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0136号 / 法博第201号 / 新制||法||158(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山本 敬三, 教授 山本 豊, 教授 潮見 佳男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論文選擇以政府對產業活動之管制為研究領域。惟著眼於政府管制的多面向內容，因而必須處理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應對於管制行為在學理上的理由構成、演進及內涵加以審視；其次是在實證上以產業之實際狀況或問題加以對應時，相關之管制結構與管制行為能否發揮應有的成效或應為如何之改進？以及管制結構與管制行為間，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究竟如何調整契合？ 　　政府對產業活動之管制，沿革已久，發展至今，隨著時空背景與各類產業經濟活動發展的不同，運用的手段方法亦隨之改變。惟無論從管制性規範到競爭性規範的法制發展；抑或從管（regulation）－不管（de-regulation）－再管（re-regulation）的政策思維演變，在在都顯示了規範法制基本哲學的重要，此為應理解、認識的第一個問題。而每當政府展開任何管制行為時，在某程度上也會衝擊當時的法律體系，特別是在數種利益或目的同時交錯或整合，而使政策制定者徘徊、衡量。因此，對於規範法制在法體系下的定位及應為何種考量，將是本論文所欲處理的另一問題。 在國際化之潮流與資訊科技朝向整合的發展環境中，促進電信、電子媒介中之有線電視以及網際網路的健全發展，因時制宜導正管制之手段與方式，實乃迫切之課題。惟鑑於電信、電子媒介與網際網路等三種產業，就各別而言，其早已形成具跨學科特色之研究領域；且拜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之賜，該三種產業間互相整合所可能發生之市場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而不容輕忽。因此，如何再進一步地加以規制並兼顧市場秩序及公益，在可預見的將來，將是極具挑戰與複雜的課題。 　　本論文選擇以有線電視產業做為政府管制產業行為法規範的觀察、檢驗對象，主要處理在國際化及資訊科技朝向整合的發展環境中，為促進有線電視的健全發展，如何對傳統的命令管制方式加以改革，朝向以市場導向為主的管制方式並妥善顧及公共利益的增進，乃是在審視產業管制之理由後應再加以探討的任務。於此所涉及的將有市場結構的規制、事業間競爭行為的管制及事業對於消費者交易行為的管制等一連串問題。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介紹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與範圍。第二章管制論，首先從「有線電視市場之管制」研究所欲探尋的目標－－『管制』（regulation）談起，對於產業行為規範之法制加以介紹，自政府對於產業行為與產業發展加以介入之動機出發，探討所謂合目的性與正當性的理由構成，資以演繹歸納出對於產業行為規範－－即「管制」的定義。自縱剖面觀察，政府對產業行為之管制形態有市場結構的管制與事業競爭行為的管制兩個層次，前者著重於社會管制（social regulation） 所具有的制約；後者則側重於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所產生的機能。而從橫切面言，觀察政府對產業行為管制的發展歷程，其無可避免地皆會面臨兩個階段的挑戰與任務，一是隨著經濟高度發達與市場機能愈發健全，政府對於產業活動之介入是否仍有必要，或應加以撤除？此乃管制與競爭兩不同執法思維的衝突與調節，亦即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與再管制（re-regulation）的問題；二是當市場持續發展，競爭轉趨於激烈之時，公共利益如消費者保護如何並進落實的問題。 　　本文第三章選擇有線電視產業作為分析對象，對於整個有線電視產業在市場上之競爭狀況加以分析，以便瞭解有線電視系統之市場結構。即：當政府的管制行為實施於任何一個產業，無論在目的上或效果上，如何維護公共利益並促進競爭，將是最主要的考量之一，有線電視產業的發展亦是如此。故本文在第四章中擬就前述二章加以綜合觀察論述，從管制的理念與規範開始，依序檢討整個有線電視市場的結構與市場中個別業者的行為；驗證政府的管制手段或方法施行於有線電視此一個別產業時，其可行性或可能產生之問題；以及在比較法的觀察角度下，政府立於管制者之地位所實際採行的手段及面臨的問題點。 　　最後，本文擬分別從競爭法及消費者保護法的觀點，就先前各章節所述產業活動與政府管制在互動時所產生的問題點提出調和競爭與公益之可能的規範管制方向，同時兼能顧及消費者利益之維護，期使我國政府主管機關對於有線電視產業之經營管理、政策擬定與執行時，得為檢討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北市立國民中學自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的過程，瞭解其實施的現況，學校處理學生問題時所遭遇的困境，實施「零體罰」及「解除髮禁」所造成的衝擊，並提出改善策略與建議，俾供教育主管機關、學校行政與教師參考。 研究內容包含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等兩種方法。其中文獻分析的部分，首先探究輔導與管教之法規與適用及其內涵與救濟，然後以英、美為例，探究其他國家之輔導與管教辦法，對照我國過去在相關議題部分之研究文獻。至於深度訪談部分，則以教育主管單位及臺北市各型學校抽樣，選出與本研究問題之業務有直接相關的教育工作者共39人進行深入訪談，將訪談內容加以分析並提出建議。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 各校訂定本辦法時，均能夠遵循國民教育法、行政命令等相關法規，依法定程序與精神辦理。 二、 學校學生常發生之偏差行為可分為四類，包括：學習態度不佳、生活常規不良、違規行為、違法行為等四大類型。 三、 學校在實施本辦法時所面臨的困擾，主要來自：辦法本身的不週延、學生人格特質、家庭因素或學區環境影響、家長的態度、學校行政的效能、以及教師的專業知能等。 四、 「零體罰」政策部分，教育主管單位、校長、訓導人員、輔導人員、教師、家長等，角色職責不同，其看法分歧，亟待整合。 五、 「解除髮禁」政策部分，教師期待學生自律與自愛，能自我澄清髮禁的意義與價值，不要為追求外表的特色而迷失了自我。 六、 受訪者提出多項看法，針對不同困擾的因素，提供各種改進的意見與建議，以提供各相關業務人員參考使用。 /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rocess in which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develop individual “regulations of student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by teacher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xecution of those regulations, the predicament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ors might encounter when dealing with students’ problems, and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lifting of the ban on hairstyle,” at the same time propos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which may serve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teachers for future reference. This study adopts two approaches—the review of literature and an in-depth interview. In terms of literature review, we first examine current regulations of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also exploring their inherent compensatory mechanisms. Then, in the light of our studies on some cases of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methods in such western countries as Britain and the US, we re-examined research on relevant issues done by scholars in Taiwan in the past. And for the in-depth interview, we choose among education authorities and junior schools of all sizes in Taipei, and base our study on a sample of totally 39 educators directly related to our research question. An analysis of the result of the interviews is made, and suggestions offered accordingly.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In making the aforementioned regulations,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s are able to abide by the Statute of Civil Education and related governmental codes, executing such regulations within the confines of legality and justice. 2. Common deviant behaviors among junior high stud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4 major types—bad learning attitudes, awful daily routines, behavior against regulations, and behavior against the law. 3. The problems schools face when executing such regulations are mainly due to: the inadequacy of the regulation per se, the students’ personalitie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or learning environment, parents’ attitud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administrations, and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4. In terms of “zero corporal punishment,” there are separate roles to play for education administrators, principals, school discipline staff, school guidance staff, teachers, and parents, and their ideas about this policy differ greatly and need to be integrated. 5. As for he policies on lifting the ban on hairstyle, the teachers expect their students not only to exhibit self-discipline and self-respect, but also to appreciate the meanings and values of the ban on hairstyle instead of blindly seeking beautiful appearances while losing their selves. 6. The interviewees offer various viewpoints on how different kinds of problematic situations can be improved, thus providing related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with future references.

本文論述主旨主要圍繞著布特曼和高達美對「理解」的看法，尤其是對於理解的「歷史性」部分，到底他們兩人如何看待「歷史性」在理解上的地位，以及如何理解歷史文本，以高達美的話來說就是理解與歷史流傳物的關係。對於布特曼而言，理解所具有的「歷史性」是無庸置疑的，人作為歷史的存有必然受到歷史的影響，人唯有投入參與在歷史之中，才能理解歷史。本文為釐清這些觀念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乃採取一面介紹布特曼的新約詮釋學理論，一面以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理論來反省布特曼的理論之進路，希冀能找出更多新的觀點。正如高達美所言，透過不同的視域能夠有更多更不同的理解，就在布特曼、高達美與筆者三者之間的視域，期盼能夠有更多更好的理解出現。 論文的鋪陳如下： 第二章則是針對理解問題的起源進行討論，主要分成三部分，首先先從古典詮釋學著手，以施萊馬赫和狄爾泰（Wilhelm Dilthey）為主，論述古典詮釋學如何看待理解問題，又這樣的理解理論對布特曼與高達美的影響。第二、則是論述詮釋學的轉折，也就是詮釋學如何從認識論轉向存有論，主要的學者則是海德格，除了敘述海德格的存有詮釋學外，在這一小節也將討論海德格對此二人的影響，尤其是在「前理解結構」方面，可以說海德格的存有詮釋學成為他們兩人詮釋學共同的根基。第三、先後論述布特曼和高達美對於理解的看法，對於布特曼而言，主要是理解如何可能的議題，而在高達美部分則是「前理解」的問題。最後，筆者將比較布特曼和高達美對於「理解」問題看法的異同，在他們皆受海德格的影響之下，是否仍有相異之處。 論文第三章是處理歷史性的問題，到底他們兩人如何看待理解的歷史性，第一節以布特曼為主，論述他的歷史觀部分，以及他認為人在進行理解時與歷史的關係，又人如何理解歷史以及歷史文本。第二節則是討論高達美如何將理解的歷史性提升為詮釋學的原則，並以「傳統」、「權威」和「古典型」做為論述；此外也敘述高達美如何在理解的歷史性概念上發展出「實效歷史」的概念。最後比較兩人關於理解的歷史性看法上的差異，並且論述高達美與布特曼在客觀性與主觀性上的異同。 論文第四章將處理布特曼與高達美如何看待時間距離，以及如何處理時間距離。第一節簡述布特曼關於「解神話」的理論，到底布特曼如何解決時間距離所產生的問題，又這樣的方式真能處理時間所造成的差異嗎？後半節則是論述布特曼如何處理末世論的議題。第二節則轉向高達美對於時間距離的看法，以及他如何以「視域融合」的方式來消弭時間距離所產生的差異。第三節則是論述布特曼在「解神話」理論所遇及的問題，又這樣的問題該如何化解？ 最後，第五章結論的部分，筆者將整理前幾章所反省的論點，尤其著重於布特曼的核心理論，並論述當代學者對於布特曼所主張的理論之批判，最後再以高達美的觀點對於布特曼的主張做一反省。在最後結論的部分再以這些論點來反省當今的神學詮釋學，試圖將高達美的視欲融合概念應用於目前的神學詮釋學，並討論神學詮釋學與哲學詮釋學之間的異同，在這當中是否能有更多的對話與融合。

全球在90年代資訊革命及監管自由化(deregulation)的背景下，國際金融體系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各國紛紛進行一連串金融改革。如1997 年日本修改「獨占禁止法」與通過「解除控股公司設立禁止後之金融相關整備法」；1999 年11 月美國通過「金融服務業現代化法」(Financial Service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為代表，其目的不外是期望透過法令上的解除管制，使金融服務業朝向綜合化業務發展。 本文研究金融機構在追求大型化與多元化趨勢下，檢視以證券商為標的之併購案與主併者產生的財富效果(wealth effect)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影響財富效果的主要原因為何。研究樣本則是選擇日本金融市場由1998年至2007年間以證券商為標的之併購事件，研究結果發現： 一、當以證券商為標的併購案件宣告時，對主併者產生顯著的超額報酬。 二、當以證券商為標的併購案件宣告時，主併者為非銀行金融機構所產生的超額報酬會顯著於以銀行為主體者。 三、主併者成長潛力的大小與宣告併購所產生的超額報酬顯著正相關。 四、當以證券商為標的併購宣告時，主併者財務槓桿大小與宣告併購所產生的超額報酬為顯著負相關。 實證結果所代表市場對於資本化程度高、快速成長及非銀行機構在合併後產生的併購綜效最具有信心。最後，本研究也彙整一些相關建議，以供後續學者、企業以及政府機關做參考。

美國於1978年通過航空解除管制法案。此法案甫經宣佈，旋即在全球各地 風起雲湧，引發一股風潮。世界各國航空界皆唯美國馬首是瞻，紛紛採行 解除管制措施。為順應世界航空運輸業走向自由化之趨勢，我國亦於民國 七十六年實施放寬進入管制政策，亦即一般通稱的開放天空政策。然而， 我國的開放天空並未完全解除對民航業的管制，而僅止於放寬新業者的進 入，及允許業者增闢航線等管制措施而已。由於新業者加入競爭，打破國 內航空市場長久以來以中華、遠東為領導者，台灣、永興為跟隨者的寡占 局面，致使台灣地區的航空市場深受前所未有的劇烈衝擊，也使現有航空 業者面臨市場攻防戰之強大壓力。鑑於政府放寬進入管制政策的目的之一 ，乃希望藉由輔導新航空公司之設立，以提高服務品質，促進飛機汰舊換 新，使國人享有安全、快捷的航空運輸服務，故本研究之目的即在以數學 演繹法與統計分析法，深入探討解除管制政策對台灣民航業整體服務品質 之衝擊。經由理論與實證之分析，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台灣民航業於放寬 進入管制後，由於放寬進入所引發之需求與負載效果均為正，故廠商家數 之增加，將導致飛行班次增加，服務品質因而提升。因此，建議政府完全 解除進入管制，促使服務品質大幅提升，以嘉惠消費大眾。

訪問買賣之消費糾紛有逐年增加之趨勢，然而國內研究文獻卻相當稀少。本論文嘗試以較宏觀之角度，整理歸納學說理論及實務見解，並與外國法進行比較分析，藉以檢討現行法規範及提出修正建議。 第一章「緒論」：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在於探討實務上訪問買賣常見之糾紛類型，並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之體系，從定義、適用範圍、企業經營者之告知義務、消費者之解除權逐次展開，檢討現行法是否足以預防或解決問題？主管機關或司法判決對於訪問買賣有何發展性之見解？外國法制對於類似行銷方式之規範，是否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期本文之初步探討能拋磚引玉。 　　第二章「訪問買賣之規範」：介紹我國消費者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與範本、地方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等有關訪問買賣相關規範；外國法部分主要介紹與我國法制淵源較深之德國及日本相關規範，其餘主要國家法規範摘要則列為附錄。 　　第三章「訪問買賣定義及適用範圍之檢討」：由於消費者保護法對於訪問買賣之定義及適用範圍不夠清淅，具體個案是否可適用訪問買賣易形成爭議。就訪問買賣之定義：「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在消費者之住居所或其他場所從事銷售」而言，其簡短之文字並無法清楚勾勒那些情形符合訪問買賣。實務上常見業者主張其到宅銷售係先以電話聯繫，經過消費者事先同意，不屬「未經邀約」之情形，另有主張消費者成立契約係在展覽會場或業者之營業場所，故不屬訪問買賣。究竟何種行銷方式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所定義之「訪問買賣」？在法律定義曖昧不明之情況下，主管機關於函釋中所表示之見解及司法判決實務所承認之類型，即顯重要，故除了學說之外，本論文將實務見解納為主要觀察對象，並嘗試將觸角伸展至外國法規範，尋求解答。其次，在訪問買賣之適用主體上，金融商品結合訪問買賣之行銷方式為實務所常見，而多層次傳銷參加人亦有購買傳銷商品自用之情形，是否可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訪問買賣之規定？學說及實務見解存有極大之爭議，本論文就此爭點加以整理並提出解釋意見；在適用之客體上，外國法對於訪問買賣多有除外適用之標的，我國法並未有排除之規定，全國工業總會對此曾提出修正建議，是否應適當調整無條件解除權之適用客體，本論文嘗試從客觀之角度加以分析。 　　第四章「告知義務及解除權規範之檢討」：為保護消費者於訪問買賣過程中處於弱勢之地位，要求業者應盡買賣條件等資訊提供義務及賦予消費者猶豫期間以重新考量，為比較法上所常見，惟我國之規範內容與外國法相較，除了告知內容顯得不夠充分外，亦欠缺違反告知義務之法律效果，造成許多業者未遵守告知義務，而消費者亦不瞭解自己權利所衍生之糾紛；另外，有關契約解除後，雙方當事人如何回復原狀，亦屬實務上常見之爭議，依現行法制，雖可適用民法第259條等相關規定加以補充，惟若能針對訪問買賣之特性，考量作特別之規範，應較能定分止爭。 　　第五章「訪問買賣常見消費糾紛類型及實務發展」：經歸納司法院網站所公布最近10年（2000年至2009年）與訪問買賣相關之裁判，發現其契約標的以涉及教材及各類學習課程最多，其次為度假村會員權。此外，訪問買賣銷售人員於行銷時，經常對於資金不足之消費者宣稱可分期付款，惟實際上卻讓不知情之消費者簽下金融機構貸款申請書，一旦發生業者停業、倒閉之情形，消費者不但無法繼續受領商品或服務，反而成為金融機構訴追貸款之對象，形成大量「假分期 真貸款」之爭訟案件。本章針對上述三種消費糾紛類型，探討如何解決類似爭議。 　　第六章「法制上之建議－代結論」：現行法有關訪問買賣之規範難以符合時代之需求，非但學說存有爭議，主管機關之見解亦常瞹眛不明。實務判決依個案事實，或有引用外國立法例作為法理，依誠信原則調整企業經營者與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然檢討現行法規範，適當地修正或增訂，為釜底抽薪之道。本章綜整前面各章節之議題，就未來修法可思考之方向提出建議。 / The disputes over” door- to- door sales” are increasing year after year. However, the related dissertations are rare.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generalize theories and rules in order to review current laws and bring up some suggestions. The first chapter “preface” states about the motive and objective of this thesis which is aiming to find the dispute types. Meanwhil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rticle ord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from definition,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notification to rescission, review if current laws could prevent or resolve disputes. Furthermore, observe foreign legislation which is worth imitating. The second chapter ”the statute of door- to- door sales” which is introducing related national statutes and local ordinances； meanwhile, introducing German and Japanese codes, etc. The third chapter “review on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oor- to- door sales”： Since the legal definition “door- to- door sales means a sale completed through trader’s solicitation at the consumer's premises or other locations without any invitation” is not specific enough, there are lots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a） If a consumer shall be considered to have made an express request for a visit by the trader by reason only that the consumer consented to the visit by the trader after an initial contact at which the trader indicates expressly or by implication that the trader is willing to visit the consumer？ （b） If a consumer agreement that is concluded at the trader’s place of business or the trade fair could be considered “door- to- door sales”？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above-mentioned issues, who and what subjects are applicable to “door- to- door sales” articles in CPA is a question, too. If an investor or a participant in multi-level sales may apply to them？ If the supply of goods which, by reason of their nature, are liable to deteriorate or expire rapidly, or the supply of audio or video recordings or computer software which were unsealed by the consumer shall render the consumer the right of withdrawal？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analyze foregoing issues objectively. The fourth chapter” review on obligation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withdrawal of contract”： The consumer is often unprepared in contracts made at the doorstep;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e consumer a right of cancellation over a period of days and adequate information to enable him to understand the contract. However, the CPA is too simple to protect consumers when comparing with foreign laws. In case we could aim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oor- to- door sales” to regulate individually, the disputes would decrease. The fifth chapter” familiar disputes and legal opinion development”：To sum up the cases filed during last ten years, the most related contract subjects are learning materials including encyclopedias, language books or on-line lessons, etc.；The second is time-sharing membership which is usually tout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human vulnerability；Besides, “linked credit agreement” is also regularly seen. This chapter would make a study of how to resolve the similar problems. The sixth chapter “legal suggestions-instead of conclusion”：Domestic “door- to- door sales” statutes are not able to meet time steps. Not only is ther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ories, but the opinion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s not clear. Some court cases cited foreign laws as jurisprudence to revise the right or obligation between the trader and consumer； Nevertheless,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could overhaul the current statutes, the problem-solving methods may be found and established.

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灣早已自80年代逐步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工作：早在1983年政府就擴大存放款利差，1984年允許銀行根據其個別情況制定基本放款利率並放寬本國銀行設立分行的家數與條件。然而金融自由化最重大的里程碑則是在1989年7月財政部修訂銀行法，開放新銀行設立並解除利率管制，自此之後台灣才真正成為金融自由化的國家。 本研究針對1986年到2002年的本國銀行，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計算效率值，旨在探討台灣銀行業在開放新銀行設立前後的效率與生產力變動情形。不同於其他研究僅以年度為基礎來計算相對效率值，本研究使用「大邊界」的觀念建構出單一效率邊界，更能顯示出在一致的比較基礎上效率變動的趨勢。本研究的主要結果如下： 1.銀行業全體與開放前既存之舊銀行，在開放前的效率值均顯著大於開放後。至於開放後新舊銀行效率的比較，新銀行的整體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較高，舊銀行則在純技術效率上領先新銀行，但檢定結果僅有規模效率一項為顯著。 2.金控子銀行的效率值較非金控子銀行為高，顯示金控公司會挑選表現好的銀行作為合作夥伴。 3.在生產力分析部分，舊銀行開放後的總生產力仍小於開放前，儘管舊銀行在開放後的各項經營效率變動較開放前高，但因技術的大幅衰退以致整體生產力仍呈現衰退現象。顯示舊銀行雖然在效率上有所改善，但對於營運上的創新仍太過保守。 4.在Tobit迴歸分析的部分，股東權益報酬率、資產規模、流動準備率和效率值的關係為正向；分行家數、可控制費用、催收款比率和效率值的關係則為負向。 關鍵詞：銀行業、效率分析、資料包絡分析法、解除管制 / In order to joi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aiwan has been gradually liberating its banking industry since 1980s. In 1983 Taiwan augmented the interest difference between loans and savings in banking industry. In 1984 Taiwan allowed a bank to set its own basic interest rate of loans base on business difference and reduced the restriction of setting up the new branches. The biggest leap was in 1989, Taiwan passed the new banking law which deregulated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new law opened the market for the new entrants and abandoned the interest regul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deregulation of Taiwan’s banking industry. This research applie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approach to measure efficiency scores. The data include most of the domestic banks in Taiwan from 1986 to 2002. Unlike other research use yearly basis to measure relative efficiency difference,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single efficiency frontier, grand frontier, to measure the trends of efficiency changes.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s follows. 1.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full sample exhibit that the efficiency measures before deregulation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that of after deregulation. Although the new entrants exhibit higher efficiency scores in total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than incumbents after deregulation, however, only scale efficiency indicate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Incumbents exhibit a higher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than the new entrants after deregulation. 2. Banks that joined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exhibit higher efficient scores than those of do not join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3.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enotes a regress after deregulation. The major factor of productivity regress is due to technology decrease. However, the efficiency change of incumbent banks exhibit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after deregulation. The finding suggests that although the incumbent banks hav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efficiency, they are still too conservative in innovations. 4. The Tobit regression suggests that return on equity (ROE), total assets, and current-reserve rati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fficiency measures; however, the number of branches, controllable expenses, and bad debt rati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efficiency measures. Keywords: Bank industry, Efficiency analysi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regulation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746号 / 法博第177号 / 新制||法||151(附属図書館) / 31697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潮見 佳男, 教授 松岡 久和, 教授 橋本 佳幸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所謂的憲政實際是指所有國家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依其職權適用憲法規範所形成的具體現實發展。理論上，客觀規範與實際適用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然在經濟此一事物領域中，憲法規範與憲政實際間似乎有相當程度的緊張與斷裂。考量到定期改選、背負民意壓力的立法者最能感受、反應社會現實變化的發展，並著眼於釋憲權與立法權間長久存在的緊張關係，本文的重心將擺在立法者的經濟法規範上，換言之，本文欲處理的議題乃就經濟此一領域中，憲法規範與法律規範間產生的緊張關係。本來解決這緊張關係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透過修憲，修改不合時宜的憲法規範(若我們肯定經濟法規範所彰顯的價值較符合當代國人的需求) 。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規定，其程序顯較憲法本文更加繁雜、冗長，進一步地強化了我國憲法的剛性特質，欲透過修憲回應時代變革更顯困難，因此，本文遂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在釋憲者身上，期能透過憲法解釋舒緩、調和這緊張關係。本文擬從憲法變遷的觀點出發，探求憲法規範與法律規範間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將社會變遷納入憲法的考慮，使憲法具有自主的生命力，成為一「活的憲法」。另一方面，以憲法規範作為一國憲政發展的界線，使現實社會變革不致脫溢合憲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