over the executive and refrain from making too many personnel changes, while in times of political crisis, or when there is growing concern over the competence and suitability of his entrusted agents (i.e. leading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Yuan’s subdivisions) and thus more tolerance for change, one will almost always see large-scale cabinet reshuffles as the president attempts to flush out unfit or unwanted elements. Finally, an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data also shows that the two transitions of power Taiwan has seen in 2000 and 2008 respectively were—as a matter of course—accompanied by extensive personnel changes as numerous high-ran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were removed from office to make place for new faces. These far-reaching waves of “political purging” and complete reorganization of the cabinet within short periods of time have come at a considerable political cost for Taiwan’s society as a whole. This has somewhat shaken the population’s faith in democracy as a political system, and here lies a significant potential concer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democracy.

政府改造被定義為一種對公部門運作績效有系統的誘導改進作為，試圖以縮減政府規模及調整功能的方式，創造更具優勢的政府競爭能力，達成提升政府績效的目標。但希望藉由政府改造的推動來改善政府績效，必須是建立在個別員工對於工作均能充分投入的前提上。而改造過程多必須透過機關功能整合強化、單位的合併、裁撤、增設、分設、縮編、改隸、人員的移撥、擴編、精簡等政策工具來完成，這些工具的執行大多涉及了各項組織資源的重分配以及組織成員職涯規劃的變動，正是員工在變革過程中產生不確定感的主要來源。在政府部門的組織變革中，員工往往兼具改革執行者與改革接受者的雙重角色，當不確定感對於員工的工作行為造成負面影響，使員工在變革過程中不配合或消極面對時，提升機關績效的期望是否能一如預期般樂觀，答案似乎並非想當然爾。在此觀察下，本研究希望知道，組織變革的推動過程中，是什麼因素決定了組織成員對於變革的認知？組織成員對於變革的認知，如何影響組織成員的工作行為？對於機關績效提升的影響又為何？ 在文獻回顧方面，首先是對於組織變革的理論進行回顧，包括組織變革相關理論的內涵與演進、組織變革的驅動力量、組織進行變革的程序與內容、公共組織的設計與重整等。接下來是以本研究設定的變項及其間關係為基準，依次檢視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影響組織成員變革認知的形成與選擇的因素、工作行為、機關績效等文獻。整體而言，充分的文獻回顧，對於了解前人對相關議題的研究成果、建立後續研究正當性，或是在資料的分析與討論上，均帶來相當程度的幫助。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交代了如何進行研究，以回應研究初始設定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其內容包括本研究為何選擇以中央行政機關的組織改造推動歷程做為研究個案？本研究為何採取次級資料分析及深度訪談的方法做為研究資料蒐集方法？本研究運用的研究計畫問卷，如何進行設計、抽樣、施測及分析？如何進行深度訪談？ 在研究結果方面，本研究所設定的變項間關聯性假設，以下情形是獲得支持的。在「不同組織調整結果在各項組織變革認知上有顯著差異，且會對組織成員的變革認知產生影響」方面，不同組織調整結果在組織成員的工作保障、資源變動、資訊流通、變革預期四種變革認知上均產生顯著差異，且不同組織調整結果對於組織成員工作保障認知均產生影響，其中組織調整結果對於資訊流通認知是正面影響，對於工作保障、資源變動、變革預期三種變革認知則是負面影響。在「組織成員的背景，會對其變革認知產生影響」方面，教育程度愈高、公務年資愈長，對於工作保障的認知愈好；教育程度愈高，對於資源變動的認知愈好；官等愈高、擔任主管的人員，對於資訊流通的認知愈好；男性、年紀愈大者、對於變革預期的認知愈好。在「組織成員的變革認知會對其工作投入產生影響」方面， 組織成員對於資訊流通以及變革預期的認知愈好，對於工作就愈投入。而在「組織成員的變革認知會對機關績效產生影響」方面，組織成員對於資訊流通及變革預期的認知愈好，對於機關達成效率、效能目標的評價就愈高；而組織成員對於工作保障、資訊流通及變革預期的認知愈好，對於機關達成公平目標的評價就愈高。此外，從深度訪談的結果大致上可以發現，影響組織變革認知的因素除了本研究設定的組織調整結果與組織成員背景因素外，尚包括政治妥協情形及立法時程延宕的因素。而臺灣文官對於組織變革不認同時，其回應方式除了主動表示異議外，也會私下結合相關力量運作，更大部分的公務人員則是選擇默默順服。而在公務人員組織變革認知對於工作行為及機關績效的影響部分，發現政府對於減少公務人員不安的努力，其實無法激發公務人員在工作上更努力投入或認同機關績效的提升，過度妥協的結果甚至可能造成公務人員對於變革的目標無感，進而使變革的結果與原本的藍圖漸行漸遠。如果希望公務人員更努力投入工作並更認同組織變革的目標，除了減少抗拒外，還需要更積極因素的搭配，例如確實揭露正確的變革資訊，激發公務人員對於變革目標的認同，才能使公務人員在理解變革目標的情況下，自發性地投入於工作上。最後，本研究也從研究結論中，提出若干公共行政領域實務取向與學術取向的思考連結，並探討這些連結與研究結果間的重要關聯與啟發。

【研究緣起與問題】2003年春季，SARS在全球造成一陣轟動，同時也重創全球的經濟，如今SARS會不會再來？政府如何因應？政府如何監測疫情？如何防治疫情？如果SARS等新興及再浮現感染症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出現時，負責全國傳染病防治任務的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是如何作好全國傳染病防治工作呢？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之溝通，如何共同消除指責與誤會，發揮團隊精神，如何共同作好全國傳染病防疫任務，爭取公眾對政府之瞭解並加以支持，同時防止任何可能之攻擊，才是全民之福祉。故以「全國傳染病通報系統」的績效，其所仰賴之溝通通路之問題研究，是本研究的動機。了解「傳染病通報管理系統(WEB版)」最大的問題及新興傳染病（如SARS）防治通報的問題及「傳染病通報管理系統」最需要改進之的地方，是本研究的目的。 【研究方法與資料】本研究採取量化與質化並重的方法，以網路問卷方式的進行問卷調查，問卷對象為全國使用傳染病通報管理系統之相關人員，問卷問題內容的設計主要的型式含有開放式問卷（Open –Ended Question）、封閉式問卷（Close-Ended Question）及混合型問卷（Mixed Question）三種。同時以九十二年針對新興傳染病SARS期間為例，深度訪談當時任職於中央與地方負責傳染病防治權責具代表性者五位主管進行訪談，瞭解受訪者對新興傳染病如SARS防治的問題及「傳染病通報管理系統」最需要改進之的地方，以彌補問卷調查法無法深入瞭解到問題之缺點。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根據筆者初步研究經問卷的實證調查之後，從問卷分析資料顯示，使用者使用電腦的時間愈久，對以新版為溝通工具滿意度愈低；而愈瞭解通報系統的使用者，其以新版為溝通工具滿意度愈高，愈滿意新版改進之電腦網路溝通效果。顯示新版的通報系統在設計的操作介面與程序上，沒有人性化，作業內容繁多、需輸入的項目、資料太繁瑣、版面太繁瑣等，反而徒增使用者的困擾；而愈瞭解通報系統的使用者，其對新版的滿意度越高，表示對於使用者在操作上的教育訓練仍須加強，才能發揮新版通報系統的成效。 二、從敘述統計分析中發現： 受訪者對「訊息異動通知作業流程滿意」的使用滿意度的平均數最高，平均數為2.8095表示：較為滿意。「通報作業流程滿意嗎」的使用滿意度的平均數最低，平均數為2.3934，受訪者表示：較為滿意。以新版為溝通工具整體溝通滿意情形，平均數為2.558滿意。 三、開放式問卷分析資料顯示，花太多時間、速度太慢、網路的頻寬過窄又不穩定或無法登錄、作業內容繁多、作業流程問題、資訊管理問題及功能增添與建議等部分。 四、根據筆者初步研究深度訪談之後，彙整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的訪談核心二部分的問題與建議。 五、研究建議： 綜合問卷調查及深度訪談結果，提出政策層面、組織溝通層面、管理層面、實務操作層面等之建議。 【關鍵字】傳染病通報系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組織溝通、溝通通路、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 【Background and Issues】 In the spring of 2003, SARS outbreaks devastated the whole world; they also heavily damaged the world economy. Will SARS come back? How can governments manage it? How can government monitor the epidemics? How can we control the infection? When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SARS appear, how can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 organization in charge of national disease control, plan and execute measures for the control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to remove together blames and misunderstanding, to develop team spirit, to attain jointly the goal of disease control, to solicit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public to the government, and to prevent any likely attack are some of the considerations in improving the welfare of the public. The reason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rough the achievements thus far of the National Communicable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 issues involved in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major problems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e Web version), issues involved in the reporting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areas of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where improvement was most urgently needed. 【Method and Materials】 Both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were use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web to persons using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questionnaire contained open-end questions, closed-end questions and questions of mixed types. At the same time, to understand in depth areas not properly covered by th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five key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disease control at the time of the SARS outbreaks in 2003 at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levels were interviewed to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trol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SARS, and the improvement most urgently needed for the Communicable Disease Report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Results and Recommendations】 1.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showed that users became less satisfied with the new version communication means the longer they were in use of computers. Users who knew more about the use of the reporting system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new communication means, were at the same tim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of the improved version. These facts suggested that the new reporting system was less user-friendly in the designing of interface and procedures. The system required more work, more detailed inputs, and thus added additional burdens on the part of the users. The more the users understood the reporting system, their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indicating that, for the new version reporting system to function in full, training of the users in the use of the syste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2. From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average score of user satisfaction on the “information change reporting procedures” was as high as 2.8095, suggesting that the users were fairly satisfied. The satisfaction score on “reporting procedures” was the lowest at 2.3934.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score on the use of the new version as a communication means was 2.558. 3. Findings from the open-end questions gav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taking too much time, too slow, frequency of the web too narrow, unstable, and unable to load, too detailed, issues related to operational procedures, issue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dditional functions, etc. 4. By analysis of the in-depth interview, some issues were raised and recommendations made to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competent authorities. 5.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some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policies,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were made. 【Key Words】 Communicable Disease Reporting System, 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channels,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民國七十六年，行政院體認到行政院組織法修正的必要性，乃決議調調整 八部二會的體例限制。經研議結果，決定增設「衛生福利部」、「文化部 」、「農業部」及「勞工部」。其決議成立「文化部」的理由在於：我國 經濟建設雖業已締造奇蹟，唯文化建設仍呈偏枯失調現象。且由於現階段 文化建設工作，係由各相關機關辦理，事權分散，不相聯屬，難作整體規 劃，亟宜成立文化部，以專責成。文化部成立之後，地方文化行政機構料 將作相對的調整，以建構完善而健全的文化行政體系，唯目前在整個體系 架構、體例設計方面並未定論。筆者基於對文化行政運作與藝術欣賞、創 作的高度興趣，決定深入此一領域察訪探究，期能藉由本研究貢獻一己棉 薄之力，為我國未來文化行政體系規劃可行模式，以為參考。本研究採行 質的研究途徑，因此，在本文的研究流程與方法的設計上，率皆依循「質 的研究」有關的理論概念與原則。在研究架構方面，期望藉由以下各種因 素的考量，得致我國未來文化行政組織體系的建構：（一）組織理論的應 用：以期實務與理論的契合。（二）文化行政過去與現況分析：以期鑑往 知來。（三）外國案例的借鏡：以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效。（四 ）我國社會與文化環境探究：以期符合生態性的要求。由於考量層面廣泛 ，資料蒐集工作殊為繁複，因此在研究方法的採行上尤含及文獻分析法、 歷史研究法、深度訪談法、符號互動論、自然觀察法、及歸納分析法等。 藉由整個研究過程，筆者為我國未來文化行政體系的建構，歸納出三套可 行模式，並透過各個層面因素的比較分析，排列其優先順序，最終推定第 二方案為最優先考量。依該方案內容，筆者建議我國未來文化行政體系採 三級制型態為宜，即中央設置文化部、省設文化廳（處）（北、高二市設 文化局）、各縣市設文化局。同時直轄市立及各縣市立文化局，得於轄區 內籌設文化中心（名稱暫定），文化中心設置數量依區域均衡發展原則及 業務實際所需而定。

本論文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典藏的「外交部檔案」為主，輔以聯合國年鑑與相關聯合國專門機構的資料，首先整理出中華民國喪失各專門機構席位的時序與過程，接著探討中華民國政府是否有何事前的應對策略，並嘗試探究中華民國政府在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以後，面對專門機構席位問題的態度是否具彈性思維。 聯合國專門機構僅是一個代表性的名詞，本質上就是一個由各國政府代表組成的國際組織，一個國際組織與聯合國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簽署合作協定後，就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兩者之間互不隸屬，是屬於合作的關係，意即一個國家若喪失聯合國的席位，並不代表同時喪失專門機構的席位，需再由專門機構討論之。現今聯合國共有19個專門機構，1971年時則是擁有13個專門機構。 中華民國在1971年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前，在13個聯合國專門機構中，除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為觀察員外，其餘12個專門機構皆擁有會員國資格。而擁有會員國資格的專門機構中，除了4個金融性專門機構於1980年時才喪失席位，其餘8個專門機構則先後於1971年10月下旬至1972年5月下旬間陸續喪失席位，本研究探討的就是這一段時間。而由於資料與篇幅的限制，選擇世界衛生組織(WHO)、世界氣象組織(WMO)與國際電信聯盟(ITU)三個專門機構，深入探討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因應的過程。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道，聯合國大會396號決議案與2758號決議案與此議題息息相關，396號決議案決定了當一國政府的代表權發生爭議時，聯合國體系各組織應顧及聯合國大會的態度，而2758號則決定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歸屬。兩個決議案是專門機構處理中國席位問題的關鍵。而中華民國面對聯合國專門機構席位問題時，其態度是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加入，並不能以排除中華民國為前提，但席位問題的屬性卻是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延伸，也就是說，聯合國專門機構要處理的是機構內「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事實上，在那段時間，立場較親近中華民國的國家曾推動類似於「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提案，希望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於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中，只是中華民國政府卻未主動與這些國家合作，使得相關議案未獲通過。 本論文另外發掘當時介於行政院與外交部之間的決策單位，此單位是由當時的行政院政務委員葉公超主持，邀請行政院各部會首長成立的跨部會小組，名為光華小組，運作時間起於1971年11月下旬，至1972年5月底結束，旨在因應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後，所引發的後續外交鉅變效應，處理議題的內容亦包含專門機構的席位問題。 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席位議題，如同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只處理了「誰來代表中國」的問題，實際上台灣地位的議題並沒有被提及，留有彈性空間。而現今台灣的困局在於，要成為聯合國專門機構正式會員的條件必須是個國家，所以目前首要處理的，仍是國家定位的問題。從本研究中可知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會籍問題，本質就是中國代表權問題，如果使用中華民國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專門機構，無疑是抵觸1971年至1972年間各個專門機構的決議，這些決議已闡明「China」席位的歸屬，如此一來，其阻力只有更大而已。

近年來，國內金融問題層出不窮，陸續發生多起的金融弊案，皆有引發金融危機之可能。因此如何強化金融監理效能，建立金融市場之安定與秩序，實為金融革新的重要議題。 世界上多數國家的金融監理架構有單一監理機關與多數監理機關，甚至折衷於二者之方式。我國目前金融市場中因金融商品之區隔性降低、金融購併與金融集團之出現、效率監理原則、及因應WTO的加入考量，究竟如何調整金融監理架構以強化金融監理效能，實為當務之急。因此，政府希冀成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有效整合金融發展政策及監理事權，全面加速金融現代化工程，因應未來國際金融競爭趨勢。 而本文，以「論金融統合監理之架構」為題，試圖先對我國現行金融監理架構做一剖析；其次針對單一監理架構—以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澳洲金融監理總署（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韓國金融監理局（Financial Service Supervision）為介紹；在其次亦就多數監理架構為論述—以美國的金融監理架構為題；繼而對於我國未來金融監理架構—以現行的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為介紹；最後做一評析與建議。 / In the last decade, Taiwan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candals and a local financial crisis has almost emerged.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regulatory reform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reinstate the social confidence toward the financial markets. To cope with the entrance into WTO, the trend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it seems crucial for Taiwan to reconstruct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to promote the regulatory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Under such a scenario, the Government intends to establish a new regulatory agency, i.e.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Committee, to regulat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a consolidated approach. The main theme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the consolidation in financial regulatory structur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current financial regulatory mechanism in Taiwan is addressed and the potential inefficiency is identified. Secondly, some models of the single-regulator approach are examined, including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of UK, the 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ory Authority and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upervision of South Korea.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model,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 in the multiple-regulator approach, is also envisaged in the third place. Fourthly, the draft of Financial Regulatory Committee Bill of Taiwan is examined and the potential failures therein are explored. As poss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 in Taiwan, some conclusive remarks and suggestions are submitted in the final place.

由於生產技術日益精進，商品製造過程繁複，功能亦趨於複雜，導致商品潛在危險性昇高，加上產業結構多層化及行銷策略廣告化，以致責任體系模糊不清，而企業經營者更挾其鉅力萬鈞的經濟優勢，利用誇大不實的商業廣告，麻醉、鈍化消費者選購商品的能力，或因標示不實，欺騙、誤導消費者的認知，並產生種種危險，形成對於個人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上的威脅，造成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的糾紛。由於企業經營者不但擁有雄厚人力、財力及資訊優勢，加上今日的生產過程，多具有高度技術性與高度複雜性，經濟上弱勢的消費者在私法體系中，無論在事前消費資訊獲得或事後爭議救濟過程上，並未擁有對等的地位，一旦在消費過程中遭遇到健康上或財產上的損害，很難循傳統之民事法律規範獲得有效救濟，也因為不容易獲得法律上的救濟，使得消費者對於維護自己的權益遭遇到困難，而怨聲四起。 因此先進國家無不以立法、司法及行政措施，來保護消費者應有之權利，透過政府公權力，提供一個便捷的管道，讓消費者得加以諮詢或申訴所遭遇到的消費爭議。台灣在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公布實施後，在立法上已經形成一個制度化的消費者保護體系，其中最特殊的就是設立消費者保護官（以下簡稱消保官）制度，當消費爭議發生時，透過申訴、調解程序，幫助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協商，以維護消費者之基本權益。 依北歐國家的法律規定，保護官（Ombudsman）指保護一般市民免受政治或行政權濫用之害，並為其權利守護神之官吏而言。北歐四國，即瑞典、挪威、丹麥及芬蘭，均只有一位消保官，且均為政府所任命，獨立行使職權，積極介入調查影響市場交易習慣之案件，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對良好市場交易習慣之建立，貢獻良多。瑞典係第一個成立消保官之國家，距今已有近40年之歷史，其雖僅有一位，然其位高、權重、受人敬重，主導整個國家之消費者政策及市場交易習慣，且整個消費者總署均為其輔佐幕僚。反觀我國，消保官設立至今已逾12年，然有關消保官之法規，除消保法之外，僅有消保官任用及職掌辦法、消保官執行職務應行注意事項、指揮消保官行使職權要點，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不無疑義。而各地方政府消保官之設置單位並不一致，有設於府本部，有設於法規會或法制室，亦有設於主秘室、建設局、企劃室或行政室等，此不僅反應消保官之定位不明，且導致消保官有將無兵，影響消費者保護工作之推展。目前包括中央及地方已有44位，行政上不僅無輔佐之幕僚人員，且須受上級長官之指揮監督，與北歐各國實不可同日而語。誠然兩者之任用資格及職掌並不完全相同，但會造成此種結果，實與整個國家之制度設計有相當大之關係。 本論文將先就北歐四國消保官設置之沿革、地位、運作、管轄、申訴及權限等作一簡介，其後論述我國消保官制度，俾比較兩者之異同，分析其優劣，以作為改進我國制度之參考。消保官之設置，既係消保法立法特色之一，亦為能否充分發揮保護消費者功能之主要關鍵所在。自第一位消保官就任以來，至今已逾12年，究竟消保官之制度與當初之設計是否吻合？該制度究竟是否有存在之必要？又如有存在之必要，是否有未盡完善之處？又如有未盡完善之處，究應如何改善？為期能有全盤及深入瞭解，爰就我國現行消保官制度之相關問題予以探討，並試擬消保官制度未來應發展之方向。

本研究分析我國49家本國銀行、55家信用合作社、287家農會信用部及27家漁會信用部等四類金融機構之經營現況，並參照各國金融預警制度運作方式，選取適合的財務比率，運用SAS統計軟體及Z-score、Logistic等模型，分別找出造成各類金融機構經營失敗之顯著相關財務比率，評估各類金融機構之經營效率、失敗機率與模型之正確區別率，以建立預測金融機構失敗機率之預警模型。研究之樣本資料分別為：本國銀行49家、2001年第2季~2003年底共計11季25項財務比率，信用合作社55家、1998年底~2003年底共計21季26項財務比率，農會信用部287家1998年底~2003年底共計21季25項財務比率，漁會信用部27家1998年底~2003年底共計21季25項財務比率。 本研究之結論為： 一、彙整Z-Score模型對各類金融機構具有顯著性之財務變數，本國銀行有6項、信用合作社有7項、農會信用部有6項，漁會信用部有4項。 二、彙整Logistic模型對各類金融機構具有顯著性之財務變數，本國銀行、信用合作社各有6項，農會信用部有5項，漁會信用部有4項。 三、金融預警模型中，Logistic模型較Z-Score模型有較高的正確區別率。 / This research analyzes 49 domestic banks, 55 credit cooperative unions, 287 credit department of farmer associations and 27 credit department of fisherman associations above four ki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situation, and refers the operation ways of various countries financial early warning system, selects suitable financial ratios , utilizes SAS statistics software and Z-score, Logistic models, it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 of bankruptcy thus reveals finance of ratio the correlation, appraises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e defeat probability each ki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if the correct difference rate. It appraises each ki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nagement efficiency, defeats probability and correct difference rate. It establishes early warning model that forecast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ailure rate. The research model and period: used 49 domestic banks from 2001 in 2nd season to the end of 2003 total 11 seasons and 25 items of finance ratio、55 credit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from the end of 1998 to the end of 2003 total 21 seasons and 26 items of finance ratio、287 credit department of farmer associations and 27 credit department of fisherman associations from the end of 1998 to the end of 2003 total 21 seasons which used respectively 25 items of finance ratio.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 are: Firstly, it collects the entire Z-Score model to have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dicator to each ki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 domestic banks have 6 items, the credit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have 7 items, the credit department of farmer associations have 6 items, and the credit department of fisherman associations have 4 items. Secondly, it collects the entire Logistic model to have significant financial indicator to each kind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the domestic banks and the credit cooperative associations have 6 items respectively, the credit department of farmer associations have 5 items, and the credit department of fisherman associations have 4 items. Thirdly, in the financial early warning model, when comparing Z-Score with Logistic model , the latter appears to have a higher correct difference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