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是大陸文革結束後，新時期崛起的作家，其作品以其質量之豐，在當代大陸文學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論文試圖勾勒王安憶小說作品的文學時代與社會背景，並藉助敘事學的相關理論分析王安憶在不同時期的作品裡所呈現的最主要的敘事特色。 王安憶早期小說主題與作者本人的文革經驗有相當大的關係。論文中借用Erik H. Erikson在《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的認同理論，探討具備「知青作家」身份的王安憶對於自身的文革記憶以及面向轉型社會的價值選擇。1980年代中期，大陸文學界興起的一股「文化尋根」風潮，王安憶也在此風潮中找到了日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尋根。到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體現了大陸社會的民間與中央統治集團之間所存在強烈矛盾與問題。文學╱小說的主體性問題在此時被提出，而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之後所發表的一系列「後設小說」，則使得小說在王安憶的文學世界中，得到了主體性的地位。90年代以後，以《長恨歌》為代表的一系列上海故事產生了豐富的內涵。此外由於王安憶的小說具有不同時期，對某一相同或相類的主題採取不同切入角度來加以書寫成篇的特點，因此她的小說往往隨著不同的時期而有不同的著重方向，例如：知青及農村題材小說曾分別在她80年代初以及90年代末出現，但早期的知青小說旨在描寫文革的傷痕，而90年代末的一系列知青與農村小說，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加上王安憶寫作風格的日益明顯，對於她的敘事風格的軌跡描述以及寫作的審美選擇，都是論文中釐清與討論的重點。

離散者是全球化社會中越來越多的族群，這些離散族群以高科技的器具與家鄉聯繫，更快地獲知家鄉的消息。但是，在這資訊無障礙的時代裡，鄉愁是否就會消失了呢？本研究從自身的經驗衍生，想探討什麼原因造成「鄉愁」的發生與消減。 在全球人口以及資訊迅速流動的時代，當資訊鄉愁可以輕易被克服後，目前的鄉愁到底呈現怎樣的面貌，是本研究想深入了解的課題。另外，本研究也希望瞭解全球化時代下離散的馬來西亞華人用何種情懷來看原鄉中國和家鄉馬來西亞，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馬來西亞華人這個身分。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馬來西亞華人的鄉愁為主軸，藉由文本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法，來找出科技在馬來西亞華人生活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本研究發現，地方型塑了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記憶以及想像，受訪者的鄉愁，是曾經生活過的地方。而社會的變遷造成不同時代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有不同的鄉愁投射對象，第一代以及第二代的馬來西亞華人會對中國存有血緣鄉愁或者文化鄉愁，但是第三代開始開始把馬來西亞視為自己的家，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時間與地理的距離不會影響馬來西亞華人的身分認同，但是會增加或改變他們的其他認同，例如文化認同。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時間與地理距確實會改變離散者與家鄉的關係，短時間的缺席可以有效地改善了人與家鄉的關係，但是長期的缺席，卻無可避免會帶來真實的疏離。科技的便利雖然讓溝通變多，但是卻無法改變真實世界中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現代科技在虛擬的網路空間製造了大家同在的「親密感」，打破了「親密」必須在場的舊觀念，但是這樣的親密感在長時間分離的狀態下還是會被瓦解。科技、離散、鄉愁與認同是四個相互影響的因素，改變了現代社會的鄉愁面貌。與其要消除距離，不如正視距離的價值。因為有了距離，衝突得以減少、情感得以加溫、鄉愁得以發生。

本論文在研究因為石門水庫興建而被迫遷村的一群泰雅原住民。水庫移民係以原居石門水庫淹沒區msbtunux(大嵙崁前山群)，是個相鄰多部落相鄰的泰雅人為研究對象社群，遷移前在有地域、族群、文化等多諸多共通性重認同基礎下，所產生的我群歸屬感與一體感，因而視為「社群」進行探討。這群移民為配合政府興建石門水庫之搬遷村政策，在一段長約三十餘年連續性的時間裡，前後共經歷三次遷移，並且分裂成不同的團體，在不同的空間中移動、適應環境改變；，研究發現，msbtunux泰雅社群文化發展，在遷移過程的各個時期之間，仍有延續性、連貫性與因果關係，不宜只單一切割出一個時期，或一個地區孤立地看。因此，傳統方法論上，以社群研究多固著於同一地域為條件的假設，對本研究案例並不成立，不僅如此，事實上仔細分辨，這期間社群存在的狀態，從「史」的角度敘述三次遷移過程看，在幾個不同時期內，社群性質、型態、範圍不斷有了改變，社群內部也有分裂成不同發展路線的現象，有的返山，有的是最後完全打散到平地各社區，成為個別家戶存在的狀態，部落集體共居的模式消失，但最終仍未失去其社群整體感。「認同」本身的變化與多層次是本移民社群值得深入觀察之處，正如謝繼昌指出的「文化的認同及族群的認同是多層次的」，「多層次」發展可用來描述這個社群的文化與認同狀態在這三十年間的變化，最初在msbtunux淹沒區的社群認同，是依賴血緣、族群性、共居地域所產生的「族群性認同」，遷移開始之後，由於受到連續三次遷移經驗影響，原來的族群性認同已由受迫經驗而強化，成為文化認同的基礎，是在原先較大範圍的族群性認同之下，具體分化為曾經共居在大潭二十多年，以「石秀坪」(日治時期所稱之「卡拉社」)象徵受迫群體「文化認同」的標誌，誠如謝繼昌綜合Astuti與Linnekin和Poyer的研究，人我區辨不一定來自祖嗣的關係，而可能來自做什麼、住在何處的共同經驗(謝繼昌2002：300)。 因此，本論文將這群，依性質區分為四個時期：賦予這些變化以未遷之前，由於是多部落分散在msbtunux區域範圍而稱「多部落分散性社群」、初遷大溪中庄新村時期的「多部落集中性社群」、續遷觀音鄉大潭新村時期的「裂解後多部落集中性社群」、以及大潭鎘污染公害之後住戶被強迫拆遷各自散居到城市不同角落的「二次裂解後多部落散處性社群」等。 本研究是以石門水庫淹沒區msbtunux泰雅人遷移史，探討社群經驗與文化變遷二個焦點主題。認為其中相當值得探究的是，因遷移而產生的受迫經驗與認同，以及與文化變遷之間的關係，由於遷移過程中，泰雅人察覺政府在遷移規劃及執行上似均有因「原住民」與生俱來的特殊身分，致配撥土地、安置地點、補償標準的處理上有民族身分上的出現「差別待遇」，導致經歷三次遷移，又因遷居之後經濟適應過程中，配撥耕地不適耕種，政府亦未輔導就業與轉作等，積累而遂產生集體的受迫意識經驗，惟隨著受迫經驗的累積，成員的集體感也隨著隨著經歷移住次數的不同增加，共同經歷的增多，而社群成員的集體感也產生內涵的強化，易言之，完整經過三次遷移，最後定居在大潭二十多年，二次最後裂解後散處性的社群，沒有共居地域的移民，集體感的經營較也返遷山的泰雅人更為迫切而顯著，我群意識也有更高的自覺，集體感最為深刻而顯著。 再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正因為遷移探討msbtunux社群泰雅人泰雅人面對淹沒與遷移的環境變動時，傳統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相互激盪、交融的變局下，激發了gaga展現自我調節、適應與創新的能力。散居成員之間，憑靠著gaga實踐的力量，強化人群網絡，推促進行各種人際互動，透過內在結構與運作與緊密聯結，例如透過婚喪喜慶、清明祭祖、殺豬活動，乃至葬禮發產生了的撿骨及興建納骨塔等異於傳統禮儀的重大變遷。這些都透露出清楚地觀察到，了從傳統中創新gaga，維繫msbtunux社群認同的力量。 從散處性社群在不同區域、不同社會情境下所實踐的gaga的變遷過程觀察，本研究發現gaga作為社會規範的本質，具有「容許變動與創新」、「實踐」、「共負罪責與分享賜福的集體性」、「罪與罰的可替代性」等特性，使gaga與時俱進，呈現廣袤的內涵。本研究也指出，為了保存家族完整、我群繁衍，gaga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具有跨越時空維繫家族的三個共通核心價值，分別是：不要遺棄老人(Laxi alah bnekis!)、不要忘了親友(Laxi yungi lpiumg)、不要忘了你的根(Laxi mungi buqin su!)。第一個「不要遺棄老人」充分展現utux信仰；第二個「不要忘了親友」，則是超越了親族血緣關係，發揮家族之間橫向聯繫的作用，凝聚我群的情感；第三個「不要忘了你的根」，具有縱向內聚家族的力量，同時依此觀念的實踐，自然會超越家族認同而產生民族認同。 在葬禮演變上，由於水庫遷移的環境的變動項影響，使得原本穩定而不易變化的文化系統，在與異文化交相滲透與交融，將外來文化元素，置入gaga的文化傳統，產生漢化的撿骨行為的劇變，行之多年後，在前述三個核心價值的作用下，更發展出「家族納骨塔」的興建，其後再經「文化傳播」過程的推動，逐漸影響未受水庫遷移影響的泰雅人，推促msbtunux葬禮的變遷的動力是源自於泰雅人的主動性。 推究這個區域葬禮的變遷係導源於是水庫遷村所衍生的現象，在眾多變遷中，葬禮的改變是直接導因於水庫興建，可以說是一個地區性的、特殊時空環境下的變異，但它也有可能是點的突破，經過長期傳播，而將全面地改變泰雅的喪葬文化，也可能只是地區性的文化突變，不構成全面性文化變異的可能，然而，這也將是日後探討文化變遷時，一個值得持續關注的問題與發展。 簡言之，從從本研究案例就石門水庫淹沒區msbtunux社群經驗的分析，往往可看出文化發展的軌跡，可以看出而文化變遷又常根源於社群經驗，或者說，社群經驗可以提供解釋文化變遷的脈絡，因此欲了解一個區域特殊的文化演變，不能不從具體的、個別的、特有的社群經驗來尋繹其發展過程。 關鍵詞：msbtunux、石秀坪、社群經驗、認同、文化變遷

在中共的歷史上，從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亦即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擊敗了「正統」馬克思主義倡導者王明之後，似乎中共開始走出蘇聯或傳統馬列主義的制約，逐漸展開中國式統治語言的建構，這箇中意涵究竟代表了什麼？本文將討論中共主政時期之下，中共民族主義論述中的文化角色變遷過程；從這些討論當中，試圖了解民族主義中的「文化」功用為何，人民對於中共的論述與政策建構又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並分析這種民族主義文化敘事建構對於中共政權的鞏固具有何種意義。

台灣是一個族群雜揉的社會，除了世居的原住民外，還包含了不同時期從中國大陸渡海而來的河洛人和客家人，以及1949年以後隨著政府播遷來台的新移民。因而，在彼此語言、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等方面都有著極大落差的情況下，更充分呈現與交織出現今台灣多元文化的樣貌。即便是外省人本身，在語言（方言）、祖籍、生活習慣、甚至遷台時間等方面，亦不盡相同。簡言之，外省族群本身也存在著多元的特性，過去一個「泛外省人」的框架已不足以說明與解釋整體台灣外省人的境況。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藉由中庄新村澳門移民的案例，來探討與說明在千里迢迢、離鄉背井移居台灣的歷史背景下，他們所承受的歷史記憶為何？在台灣的生活適應過程中，是否遭遇什麼困境？而這樣共同的移民經驗，又形塑出怎樣的族群互動模式及我群認同？因而筆者透過飲食習慣、語言使用與婚姻選擇等三個文化面向的描寫來檢視與思索澳門移民我群意識的表現。 本研究發現，儘管這群移民當初多半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在台落腳，甚至在壁壘分明的省籍情結、語言隔閡等因素作用下，過客心態極為鮮明；而中庄新村略顯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早期攜家帶眷式的遷移型態，使得當地不論是在飲食偏好、語言使用甚至在早期的婚姻取向上，都充分呈現了港澳舊有的文化色彩。以粵語為例，至今仍普遍存在於澳門移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儘管在學校教育與強勢主流文化的洗禮下，澳門移民早已選擇在此落地生根，甚至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世代上的鴻溝。但筆者仍認為其與一般外省樣貌有著極大的差異，因而不應將全體外省視為一個政治力影響下的單一群體，而應正視其內部的歧異性。

本研究從一位初任幼師的困境為起點，雖然接受過師培訓練，卻在正式進入職場後，對於擔任幼師一職的能力和專業感到質疑，個體歸究原因為自身專業知識不足，因而報考研究所，並認定問題得以輕易解決，直到訪談在學前教育領域已工作二十幾年的蘇老師，才開始思索幼師角色對於自身之意涵，同時意識到個體於專業認同上出現危機，至此展開探索之旅程！ 本研究採質化研究中的敘說方法，從個體幼年生活「故事」寫起、受教的經驗與感受、如何成為幼師的歷程，以及之後擔任「家園」裡的「母親」，透過書寫、行動和反思之不斷循環歷程，期望了解自身對幼師角色之體認與如何形構幼師之專業認同。 本研究整理出幼師個體之實踐智慧： 1.孩子基礎教育應透過正確的飲食習慣和運動養成勤勞之慣性，以健康身體為基礎，透過與人事物互動後反思、參解，提升人格與心性的平穩。 2.跳脫傳統教育迷思，重建健康之教育生態環境，也才有可能培育出身心健康的個人。 3.幼師專業認同形構之漸進循環模式：抉擇、磨合、蜜月、危機期。 4.影響幼師專業認同演化之因素，包括：母職外表、專業技能、教育活動意涵、職業角色價值與自我核心價值。符應倪鳴香研究的幼師職業認同三部曲，「塑形-堆砌-自我引導」由外而內之演進。 5.幼師專業認同演化歷程中，受到外在現實社會與理想上專業認定兩者的價值衝突，最終須回歸到幼師自身的個人核心價值導引。

近現代國家以教育作為塑造國族認同的手段之一，為普世常見的情況，台灣的近代教育體制肇始於日治時期，由國家所主導的國民教育也始於這個階段，戰後台灣由中華民國接收後展開另一階段的教育體制，雖然在教育制度上有所差異，但兩者都是由國家機器強力掌控教育。而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的首要目標在於去日本化、行中國化，主要手段之一便是透過教育來實施，戰後台灣在黨國體制的威權統治下，教育的特色包含黨化教育、軍國民教育以及民族精神教育，也就是學校教育的功能不只是傳遞知識與社會文化，更與國家機器的統治結合，用以塑造民族意識、凝聚對國家機器統治正當性的認同。 基於強人威權體制統治之下，教育政策和教科書制度皆由政府掌控，使台灣戒嚴時期的國中小教科書維持一貫的中國化教育，自五０到八０年代數十年之間的教科書是「既未換湯、也未換藥」，並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結構性的改變，國族建構在教育內容中亦占有一定的份量，這情況要到九０年代後期開始進行教育改革後，台灣的國族教育內容才逐漸轉變。本論文的目的在探究戰後台灣國民教育的教育內容中國家權力介入之痕跡，因此嘗試以涵蓋整個戒嚴時期國中小之國語文和社會類科教科書以及課程標準為分析對象，針對教科書內容進行量的與質的分析，佐以課程理論、教育權理論、課程社會學之研究視角切入探討以及批判戒嚴時期教科書內容及其分析之結果，除了釐清戒嚴時期台灣教科書中有關國族建構內容產生的時空背景及其歷史脈絡，亦嘗試呈現戒嚴時期實際的國族認同教育內容和其背後代表的意義。

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某一政黨的長期心理依附情感，是選民瞭解複雜政治世界的指引，並會影響選民的政治態度。以往選民政黨認同的測量大多是選後所進行的訪問，對於台灣選民在選舉活動頻繁且選舉過程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選民政黨認同是否會受到投票抉擇的影響而發生變動是較無法掌握。因此本研究試圖藉由短期選舉前後所測量的定群追蹤資料，來瞭解在選舉期間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是否穩定？並探討投票抉擇是否會對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有所影響？ 研究發現，在選舉期間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是屬穩定，隨著選舉時程的進展，選民政黨認同有逐漸強化的情形，將近有七成的選民在訪問期間皆維持穩定政黨認同，大約三成的選民在選舉期間中，至少改變過一次政黨認同。政黨認同不穩定發生變動的情形，中立無傾向選民為最主要變動來源。且在選舉過程政黨認同發生改變的選民中，有一半的選民其政黨認同會與投票對象相符，是反映當前的投票抉擇。關於投票抉擇對於選民政黨認同穩定與變遷的影響，我們發現，在維持政黨認同穩定方面，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選民，當其投票抉擇方向與所認同之政黨相一致時，其是較能維持政黨認同的穩定性，但若選前有明確政黨認同的選民，當其投票抉擇方向與所認同政黨不一致時，此時是較不容易維持原先政黨認同。在政黨認同變遷方面，選民政黨認同轉變的方向則是會投票抉擇方向一致。 本文僅以初探性的研究出發，期許透過本文的發現，使得相關研究學者能夠注重台灣選民政黨認同可能會受到短期因素影響，在選後所測量的政黨認同，其中可能包含了中立無傾向選民所反映出的投票意向，並非內心對於政黨的心理依附情感。

本文以台灣原住民族的姓名議題為中心，運用民族誌文獻、日治時代戶籍資料的解讀，以及原住民及政府相關行政單位訪談，出席內政部戶政司舉辦的「原住民更改為傳統姓名分區座談會」等材料交陳，來解析原住民姓名議題的來龍去脈，及其在文化認同、社會環境間的互動辯證關係。 　　全文約十八萬字，除緒論和結論之外，正文部份共分五章。在緒論中筆者檢討有關原住民族姓名議題的研究文獻後發現：從近百年來學界有關原住民族社會「姓名」的研究成果看來，原住民族的「姓名」只是做為社會組織、親屬關係研究範疇一環被記錄，散見於各論著，致使當「還我姓氏」變成台灣原住民社會的政治訴求時，內政部無法馬上找到相關的研究資料以供制定政策的參考。透過這些材料的再整理，將有助原住民各族利用，以幫助各族思考是否恢復傳統名制的問題及恢復傳統名制的方式。 　　正文第一章到第三章中，筆者運用貫時限的材料，先釐清原住民各族傳統的名制，再探討不同統治政權的姓名政策如何介入並影響原住民族社會，造成原住民族姓名觀念和傳統名制結構的變遷。原住民族的傳統名制有豐富的社會文化意涵，就名制的結構而言，原住民族與漢人不同，沒有姓名制度，有「親子聯名制」、「氏族名制」、「家名制」、「親從子名制」等不同的名制類型。就命名的法則而言，台灣的原住民族大多以龔用祖先名為多，創名較少，因而有傳統的名譜，深具民族的特色，並有群體識別的功能。過去台灣學界的研究成果中，留下部份各族的傳統名譜，並記錄一些名字的族語含意，這些資料應有助於原住民各族命名文化的再復振，或推廣讓台灣社會藉此更了解原住民族的命名文化。 　　清領時期，清政府把使用漢姓做為確認台灣平埔族向什的要件之一，對平埔族施行賜姓政策。賜姓政策的實施方式，常是以原語家名或氏族名音譯或意譯成漢字姓，或者賜與常用漢字姓，目前台南縣新化附近的新港社族裔，仍沿用所賜漢姓至今，這種賜姓政策造成平埔族的漢化。文中以岸里社的巴宰族人為例，從被清廷賜姓，到完全接受漢人「同姓不婚」的觀念，前後是七代，時間約是一百四十年。因此，原住民族在考慮是否選用漢字音譯這種方式來拼寫名字時，需正視這段經驗。日本治台五十年間，先對原住民族進行戶口登記，晉察的戶籍登錄讓原住民族的名字全面文字化。筆者運用日治時期的戶籍簿資料，詳細分析當時原住民族改用日本姓名的情況。其實日治末期的全面改日本姓名，因時間短暫，對原住民族社會影響不大。但卻因名字上「皇民化」的鐵證，使得台灣光復後不久，國民政府以「反皇民化」的理由建立「改漢姓漢名」的正當性，而全面將原住民族改為漢姓漢名。以歷史脈絡較清楚的賽夏族為例說明，呈現清領時期、日治時期、國府時期的不同姓名政策介入原住民社會的過程與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清領時期對賽夏族採以氏族名音譯的賜漢姓方法，到日治時期日本習察結合漢姓及傳統的名制，創下「姓．己名．父名」的名字登記方式，是罕見的創意，但日治末期卻因全面皇民化而改日本姓名，從戶籍簿的實例可見大隘（新竹五峰鄉）、南庄（苗栗南庄鄉）、永興（苗栗獅潭鄉）三地改日本姓名，及改漢姓漢名時，統治政權的姓名政策末以民族為單位做決策，而導致混亂。相較之下，日治時期鄒族社會對照氏族組織，取用日本姓氏，國府時期改漢姓漢名時也沿用此模式，因為氏族組織保留，改漢姓漢名並未造成鄒族社會亂倫的問題，因而「還我姓氏」的訴求在當地所獲得的回應不大。綜合第二章所討論的歷代統治政權對台灣原住民族各族的姓名政策，可知各族和各部落面臨的問題有別。其中清領時期賽夏族及日治時期鄒族的改姓名的模式，可供原住民各族及政府參考。也就是說，原住民族考慮恢復原名時，可找尋一些對民族整體有利的因子，進行傳統名制的更新，使名制能銜接傳統又能適應現代社會，利用目前可恢復原名的機會，使傳統名制朝向永續性的變遷。 　　第四章論及原住民族的傳統名制除了上述政權力量的介入外，民國50年(1960)後，因為社會經濟情況的變化，人口大量外流，部落社會面臨解組，傳統名制面臨文字化的難題，反覆龔用祖名造成同名的人太多無法明確識別，及認同的心理障礙等困境，而漸漸被漢式姓名所取代。但民國73年(1984)隨著原權會的成立，「還我姓氏」訴求的提出，「姓名條例修正案」在議體制的發展，原住民的姓名議題漸漸轉為「命名權的追求」，原運份子在「名片的表達」、「選舉時族名的訴求」、「戶口登記的抗爭」、「長老教會的行動實踐，接納牧者、信徒使用傳統姓名」、及「書寫的抗議」等，終於使得台灣的民間社會漸漸接受有別於漢姓漢名的名字。政府部門也以「修族譜」和「姓名條例修正案」來做回應，但第一階段的修族譜過程，仍以漢姓漢名為主，無法滿足原住民社會的需求，這足為政府行政部門處理「姓名條例修正案」完成立法後的前車之鑑，恢復原名的實施，必需兼顧前瞻性及原住民族主體性，才不會因政策設計不周，而浪費人民公帑。最後第五章從原住民社會的名片使用情況，檢視當前認同情境下的原住民族傳統名制如何再現與再生，從名片的多名並置的現象，名片書寫符號的多樣選擇，可知原住民社會對自我的名字有很嚴重的焦慮。分析「原住民更改為傳統姓名分區座談會」中各族表達的對恢復原名與否的意見，可發現各族族人對傳統名制的認知狀況、現階段名制的問題、姓名與文化認同狀況、考慮使用原名與否的實質利害考量等方面的實貌。 　　本研究發現，拋棄漢名，使用原名的行動並沒有成為原住民共同體認同的象徵。此乃因為原權會成立時，即創造一個共同的自稱「原住民」當成認同的象徵符號，因此原住民運動的共同體塑造過程中「打倒吳鳳的傳說」、「還我土地」這些行動訴求，喚起共同體的凝聚感，「還我姓氏」是從原住民族的歷史解釋過程中，找到的共同被宰制的經驗，經過再詮釋後扮演凝聚原住民共同體的力量。但「還我姓氏」的訴求，卻被原住民族人內化的漢人姓氏的價值觀瓦解，被政府部門以修族譜的消除社會亂倫問題的途徑解決，原權運動後來在姓名議題上的發揮，就傾向認同理論中的 「根本賦與論」的走向，透過對傳統姓名的再認同出發，進行文化重構，原運的領導者並無藉此主張新的共同體利益追求的現象。本論文完成一個月後，八十四年一月立法院通過姓名條例修正案，原住民族可依各族傳統名制命名，政府明快的通過法案值得高與，但本研究對過去政權姓名政策的檢討及各族在外力介入下的傳統名制變遷實況，以及如何考量民族整體來恢復（或創新）原住民族傳統名制的建議仍值得深思。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關係」的角度，團體（同一團體）偏私(In-Group Bias)行為上的表現，區別西方學者以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來作為解釋同一行為之內在機制的不同。 　　在西方學者以社會認同理論解釋內團體偏私行為基於社會心理學所具有的文化及地域性的特徵，以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中國人此一現象的普遍性原則頗令人懷疑。所以研究者從中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關係」角度出發，藉此闡釋「關係」對中國人內團體偏私行為可能的影響。 　　在研究一中，研究者認為純粹以西方的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中國人的內團體偏私行為是不足的；其次，欲證實中國人的團體是建築在「自家人」的觀念上。研究者透過熟人與否及團體類別兩個變項的相互組，設計成四組受試者參與研究。從來自於政治大學的學生，所得到的結果發現，受試者對熟人有較大的偏私行為出現；以及對內團體成員亦出現偏私行為，結果支持研究者的假設，中國人的偏私現象除以社會類別化歷程解釋外，「有熟人關係」的偏私原因也必須考慮。而研究二中，則以情境故事的方法，將大學生受試分成二組實驗組，與一組控制組參與研究。透過變異數分析的統計程序，以證實研究一所得結果的真偽。同時，讓受試者從分配者、旁觀者及被分配者的身份去回答問卷上的問題，以了解受試者在這三種角色下的分配行為。結果發現與研究一有一致性的結論，即內團體偏私與熟人偏私的現象同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