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目的是欲探討青少年處理認同議題的方式（即訊息取向、規範取向、散漫-逃避取向等三種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青少年採用之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為何？過去的研究未能獲得一致的結論。本研究認為主要的理由有二：一是測量工具的問題，過去常被研究者採用的測量工具—認同風格量表，僅能測得個體對於認同策略的「偏好」，而忽略了在不同的認同範疇下，青少年可能會採用不同的認同策略，進而影響認同策略與適應的關係；一是理論觀點的問題，過去這方面的研究多是從西方文化的角度切入，而未考量文化差異之影響。這兩點理由反映出，並非某一種認同策略必然對應於特定的適應結果，而是受到「脈絡」的影響。為此，本研究首先界定出青少年階段較為重要的兩種認同範疇：學習範疇與日常活動範疇，並將三種認同策略放在此兩種特定的認同範疇下，以編製新的測量工具—青少年認同策略量表；進而探討在台灣社會文化下，不同認同範疇之認同策略與青少年適應問題之關係。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青少年的個別差異（包括性別差異與發展階段之不同）如何調節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 本研究選取946位台北地區的國、高中在學生為研究受試，以自陳量表的方式填答背景資料、青少年認同策略量表，與青少年自陳量表（含內、外化問題行為）。男女人數分別為487與459人；國、高中生人數分別為456與490人。研究結果顯示，就整體青少年而言，隨著脈絡之不同，三種認同策略與青少年適應問題之關聯也有所不同。不同於西方文化強調訊息取向的適應價值，在台灣社會文化下，規範取向較有利於青少年適應，訊息取向次之，散漫-逃避取向則不利於青少年適應。認同範疇的不同決定了訊息取向對於適應的影響方向：學習範疇的訊息取向可些微降低適應問題，日常活動範疇的訊息取向則增加適應問題。 青少年在性別與發展階段的異質性則調節了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在性別方面，無論男女，規範取向皆可降低受試的適應問題，散漫-逃避取向則增加適應問題；但只有對男生而言，訊息取向才會顯著影響其適應問題。在發展階段方面，對國中生來說，只有學習範疇的規範取向與散漫-逃避取向影響其適應問題，日常活動範疇的認同策略並不具有影響力。在高中階段，兩種認同範疇的認同策略皆對於適應問題有影響，訊息取向對於適應問題的影響力到高中階段才被凸顯。 本研究結果說明了，有關認青少年同策略之使用與適應問題之關係，需放在脈絡下來探討；不同脈絡下，認同策略可能帶來不同的適應結果。而在特定脈絡下，青少年的個別差異則可調節認同策略與適應問題之關係。根據研究結果，我們進一步從研究者與實務者的角度來討論三種認同策略對於青少年之功能。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ys in which adolescents approach identity issues (i.e. the three identity strategies: information-oriented, norm-oriented, a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olescents adjustment problems has not been consistently replicated. Two reasons were considered: one was the limit of the Identity Style Inventory (ISI), which was extensively used to measure identity strategies. However, ISI could only measure the individuals’ “preference” of specific identity strategy, it ignored that people may use different identity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other reason was the limit of theoretical view. In the past, such research issue was executed by the Western researchers; they didn’t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culture differences. Our assumption was that one specific identity strategy will not necessary bring a specific adjustment outcome, but be influenced by “contexts”. For testing this assumption, we first identified two important identity domains in adolescence: learning domain and life-activity domain. Then, the new measurement tool named the Identity Strategy Inventory for Adolescence (ISI-A) was developed which measure three identity strategies in the two identity domains. Then, we used ISI-A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Taiwan. Furthermore, we explore how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ender difference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olescent’s adjustment problems. 946 students (487 males, 456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were recruited. All students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person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ISI-A, and Youth Self-Report Checklist (YSR) which measured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ntext.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considered the beneficial identity strategy in Western culture, but we found norm-oriented was more beneficial to adolescents’ adjustment than information-oriented. Like the findings in Western culture, we fou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was detrimental to adolescents’ adjustment. Different identity domains determine the values of information-oriented. In learning domain,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somewhat beneficial to adjustment, but in life-activity domain,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detrimental to adjustment. Gender differences and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adolescenc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the two identity domains, norm-oriented reduce a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increase adolescents’ adjustment problems across different genders, but information-oriented influence only male’s adjustment problems. For junior high school’s students, adjustment problem was influenced by norm- and diffuse/avoidant-oriented in learning domain, but wasn’t by any identity strategies in life-activity domain.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students, however, identity strategies in the two identity domains have effect on adjustment problems. Furthermore, the influence of information-oriented was highlighted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t’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in “contexts”. A specific identity strategy brings to different adjustment outcomes in different context. In a specific contex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ce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 proble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further discussed the three identity strategies’ func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earcher and practitioner.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一）建立並驗證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認同及角色踐行之間的模式，（二）探討影響幼稚園教師之教學角色認同或角色踐行社會化之因素。 針對上述二項目的，自編『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量表』，由社會期望之95項教學角色行為所組成，以360位74至78年之九所師院幼教師資科畢業之現職幼教教師之評量角色行為難易結果作因素分析，得到五項教學角色變項，再由80學年度考進市立師院幼教系進修部之現職幼教教師160人作每一變項之因素分析，得到每一變項之兩個因素為評量指標，以十個評量指標組成『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量表』，進行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認同及踐行的研究。 研究樣本為655位現職幼稚園教師，一方面取樣自台北市公私立幼稚園，一方面取樣自各師院幼教系之高職幼保學分班中之任教幼稚園者，先以LISREL統計驗證教學角色認同影響教學角色認同及角色踐行之相關、變異數差異及區別分析的結果。以研究結果解釋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社會化過程。本研究結論如下： 壹、由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教學角色的五個變項：教學設計、教學準備、教學實施、教學評量、幼兒輔導。再由探索性因素分析來尋找每一變項之兩項因素，作為每一變項之評量指標：教學設計包括『活動選擇』及『活動組織』，教學準備包括『環境佈置』及『教材教具準備』教學實施包括『教學技巧實施』及『教學領域實施』，教學評量包括『實際評量』及『應用評量』，幼兒輔導包括『關係建立』及『瞭解幼兒』。 貳、以平均來看，本研究樣本認同這些教學角色變項是相當重要的，『應用評量』的踐行有點困難，其餘教學角色變項的踐行則都還很容易。 參、教學角色認同影響教學角色踐行的模式獲統計結果支持。 肆、依據前研究推論所建立之『幼稚園教學角色踐行模式』獲統計結果支持：教學設計角色的難易程度影響教學準備的難易程度，教學準備角色的難易程度影響教學實施的難易程度，教學實施的難易程度影響幼兒輔導的難易程度，幼兒輔導的難易度程度影響教學評量的難易程度，教學評量的難易度影響教學設計的難易程度。 伍、角色踐行對角色認同的影響是透過社會化的心理建構過程，卻是間接的影響關係，本研究以『幼稚園教學角色踐行模式』為角色踐行所建構的認同體。 陸、相關分析結果：學歷、年資、師生比率、進修機會對教師角色的認同及踐行之二十個指標之相關多少都有達顯著的指標，以與年資達顯著相關的指標最多，與學歷達顯著相關的指標最少：而在達顯著相關的指標數，以角色踐行的指標多於角色認同的指標。 柒、區別分析結果：生涯發展階段不僅在教學角色認同有其區別，在教學角色踐行也有其區別，依生涯發展階段由新教進師至諮詢教師，愈來愈認同也愈來愈容易；任教前五年間雖在角色認同沒有區別，可說是同一認同階段，但在角色踐行則依年資有進步：高師生比率也會造成教師角色之認同較低及角色踐行較難。 至於不同師資培育別教師教學角色認同及踐行在引道學習及關係建立上有所區別：高職幼保傾向於關係建立的角色，幼專傾向於引導學習的角色。任教園別之教學角色認同及踐行之區別則在環境佈置角色認同及踐行，私立幼稚傾向於其他教材準備及領域教學等角色的認同及踐行。 捌、關係建立及教學評量的認同在年資及生涯發展階段中都未改變，所以非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認同之社會化的重要原因。其他教學角色變項之認同雖隨年資而認同漸增，但在前五年的教學年資未改變，在生涯發展階段間才有改變：資深教師（任教第五至十年）環境佈置角色認同程度最高，諮詢教師（任教十一年以後）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之認同程度最高，至於教材教具準備、教學領域實施、瞭解幼兒等角色認同依年資而漸增。 玖、活動選擇、活動組織、環境佈置、教材教具準備、教學技巧實施、教學領域實施、實際評量、應用評量、瞭解幼兒九項指標之角色踐行因年資而愈來愈容易，關係建立則不因年資而愈來愈容易。在任教年資前五年間，活動組織、環境佈置、教學技巧實施、瞭解幼兒之角色踐行容易度就有進步，除關係建立外，各教學指標踐行容易度都有依年資而進步的現象。 拾、本研究提出之幼稚園教學角色社會化過程模式大部份已為本研究所支持或找出影響因素：本研究之教學角色變項、評量指標及項目就是社會期望之幼稚園教師教學角色，在新進教師已經有相當的認同，教學角色的認同會影響教學角色的踐行，而教學角色的認同及踐行也受社會化的因素所影響，如師資培育別、任教年資別、生涯發展階段、進修機會、任教園別、師生比率別等，然而任教年教前五年並未改變角色認同，但改變角色踐行。由教學角色行為難易所建構之角色認同體即『教師教學角色踐行模式』，此模式也受本研究樣本所支持，可見是合理的模式，可提供師資培育實習生或新進教學師教學時之參考架構，促進教學行為省思、評估或建議認同體的參考。本研究結果發現教學角色認同生涯發展階段而影響，表示角色認同經長時間的經驗累積仍有轉移的情形。 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的建議如下： 壹、對幼稚園教學的建議 一、鼓勵教師辨認其個人之教學踐行模式，以確定其教學行為對幼兒學習的意義。 二、教學設計、教學準備、教學實施、教學評量及幼兒輔導可為提供幼稚園教師在思索其教學踐行模式的五個參考變項。 三、以本研究之教學角色踐行模式可為新進教師教學時思考的參考。 貳、對幼稚園教師專業成長的建議 一、促進幼稚園教師的在職業進修以增加專業認同。 二、建立幼稚園帶班老師的晉級制度及教學諮詢制度。 參、對幼稚園師資培育的建議 一、加強培養師範生概念架構形成的能力。 二、協助師範生獲得課程及教學的知識、自我瞭解及教師生涯成長的知識，以增加其教學工作之省思能力。 三、加強實習生在活動組織、環境佈置、教學技巧實施、瞭解幼兒之經驗。 肆、對幼稚園教學研究的建議 一、重視幼稚園教學之中幼兒學習心理學基礎的研究。 二、研究幼稚園教育理念與教學實際之關係，以確定教育理念是否被切實實拖。 三、研究生涯發展階段中教師角色認同的轉移。 四、研究教學評量的理論與實務

本文共一冊，計七萬字。內容分導論、本論與結論。 導論部分將介紹斐路生的生平與研究經歷、思想背景和研究重點及著作。本論分五章 ：第一章為心理、文化研究法與個案研究，乃對斐路生政治理論做方法論層次之分析 ，第二章為政治發展過程中的認同危機，乃以緬甸為個案進行理論層次之探計；第三 章為政治發展過程中的合法性危機，乃以中國為個案進行理論層次之探討；第四章為 過渡社會中民主政治之建立，乃分析過渡社會中的民主政治建立之可能、困難和策略 ；第五章為斐路生政治理論的評估，乃對斐路生政治理論之效用及限制加以評估。最 後為結論，乃對本文各章做扼要之總結。

本研究的主要探討兩個主題：第一，「階級」與「投票」的關係為何？ 這個主題可以從「階級投票」與「階級重組」的角度切入；第二，「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為何？我們首先分析「階級」與其它政治分歧之間的關聯，並探討在控制其它政治分歧的影響力以後，「階級」對於投票行為是否有顯著的影響力。本研究檢視從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開始、以迄2001年政黨輪替後的首次國會改選，期間歷經四次立委選舉及兩次總統選舉，藉由調查研究資料的分析，針對以上問題尋求解答。 本文參考Erikson -Goldthorpe的階級分類模型，依照受訪者的職業，劃分為五個階級，包括：服務階級、白領職工、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以及勞工階級，採用跨時期研究的方式，分析1992到2001年期間不同階級的選民在投票取向上的差異、及其變遷與持續。此外，本文也分析「階級」與台灣主要政治分歧因素之間的關聯，包括省籍、區域、教育程度及統獨立場等；並採用二元對數成敗比模型，探討在控制其它變數的情況下，這些政治分歧變數對於政黨偏好是否仍有顯著的影響，藉以探討「階級」在政治上的實質影響力為何。 本文的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其他階級，服務階級與白領職工支持泛藍政黨的比例相對偏高，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支持泛綠政黨的比例相對偏高，而農民階級在2000年以前比較偏向支持泛藍政黨、2001年以後則偏向支持泛綠政黨。此外，從「階級重組」的角度來看，2000年的總統選舉是一次關鍵性的選舉，泛藍政黨不再掌握各個階級的選票優勢，小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支持泛綠的比例已經超越泛藍，而農民階級也在2001年立委選舉轉向支持泛綠政黨；整體而言，台灣的「階級重組」是一個漸進式重組，而「階級重組」也隨著政黨輪替而發生，可見在台灣政黨重組的過程中，「階級」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也發現：「階級」與省籍、地域、教育程度以及統獨立場等政治分歧因素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性；另外，在控制其它變數的影響力以後，「階級」在1995、1996與1998年選舉當中並未顯著影響選民的政黨認同，可見這段期間的「階級投票」是其他因素造成的，而非階級因素的作用。然而，在1992、2000及2001年的選舉當中，即使控制其它變數的影響力，「階級」對於政黨認同仍有顯著的影響力；由此可見，2000年的總統選舉之後，階級因素已經發揮實質的政治影響力，顯示台灣未來可能走向「階級政治」的趨勢。 關鍵字：階級（class）、階級投票（class voting）、階級重組（class realignment）、政治分歧（political cleavage）、政黨認同（party identity）、泛藍（pan-blue）、泛綠（pan-green）。

藏族文化自古便在世界文明中佔有獨特地位，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及交通工具的進步，現代的藏族已是個跨國民族，如今在世界各大國家多有藏族居住，甚至形成獨特的藏族社區及政治組織。為探討在台藏族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本論文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分析： 　　首先是從藏族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其民族文化的歷史淵源，並對現代「藏族」的形成與歷史意義進行探索。此外，延續流亡藏族的議題，將關注的焦點從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延伸到對在台藏族的生活概況與相關歷史背景之討論。 　　第二部份旨在探討有關藏族文化變遷的問題。首先說明文化變遷與民族認同的聯繫關係，並在傳統藏族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下，對藏族知識體系的建構、語文學習與現代經濟文化衝擊三方面的文化問題，進行分析與討論，並瞭解其對藏族民族認同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第三部份則從台灣社會的觀點，探索台灣社會與藏族之間的關聯性，並分析在台藏族流亡過程在台灣移民史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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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民間熱絡、官方冷漠」為吾人看到的兩岸互動圖像。然一般咸信，經貿層面的頻密交流，將促成政治層面的漸進整合，而兩岸間的關係，是否將循此途徑，走向統合的未來？兩岸的經貿互動，是否又將註定趨於大幅開放，終而產生莫之能禦的政治影響？這些問題的答案相信須追根究底的自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交往所持立場之因素談起。即便兩岸政府間互動有限，民間交流卻逐漸擴張，日益衝擊兩岸關係的現狀，然此類經貿範疇的互動，即便發生於民間社會，而其幅度與方式雖仍受兩岸政府的節制，但在民間社會力量持續壯大的態勢下，台灣當局有關兩岸交流的政策，最終仍將決定於台灣的民意走向。 　　然而台灣民眾對兩岸交流所持立場為何？又受何種因素左右？學界對此似未進行更有系統的探究，本研究之目的便在彌補此項缺憾，作者透過「2006年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民意調查」所得民眾對於兩岸交流的態度，追蹤此類立場背後的決定因素。然為求前瞻未來，研究設計中將此類因素區分為可能變化的「理性層面」以及根深蒂固的「感性層面」藉此觀察台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由來。換言之，吾人認為台灣民眾在面對兩岸交流議題時，存在一個「理性 vs. 感性」的二元空間，前者訴諸「自評利益」、「階級劃分」、「經濟區域」、「部門利害」以及「競爭能力」；後者則受「省籍認同」、「身份認同」、「政黨認同」以及「台灣意識」的影響。此外，「自評利益如何認知？」乃是啟人疑竇的，此看似理性但卻暗藏權力與情感糾葛的經濟收益認知，其背後所不為人知之處則將引人遐想。

上海自開埠以來，華洋雜處、古老與摩登、傳統與現代等多元文化相融的城市風貌，造就了上海多層次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城市性格。上海女作家陳丹燕帶著相當個人化的視角來闡釋她的城市經驗，其作品時代跨度涵蓋了中國文革前後至九十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以寫作兒童文學背景出身的陳丹燕，大多是以溫情的眼光來觀照上海的人事物，時常在文本書寫中注入醒目的童話色彩。綜觀陳丹燕一系列的上海書寫作品，可看到上海移民的身分印記、童年的文革經歷、以及遊歷歐洲的域外經驗等，皆牽動著她觀看上海的角度。她藉由文學創作來逐漸消解自身對上海人身分認同的不確定性，因此書寫上海是其尋找和建構個人文化身分認同的過程，同時在紀實與虛構的小說文本創作裡，也試圖建構出上海在中國歷史上那定位不明的城市身世。 陳丹燕將上海女性的生命故事和城市文化發展連結起來，以有別於宏大敘事觀點的小歷史寫作視角來書寫女性傳記，女性故事與近代上海歷史交相輝映的書寫意蘊，即突顯出她對於上海歷史的獨特觀感。此外，陳丹燕如何「閱讀」上海這座城市的人文風貌，實展現出她對上海文化記憶的選擇，上海這座世人眼中的華麗之城，在她筆下總是敷染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惆悵沉鬱敘述色彩，尤其她將寫作視角聚焦於成長於新式里弄或生活在舊租界時代西洋樓房的上海人，特別關注這一群從舊時代過渡至新社會生活的上海知識階層。這群老上海人通常擺盪於東西方的價值觀中，並常陷於對自身文化根源被迫割裂的泥濘裡，在他們半新不舊和徬徨猶疑的文化身份上，著實映現了上海身世無法被明確定位的窘境。陳丹燕以思索追憶的細膩筆觸，精彩地演繹這座具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城市故事，呈現出與時下上海懷舊書寫不一樣的特殊文本聲音。

論文題目：群體規範、認知、認同對產品態度與忠誠度的影響－以青少年之偶像崇拜行為為例 校所組別：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碩士班國際企管行銷組 論文摘要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莊曼潔 指導教授：邱志聖博士 頁數：81 關鍵字：群體規範、認知、認同、態度、忠誠度、偶像崇拜 論文摘要內容： 東方群體主義的社會中，大多數人皆會在乎別人的眼光及看法，導致每個人在購買產品及使用行為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別人的影響。同儕團體、參考群體、文化的壓力會左右消費行為，因而在做採購決策時不是全憑個人的好惡，還參雜了相關他人的看法，社會影響力會左右每個人對產品的評價及選擇，特別是在購買外顯產品時這種現象尤其明顯。 本研究欲將以往探討滿意與忠誠度關係的架構加入社會影響力變數，探討在群體規範的壓力下或個人本身對於群體依附程度的不同，在認知與態度、認同與態度、態度與忠誠度、認同與忠誠度間之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是記名問卷或是不記名問卷，認知對態度、群體規範對態度、認同對態度、認同對忠誠度、態度對忠誠度皆有顯著影響，亦即不論其知覺到之社會影響力多寡，對產品的態度不僅會受到本身對產品認知的影響，亦會受到群體規範和品牌認同因素的影響，而態度和品牌認同會進而創造品牌忠誠。 其中知覺到之社會影響力較低者，品牌忠誠主要是由其本身對品牌的高度認同而來，而知覺到之社會影響力較高者，品牌忠誠主要是透過認知影響態度，再由態度影響忠誠度而來。 在群體依附焦慮部分，「高群體依附焦慮者」及「低群體依附焦慮者」，兩者在架構上均顯著，但並無顯著差異。其可能的原因有：問卷並未對群體作特定化定義、受訪者已內化為自己的態度、受訪者未依照其真實情況回答。

久米村是十四至十五世紀琉球地方向明國朝貢初期移住那霸的福建人－「閩人三十六姓」－所形成的聚落。久米村人對琉球王國外交、文化、思想、信仰有深遠的影響。本論文以時間為縱軸，以民族集團客觀特徵的姓名、語言、信仰、主觀認同意識為橫軸，探討閩人三十六姓自十四世紀末移住琉球那霸久米村之後至今600年之間，在琉球‧沖繩社會脈絡下改變的過程和因應機制，以及客觀文化特徵與主觀認同意識的相互關係。 論文除「緒論」、「結論」外，本論有六章，第一章「久米村人的形成」，寫久米村人的人來源、社會組織、現況，和久米村的地理位置。第二章「久米村人的職業」，重點在描述久米村人在封貢體系中擔任外交官重要角色的實態。第三章「久米村的姓名」，探討久米村人的命名制度及其因時代所起的變化。第四章「久米村人的語言」，析論久米村人閩南話、漢語官話、琉球語及日語之使用與變遷。第五章「久米村人的宗教信仰」，研析久米村人之祖先崇拜、天妃信仰，以及琉球民間信仰與日本民間信仰對久米村人信仰的影響。三、四、五章並分別就姓名、語言、信仰之客觀的文化特徵，探討其作為久米村人民族邊界的有效性。第六章「久米村人的認定與認同」，敘述琉球王國的身分認定制度，並析論此一制度對久米村人主觀認同的影響。 關鍵詞：沖繩 閩人三十六姓 認定 認同 / Kume Village was initially formed by 36 Fujian clans in the 14th Century when the Ryukyu Islands became one of the tributaries to the Ming Empire of China. Kume Villager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yukyu Kingdom in diplomacy, culture, thought, and belief perspectives. The tenets of this dissertation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of Kume Village; their career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languages, their system of assigning names to individuals, and how they related first to China, then later to the Okinawa Kingdom, Japan, and how they were perceived by Okinawans throughout this time. Th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The Kume Village", writes where Kume villagers come from originally, its past and present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Kume Village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Kume Villagers’ Social Niche", mainly describes the important role Kume villagers play in the tribute system as diplomats. The third chapter, "The Naming of a Kume Villager", discusses the Kume Villagers naming system and its evolution. The fourth chapter "The Kume Villager’s Language” analyzes these 4 languages: Southern Fujian, Chinese Mandarin, Ryukyu Islands, and Japanese as they are imported and integrated by the Kume community. The fifth chapter, "The Kume Villagers Religious Beliefs", analyzes the Kume Villagers worship of ancestors, Tian Fei beliefs, as well as how the Ryukyu Islands folklores and the Japanese folklores influenced Kume Villagers.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test the validity of name, language, and general belief mores as robust ethnic boundaries. The sixth chapter, "Caste-assignment and Social Identity", narr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stinct castes and government relegation of the Kume Villagers into an elite class and analyzes how this policy influenced Kume Villagers. Applying time and several ethnic features as its frames of reference, this dissertation debates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Kume Villagers parallel to and as the result of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kinawa society in the last 600 years. Keywords：Okinawa, 36 Fujian clans, Chinese overseas, Identity